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8年執(zhí)政期間大力推動法理臺獨，陳水扁儼然成為激進臺獨路線的代言人，這也為陳水扁提供了一種無形的政治保護。因此，盡管對陳水扁貪腐行為加以嚴厲懲處，有利于維護政黨形象，卻沒有人敢于為此得罪黨內的基本教義派，民進黨內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幾乎都不敢與陳水扁進行徹底的切割。
　　
　　脫胎于“黨外”陣營的民進黨自1986年9月28日成立以來，在與國民黨的抗爭中不斷發(fā)展壯大。其間，盡管曾在一些重要的選舉中遭受挫折，但直至臺灣地區(qū)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一直是最具實力的反對黨。
　　2000年，陳水扁以微弱的相對多數擊敗宋楚瑜、連戰(zhàn)等競選對手，贏得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的勝利。這標志著民進黨的政治力量達到一個新的頂峰。此時，國民黨不但痛失政權，而且面臨黨內分裂的危局，民進黨在臺灣政壇上一時可謂風頭無兩。
　　然而，民進黨略帶僥幸的勝利卻成為其新一輪政治衰落的開始。執(zhí)政8年中，民進黨不但在政績上乏善可陳，而且不斷有黨內高官涉入貪瀆弊案，“第一家庭”成員涉案人數之多，貪腐情狀之不雅，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這一切使民進黨一直刻意營造的清廉形象蕩然無存，并使馬英九以壓倒性優(yōu)勢為國民黨贏回政權。
　　盡管陳水扁及其家人的貪腐行為嚴重損害了民進黨的政黨形象，民進黨也因此前途灰暗，但黨內高層卻遲遲不敢與陳水扁徹底切割。陳水扁頻頻與深綠勢力相互取暖，并不時對民進黨中央和臺灣的檢調單位擺出一副強硬姿態(tài)。自紅衫軍倒扁以來，民進黨不顧政黨形象上的負面影響，對陳水扁的一味姑息與縱容，使不少人感到迷惑不解。其實，這其中的緣由可以追溯至民進黨成立之后的臺獨化過程。
　　
　　從“工具臺獨”到“目標臺獨”
　　
　　早在“黨外”運動時期和民進黨建黨初期，“人民自決原則”便已出現在對抗國民黨的政治運動中。1978年，臺灣當局因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而擱置當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人士于12月25日聯名簽署《黨外人士國民聲明》，聲稱“臺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在當時，包含臺獨萌芽的自決口號更多是作為推動臺灣地區(qū)政治民主化的手段，臺獨本身尚未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政治目標。
　　黨外運動的最早開創(chuàng)者、帶頭簽署《黨外人士國民聲明》的余登發(fā)始終都堅持“中國一定會統(tǒng)一”的觀點，并認為“臺灣獨立，不論是新式的還是舊式的，都是不可能的”。民進黨建黨發(fā)起人之一、第一任黨主席江鵬堅曾在解釋“人民自決原則”時表示，民進黨“必須有一個有別于國民黨的自己的主張”，民進黨“提‘自決’只是一種手段，經過這樣的手段，來達到我們參與政治的目的”。第二任黨主席姚嘉文也曾否認民進黨的自決主張含有“自外于中華民族的臺獨分離意識”，并稱“民進黨是主張民主自決，而不是民族自決”。
　　可見，黨外運動和建黨初期的民進黨，并未將臺獨作為政治運動的宗旨或建黨后為之奮斗的最終目標，或者說，民進黨早期的臺獨訴求最多只具有“工具性意義”。但是，一項工具性政治主張被提出后，由于后繼者的矢志推動，往往可能脫離提出者的初衷，獲得自身發(fā)展的慣性。民進黨后期特別是上臺執(zhí)政后的諸多行動表明，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的臺獨訴求，已經完成了從“工具性意義”向“目標性意義”的政治嬗變。
　　如果將革命單純地定義為對政治現狀的激烈改變，那種試圖將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無疑是一種革命性的訴求。革命性勢力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現狀，并根據自身的價值認同對其加以改造。那些希望保持現狀的人們，一開始往往對此熟視無睹或袖手旁觀。他們要么因為誤解而將革命性勢力的訴求視為一種虛張聲勢的手法，要么自欺欺人地將其視為一種不會造成深刻后果的有限目的。
