后來的調(diào)查顯示，錢學森絲毫沒有帶走美國軍事科學機密的企圖，那些被沒收查扣的文件，不過是錢學森的私人書籍、筆記和數(shù)學對數(shù)表。 　　然而，他的確帶回了自己的大腦，還有一顆深深蒙羞、亟待雪恥的心
　　
　　離開加州
　　
　　錢學森逝世第二天，北京下了一場久違的大雪。雖然出生在冬天，錢學森未必會喜歡這樣清冷的天氣。1947年底，他在雨雪霏霏的波士頓給朋友弗蘭克?馬里納(Frank Malina)寫信，曾抱怨這個給了他美國生活的第一印象、碩士學位和第一份教授職位的城市的壞天氣。
　　他說，與四季分明的波士頓相比，他更喜歡總是溫暖如春的加州帕薩迪納。而且，雖然麻省理工學院慷慨地在1947年5月就為這位當時只有35歲的“科學明日之星”提供了終身教職――在當時美國的學院里，大多數(shù)教授必須從事20年以上的教學和行政工作才能得到這個職位。錢學森當時是MIT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但他覺得自己和這個校訓為“手腦并用”(Mind and Hand)、更加推崇愛迪生而不是愛因斯坦的學院氣場不對，他說：“老實說，我在這兒待得并不滿意�！�
　　與此同時，令錢學森覺得更有歸屬感的加州理工學院在向他不斷拋出橄欖枝：1萬美元的年薪，可以雇用一個助教并每年提供3個獎學金，為期7年總數(shù)50萬美元的研究基金，7年后無條件轉(zhuǎn)為終身教授。更重要的是，他將坐進他的導師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曾經(jīng)坐過的辦公室，主持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簡稱“JPL”)的工作，將他讀博士期間和馬里納等一眾好友關于超音速遠程火箭的前衛(wèi)科學設想付諸實現(xiàn)。
　　錢學森決定回到內(nèi)心中讓他更親近的加州。那里有他的老師、同學、朋友，看上去一片光明的事業(yè)前景，溫暖宜人的氣候，就連不能再每周欣賞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的遺憾，也很容易彌補：他可以仍舊像當學生時那樣，開車到不過十幾公里外的洛杉磯聽洛城交響樂團的演出。雖然沒有他喜歡的庫塞維茨基(Serge Koussevitzky)，但華倫斯坦(Alfred Wallenetein)也足以娛心。
　　然而，在信的結(jié)尾，他仍有迷茫�！拔艺娴牟荒艽_定自己的未來會如何，但或許，沒有任何人能確知自己的未來。”
　　8年之后，錢學森挈婦將雛，登上“克利夫蘭總統(tǒng)號”，取道香港，回到暌違20年的北京。
　　那之后，他終生再未履加州一步。
　　
　　孤獨的天才
　　
　　45歲之前的錢學森仿佛一直在漂泊。這種地理上的變換，又因為選擇地相當鮮明懸殊的極性差異而變得與眾不同。1911年生在上海，在北京度過自己的小學和中學時光，然后回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讀火車制造，1934年畢業(yè)后再度北上，考取清華大學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到美國后，在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只待了一年，一拿到碩士學位就轉(zhuǎn)入加州理工學院，在那里學習工作了10年，再回麻省理工學院，但只停留了3年，便又回到加州。南北東西，仿佛是人生如轉(zhuǎn)蓬的注解。
　　要知道，在美國的院校體系中，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恩怨糾葛，正與北京人和上海人互相瞧不起的勁頭有異曲同工之妙。地處東岸和西岸的兩所學院在學術研究方向上有眾多相近之處，但又風格迥異，教授間通過論文隔山打牛的互相諷刺是常有之事，而兩校學生每年開學之初互到對方學校大搞惡作劇砸場子，更已形成傳統(tǒng)。
