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回顧五四的一篇小文中曾提出：“雖然‘五四精神’不斷被提及，我們歷史記憶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呈現出一種明顯的斷裂意味，這一運動與后之歷史發(fā)展的關聯(lián)，除了一些經特別選擇而得到反復強調的面相，仍然模糊”。

那主要是針對我們的史學研究所言，屬于“自我批評”一類。其實我們關于五四歷史記憶的模糊，也因五四后不少人有意無意在修訂關于五四的歷史記憶。在這方面，許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當事人因常常說其所屬的“家派”的話，雖大致是無意的但也影響了后人關于五四的記憶。而有些政治力量則更多是有意為之，如國民黨及一些與之相關的讀書人，就曾特別強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關系，甚至說是國民黨領導了這一運動。

　　1942年五月《世界學生》雜志(1卷5期，以下凡引自此期者不再注出)刊發(fā)的一組紀念五四的文章，就比較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其中吳稚暉那篇《五四產生了兩位新先生》的文章意圖最為明顯，他不僅要說是孫中山領導了五四運動，且根本試圖重塑“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概念。那時正是抗戰(zhàn)吃緊的時候，吳對中國傳統(tǒng)的態(tài)度已較前大為溫和，承認世界各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仍存，"它既有此特點，自必有其特長。大約就是能夠集大成，適應環(huán)境"。過去激烈反傳統(tǒng)的吳稚暉此時以為商湯和孔子代表了中國國家民族的特點，即“中國的國家是日新又新的國家，中國的民族是集大成而為民族之時者也”。

　　在這樣的前提下，吳稚暉開始重塑五四的形象，他明確提出：“五四運動，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豎起主義，學生起來，發(fā)動了一個嶄新的劃時代的文化運動”。他又界定其所謂"劃時代最適時的新文化"說："文化是精神與物質，一物而兩面，兩面皆有成就，能脫離天然野蠻，進于人力文明之謂。新文化是適應時代，成就更進之謂。劃了時代最適時的文化，精神是使用賽先生幫助德先生，物質是請教德先生發(fā)達賽先生之謂。適應時代的新文化，變了主義，就是三民主義；
若是籠統(tǒng)叫它文化，就是五四學生心目中的新德先生新賽先生。主義是三民新主義，文化是兩位新先生。"

　　吳氏進而從歷史淵源角度來論證“三民新主義”和“兩位新先生”的關系和內容："自甲午到五四之先，大家覺悟中國文化，生了守舊的毛病，于是繁然雜亂的起來運動維新。精神物質，對立爭持。體用、西化、本位、全收，向新力大家都有，如何真正適時的綱領何在，一個也沒有定見，各快一時的義氣。惟有中山先生不慌不忙，搶住了兩位先生，改新了兩位先生，完成了他的三民主義，適宜了完成民國的時代。他擒住德先生，不讓它只是過去的德先生。不取傳統(tǒng)民主的財產選舉，也不取民死主義的暴民專制，不患貧而患不均，節(jié)制富民，豐足貧民，注重八德，行使四權，集了大成，希望成功一個嶄新的德先生。擒住賽先生，也不只是看重科學，且要迎頭趕上去。迎頭趕上去，就是接受已有的，還該更有進步的，必要勝過從前，集了大成，希望成功一個革新的賽先生。"

　　吳稚暉也知道他將五四學生運動與孫中山連結的立說太勉強，所以承認"五四之先，中山先生并不曾如是的明白吩咐學生，學生也不曾預先請教過他"。不過他給學生分配了一個社會角色，即"過去、現在、及將來，永遠是承先啟后的中堅"。他認為五四之前傾向于兩位"新先生"的空氣已"濃厚的彌滿全國，如是的醞釀欲成。不惟學生，且有學者，且有教授，且有一切文化人，都隱隱有此說不出話不出的覺悟。到了五四，學生不知不覺，從愛國一點出發(fā)，在如火如荼的運動中，就在三民主義的帥纛旗前，扯起了兩種新先生的文化大旆，只是臨時覺悟，急起直追的承先，只就是五四學生的承先�？墒莾擅娲箪�，扯了二十余年，一張方子開好了，沒有工夫配藥，更沒有現實服用"。故"五四學生的啟后"就是要"一心負起配藥的責任，達到服用的目的。如何注重八德，如何行使四權，如何節(jié)制富民，如何豐足貧民，要絞盡腦汁，拿起五四運動的精神來，造成新德先生；
如何迎頭趕上，也絞盡腦汁，成就新賽先生"。