　　
　　在臺獨的聲音最初出現時，很少有人加以認真對待。人們總是相信兩岸統(tǒng)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正是這種將主觀期望想象為客觀趨勢的心態(tài)，使人們不愿直面臺獨勢力不斷壯大的事實。直到臺獨已經成為一個現實而迫切的威脅時，人們再要消除這種威脅，即使不是為時已晚，也必須付出極高的代價。實際上，民進黨發(fā)展壯大的過程，同時也是其不斷臺獨化的過程。民進黨的臺獨化不但對其黨內政治氛圍，而且對臺灣島內的整體政治生態(tài)乃至兩岸關系，都已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就其對民進黨本身的影響而言，臺獨化使激進的臺獨派系始終能夠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溫和勢力則不斷被邊緣化。一般來說，在兩黨主導的選舉政治中，為了贏得選舉的勝利，候選人都需要使自己的政見向中間立場靠攏，以便獲得盡可能多選民的支持。實際上，在1994年臺灣省長及高雄市長選舉，1995年臺灣第三屆“立委”選舉和1996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及“國代”選舉中，民進黨都遭受失敗，其主要原因便是候選人所持的激進臺獨主張。臺獨一時被視為“票房毒藥”。
　　不過，這些失敗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民進黨內激進臺獨勢力的主導地位。實際上，在每次重要的選舉中，任何人要想成為民進黨的候選人，即使不是得到激進臺獨派系的積極支持，也必須得到他們的消極認同。在民進黨獲勝的兩次重要選舉中(1994年的臺北市長選舉和2000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水扁要么竭力回避臺獨議題，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全面市長”，要么通過提出“積極的”兩岸經貿政策和利用“新中間路線”淡化自身的臺獨色彩。
　　
　　臺獨是陳水扁的護身符
　　
　　但是，陳水扁從來就不是一名真心實意的中間路線者或民進黨轉型運動的倡導者。在推動民進黨臺獨化方面，陳水扁一直都是不遑多讓。1986年，當黨外運動的代表正與國民黨的代表就推動民主憲政積極溝通時，作為黨外公政會重要成員的陳水扁對“溝通”口誅筆伐，并稱“溝通”為“鉤通”。以陳水扁等人為主的黨外激進派人士為了爭取黨外運動的主流地位，以“不妥協(xié)”標榜自己，甚至指責參與溝通的黨外人士向政權當局妥協(xié)、投降，失去黨外抗議精神和出賣黨外的支持者。1997年，在許信良積極推動民進黨轉型時，陳水扁也曾大力反對并展現出強硬的臺獨立場，從而獲得黨內基本教義派的支持。
　　為了贏得政黨之間的政治競爭，候選人需要盡量向中間立場靠攏，但為了在政黨內部斗爭中獲得勝利，競爭者則必須展現一種激進的姿態(tài)。實際上，一名候選人在正式選舉中可能表現的溫和程度，恰恰取決于其一貫的激進立場得到黨內基本教義派認同的程度。在民進黨臺獨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不但為陳水扁贏得重要選舉的黨內提名，而且還使其擁有了在正式選舉中采取靈活立場的政治資本。
　　民進黨政治人物出于選舉需要而顯示的靈活立場和溫和姿態(tài)，曾被不少人視為“可與之打交道”的依據。他們相信這些政治人物有妥協(xié)的誠意。但在與革命性勢力打交道的過程中，強調“誠意”并沒有什么意義。革命性勢力最缺乏的就是誠意和達成最終妥協(xié)的 意愿。它可能會與維持現狀者進行溝通和會談，但它的目的并不是解決糾紛，而是為了利用商談場所進行宣傳，從而影響輿論和爭取同情。
　　由于在8年執(zhí)政期間大力推動法理臺獨，陳水扁儼然成為激進臺獨路線的代言人，這也為陳水扁提供了一種無形的政治保護。因此，盡管對陳水扁貪腐行為加以嚴厲懲處，有利于維護民進黨的政黨形象，卻沒有人敢于為此得罪黨內的基本教義派，民進黨內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幾乎都不敢與陳水扁進行徹底的切割。最近，重回民進黨的許信良在一次集會上對陳水扁進行譴責，最后卻不得不在一片噓聲和呼嘯而至的飲料瓶中悻悻離場。
