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運動達到頂點、新思潮最為高漲的一九一九年，胡適卻突然提出了要“整理國故”的號召。此論一出，便引起爭論。有人熱烈響應(yīng)，并身體力行，使“整理國故”運動取得了至今仍令人贊嘆、堪稱豐碩的學術(shù)成就。這對文化的積累和學術(shù)的進步，無疑有著不容否定的巨大意義。有人激烈反對，指其為對新文化運動的背叛，不僅有復(fù)古傾向，而且別有用心，要引誘青年在國難當頭之際鉆進“故紙堆”，置民族國家之危亡于不顧，實際為統(tǒng)治者服務(wù)。這種指責并非毫無道理，在當時的情境下，甚至引起了青年更多的共鳴。

　　這些稱贊或批評當然各有其道理，但在近八十年后的今天，這些稱贊與批評或已無關(guān)緊要。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以客觀、從容的態(tài)度對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背景、本意及其意義作一歷史的探討和理解。

　　一

　　一九一九年年末，經(jīng)過群情激昂的“五四運動”之后，“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勝利。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發(fā)表了重要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1】，試圖對新思潮的目的、內(nèi)容和意義作一概括性的說明和總結(jié)。

胡適開篇即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的綱領(lǐng)。在這一綱領(lǐng)中，“整理國故”是以“再造文明”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nèi)容和步驟。在被稱為“全盤”、“徹底”反傳統(tǒng)的新文化運動的諸位思想先進中，胡適卻又首先提出要“整理國故”，的確有些出人意外。但在胡適而言，這卻是“順理成章”的。

　　胡適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tài)度。這種新態(tài)度可叫做‘評判的態(tài)度’。”“評判的態(tài)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說的“重新評價一切價值”。他認為，這種“評判的態(tài)度”主要是對制度風俗、圣賢遺訓和社會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這三方面作以理性為標準的重新評估。這三方面的重新評估，與中國舊有的學術(shù)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我們對于舊有的學術(shù)思想有三種態(tài)度。第一，反對盲從；
第二，反對調(diào)和；
第三，主張整理國故�！边@三項中，“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luò)來；
從無頭無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
從胡說謬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
從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敝�所以如此，是因為古代的學術(shù)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tǒng)”，“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不講究學術(shù)淵源和思想的前因后果，“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有種種武斷的成見”和“可笑的迷信”。針對這些，他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四個具體步驟：第一步是“條理系統(tǒng)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shù)思想怎樣發(fā)生，發(fā)生之后有什么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所謂各家的“本來面目”和“真價值”，主要是針對幾千年“獨尊儒術(shù)”所形成的以三綱五常為體統(tǒng)的儒學教條，剝?nèi)テ浔灰暈椤叭f古不易”的神圣之光，而對從前被視為異端邪說因而不被重視的各種思想和學說作一客觀評價，闡發(fā)其中的合理因素，“如罵楊朱墨翟為禽獸，卻尊孔丘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對于“保存國粹”的主張，胡適作出激烈批評：“現(xiàn)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么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現(xiàn)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涂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tài)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睅啄旰笏麑懙溃骸爸袊�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
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
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
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nèi)舨涣私狻畤�渣’，如何懂得‘國粹’？”�?】

　　這些可說是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本意，也可說是“整理國故”的綱領(lǐng)。亦即要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tǒng)，卻意在創(chuàng)新，相當平穩(wěn)。因此，人們不應(yīng)指責這是復(fù)古、守舊，是對新文化運動的背叛；
更不應(yīng)以“全盤、激烈、徹底反傳統(tǒng)”的“文化激進主義”來批評胡適。

　　但是，胡適在不同時候，針對不同問題，對這一題目的側(cè)重與說法卻又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矛盾。正是這些不同，引起不同的理解和后果，也引來了有時甚至是互相反對的種種批評。

　　其實就在寫這篇文章的前幾個月，他在給毛子水的一封專論“國故學”的信中對學術(shù)研究報“有用無用”的態(tài)度提出批評，認為這是應(yīng)當摒除的“狹義的功利觀念”，主張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tài)度”，為了強調(diào)此點，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學問是平等的，發(fā)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fā)現(xiàn)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薄�3 】他在給胡樸安的信中也說：“我不認為中國學術(shù)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guān)系。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shù)，則必有夸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shù)而作工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從無發(fā)揚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薄�4】但他自己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實際并末遵循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這種價值中立的原則，而是以打倒儒學、“再造文明”作為“整理國故”的目的，具有明確的現(xiàn)實的“功利觀點”。把發(fā)現(xiàn)恒星這種“宇宙之大”與發(fā)明一個字的古義這種“蒼蠅之微”等量齊觀，顯然失衡，不夠恰當。但由于胡適當年的巨大聲望，這一觀點當時頗有影響，確有誘人遠離社會脫離實際，在“故紙堆”里討生活之弊；
如果過份強調(diào)，在當時的情況下確也容易引發(fā)“復(fù)古”的傾向。