　　與其說錢學森長袖善舞到了可以在任何一種環(huán)境游刃有余的地步，倒毋寧說，這個瘦小沉默的青年人，因為極端專注于自己的科學天地而無暇他顧。他的天分和家世，為他筑起了一道屏蔽大部分俗世喧囂的高墻，他可以天真、不通人情事理、隨心所欲、較真犯軸、就事論事而不考慮種種環(huán)境因素，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和重要性標準衡量取舍。這些特性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與他的成就互為因果――只是，人生從來不是僅有一個維度。
　　從同學和親友留下的回憶資料中，可以窺見這個總是考第一的完美主義者幾乎貫徹終生的孤獨。他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早上6點起床，除了上課和做實驗，一天中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獨自泡在圖書館，很少與人交談。直到1947年9月回上海探親時與蔣英結(jié)婚，錢學森一直單身，從無緋聞。他最喜歡的書之一是梭羅描寫自己隱居生活的《瓦爾登湖》，僅有的娛樂愛好是聽古典音樂。波士頓交響樂團1935到1936年一共舉行了20場演奏，錢學森一場都沒有錯過。
　　在加州師從馮?卡門的那段時間，或許是錢學森生命中少有的輕快歡愉時光。向以嚴厲著稱的馮?卡門對錢學森這個中國學生既贊許又推重，在幾十年后出版的他的自傳《風云際會》(The Wind and Beyond)中，馮?卡門單獨辟出一章，講述他和錢學森的交往經(jīng)歷，并表示，有這個很有想象力、數(shù)學資質(zhì)極高的學生做自己的助手，簡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賜恩物。
　　與此同時，錢學森也找到了與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加入了比他高兩級的弗蘭克?馬里納組織成立的火箭研究小組，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在課余時間，用從舊貨攤買來的零件組裝自己的火箭模型，在租住房子的后花園試驗。因為經(jīng)常有爆炸危險，一次甚至把實驗室的墻壁都炸穿了，以至于校方出面勸阻他們到附近的山谷里去干這種危險而瘋狂的舉動，他們諧謔地把自己稱為“自殺隊”。然而，馮?卡門卻敏銳地看出，這個“自殺隊”所進行的項目，可能將改變未來。他不僅默許自己的這群天才學生使用實驗設備，而且在資金緊張的時候幫忙聯(lián)系項目資助，在1939年獲得來自美國科學院的首筆1000美元的基金，設立火箭研究中心。這正是今日在全球航空航天技術領域執(zhí)牛耳的噴氣推進實驗室的源起。
　　因為馮?卡門的關系，更是因為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對軍事科學研究的需要，錢學森在上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參與了多項美國軍方機密工作，包括前往德國探究V-1和V-2火箭的秘密，從事美國最早的探空火箭和“下士”導彈的研制等。他在1943到1944年為美國軍官學員編寫的《噴氣推進》一書，講述噴氣推進的基本原理和噴氣推進飛行器的性能，成為未來10多年中的經(jīng)典教科書。而為美國導彈發(fā)展規(guī)劃了未來半個世紀的藍圖的著名報告《邁向新高度》(Toward New Horizon)，9卷中便有5卷出自錢學森之手，詳細分析論證了超音速飛行、洲際導彈和人造地球衛(wèi)星發(fā)射的可行性。由于這些工作，1945年，他受到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接見，并被頒予“二戰(zhàn)和平勛章”及“國家服務優(yōu)等勛章”。
　　上世紀40年代末，錢學森聲名鵲起，成為美國科學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都~約時報》和《時代》周刊開始預測他會成為另一個馮?布勞恩。然而，在馬里納隨手畫下的一幅描繪馮?卡門主 持下的古根海姆實驗室成員開會情景的漫畫中，卻出現(xiàn)了一個饒有趣味的細節(jié)――坐在會議桌左首的錢學森看上去有些神思不屬地玩弄著一枚蛋，蛋的一面寫著美國，另一面，是中國。
　　
　　曲折的歸國路
　　