　　可以說，吳稚暉實際是對近代中國一段歷史做出了全新的再詮釋。他也不是全無所見，比如他注意到從晚清開始舉國一致的"向新力"這一點，便超出那些只見到近代新舊之間競爭一面的研究者。而其全文的一個核心概念也正是"新"，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確指出孫中山"改新了兩位先生"。在冠以"新"的頭銜后，德、賽二先生的概念與五四前后相比已有非常明顯的變化。就賽先生而言，還只是態(tài)度的變化。以前吳稚暉最提倡物質層面的賽先生，而且基本是在"接受已有的"的方面著力；
由于賽先生那明晰的西來身份認同，所謂"更有進步的，必要勝過從前"，就是從鄭觀應到孫中山都一直強調的學西方的最終目的是"駕而上之"；
關鍵在于這后面一部分正是賽先生的"新"之所在，所以吳氏這一態(tài)度的轉變也是帶根本性的轉變。至于德先生，那簡直就是本質的變化。吳氏所定義的"嶄新的德先生"的確是面目"煥然一新"，與其西方的原版幾乎沒有多少共同之處，總讓人聯(lián)想到國民黨的"訓政"，而其節(jié)富足貧的觀念倒更接近西方的社會主義(但也增加了太多本土特色)，實在不像新文化運動時一般譯為"民治"的德先生。

　　從國民黨方面看，更嚴重的是孫中山的學說本身也被吳稚暉"改新"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三民新主義"了。常規(guī)意義的德先生本是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英譯，應與后者相連，但吳氏的新定義則使之轉而更接近社會主義，這卻是"民生主義"的英譯；
如果德先生一身而兼此二任，孫文學說豈不成了二民主義，顯非孫中山本意。實際上，孫中山自己并未"改新了兩位先生"，倒是吳氏既"改新了兩位先生"，又"改新"了三民主義。本來吳稚暉也承認孫中山與五四學生運動之間確無實際的聯(lián)系，說明正是他自己試圖"在三民主義的帥纛旗前扯起兩種新先生的文化大旆"；
然而這樣一種整合性的愿望和努力卻因其隨意口吐真言的新界定而使五四學生和孫中山恐怕皆不識其為之奮斗的事業(yè)，真是莫大的諷刺。

　　在同一期的《世界學生》雜志上，專門研究"科學方法"的王星拱也寫了一篇《"五四"的回憶》，試圖配合吳稚暉連結國民黨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努力。不過王氏畢竟是教授，說話不能那么隨便，他找不到孫中山與五四運動的直接關聯(lián)，卻發(fā)現國民黨人蔡元培可以大做文章。王氏以為，"辛亥革命雖告成功，然而國民黨的力量和意識始終沒有跨進北京城一步"。而"自從蔡孓民先生做了北京大學校長，于是有若干國民黨人，以及趨向于同情國民黨者，才能活動于這個污濁頹朽的的圈子中的一個清明奮發(fā)的小圈子里。他們對于北洋軍閥政府，處處都采取對敵和革命的態(tài)度。至于破除廣被朝野的迷信、詆毀剩余不合時代性的禮制，都是向這一個目標進攻的連帶方法。風聲所樹，傳播極廣，所以五四運動發(fā)動之后，不出旬日之間，自北京而傳至全國，自學生而傳至各界，有如古人所謂接萬物者莫疾乎風，是誠為歷史上不曾多見之事例也。"雖然"就此一運動本身而言，蔡先生并沒有主持"，故"五四運動，從抽象的類別上講，是一種情感運動"；
但"就具體的命名上講，是在北洋軍閥統(tǒng)治要區(qū)以內，由國民黨所導引的表現民族意識的愛國運動"。

　　蔡元培一身兼國民黨元老和新文化運動的監(jiān)護人，的確提示了國民黨與新文化運動的某種銜接。尤其是一些國民黨人借蔡之力而進入北大，是不少在區(qū)分思想運動與政治運動的基礎上論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精神之研究者所論不多的層面。