　　在胡適的倡導(dǎo)下，從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國故”開始流行起來。胡適身體力行，不遺余力。他投入巨大精力進行國學研究，寫下一篇篇扎實深入的研究論文、書評、序、跋；
創(chuàng)辦《國學季刊》，并發(fā)“宣言”；
推動古史討論，擬出“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向廣大青年大力推薦……整理國故無疑取得了巨大的學術(shù)成就。但同時，這一運動也確有如上所說的負面影響，不僅引起了他人尖銳的批評，也引起了他自己的警覺，又多次撰文提醒青年不要“鉆故紙堆”，頗為矛盾。

　　一九二七年，針對對整理國故是“復(fù)舊”的批評，他寫了《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對整理國故運動作了進一步的辯護和解釋。他說之所以要整理國故“只為了我十分相信‘爛紙堆’里有無數(shù)老鬼，能吃人， 能迷人， 害人的厲害勝過柏斯德（Pasteur）發(fā)現(xiàn)的種種病菌，只為了我自己自信，雖然不能殺菌， 卻頗能‘捉妖’‘打鬼’。”“我所以要整理國故，只是要人明白這些東西原來‘也不過如此’！本來‘不過如此’，我所以還他一個‘不過如此’。”也就是說，其目的并非“為真理而真理”“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純學術(shù)”，更不是發(fā)思古之幽思的懷舊復(fù)古，而是“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化神圣為凡庸：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薄�5】是對傳統(tǒng)批判的繼續(xù)與深入。

　　盡管如此，胡適還是很清楚，這一運動實際很容易將人引入“故紙堆”而難以自拔，所以在一九二八年夏，他又寫下了《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對清代學者的治學的考證學方法大加推崇的同時，卻格外強調(diào)“材料”，即研究對象的重要性。他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雖然與西方學者的方法一樣“科學”，但卻只以“故紙堆”作為研究的“材料”，所以對國計民生無大作用，也是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肮始埖牟牧辖K久限死了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shù)也只不過是文字的學術(shù)，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過是故紙堆的火焰而已！”“我們考證學的方法盡管精密，只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只因為始終不曾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們?nèi)�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典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處？于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yīng)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shù)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同時還以自責的態(tài)度寫道：“所以我們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學一個方法是不夠的。最要緊的是你用什么材料�，F(xiàn)在一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鉆，這是最可悲嘆的現(xiàn)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shù)，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堆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聰明才智消磨在這故紙堆里，還沒有什么好成績，我們應(yīng)該換條路走走了�！薄�6】

　　一方面反對“狹義的功利觀念”、提出整理國故要堅持“為真理而真理”“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為學之道，另一方面又以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捉妖”“打鬼”、進而“再造文明”作為整理國故的綱領(lǐng)和旗幟；
一方面力倡“整理國故”，另一方面又唯恐青年人因此而“鉆故紙堆”，所以用“廢物”、“死路”等驚人之語提醒青年應(yīng)“換條路”，走自然科學與技術(shù)的“活路”。這種自相矛盾與其說是胡適的思想混亂所致，勿寧說是客觀環(huán)境使然。在一個安定、正常、合理的社會中，學術(shù)與政治相對隔離，“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態(tài)度對文化的積累意義殊深，無疑也是為學的正途和常態(tài)，本不成其為“問題”。這是胡適所追求、向往的，因而情不自禁屢屢提倡。但在正處社會轉(zhuǎn)型的近代中國，新舊思想的沖突格外尖銳、激烈，整理國故的確又極易為守舊者所利用，為舊勢力張目，這是胡適所堅決反對的，所以不得不對此又充滿警惕，意識到在這種情境下很難做到“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在近代中國，“學術(shù)”實難擺脫“政治”的糾纏。在這新舊交替的關(guān)鍵時刻，他又希望能以學術(shù)來“解放人心”，以深入的學術(shù)研究為基礎(chǔ)，將新文化運動中迸發(fā)出的雖啟人心智但確有些失之浮躁的思想火花經(jīng)過深化和段造，作為民族新文明的基質(zhì)沉淀下來。