　　如果沒有后來的風云突變，已經(jīng)在美國功成名就的錢學森是否會永居美利堅?一些證據(jù)指向肯定的結(jié)論，另外一些證據(jù)則給出相反的答案。但是，寬容一點看，任何一個曾經(jīng)在國外生活過的中國人，恐怕都不會對錢學森曾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猶豫不諒解。
　　雖然絕大多數(shù)時間自我封閉于自己的學術天地，雖然在專業(yè)領域中可以傲視同儕，敏感而高傲的錢學森依然不能擺脫種族歧視帶給他的情感困擾。向來寡言的他曾經(jīng)在多個場合講起那次看電影的遭遇：他與一個中國朋友在電影開場后走進影院，借著銀幕的反光尋找座位，連聲向周圍人說對不起�？墒莿傉业降胤阶�下，旁邊的外國人便招呼影院工作人員，要求讓他們移到別的座位，因為他們不愿意有中國人坐在旁邊。
　　另外一些經(jīng)歷，盡管少被提及，但應該也曾給錢學森帶來很多刺激。據(jù)美籍作家張純?nèi)缈甲C，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學院前后，錢學森花了很長時間在帕薩迪納四處尋找可以買下來常住的房子，卻未成功。原因是，當時洛杉磯附近的高級住宅，有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禁止屋主轉(zhuǎn)售房子給非白人，即便錢學森已經(jīng)是小有名氣、收入豐厚的大學教授。
　　即使學術上的見解高人一籌，他講課時的“帶著德國和中國口音的英語”依然受到學生的嘲笑。那時的錢學森還太年輕，還沒能學會馮?卡門連消帶打的幽默自嘲――“我要跟你們說世界語，那就是爛英文”。他只會在學生略顯刻意賣弄地用流利的英語做學術報告時表現(xiàn)出不耐煩的樣子，頻頻變換百葉窗的方向，然后在聽到漏洞后大喝一聲，“你這全都是理論上根本行不通的扯淡”。
　　更何況，身為家中獨子的錢學森，對故土另有一重牽掛。1947年夏天，去國12年的錢學森回上海探望父親，便曾有留下來的想法，而母校上海交通大學也適時向他發(fā)出擔任校長的邀請。然而，未曾想到的是，當報告提交至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時，卻被以錢學森年紀太輕、資歷過淺的理由回絕。加之斯時國共內(nèi)戰(zhàn)正酣，前途未明，錢學森只得打消這一念頭，攜新婚妻予重返美國。
　　正因了10多年旅美生活中逐漸埋下的伏筆，1950年春天，當兩名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探員叩開錢學森的家門，要求他就是否曾為美國共產(chǎn)黨帕薩迪納支部“122教授小組”成員、是否現(xiàn)時仍為共產(chǎn)黨員等問題接受調(diào)查，而他參與空軍研究計劃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因此吊銷時，錢學森感到難以容忍的奇恥大辱。時任加州理工學院工程系主任的林威爾(Fredorick Linkdvail)后來回憶道，F(xiàn)BI的探員上門后不久，錢學森就來找他說，“我覺得我在美國已經(jīng)不受歡迎了”，并表示決定返回大陸。隨后，錢學森向輪船公司訂購了全家從美國到香港的船票，還專門請了專業(yè)的搬家打包公司Bekins Van and Storage收拾行李，“鋼琴、家具、鍋碗瓢盆、床、書、書桌、收音機組合，還有一臺洗碗機……種種一切，顯示出他回國定居不再返美的決心”。
　　可是，錢學森并沒能馬上走成。去華盛頓就“國家安全許可證”被吊銷一事上訴時，錢學森拜會了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學院共事過的坎貝爾(Dan Kimboel)，后者此時正擔任美國海軍部次長。那句在中國廣為流傳的“我寧愿槍斃他，也不愿讓他離開美國，他無論如何抵得上三到五個師的兵力”，便出自坎貝爾之口。但其實，真正的語境，卻是熟知錢學森個人背景的坎貝爾，對麥卡錫主義分子無中生有的諷刺：“說我是共產(chǎn)黨都比說錢學森是共產(chǎn)黨可能性大些。”據(jù)說，坎貝爾在給司法部打電話的時候大聲咆哮：“他老婆不是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女兒嗎?”