有意思的是，王星拱根本認為包括蔡元培在內的北京國民黨人主要的革命"目標"是北洋軍閥，而破除迷信和詆毀禮制不過是"向這一個目標進攻的連帶方法"。這與一些北洋軍閥的觀念非常相似，直系軍閥李倬章在1924年便將蔡元培視為國民黨"南方"派來的細作，他說："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南方孫中山最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計，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話文，藉以破壞北方歷來之優(yōu)美天性……我們北方人，千萬不要上他的當。" 從五四運動后不久即有人說五四學生運動把本是思想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引上了主要關懷政治的"歧途"，這個看法固然不無偏見；

但若矯枉過正而將新文化運動視為"進攻北洋軍閥"這一政治目標的"連帶方法"，似乎也離五四人當時的觀念太遠。

　　身與五四學生運動的許德珩對此的看法便不同，他在《"五四運動"的回憶與感念》一文中認為五四精神主要表現在"對于民族的信心和學術研究的興趣兩方面"；
自五四運動認識了德、賽二先生，"轉變了人們對于政治的態(tài)度和學術研究的風氣。"求學不忘救國"與"救國不忘求學"的兩句警語，不惟把舊時讀死書的書呆子從字紙簍里拖出來，放到民族自救的熔爐里去，體驗他們的學術，致用他們的學問，同時也使那班久假不歸的先生們有所警覺，知道擔負改造未來的新中國之重任的青年，是需要學問，需要努力于學問的。這是當日青年的自覺，因為有這種自覺，所以在當時不維[惟?]各種學術的研究是在蓬勃的發(fā)展，就是各方面的事業(yè)，也都被青年們的覺悟，達到蓬勃的發(fā)展。"這就是說，五四人認為政治和學術是互相關聯(lián)而缺一不可的。這其實也不完全是認識了德、賽二先生之后的新知，很可能不過是政教相連而不分的中國政治傳統(tǒng)觀念的一種"現代表述"而已。

　　或許是因為抗戰(zhàn)的原因，許德珩與吳稚暉、王星拱一樣，仍將五四運動歸結到執(zhí)政的國民黨方面。他說：五四的時代已過去了，中國和世界都不是23年前的了，"當日大家要求"德先生"，不過只是一個提倡的口號，而國父孫中山先生奮斗四十年的民權主義，現在已經成了全民族共同信奉的信條，是如何的有待于我們今日青年努力的實施。當日要求"賽先生"，也不過是一種提倡的口號，而二十多年以來，中國各科學的進步，已經脫離了提倡的時代，達到自己研究、自己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的時代；
并且孫先生的民生主義與實業(yè)計劃，是建設新中國之科學的結晶，有待于各種科學家去努力的發(fā)揚光大和正確的奉行。"許德珩的論證思路與吳稚暉的比較接近，不過他尚知道德先生的對應者是民權主義，而且他無意改寫歷史，所以將五四運動與國民黨的關聯(lián)落實在時代已轉變的"現在"與將來。

　　另一位身與五四學生運動的羅家倫此時與國民黨的關系已非常密切，所以他也努力論證國民黨與五四的關聯(lián)。與吳稚暉和王星拱一樣，羅家倫也從歷史的角度尋找雙方的關系；
與他們相反的是，他把國民革命看作學生運動的發(fā)展。羅氏主張，"五四運動是青年革命運動也就是當年所謂學生救國運動，五四運動燒起了中國民族意識的烈焰，所以由青年革命運動擴大而為民族革命運動，就是現在一致努力的國民革命運動"。而五四運動與國民革命的傳承就落實在"受過五四潮流震蕩過的人，青年以及中年，紛紛投身于國民革命"。他根據自身的經歷指出：孫中山"對于這個趨勢，是感覺最敏銳，而把握得最快的人。他對于參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注意而以最大的熱忱去吸收的。他在上海見北京學生代表，每次總談到三四點鐘而且愈談愈有精神，這是我親見親歷的事實。所以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后，從五四運動里吸收的干部最多，造成國民革命一個新局勢。"

　　比較《世界學生》雜志上述諸說，同是論證國民黨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聯(lián)，吳稚暉最為信口開河，可以說完全是根據黨派立場隨意"重寫歷史"；
王星拱將此落實在蔡元培身上，稍更接近實際情況，但其所論仍非常勉強；
有著親身經歷的羅家倫的論述最接近歷史真相，但他把國民革命視為五四青年運動的"擴大"則又忽視了國民黨自身從同盟會以來的長期"革命"傳統(tǒng)(已執(zhí)政的國民黨仍長期以"革命"為號召，相當能體現20世紀中國的激進特征)；
而許德珩將兩者的關聯(lián)置于時代已轉變的現在和將來，處理得相當巧妙，不過他試圖將德、賽二先生和民權、民生二主義聯(lián)合起來的努力，卻不免牽強，仍透露出為當時的現實需要而進行"宣傳"的意圖。

