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無疑是現時中國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在這場大討論中“西學東漸”的理論無論從研究的力度、情感還是形成的種種觀點來看似乎都風騷獨領。有如此之多憂國憂民的學者關切“現代化棄兒”的未來，我也很為之激動，但激動過后對百余年中國現代化歷程的冷想提醒我，今天我們的熱情是否會重演昨天我們這一群體的前人之悲情？他們當年負笈西洋、躬身東瀛而來的“真經”何以會屢屢冷卻那么許多沸騰的心？帶著疑問于無言地追尋中，我有幸拜讀了于建嶸的《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xiāng)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掩卷細思量，似乎有了點兒足以慰藉身心的輕松。

　　 “三農”問題之所以魅力長久，就在于這是個“三農”如何參與工業(yè)化取向的現代化進程及在其中的角色地位與最終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或曰是農業(yè)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變遷之實然和應然的重大問題。近代百年，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工業(yè)強國都敲敲打打過農業(yè)中國，由此也誘發(fā)出傳統(tǒng)中國強勁的民族意識與自強念頭，農業(yè)中國發(fā)展的固有規(guī)律在尷尬的現實面前調轉了前進的船頭，中國近代也駛入了一個頭懸利劍的現代化賽程。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之現代化的啟動生不逢時，正值青春之年的列強不僅早已鯨吞了世界市場，而且正處心積慮地蠶食中國，而整個社會內部這時卻危機四伏，內亂頻仍，現代化急需之資本的積累既沒有海外途徑也缺乏穩(wěn)定的國內環(huán)境，真的是“屋漏偏逢風吹雨”。生存在這個競爭的世界環(huán)境中，倘若政府不能整合起整個社會的資源或動員起全體民眾之力量以消減內外的壓力，內外交困必將瓦解政府的統(tǒng)治，別無選擇的政府因此也只能憑借政治權威的不斷下沉，以汲取擺脫困境的現代化資本，歷屆政府概莫能外，所不同的只是具體的手法和具體的時代背景之緊張與否，這就是近代中國現代化之最大的政治國情和歷史背景�！对来逭�治》條分縷析地給了我們一個有了現代化取向的政府如何力圖將鄉(xiāng)村社會納入到國家現代化統(tǒng)一進程之努力圖景，同時也細致入微地描繪出國家權威政治在不斷地下沉過程中，與鄉(xiāng)村權威、鄉(xiāng)村傳統(tǒng)在不同時期和不同背景下的互動場景。從該書中可知，探索中國類似“三農”的問題現在，必須回過頭來看問題的過去。沒有把現實問題置于歷史的長河里進行分析與綜合，任何所謂的“口銜天憲”似的傳教都可能會成為一種流毒，不僅會遮避我們正確看問題的理性雙眼，還可能誤導我們處理問題時的態(tài)度和方法。無論是近代中國還是現時中國，現代化的場景毫無例外地賦予任何社會問題以政治的內涵，畢竟實現國家現代化或傳統(tǒng)中國向現代中國之轉型就是清末以降之重大政治、歷史使命。因此，《岳村政治》由政治入手，在歷史激蕩之長河中，從國家主導層面出發(fā)，自上而下的分析思路，無疑是切合了問題發(fā)展之脈絡，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某種可資信賴的價值。此書高屋建瓴的歷史視角、環(huán)環(huán)相扣、娓娓道來的寫作風格，自然是少了幾分說教，多了一些論理，這可能是此書最大的成功之處。

　　從道德或是西化學理出發(fā)的“三農”詮釋固然有賞心悅目、醍醐灌頂之意韻，但與實際問題的解決總有那么點兒或多或少的距離，究其根本，還是一個本土問題本土化解決的路徑問題。西方先哲的智慧結晶無疑具有某種普適性的方面，但也畢竟是西方世界的經驗總結和理性升華，是否先驗地毫無疑義地適用于二千年小農經濟傳統(tǒng)的中國總歸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毛澤東早就身體立行地告訴了我們，西方的“經”總應有個為我所用的適應過程。在這方面，經濟學家“一刀斬斷所有老鼠尾巴”的作法多少有點浪漫的自由主義情懷在其中，要知道所有的人并非都有如經濟學家一樣的情懷和頭腦，何況還有這么長的歷史傳統(tǒng)擺在眼前，這可是任何一個傳統(tǒng)國家都繞不開的。在這一點上西方的經驗在解釋力與指導力總是欠缺點火候，按西方正統(tǒng)開出的“俄羅斯之方”就是一個明證�！对来逭�治》不露聲色地描述出鄉(xiāng)村權威和傳統(tǒng)與國家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之間的張力，曲折地政治發(fā)展歷程、不同政府的政治命運，也隱約地闡明，告別過去和傳統(tǒng)是一個如何如何不易的長期漸進的過程。這也是本書隱而不露的一個結論，其價值之大也就在于能警醒今人。

　　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所激起的一連串社會政治經濟效應遠大于其最初之經濟效能，在諸多制度效應下走向歷史前臺的村民自治，無疑是近代以來百年中國政治領域里耳目一新的變革，中國農民終于有機會、有權利、有領域表達自己的話語，即使在傳統(tǒng)或過去意識形態(tài)影響下其聲音和力度不如預料的那么大，但不容否認這是一個農民由被動轉向主動參與現代化的契機，一個能夠改變千百年“身份”的契機，由此切入，不斷拓展，中國的農民就有希望，“三農”問題也就有了堅實的解決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村民自治居功至偉，不容置疑�！对来逭�治》在細致入微的歷史梳理中找到了村民自治的“自治之源”、“民主之根”，從而在宏大的圖景中穿梭回現實的土壤。這種于無聲之中的探尋正印證了作者良好的理論素養(yǎng)與深厚的學術功底。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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