　　坎貝爾當時力勸錢學森繼續(xù)留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在沒有安全許可證的情況下先擔任數(shù)學教授，此外，還為錢學森介紹了一名律師保羅?波特(Paul Porter)。然而，隨后發(fā)生的莫須有的“機密文件事件”，卻令局勢急轉(zhuǎn)直下。8月23日，錢學森一家在洛杉磯機場被移民局官員攔截，9月6日，他以“企圖運輸秘密科學文件”罪名被逮捕，關押在特米娜島長達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學院交去1.5萬美元保釋金才將錢學森釋放。此后，他更是被軟禁長達5年之久。直至1955年日內(nèi)瓦會談，中國政府以釋放11名美軍飛行員戰(zhàn)俘為代價，才換來美國政府批準錢學森歸國。
　　后來的調(diào)查顯示，錢學森絲毫沒有帶走美國軍事科學機密的企圖，那些被沒收查扣的文件，不過是錢學森的私人書籍、筆記和數(shù)學對數(shù)表。
　　然而，他的確帶回了自己的大腦，還有一顆深深蒙羞、亟待雪恥的心。
　　
　　“中國航天之父”
　　
　　離開美國前，錢學森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我不打算要回來，我想盡我最大的努力，來協(xié)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能令他們活得快樂而有尊嚴的國家�！�
　　歸國之后的錢學森，由于研究領域的敏感性，許多工作迄今仍不為公眾所知。但眾所公認，盡管在錢學森歸國前后，鄧稼先、錢三強、王淦昌、錢偉長、趙忠堯、郭永懷、吳仲華等科學家在推動研制兩彈一星上做出了相當多的工作，完成了理論和結(jié)構設計，但促成中國研制的火箭可以在技術上與美蘇相抗衡，關鍵性的領軍人物是錢學森。
　　僅僅歸國3個月，錢學森就和錢偉長一道創(chuàng)立了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著手為中國培養(yǎng)第一代航空航天專家。他參與編制了全國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選擇原子能、噴氣技術、電子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技術為國家最重大最緊急的發(fā)展方向。他推動創(chuàng)建了有“中國火箭和導彈的搖籃”之稱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擔任院長。作為組織領導者，他參與了中國第一枚近程導彈、第一枚中程導彈、導彈核武器、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wèi)星和第一枚遠程運載火箭的研制和發(fā)射。而他的《工程控制論》，被認為是現(xiàn)代科學研究、現(xiàn)代科技管理及經(jīng)濟管理所必須遵循的理論依據(jù)，并不會因為時間而沖淡價值。
　　在官方的生平簡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更多更詳盡的記述，但是，也許來自昔日敵手的評價更具說服力。在接受美國“60分鐘”電視節(jié)目專訪時，曾參與曼哈頓計劃的拉爾夫?萊波(Ralph Lapp)被問及錢學森在中國核武器和導彈研制計劃中扮演的角色，萊波回答道：“我會說，他是為此奠下基礎的人。事實上，具有火箭科學背景的他，必定是中國導彈計劃中指引方向的那盞明燈。就中國目前以及未來的成就來看，我都會將之歸功于錢學森的帶領�！倍�另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如果不是麥卡錫掀起的紅色恐怖逼走錢學森，在上世紀50年代初連制造一輛汽車的能力都沒有的紅色中國，恐怕最早也要到上世紀70年代末才可能發(fā)展出兩彈一星。
　　作為科學家和中國人的錢學森，完 美地實現(xiàn)了自己的成功復仇。
　　然而，在這些成功之后，又有著怎樣的犧牲?
　　從頭審視錢學森的科學人生，我們多么希望，那個即使在被關押羈留、限制人身自由的重壓下，依然拒絕指認自己好友維恩勃姆為共產(chǎn)黨員的錢學森，后來不曾寫過痛斥自己的另一位好友兼同事，“完全是個說謊話、耍政治手腕的人，沒有一點科學家的味道”的批判文章。那個總是對學生說，“除非你寫得出來(證明過程)，否則就不算數(shù)”和“證明他”的錢學森，不曾向全國人民證明，只要有足夠的水、肥料和勞力，理論上要使農(nóng)作物增產(chǎn)20倍是可能的，畝產(chǎn)萬斤不是虛言；那個被馮?卡門贊為“我的門生中最嚴謹、最富有科學精神”的錢學森，不曾對耳朵認字的特異功能信之不疑，不曾寫文章論證中國古代名醫(yī)都是大氣功師?
　　面對這些駁雜于錢學森一生科學與愛國主旋律中的異音，后學者或失聲，或矯飾。那是為了什么?錢學森從來都只有沉默。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就對自己的學生說，“人在臨終前最好不要寫書，免得活著的時候就開始后悔”。
　　但他其實可能已經(jīng)給出過回答。
　　1954年12月8日，錢學森給當時已經(jīng)因為麥卡錫主義的陰云而辭去噴氣推進實驗室主任一職、瀟灑地跑到巴黎學習現(xiàn)代派繪畫的馬里納寫信。經(jīng)歷了突然逮捕、監(jiān)禁，不允許與任何人交談聯(lián)系，晚上每隔10分鐘被開燈檢查一次，半個月內(nèi)瘦了30磅，學術前景一片黑暗的錢學森，驀然驚覺，所有那些學位、獎章、職位、做過的貢獻、認識的上層人士，都救不了他。在信中，他曾悲涼地寫道：“你相信……行政當局會傷害他們自己的未來，只為了忠于歷史?就算你相信歷史會還你一個公道，但你知道歷史是經(jīng)常被篡改的嗎?你相信世上還有正義與誠信嗎?……畢竟，一個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告慰自己的良心說，他為人群付出的比人群給他的要來得多的話，豈不也是很好?”