　　應該說明的是，不論這些人當時的政治認同如何，他們的主要身份認同還是文化人，他們之所以特別要論證五四精神與國民黨及國民革命的關聯(lián)，也許有一個當下的隱衷，那就是當時中央政府電告各省市，以五四非法定紀念日，令各地不要舉行紀念會。王蕓生以為，"中央令勿紀念五四，當然是無取于學生干政之風"。然而《世界學生》雜志"覺得五四對于青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日期，我們尤其感覺要繼續(xù)五四的精神，所以特地編印五四特輯"。既然值得紀念，又不欲違背中央不舉行紀念會的意圖，五四還能紀念的當然就是"學生干政"之外的內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特別是其"精神"。如果能論證五四精神與國民黨及國民革命的關聯(lián)，則這一紀念就更加具有正當性，至少政府或會承認此舉之"政治正確"性了(這只是未經證明的推測，仍不排除這一特輯是受國民黨某方面的"指示"而出)。

　　所以《世界學生》雜志社的社長杭立武總結各文內容說："五四精神"就是"青年自覺和奮斗的精神。自覺就是認識時代所賦予的責任，奮斗是擔負責任所包含的工作。這精神應用到外交就成國家民族獨立自由的要求，應用到內政便成了民權主義的運動，應用到教育文化便加強了新文化和學術科學化的潮流。"后面這兩方面確實也是相互關聯(lián)的，許德珩和顧頡剛都以回憶為基礎討論了這一關聯(lián)，然而這兩位當時的北大學生所見卻不甚一致，無意中透露出其所屬的"家派"對于五四歷史記憶的差別。

　　與上述諸人一樣，許德珩也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論證了五四運動的產生。他認為五四運動"不是倉促間一種烏合之眾的行動，而是經過了相當長時期準備的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說到它的起源，我們應當追溯到"五四"前一年春間留日學生的歸國與平津學生向政府請愿運動"。1918年5月北京天津的學生已有一次反對中日密約的游行，此后并產生了包括數個城市學生的機構"學生愛國會"，這些人"同時又組織了一個"國民雜志社"，出版了一種半宣傳半學術的刊物，叫做《國民》雜志"。這個刊物"單純從文化的意義來說，是不及當日的《新潮》、《新青年》之引人注意，因為它是注意于抗日的鼓吹，不專注重于文字的改革"。但是"若從學生運動和民族意識之表現來說，這刊物是當時南北各學校兩三百個青年學生自動結合的一種刊物，是發(fā)動"五四運動"一個有力的先鋒隊伍，"五四運動"有許多努力的人，多半是這個刊物里面負責任的份子"。

　　另一位身與新文化運動卻因不在北京而未參加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顧頡剛，同樣以回憶為基礎，對五四的詮釋就相當不同。顧氏認為，"要紀念五四，就不能不紀念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的文科"；
五四前"北大文科學生有兩種刊物，主張復古的是《國故》，主張創(chuàng)新的是《新潮》，兩方面都本著自己的信仰作不客氣的辯論，這才是文學院的學生所應當有的勇氣和趣味。其后五四動運起來，新潮社的同人立刻成了這運動中的主力，盡了他們的指導新文化運動的責任。"有意思的是，復古的《國故》尚被提及，而許德珩回憶里最重要的刊物《國民》在這里竟然沒有出現。若不言刊物，僅就辦刊物的學生參與五四運動而言，兩人所述皆不誤，而彼此均不提及對方，這很能體現一些五四的當事人有意無意間常常站在其所屬的"家派"立場上立言，其本意或不在重塑歷史，卻影響了后人關于五四的歷史記憶。

　　這樣的敘述當然也不僅僅是"家派"的影響，還牽涉到雙方對五四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理解。許德珩承認《新潮》在"文化"方面作用較大，但具體到學生運動，則《國民》的同人做得更多，這也大致與史實相符。實際上，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是個長期處于爭議之中的問題，羅家倫就認為兩者不是一回事，他說，"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動，早于五四，如《新青年》、《新潮》的出版均早于五四二年或一年。五四運動很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但是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終究是兩回事。不過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更加彌漫"。

