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的新聞史專著。不論是在新聞學理和新聞史實的選擇與評析上還是在編排體例上，該書在新聞史學領域的研究都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不論是在當時還是今日，對該書的閱讀和領悟對新聞專業(yè)的學生和新聞從業(yè)人員而言都是必要的。
　　【關鍵詞】中國報學史 戈公振
　　
　　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曾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命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個命題的旨歸在于，將“以往雜亂無章、支離破碎的史學研究改造成為真正能提出明確的問題并給出明確答案的史學”。在這樣的前提下，他認為，“傳統(tǒng)的史學是不能擔此重任的，因為傳統(tǒng)的史學不過是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或者說剪貼歷史”。在此基礎上，反觀我國新聞史學研究，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無疑是一部帶著哲學家的睿智和史學家的洞察力完成的一部著作，這部著作在編輯史料的基礎上為我們梳理出了從漢唐到五四運動前的中國報刊產生、發(fā)展的概貌和思想流變過程。
　　1927年11月，《中國報學史》出版，該書系統(tǒng)講述了我國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歷程，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的新聞史專著，標志著中國報刊歷史研究的開始。
　　該書在緒論部分即對新聞學的基本概念進行了界定，對報紙的特點、新聞的源與流、新聞的本質等學理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在體例上，《中國報學史》以時間為順序，對我國從古代到民國時期的報紙按照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chuàng)始時期、
　　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時期等進行了歷史分期，遵循了通史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全面闡述的基本做法。
　　
　　一、戈公振其人
　　
　　戈公振（1890-1935），名紹發(fā)，字春霆，號公振，江蘇東臺人，我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著名的愛國新聞學家、中國新聞業(yè)史研究的拓荒者。
　　戈公振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著名的報人，是一位集記者、學者、社會活動家于一身的愛國知識分子。他的多重“角色”均以新聞為軸心，“與新聞事業(yè)相始終”（于佑任語）。
　　從1912年進入《東臺日報》社擔任圖畫編輯起，戈公振又先后任《時報》校對、助理編輯、編輯、總編輯。在《時報》工作的十五年中，對報紙的革新作了大量的工作，使《時報》成為當時知識分子最愛讀的一份報紙。1920年他開創(chuàng)的《圖畫時報》，圖文并茂，在我國畫報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他編譯了《新聞學撮要》，寫出了《中國報學史》這部著作，最早地、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我國報刊歷史，成為研究中國文化思想史的一部重要文獻。
　　戈公振把他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國的新聞事業(yè)，對我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新聞事業(yè)，從實踐到理論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二、歷史評價
　　
　　作為中國新聞史的開山之作，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和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徐寶璜的《新聞學》并稱于世。它是第一本由中國人編寫的研究中國報刊史的研究專著，其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系統(tǒng)研究的開端，代表了舊中國報刊史研究的最高學術水平，在我國新聞史學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
　　《中國報學史》于1927年11月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的新聞史專著，“系統(tǒng)全面地介紹和論述了中國新聞事業(yè)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吨袊鴪髮W史》匯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國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大致脈絡，確定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它的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系統(tǒng)研究的開端，在我國新聞史學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此后，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現(xiàn)出全面鋪開之勢，通史、地域史、斷代史、人物史、專題史等方面的專著紛紛問世�！斑@一時期的新聞史研究，在新聞史的各個領域都有所拓展，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基礎�！�
　　總之，《中國報學史》一書為戈公振贏得了很高的聲譽。這本書的價值，首先在于它的系統(tǒng)的資料性。該書第一次把從漢唐到五四運動前的中國報刊產生、發(fā)展的概貌，清晰地勾勒出來，搜集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后人的繼續(xù)深入研究開辟了道路，并為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線索。其次是該書的思想性。這本書敢于正視某些客觀歷史事實，揭示了邸報的實質，對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報刊在華進行的侵略和軍閥壓制、收買報刊、捕殺進步新聞工作者的反動政策，進行了揭露和抨擊，歌頌了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一些報刊，書中體現(xiàn)了作者鮮明的愛國主義立場和民主主義思想。這本書代表了舊中國報刊史研究的最高學術水平。再次,在分期問題上比前人有進步。資產階級新聞學家通常把報紙的發(fā)展歷史大略劃分為“口頭報紙”、“手寫報紙”和“印刷報紙”三個階段，戈公振雖然贊同這一分期方法,但他把中國報刊史又具體化為官報獨占、外報創(chuàng)始、民報勃興和報紙營業(yè)四個時期。這種以傳播的技術形式具體轉化為按報紙所有體制和經(jīng)營性質進行劃分的方法，則更符合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顯然是一大進步。
　　
　　三、體例劃分的創(chuàng)新――編輯方式分析
　　
　　借用何兆武先生在談及柯林武德史學要義的一段精當論述來說：史料不是史學，史學是要建筑一座大廈，而史料則是建筑這座大廈的磚瓦；建筑材料無論有多么多，都不是建筑物本身。史實的堆積和材料的考訂，充其量也只是一部流水帳，要了解這部流水帳的意義，則有賴于思想。史家是無法回避思想理論的，盡管剪貼派史家曾用種種方法來抗拒理論，包括剪貼現(xiàn)成理論文獻的方式來抗拒真正的理論；――史學有史學的義理，既不能用考據(jù)本身代替義理，也不能以考據(jù)的方式講義理。只有通過思想，歷史才能從一堆枯燥無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過物質的遺跡進入精神生活的堂奧，才能產生真正的史學。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提出“大歷史觀”，即“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引入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
　　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以時代為經(jīng)，整合了地域、行業(yè)、宗教、社會階層等多種材料，以一種“大歷史觀”的角度和對重要歷史細節(jié)的較準確把握，大致勾畫出中國新聞發(fā)展的基本框架，即“四時期”說。
　　1、官報獨占時期（以邸報為中心，自漢唐以迄清末，全國統(tǒng)于一尊，無人民論政機會）。我國古代報紙的發(fā)展有兩條主要線索。一條是官方的邸報，一條是民間的小報。對于中國古代報紙的兩條發(fā)展線索，馬克思曾評論道：“明朝中葉以后雖有民間報房出版的京報，但完全是在政府監(jiān)督下翻印邸報稿件，以至后來對報紙的記載，邸報、京報的概念常被混用，因為它們本來是一回事�！�
　　2、外報創(chuàng)始時期（為我國有現(xiàn)代報紙之始。報紙目的，有傳教與經(jīng)商之殊）。19世紀是世界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至于1815年則是中國第一份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計傳》創(chuàng)刊的日期，1895年又是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間，此后不久的戊戌變法也推動了近代的第一次辦報高潮。從1815年到1895年，這80年既基本涵蓋了19世紀，也屬于中國近代報業(yè)或新聞事業(yè)發(fā)端的時期。在這將近一百年的時間里，中國新聞史的主體是外報一統(tǒng)天下，其中尤其以傳教士的報刊為主，這些外報在19世紀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yè)早期發(fā)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民報勃興時期（開人民論政之端，其性質有君憲、民主、國粹及迎合時好多種）。清末民初，這個時期的新聞事業(yè)及其發(fā)展，可以概括為三次國人辦報的高潮：第一次是維新變法，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五四運動。這三次辦報高潮可謂一浪高過一浪，一方面，辦報的規(guī)模和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它們對社會變革的態(tài)度與認識越來越激進，越來越急躁。
　　4、民國成立以后（趨向營業(yè)方面，特質上之改良日有進步，商業(yè)色彩濃厚）。在上述各時期后，每部分都配有“結論”章節(jié)，概述其由來發(fā)展興衰變化，立論精當，言簡意賅。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在體例上基本確定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時間分期上，也成為今后學者對中國新聞史進行梳理的基本參照依據(jù)。
　　
　　四、小結
　　
　　在戈公振先生短暫的一生中，他以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普世情懷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xiàn)實進行了深刻總結。他以一名新聞從業(yè)人員開闊的視野和一位哲人的思索來考慮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把新聞業(yè)務、新聞史論、新聞教育三者有機結合，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對中國新聞學的建設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見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ㄗ髡邌挝唬簭V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07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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