　　二

　　“民主”與“科學”是新文化運動兩個最著名的口號，也是這一運動的綱領(lǐng)，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則與他對“科學”的理解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一方面，他提出要用現(xiàn)代的“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
另一方面，他想通過整理國故來說明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科學方法”，為“科學”在中國尋根，并藉此證明“科學”并非是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完全不相容的“泊來品”，因此，提倡、宣傳“科學”也據(jù)有傳統(tǒng)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始終相信社會、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之間有著共同的“方法”，要藉整理國故來證明此點，同時，這也是“打通”二者的一種積極努力。

　　胡適的科學觀，是以屬于經(jīng)驗論（Experimentalism）哲學傳統(tǒng)的“實用主義”（Pragmaticism）為基礎(chǔ)的。他將“Experimentalism ”譯為極富自然科學意味的“實驗主義”，表明在他的心目中，這種哲學是與自然科學類似的一種“科學”的哲學。他在《實驗主義》一文中說這種哲學的特點就是注重實驗的方法，所謂“實驗的方法就是科學家在試驗室里用的方法”。他強調(diào)科學試驗室的態(tài)度和歷史的態(tài)度是實驗主義的兩個根本觀念，“這兩個基本觀念都是十九世紀科學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yīng)用。”這種哲學，實際是一種解決具體問題的“思維術(shù)”（思想方法），即他所推崇的“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據(jù)，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的“杜威所說的思想”。他對杜威所說思想方法的五步說作了具體的分析說明，這五步是（一）疑難的境地；
（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么地方；
（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
（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jié)果，一一想出來，看哪一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敝档米⒁獾氖�，他在解釋的過程中，反復(fù)舉清儒畢沅、王念孫等樸學大師對《墨子》一書的考訂為例，來說明這“五步”的“科學”正確，也就是說，他實際認為這兩者間有某種相通之處。

【7】他認為科學的方法、精神、態(tài)度可從“懷疑”、“事實”、“證據(jù)”和“真理”這四方面來說明，在他對這四個方面的闡釋中，科學的本質(zhì)還是實驗主義解決具體問題的試驗室的態(tài)度和方法【8】。由此，他發(fā)出了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號召， 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他在提出要“整理國故”的同時對“主義”卻大加批判：“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yīng)該給我們一種很有益的教訓。什么教訓呢？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jié)果�！薄笆�部‘純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點評判的態(tài)度；
十篇‘贏馀價值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
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憋@然，他的“整理國故”與“研究問題”也有內(nèi)在的相通之處。在他的心目中，清代漢學便可說是只研究“問題”、不過問“主義”的典范。

　　當然，在這方面他的論述也有自相矛盾之處。他堅決反對“主義”，但大力提倡的“實驗主義”本身實際也是一種主義；
對清代漢學的方法推崇備至，但卻又有嚴厲的批判：“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jīng)師，而無思想家；
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
只有校注，而無著作�！薄扒宄�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盡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fā)生影響。”【9】當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突飛猛進的時候， “我們的學術(shù)界還在爛紙堆里翻我們的筋斗”，所以“我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處？”【10】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否認“清儒”具有“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認為不同的后果是由不同的研究對象造成的，強調(diào)“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在他的心目中，科學的本質(zhì)就是科學的方法的精神，這是比實際的科學研究和結(jié)果還重要的。但是，歐洲科學已經(jīng)發(fā)達了好幾百年，但只到晚近才有較為完滿的“科學方法論”的提出，“這都是因為高談方法的哲學家和發(fā)明方法的科學家向來不狠接近，所以高談方法的人至多不過得到一點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趨勢；
所以創(chuàng)造科學方法和實用科學方法的人，也只顧他自己研究試驗的應(yīng)用，不能用哲學綜合的眼光把科學方法的各方面詳細表示出來，使人了解。哲學家沒有科學的經(jīng)驗，決不能講圓滿的科學方法論。科學家沒有哲學的興趣，也不能講圓滿的科學方法論。”【11】因此，“整理國故”在胡適看來也是哲學和科學互相結(jié)合闡發(fā)、總結(jié)和提升科學方法論和科學精神的一種途徑。