羅氏的《新潮》同事顧頡剛則較能注意到五四運動承前的一面，他說，"五四運動誠然是一條劃時代的界線，然而五四以前的國民并不是沒有感到國家危機的迫切"。百年來因外患而起的“排外運動、立憲運動、革命運動……像狂飆、像怒潮，涌現了不可抵御的人民力量，造成了政治上劃時代的辛亥革命。所以為了高徐順濟鐵路事件而起來的五四運動，原是繼續(xù)著前人反抗強權的步武，并沒有包含特殊的意義�！�

　　在顧頡剛看來，五四運動的意義正在于使反抗強權的運動與文化建設聯(lián)系起來，他指出："五四運動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設的奠基。在五四運動以前，反抗強權是一件事，文化建設又是一件事，兩者不生關系。大家只覺得別人以堅甲利兵來攻我，我們也只有用堅甲利兵去對付；
可是在文化方面，我們自有歷代祖宗相傳的一套，不應該遷就別人，所以他們喊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強權，這個基礎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須具有和列強大略相等的文化，無論是物質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強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創(chuàng)造新文化"的呼聲。"

　　與羅家倫相類，顧頡剛注意到新文化運動先于五四運動，他認為"五四運動所以能配合文化運動，并不是參加運動的人都有這個明顯的目標，乃是文化運動比五四運動早了一二年，正當它順利推進的時候適有五四運動的發(fā)生，既有運動不能沒有宣傳，宣傳的工作以白話文為接近民眾的利器，而白話文運動乃是這個文化運動的核心。當五四運動在北京發(fā)動之后，各處罷市罷課，所有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都成了這個運動的中堅分子，而這種中堅分子即是這一二年中涵泳于新起的白話文中的人，他們一發(fā)動，白話文就推進到每個城市和鄉(xiāng)村里了。"白話文的簡易無約束使"向不入文的各種社會情態(tài)以及個人情感都有了發(fā)泄和記載的機會。為了表示出社會的黑暗面，就此激起一般人改造社會的熱忱，五四運動即與文化運動結了不解之緣"。

　　值得注意的是顧頡剛認為"其后政治性的運動漸就平靖，大家忘記了；
可是文化的運動卻日益發(fā)展，大家都感到改造文化即一切生活方式有迫切的需要"。這里有兩層重要的意思，第一，這次為《世界學生》雜志的"五四特輯"撰稿的其他人多少都要試圖說明國民黨與五四運動的關系，而按照顧頡剛的界定，只有五四運動承前那政治一面還可能與國民黨發(fā)生關系，若政治性的運動已淡化，則五四運動與國民黨的關系也就很難掛鉤了，這是顧頡剛非常與眾不同之處。第二，我們都知道胡適曾說五四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后者因前者的干擾而"夭折"，則顧頡剛所見與胡適恰好相反。雖然許多人都未必完全贊同胡適此說，但其觀念對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者有明顯的影響。

其實當年也有人持與顧頡剛相近的看法，早在1922年，有位叫鐵民的在給胡適的信中，已說"新文化之胚胎雖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進步確在五四之后"。

　　周作人在1949年也認為，雖然胡適"力說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但由我們旁觀者看去，五四從頭至尾，是一個政治運動，而前頭的一段文學革命，后頭的一段新文化運動，乃是焊接上去的"。

周氏的看法與顧頡剛的不甚相同，但卻明確將新文化運動置于五四運動之后，這恐怕和他哥哥魯迅根本不認同"新文化運動"這一稱謂相關。魯迅認為"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目本是《新青年》的反對者制造出來的，他先在《熱風?題記》(作于1925年11月)里說，五四運動后，革新運動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張革新的人也漸多，這里面"有許多還就是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后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一年后他又在《寫在<墳>后面》(作于1926年11月)說："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后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 應該說，"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目的確是后出的，然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當事人尚能接受，而周氏兄弟對此的認知與當時許多人不甚相同，還可進一步探討。