　　附記：我把你的信和這一封信的影本保存起來給未來的歷史學家了。
　　
　　錢學森主要科學成就
　　錢學森是我國航天科技事業(yè)的先驅(qū)和杰出代表，在空氣動力學、航空工程、噴氣推進、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等技術科學領域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是中國近代力學和系統(tǒng)工程理論與應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導人。
　　1956年初，錢學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yè)的意見書》。同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jù)他的建議，成立了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yè)委員會，并任命他為委員。
　　1956年，錢學森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擔任首任院長。他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guī)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的研制，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jié)合”試驗，參與制定了中國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jié)合”試驗，參與制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fā)展規(guī)劃，發(fā)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論和系統(tǒng)學等。
　　在控制科學領域，1954年，錢學森發(fā)表《工程控制論》的學術著作，引起了控制領域的轟動，并形成了控制科學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1957年，《工程控制論》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同年9月，國際自動控制聯(lián)合會(IFAC)成立大會推舉錢學森為第一屆IFAC理事會常務理事。他也成為該組織第一屆理事會中唯一的中國人。
　　在應用力學領域，錢學森在空氣動力學及固體力學方面做了開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壓縮邊界層的一些溫度變化情況，并最早在跨聲速流動問題中引入上下臨界馬赫數(shù)的概念。1953年，錢學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學概念，主張從物質(zhì)的微觀規(guī)律確定其宏觀力學特性，開拓了高溫高壓的新領域。
　　在系統(tǒng)工程和系統(tǒng)科學領域，錢學森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國民經(jīng)濟建設總體設計部的概念，堅持致力于將航天系統(tǒng)工程概念推廣應用到整個國家和國民經(jīng)濟建設，并從社會形態(tài)和開放復雜巨系統(tǒng)的高度，論述了社會系統(tǒng)。他發(fā)展了系統(tǒng)學和開放的復雜巨系統(tǒng)的方法論。
　　在噴氣推進與航天技術領域，錢學森在上世紀40年代提出并實現(xiàn)了火箭助推起飛裝置，使飛機跑道距離縮短，1949年，他提出火箭旅客飛機概念和關于核火箭的設想；1962年，他提出了用一架裝有噴氣發(fā)動機的大飛機作為第一級運載工具，用一架裝有火箭發(fā)動機的飛機作為第=級運載工具的天地往返運輸系統(tǒng)概念。
　　在思維科學領域，錢學森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創(chuàng)建思維科學技術部門，認為思維科學是處理意識與大腦、精神與物質(zhì)、主觀與客觀的科學，推動思維科學研究是計算機技術革命的需要。他主張發(fā)展思維科學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計算機的工作結(jié)合起來，并將系統(tǒng)科學方法應用到思維科學的研究中，提出思維的系統(tǒng)觀。
　　在人體科學、科學技術體系等方面，錢學森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據(jù)新華社北京10月31日訊)
　　
　　錢學森簡要年表
　　1934年，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yè)，考取清華大學赴美留學公費生。
　　1936年，獲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后轉(zhuǎn)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
　　1947年，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1949年，任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教授。
　　1954年，《工程控制論》英文版出版。
　　1955年，返回祖國。
　　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1957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1956年度)一等獎。被增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56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主任。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1959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相繼當選為第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60年，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
　　1965年，任第七機械工業(yè)邵副邵長。
　　1968年，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研究院院長。
　　1969年，當選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1970年，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82年，任國防科學技術工業(yè)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論系統(tǒng)工程》出版。
　　1985年，作為第一獲獎者，和屠守鍔等獲全國科技進步特等獎。
　　1986年，被增選為政協(xié)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并相繼當選為政協(xié)第七、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8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主席。
　　1991年，獲“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錢學森文集(1938～1956)》出版。
　　1994年，被選聘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5年，獲首屆(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優(yōu)秀獎”。
　　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00年，《錢學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8年，被評為“2007年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2009年，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時6分、在北京逝世。(摘自11月6日《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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