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從遭受亞洲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的韓國傳來一個詞兒――“身土不二”，本意與“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相近，被韓國人用來鼓勵國民消費國貨。連帶著，一個泰國和尚帶頭向政府捐獻金子共紓國難的故事，也被講述。彼時輿論，并未多作解讀。
　　而今，“買房愛國”與“消費愛國”的“兩愛論”，在經濟危機中高調出場，雖乏新意，卻恰逢其會。這下子，人們都知道是需求出了問題，要“刺激消費”。
　　消費社會究竟始于何時?簡單說，始于1913年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流水線上駛下第一輛小汽車的時候。以福特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生產，將消費模式結合進生產：除非汽車等生活資料的生產創(chuàng)造出對鋼材等生產資料的更大需求，否則鋼鐵產業(yè)的發(fā)展就將停滯。
　　現(xiàn)代家庭消費兩個最重要的項目――住宅和汽車，都是標準化、同質化的大眾耐用消費品。二戰(zhàn)以來，西方社會福利化趨勢下中產階級的產生，在經濟意義上就是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群體的形成，資本最終通過向勞動者“讓利”為大規(guī)模的產能創(chuàng)造了市場。
　　中國上輪經濟周期的兩大消費支柱，毫不例外，正是汽車和住宅消費。住房是2002年～2007年的消費火車頭之一，拉動了整個居住類消費。但去年以來，房地產成交量大幅萎縮，導致居住類消費負增長。2007年底，中國城鎮(zhèn)家庭百戶轎車擁有量達到6.06輛，2008年第三季度達到8.67輛，已超過同類收入國家的最高水平。
　　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是剛性的，彈性不大，勞動者用當期收入就可以支付。人們需要建立起對未來的穩(wěn)定預期，才會對需要動用儲蓄甚至借貸的耐用消費品產生購買沖動。大規(guī)模的“以工代賑”等措施，僅能幫助低收入階層維持生活必需品的開支水平，而無法拉動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凹译娤锣l(xiāng)”固然可以引動農民掏些“老本”出來，但一則家電對經濟的推力實在有限，二則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近年來首度放緩，就算農民為了國家13％的補貼肯動自己的腰包，為政者也不宜冀望過重。
　　就“消費”而言“刺激”，效果有限，因為目前的困境絕不僅僅是物質消費領域的問題。發(fā)達國家的消費者，身處的是一個立體的消費社會，可以消費日用產品、精神文化產品以及政治產品。要滿足如此復雜多樣的消費需求，客觀上需要為消費行為提供制度保障，讓消費者“買得放心、用得舒心、出問題解決起來不鬧心”。
　　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大體在于擺脫了短缺經濟，推動了一個消費社會的形成。與已經被解讀成“好”“壞”兩種的市場經濟相比，消費社會的提法或許更踏實些，它更多著眼于人與物(產品)的關系。但整體消費結構單一，存在明顯的消費壁壘。即便在物質生產領域，宏觀調控一松，資本與地方“權錢交易”牟利的現(xiàn)象就增多；宏觀調控一緊，壟斷國企的利潤表就飄紅。顧客作為微觀的上帝，頭頂光環(huán)站在世界的另一端。
　　以往，我們批評西方國家的弊病時，總把“金錢至上”作為靶子，錢竟然可以購買、操縱文化生產與政黨的選票!認為金錢可以主宰一切的想法，無疑是粗鄙的。但在中國，人們有錢也很難消費到令自己滿意的文化產品和政治產品，卻并不是因為我們更文雅。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指責中國的高儲蓄埋下了危機的種子，大可被當作別國部級領導的政治漫畫來消費。類似的產品，目前國內市場仍然依賴進口。
　　如果在扁平的消費社會之外，在每個消費者都確信能用購買力相同的貨幣在市場上公開進行的交換之外，另有一種分配與交換的模式，根據(jù)人類社會以往的實踐，權力最終總會在這種模式的底片上顯影。立體的消費模式，必然要求效率與公平兼顧的法治保障：缺乏效率，是對消費者金錢的直接浪費；缺乏公平，是以特權令消費者的貨幣變相貶值。
　　金錢作為貨幣等價物是匿名的，于是它對所有人的強暴就幾乎被視同于自然災害。這引出了人性的另一悲哀，即對于普遍強暴的漠然無覺。消費社會遠非完美。一個人能否擁有在精神和道德層面值得鼓勵的人生，很難依靠制度來保證，除非人們從根本上認可不同的性格及生活品質是可比的，比如邪惡比愚蠢要好、平安比豐富要好等等。馬克思的偉大就在于他尖銳透辟地揭示出金錢帶來的普遍強暴。
　　在“老馬”之后的“新馬”――馬爾庫塞眼中，人類社會存在著“基本壓抑”與“額外壓抑”：基本壓抑指人類生產能力低下時必須從事的痛苦的勞動，額外壓抑源自“特定歷史機構和統(tǒng)治的特定利益”，因此并不是必需的。當物質產品豐富后，基本壓抑趨于消失，大量存在的是額外壓抑。“新馬”的批判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從中國現(xiàn)實出發(fā)，這種額外壓抑主要來自阻礙改革、企圖左右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
　　每年，我國公車消費、公款吃喝高達6000億元以上，公費出國耗資超過300億美元，全國性收費項目多達300余個，政府的非稅收入2004年已過萬億元。當下的中國，是扁平的消費社會、標準的收費社會、繁榮的公費社會。每一次危機，都是一次考驗，同時也是一次機遇。巨大的社會潛力在應激反應之后，理性地期待著在主動與被動的交互中，生成新的素質，形塑消費社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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