　　他認為，宋明理學中即含有某些科學精神的因素，如程朱提倡“格物致知”的“即物而窮其理”“便是歸納的精神”；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狠偉大的希望”，“科學的目的，也不過如此”，“的確含有科學的基礎(chǔ)”。但是，由于“科學的工具器械不夠用”、反對實用、“丟掉了具體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澈大悟，決沒有科學”。而且，由于沒有“假設(shè)”和“實驗”這兩個“科學方法”的“重要部分”，“這種格物如何能有科學的發(fā)明？”對陸王心學，胡適認為也有一定的科學精神和意義。他認為，由于陸王一派主張“心外無物”，所以他們對“物”的定義，即“意所在之事謂之物”的范圍可大到無窮，比程朱一派實以“圣賢之書”作為“格致”對象的“天下之物”的范圍要廣得多。另外他還認為陸王提倡“《六經(jīng)》為我注腳”和“夫?qū)W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等是一種“獨立自由的精神”，而“這種獨立自由的精神便是學問革新的動機”。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程朱的格物論注重‘即物而窮其理’，是狠有歸納的精神的�？上�他們存一種被動的態(tài)度，要想‘不役其知’，以求那豁然貫通的最后一步。那一方面，陸王的學說主張真理即在心中，抬高個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標準來解脫‘傳注’的束縛。這種自動的精神狠可以補救程朱一派的被動的格物法。程朱的歸納手續(xù)，經(jīng)過陸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國學術(shù)史的一大轉(zhuǎn)機。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歸納精神，重新經(jīng)過一番‘樸學’的訓練，于是有清代學者的科學方法的出現(xiàn)，這又是中國學術(shù)史的一大轉(zhuǎn)機�！彼�不厭其詳?shù)匾砸繇�、訓詁、校勘為例，細致分析漢學中的科學精神。他寫道：“淺學的人只覺得漢學家斤斤的爭辯一字兩字的�？保�以為‘支離破碎’，毫無趣味。其實漢學家的工夫，無論如何瑣碎，卻有一點不瑣碎的元素，就是那點科學的精神。”最后，他將清儒的方法概括為“（1）大膽的假設(shè)，（2）小心的求證”�！�12】“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是胡適對“科學方法”最為簡約的概括，后來他多次說明此點，以至成為“胡氏科學方法”的代名詞。由此可見清儒的“漢學方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所以他多次表示，自己對中國古代小說的種種考證的目的是“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tài)度，一點科學方法”�！�13】在晚年他依然堅持認為西方的科學思想和科學發(fā)展史與中國古代的學術(shù)“方法都是一樣的”，他不研究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而考證中國古代小說是“想用偷關(guān)漏稅的方法來提倡一種科學的治學方法”�！拔覍τ谛≌f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14】很明顯，他始終認為在各門學科間有一種最基本、最簡單、一成不變的共同的“科學”方法。

　　另外，他之所以要不憚煩難地從國學中一點點地整理、發(fā)現(xiàn)“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是因為他想證明“如果正確地解釋儒學，將并不意味著儒學與現(xiàn)代科學思想相反。我不但認為儒學將為現(xiàn)代科學思想的培養(yǎng)、產(chǎn)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而且儒學的許多傳統(tǒng)是非常有利于現(xiàn)代科學的精神與態(tài)度的�！薄�15】這段文字寫于1933年，但在50年代末，即他生命的晚期他甚至認為：“我有意未提中國哲學中的科學內(nèi)容，不僅是由于一個明顯的原因，即這一內(nèi)容與西方最近四個世紀的科學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還因為我認為，在科學的歷史發(fā)展中，科學精神或意識態(tài)度及科學方法要比天文學家，歷法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或園藝學家的任何實際的或經(jīng)驗的結(jié)果都要重要得多。”【16】依此看來，中國的“清儒”對科學的貢獻和作用要比西方近代科學家重要得多！這當然不正確。但貫穿胡適幾十年的有關(guān)論述，不難看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為“科學”在中國尋根。

　　三

　　無論是否同意胡適對科學的這種理解和對整理國故的種種意義的闡發(fā)，無法否認的是“整理國故”在學術(shù)上的確取得了重大成就。這些成就，是與胡適提出的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分不開的。

　　在《〈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中，他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一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突破傳統(tǒng)樸學僅把義理之辨的儒學經(jīng)典作為研究對像的狹窄范圍，將一直被視為不入流的古代各類裨官野史、街談巷議、“三教九流”與這些經(jīng)典一樣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這就使研究對象極大地豐富，并且必然填補許多研究的空白。二是“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具體提出“索引式整理”、“結(jié)賬式整理”和“專史式的整理”。這種專史研究又細分為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jīng)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shù)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和制度史這十個方面。也只有分專史研究，國學研究才能深入。三是“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即要借鑒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則，許多問題就無法解決。