　　自上世紀90年代初，“泛新潮流系”的高純度、理念型臺獨主張成為民進黨內的主流意見后，對任何黨內政治人物而言，失去了基本教義派的支持，在黨內就不會再有什么政治前途。多數情況下，基本教義派都能主導一個政黨的政治路線和政治議程�，F在的民進黨大佬們不會忘記，從康寧祥到施明德再到許信良，這些真心實意為民進黨大力拓展政治疆土的轉型路線(或中間路線)倡導者，最后都因為難以見容于基本教義派而被迫離開民進黨。
　　在被獨統(tǒng)爭執(zhí)和族群分歧所左右的臺灣政壇，第三勢力難有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面對臺獨基本教義派的壓力，不但民進黨內的政治人物需要謹小慎微，甚至整個民進黨都不敢從臺獨立場上稍作后退。盡管基本教義派的制約可能會限制民進黨政治版圖的進一步擴大，但民進黨對此也無可奈何，因為它絕不能聽任深綠選民所構成的龐大政治資源，被虎視眈眈的其他泛綠政黨趁機收編。
　　正是因為未能看到基本教義派對民進黨溫和路線的否決性力量，不少人對民進黨政治人物出于選舉需要而展現的溫和姿態(tài)，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期望。實際上，在尚且不能一蹴而就地達成最終目標時，任何革命性勢力只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心理技巧，就一定會把每一個具體步驟說成是追求有限目標的表現，或者說成是出于某種正當苦衷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被詡為“臺獨理論大師”的林濁水，曾這樣描述民進黨的臺獨歷程和新潮流系在其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我們希望民進黨扮演追求臺獨運動的火車頭，我們一步一步地讓民進黨臺獨化。我們每一步都考慮到當時政治環(huán)境接受的程度，我們總是提出比大家能夠接受高一點點的綱領，然后大家折衷一下，就恰到好處……5年之間，我們做了，七個步驟，我們是穩(wěn)打穩(wěn)扎。”
　　和革命性勢力相比，維持現狀者在心理上處于極為不利的境地。他們總是傾向于相信前者出于策略需要而顯示出來的“誠意”(有時甚至不惜自欺欺人)，因為他們不愿意為了阻止現狀的有限改變而面對可能發(fā)生的激烈沖突，不想失去他們所珍視的安寧。因此，盡管在開始時實際的力量平衡對革命性勢力是不利的，革命性勢力由于目標明確和無所顧忌仍可獲得心理上的優(yōu)勢，從而彌補實力上的不足。革命性勢力在現實所迫的情況下，有時也會調整自身的立場(這常常被人們天真地視為真正有誠意的表現)，但這種調整只有一種戰(zhàn)術上的意義：為下一次較量作更充分的準備。
　　
　　提升兩岸統(tǒng)一的內在價值
　　
　　臺獨基本教義派在主導民進黨政治走向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臺灣島內的政治生態(tài)，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兩岸關系的性質。在兩蔣時代，盡管海峽兩岸大有不共戴天之勢，但其沖突只是源于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在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上，當時兩岸民眾并無多少歧見。思想上的分歧可能會使一個國家暫時處于分裂狀態(tài)，但一般不會對國家統(tǒng)一構成難以克服的障礙。以韓國與朝鮮(或統(tǒng)一前的東德與西德)為例，盡管它們已是享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但雙方的民眾在身份認同上并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都將分裂狀態(tài)視為一種臨時性的安排。人們對最終統(tǒng)一的目標并無異議，分歧僅在于統(tǒng)一的方式和途徑。