　　無論如何，從胡適和周氏兄弟到羅家倫、顧頡剛等師生兩輩人均視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為雖密切關聯(lián)卻終屬兩回事。其實兩者間一向有相當的距離，而且不僅是一般所關注的政治傾向與文化傾向的歧異。我們都知道五四青年火燒趙家樓是因為巴黎和會關于中國山東的決定再次提醒了中國人帝國主義威脅的存在，幾乎沒有人否定學生運動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味；
我們也都知道陳獨秀有一句常為人引用的口號：中國要實行民治主義，應當"拿英美作榜樣"。這兩種傾向顯然有所沖突，尤其很少有人注意到，陳獨秀喊出這一口號是在五四學生運動爆發(fā)之后數月的事(他在同時還發(fā)表了不少歌頌杜威和實驗主義的言論)。在新文化運動中以激進著稱的陳獨秀此時偏于溫和穩(wěn)健的態(tài)度提示著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明顯距離(雖然他不久即跟上了學生，開始攻擊"杜威"在那時的同義詞"威爾遜"，并最后選擇了列寧指出的方向)。

　　引證這些關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歧異觀念不是要想重新界定這究竟是一個運動還是兩個運動，借用羅家倫的話，我們的時代已不是五四人所處的時代，所以我并不反對廣義地用"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來稱謂1917到1923年間(甚或前后再延伸一二年)這個由數次小"運動"構成的大"運動"，研究者在臨文時只需稍作界定便不致引起誤解。但這么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當事人或同時代人在五四運動后不久即有如此紛紜的看法，過去似未引起足夠的注意，說明我們關于此事的研究還相當不深入，而他們分歧的核心究竟何在，恐怕是今后的研究者仍須努力之處。

　　李大釗在五四學生運動兩周年時曾說：他希望"從今以后，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

他的本意是當然希望五四精神能夠隨時代的前進而發(fā)展，這且不論，但此語卻提示了從史學角度考察五四的一個取向。從1919年以后，每年五月四日差不多都會有一些關于五四的紀念文字發(fā)表，而我們關于五四的歷史記憶也果然隨時代的前進而變化，不斷"加上些新意義"(在一些面相因不斷"再生"而得到加強的同時，也有一些面相被淡忘；
但不論具體內容是增是減，五四的"意義"本身同樣被"更新"了)。前引《世界學生》五四特輯各文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作者都有意識地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和論證問題，可知從嚴復引入的進化論到胡適提倡的"歷史的觀念"已經深入時人之心。這次特輯的作者基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當事人，且多數文章是建立在回憶的基礎之上，然而他們自己的見解又有這樣多的歧異；
不過回憶也可能是"詮釋"，這些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或有意或無意其實已對歷史進行了"再創(chuàng)造"。

　　以當事人的言說為依據來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本應是最為"正當"的方法，這些言說本身可以說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尤其許德珩和顧頡剛的回憶不是可以通過簡單的辨別真?zhèn)蝸頉Q定取舍的。這就提示我們，史家需要考察歷史資料在何種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經何途徑怎樣留存下來，以及這樣留存下來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認識到歷史事物的"真實"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不論五四的客觀存在或歷史"真相"如何，當其被經由某種程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程序)記錄下來后，即使"第一手"的史料也的確可能帶有"偏見"。正是這類帶有"偏見"的歧異史料通過(嚴肅而非輕率的)學術研究無形中影響了、而且一直在影響我們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最應引起我們的反思。

　　本文只是一篇小札記，無意深入全面地探討關于五四的歷史記憶問題，僅略記國民黨這一政治力量有意識地修訂關于五四的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不論這次《世界學生》的文章是受國民黨"指示"而做還是為了能使國民黨接受對五四的紀念而做，都屬于根據"當時需要"修改歷史記憶的舉措，且除顧頡剛外實際上或多或少皆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立言)。實際上國民黨這一做法延續(xù)了相當長的時間，胡適晚年定居臺北時，仍注意到當地人言及五四的這一偏向，曾表示"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

　　而國民黨的做法也影響到其他方面，西方的民國史研究中便可見明顯的國民黨觀念(當然基本不是有意為之)。

黎澍曾總結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陸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四個缺點，其中之一恰是追隨"國民黨觀點"，表現為"不充分地研究材料，人云亦云，國民黨反對立憲派，也跟著反對立憲派，以領袖劃線，以黨派劃線，不從歷史實際出發(fā)"。

這一傾向在關于五四運動的論述中也隱約可見，文化大革命期間講到五四運動，通常提及的領袖人物只有李大釗和魯迅，連中國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也幾乎不曾出現，像胡適和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等更是完全不提。這當然不是直接追隨"國民黨觀點"，但與幾十年前國民黨試圖修改歷史記憶的取向則大致相類。人云亦云式的觀點追隨其實還比較容易發(fā)現糾正，倒是無意識的取向追隨則因其隱晦而往往不易覺察，黎澍先生的睿見還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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