　　在這種方法指導(dǎo)下，整理國故運動在短期內(nèi)就取得了許多豐碩而重要的成果。如胡適的學生顧頡剛的《古史辨》對長期被視為定論的中國上古史的懷疑，引起了對中國上古史持久不衰的爭論和研究，使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大大深化。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他的學生傅斯年的領(lǐng)導(dǎo)下，突破文獻范圍，對安陽殷墟多次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胡適本人當然身體力行，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對學術(shù)研究作出了直接的貢獻。具體地說，胡適國學研究的成就主要在古典小說考證、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思想史和《水經(jīng)注》的研究。

　　他二十年代初起對《水滸傳》和《紅樓夢》的研究考證，就以其方法的的新穎和論證的嚴密確當，豎立了一種新的學術(shù)典范。在《水滸傳》研究中，他采取對某一歷史“故事”的演變作歷史追蹤的方法，對有關(guān)民間傳說、野史、話本等等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形態(tài)追本溯源，指出該書是經(jīng)過幾百年民間傳說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總其成的�！丁醇t樓夢〉考證》可說是胡適這方面的代表作，影響之大直到如今。他以書的內(nèi)容為對象，廣泛搜羅有關(guān)著者的時代背景和各種版本，經(jīng)過細致研究，推倒了近百年來關(guān)于這本“奇書”的各種“索引”與“附會”，指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部書只是作者的自敘傳。此論一出即引起轟動，為學界接受，并開創(chuàng)“紅學”研究的新方向，被稱為“新紅學”。此一學派至今仍常盛不衰，為“紅學”中的主要學派。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較早地系統(tǒng)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著作，這部著作首先將白話或近于白話的文學置于中國文學的中心地位，強調(diào)民間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學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并且認為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所以可將此作為社會生活的史料。這些在當時都是劃時代的。

　　胡適以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肇端，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興趣也是終生不衰。他在博士論文基礎(chǔ)上改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也是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開山之作，是第一部用現(xiàn)代哲學眼光、方法衡量、分析中國古代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對后來的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的影響至深且巨。他對禪宗史的研究也是終生不綴，既有全面細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證，又有客觀中肯的思想理論分析。在這方面，他也著述甚豐。后來，日本學者柳田圣山專門將胡適發(fā)表的有關(guān)禪宗史研究的著述匯集成《胡適禪學案》，成為禪學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胡適的晚年，他幾乎傾最后二十年的精力于《水經(jīng)注》的考證、�？焙脱芯恐�中。他的初衷是為“鄉(xiāng)賢”戴震洗冤，但實際帶來的考證、校勘、目錄版本等方面的成就卻不容低估。盡管有人認為他花二十余年的精力于此案的研究十分不值，但若以純學術(shù)、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觀點來看，這一研究還是極具學術(shù)意義的。

　　可以說，從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踏上歷史的舞臺起，終其一生末停止過對國學的整理和研究。從學術(shù)影響的廣博和深遠來看，本世紀還罕有其媲。

　　四

　　胡適的國學研究除了社會的和文化的意義之外，當然還有其個人的原因和意義。

　　從個人文化根源上看，他可說是從小就受到“國學”的教育，對此自然有種“親和性”。但更重要的是，在一個政治腐敗、劇烈動蕩的社會中，沉浸于國學研究之中無疑是種逃避現(xiàn)實的精神安慰。對此，胡適早在留美期間就曾在1914年12月的一則日記中寫道：“德國文豪歌德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黽勉致力于一種絕不關(guān)系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故當拿破侖戰(zhàn)氛最惡之時，歌德日從事于研究中國文物……此意大可玩味，怡蓀嘗致書，謂‘以鞠躬盡瘁之諸葛武侯乃獨能于漢末大亂之時高臥南陽者，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yǎng)待時而動也�！�亦即此意�！薄�17】胡適回國后，國難頻仍，熱血青年無法安于學業(yè)。對此，胡適便多次舉德國文豪歌德在祖國垂危之時仍潛心學術(shù)為例，勸誡青年回到教室，以歌德為榜樣專心向?qū)W：“每遇著國家政治有大紛擾的時候，他（指歌德，筆者注）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guān)系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擾”，以“拯救自己”【18】。