　　相反，一個國家不同地域的民眾如果在國民身份認同上出現了分歧，則不管是使分隔的地區(qū)走向統(tǒng)一，還是維護現有的統(tǒng)一狀態(tài)，都是一個極為嚴峻的難題。改變臺灣民眾的身份認同，使他們將自己與“中國人”區(qū)分開來，正是臺獨勢力“去中國化”活動的要害所在。臺獨勢力在改變臺灣民眾身份認同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使臺海兩岸在今后的妥協(xié)變得更加困難。那些一直強調“時間站在統(tǒng)一一邊”的人，似乎不應該對這種危險的趨勢視而不見。
　　部分臺灣民眾在身份認同上的改變，在促使“工具臺獨”向“理念臺獨”轉變的同時，也使得獨統(tǒng)爭執(zhí)主導了臺灣島內的政治生活。在這種政治爭執(zhí)中，臺獨勢力顯然占據著心理上的優(yōu)勢。臺海兩岸目前的現狀并非一種正常狀態(tài)，臺灣的最終前途無疑只有統(tǒng)一和獨立兩種可能。臺獨陣營的獨立訴求為支持者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感，因此能夠展現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相反，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泛藍陣營盡管反對臺獨，但由于與大陸方面仍存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因而一直在統(tǒng)一問題上態(tài)度模糊。由于“維持現狀”的政策無法為支持者提供明確的方向感，泛藍陣營常常在政治上處于被動。
　　反對統(tǒng)一的人可以高擎臺獨的大旗，反對臺獨的人卻對統(tǒng)一諱莫如深，這必然會使臺獨訴求逐漸取代統(tǒng)一訴求，在臺灣島內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正確”。將臺獨視為一種可以為之付出代價的信念的人越來越多，而這樣對待統(tǒng)一的人卻似乎越來越少。實際上，不少對臺獨表示反對的臺灣民眾，已不再將臺獨視為一種無法接受的政治訴求，而只是擔心臺獨會破壞臺海和平并危及臺灣的安全。臺獨勢力則不遺余力地利用大陸政制上的缺憾和一些帶有人為因素的社會問題，打擊臺灣民眾對兩岸統(tǒng)一的信心和期望。最近的毒奶粉事件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考慮到臺灣目前的島內政治生態(tài)，馬英九最近就兩岸關系的表態(tài)顯得難能可貴。馬英九提出“兩個地區(qū)”的說法，既是為了凈化被“一邊一國”和“兩國論”所污染的兩岸關系氛圍，也是為了使臺海兩岸告別“身份認同”的分歧，重回兩蔣時期的“政治認同”之爭。在今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之前，為了擴大政治支持的基礎，馬英九對臺獨的反對立場有所軟化。大陸有些人因此將其和連戰(zhàn)及宋楚瑜加以比較，并對其獨統(tǒng)立場表示質疑。這種比較實在是很不恰當，得出的結論也不可靠。如果將馬英九的選舉語言與2000年連宋的選舉語言加以比較，人們便會發(fā)現，只有馬英九自始至終從未對“兩國論”作過任何形式的認同。
　　就當前大陸的對臺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消除臺灣民眾的政治顧慮，讓他們相信兩岸統(tǒng)一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標。具有濃厚中華民國情結的馬英九在臺灣上臺執(zhí)政，而民進黨卻深陷困境，這等于為大陸打開了一扇難得的機會之窗。大陸方面應當盡快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促進兩岸的交流融合。如果戰(zhàn)略上的準備是為了不讓臺獨勢力看到一絲一毫的“希望之光”，那么在政策上，最重要的就是適時革新大陸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強化臺灣民眾對大陸的政治認同�？梢哉f，愿意將統(tǒng)一視為值得珍視的價值而加以捍衛(wèi)的臺灣民眾有多少，臺海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希望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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