　　但在亂世中潛心國學并非胡適一人的個別現(xiàn)像，卻是近代中國不少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

　　如原本專治古典詩詞和叔本華等德國古典哲學的王國維后來轉(zhuǎn)向甲骨金文一類的考據(jù)之學；
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激烈反傳統(tǒng)的陳獨秀政壇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學之中；
反滿斗士章太炎由撰寫“令人神旺”的政論高手一轉(zhuǎn)而為國學大師；
“紅燭詩人”聞一多從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潛心國學十余年，甚至連樓都不愿下；
聞一多的學生、著名的“新月詩人”陳夢家后來也轉(zhuǎn)向古文字學；
就連“敢于直面人生”的魯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難以自拔。凡此種種，當非偶然。

　　當然，從細的方面來說，他們的情況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從大的方面來說，卻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國學”可說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萃，確具極大的學術(shù)、文化魅力，足以將人吸引過來；
而鉆研國學，歷來似乎就是文人學者的“天職”。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時刻，國學當然也面臨“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問題。而這一代學人卻也生逢其時，從小都浸淫在傳統(tǒng)的“國學”之中，青年時起又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響和學術(shù)訓練，因此大都學兼中西。這使他們既有“樸學”的功底，又有“新學”的創(chuàng)見。從中西兼用的角度來看，“國學”確有一片廣闊的天地供他們一展身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學為身處政治專制腐敗、社會動蕩之中的近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塊難得的安身立命之所。當對現(xiàn)實倍感無奈而環(huán)境又不允許他們慷慨激昂之時，自然就要“向內(nèi)走”，躲進書齋之中。如聞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傾訴說：“我近來最痛苦的是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適應(yīng)環(huán)境。因為這樣，向外發(fā)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轉(zhuǎn)向內(nèi)走。在這向內(nèi)走的路上，我卻得著一個大安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我實證了自己在這向內(nèi)的路上，很有發(fā)展的希望。因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內(nèi)的路走通了，這也可說是塞翁失馬，是福而非禍。”【19】但另一方面來說，國學又不僅僅是“獨善其身”的庇護所，還能與民族、國家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如前所述，胡適便屢屢表白整理國故的社會意義，時而說是為了“捉妖打鬼”，找出傳統(tǒng)文化的病癥，時而說是為了找出科學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揚傳統(tǒng)文化。當聞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介入社會政治、開始吶喊時，對自己的“鉆故紙堆”又作出如下辯白：“近年來我在聯(lián)大的圈子里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為經(jīng)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我敢于開方了�！薄澳阆氩坏轿冶热魏稳诉�恨那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蠹的蕓香。雖然二者都藏在書里，他們的作用并不一樣。”【20】

　　顯然，國學在近代中國具有一種奇特的功能，使沉潛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現(xiàn)實、在風暴中找尋到一塊難得的安寧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種維系傳承民族文化血脈、以一種更間接卻更深遠的方式“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這種感覺足以消除由“獨善其身”引起的某種良心不安，獲得一種精神的滿足和心靈的自慰。當然，倘政治專治到極點，連這種與現(xiàn)實關(guān)系極其疏遠的“國學”都被禁止時，知識分子便喪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個支點。

　　【注釋】

　　【1】《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號。

　　【2】《〈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胡適文存》第2集第1卷。

　　【3】《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文存》第1集第2卷。

　　【4】轉(zhuǎn)引自耿云志編《胡適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68頁。

　　【5】《整理國故與打鬼》，《胡適文存》第3集第2卷。

　　【6】《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第3集第2卷。

　　【7】《實驗主義》，1919年4月《新青年》第6卷第3號。

　　【8】《科學的人生觀－民國十九年在蘇州青年會講》， 《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第322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

　　【9】《〈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

　　【10】《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11】《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第1集第2卷。

　　【12】《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13】《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85頁。

　　【14】《治學方法》（第一講），《胡適選集》，第388頁。

　　【15】《儒學與現(xiàn)代科學思維》，見A.海頓編《世界宗教中的現(xiàn)代潮流》，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34年英文版，第45-61頁。

　　【16】《中國哲學中的科學精神與方法》，見C.A摩爾編《中國精神》， 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67年英文版，第104-131頁。

　　【17】《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5冊，第484頁。

　　【18】見《現(xiàn)代評論》二卷三十九期。

　　【19】聞一多：《給饒孟侃先生》，《聞一多書信選集》第2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20】聞一多：《給臧克家先生》，《聞一多書信選集》第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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