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思和（1907～1980）字致中，山東寧津人，著名歷史學家。燕京大學畢業(yè)后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研究院獲博士學位。1935年回國，任北平師大教授，燕大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院系調整后，任北大歷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等職。學識淵博，兼通古今中外。在先秦史，世界中世紀史方面造詣尤深。重要論著有《西周地理考》、《戰(zhàn)國制度考》、《中西封建制度研究》、《世界中世紀史講義》等。1961年任《世界歷史小叢書》副主編，對歷史科學的普及做出了貢獻。1980年病逝。

　　南開中學與曹禺豐子愷同窗

　　父親先是在燕京讀大學，后來又在燕京執(zhí)教，前后有二十多年。

　　父親是屬于二十世紀的人：出生在二十世紀，受教育在二十世紀，去世在二十世紀。二十世紀的中國正處于一個大變化的時期，那個時代的學者也是各式各樣的，父親應該算哪種類型呢？我想他是屬于二十世紀新式學堂教育出來的學者，從他的履歷來看他完全符合這一點：他的小學是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學度過的，中學則是南開中學，大學一年級是在南開大學，二年級轉到燕京，后來又去哈佛……在這方面可以比較的是周一良先生，他在上大學之前完全是由自己家庭私塾培養(yǎng)的。

　　父親在南開中學的那批同學可謂是人才濟濟：曹禺，天天拿著毛筆在那里寫小說；
父親的另外一個同班同學豐子愷畫畫；
父親那個時候已經(jīng)對歷史發(fā)生了興趣，經(jīng)常寫一些關于歷史的文章。這就引起了范文瀾先生的注意，在當時也有點對父親“重點培養(yǎng)”的意思。后來也是在范老的鼓勵下，父親在南開中學畢業(yè)之后就報考了南開大學的歷史系。

　　也是由范老教，讀了一年之后，范老對父親說：“你這么喜歡念書，不如到北京去，天津畢竟是一個商業(yè)城市，北京才是文化城市，那里的名師多�！�

　　那是在1928年，燕京正好在招收插班生，父親就報考了燕京歷史系的二年級。

　　父親剛到燕京大學的時候，燕京大學的名氣并不大，但是已經(jīng)頗受重視。到了燕京大學之后，父親像是到了另外一個天地，這個天地里的空氣跟天津截然不同。當時燕京大學剛剛從北京城內盔甲廠舊址搬到西郊海淀新址，美麗的校園內匯集了大量的名師。創(chuàng)辦人司徒雷登一心想把燕京大學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洪業(yè)先生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來，在他看來，現(xiàn)代化的中國首先要有現(xiàn)代化的教育，洪先生是搞歷史的，自然把歷史看成是現(xiàn)代化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洪先生按照美國的模式，帶著自己的期望，在燕京開始改造歷史系，延請了大量的名師。

　　在此之前，燕京有名的老師不過陳垣先生一個人而已，之后顧頡剛、容庚等人都陸陸續(xù)續(xù)地來到了燕京。后來燕京的發(fā)展，處處都帶著洪業(yè)先生設計的影子。

　　“父命不可違”被“逼”留學哈佛

　　父親進入燕京大學的那一年，哈佛大學也正在中國尋找合作者，由美國鋁業(yè)大王霍爾的基金會出錢，在中國創(chuàng)辦一個漢學中心，最后這個機會被司徒雷登和洪業(yè)先生爭取了過來，獲得了那批資金的五分之四，組成了一個漢學機構，這就是哈佛燕京學社。資金則由燕京來管，具體負責人是一個美國人，但是洪先生的意見舉足輕重。

　　父親是第一個由燕京派往哈佛的學生。當時燕京每隔四年可以推薦一個人到哈佛去學習，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獎學金。哈佛要求這個人一定要在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如果拿不到，哈佛就要在別的學校去物色這樣的人選。父親一進入燕京就顯示了自己的史學根基，當時顧頡剛先生在燕京講授“中國上古史研究”，父親非常喜歡這門課。父親回憶顧先生上課的時候常常旁征博引，見解新穎，學生都特別歡迎。顧先生上課，每堂課都要寫滿三個黑板。每遇到報刊雜志上發(fā)表了不同他的學術觀點，顧先生必定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各抒己見，開展討論，借此來啟發(fā)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父親聽了顧先生的課，在大學期間就寫了《與顧頡剛師論〈易系傳〉觀象制器書》那篇文章。1929年，燕大歷史系籌辦《史學年報》，編輯《史學年報》的任務竟然落到了父親這個“外來戶”的身上。

　　父親擔任《史學年報》的主編一共三年，一直到他畢業(yè)。他畢業(yè)的時候，他的同學在《燕大年刊》上為他的畢業(yè)照片題詞說：“于學無所不窺，上自群經(jīng)諸子，下至康、梁、胡、顧；
每讀一書必有新奇問題發(fā)現(xiàn)，尤精于考證學、史學方法、兩漢歷史。”

　　可能是這個原因，洪業(yè)先生看重他，把他作為去哈佛留學的人選�？筛赣H開始并不想去，因為父親當時的興趣在中國史方面，他自己說：“四年的工夫在中國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績來，到美國我去做什么呢？做中國史？那里沒有書，教授也不如中國。”但是洪先生就是看中了他，認為父親能在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

　　他勸告父親說：“你應該去，不光是能夠保證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保證這個人選落在燕京大學，而且對于你個人也有好處，到美國去，看看他們的研究方法，可以開闊你的眼界�！钡�是父親還是不想去，洪先生無奈之下，就去動員我的祖父，祖父就又跟父親談。父親當時還是有傳統(tǒng)的思想，覺得“父命不可違”，只好去了哈佛。

　　但是去哈佛也有難題，讓父親感到犯難的是不知道到了美國之后學什么，學中國史，好像在那里沒有什么可學的。洪業(yè)先生又建議父親：“你到那里去就學他們最擅長的學科�！比�四十年代的哈佛，是美國史研究的重鎮(zhèn)，所謂“明星教授”云集。洪先生建議父親到那里去學美國史，父親當時還不太情愿：“美國史那么短？！”洪先生說：“雖然美國歷史比較短，但是他們研究得比較深，你可以學習他們研究的方法，回來之后用這種新方法研究中國史，對于中國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备赣H到了哈佛之后，覺得自己責任重大，因為不單關系到自己的學業(yè)，還關乎到學校。所以到了之后一頭扎進了圖書館，開始了現(xiàn)在所謂的“三點一線”的生活。父親的苦工沒有白費，在哈佛，就連當時以嚴格要求著稱的施萊辛格教授，都不得不對父親刮目相看，給了父親的論文很高的評價。這樣度過了四年，算是不辱使命，把博士學位拿了下來，而且也了解了當時國際學術界的趨勢。我們家里現(xiàn)在還保存著父親在美國學習時的筆記，一大本一大本的。

　　回國任教開辟比較史學

　　父親學成回國之后，就任北師大歷史系的教授，父親為什么去北師大呢，他說：“我一直在私立學校學習，我想到國立學校去教書，了解一下那里的情況�！备赣H帶回來的是一個新的學科，聽父親說當時在美國真正學美國史的包括他在內就只有兩個人，另外一位是皮明舉先生，后來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學者皮錫瑞的后代。當時父親除了在北師大專職任教之外，還在北大、清華和燕京同時兼課。父親在北大開的是史學理論和世界現(xiàn)代史，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名師講義，讓我編父親的講義，我就又在家里找了一通，經(jīng)過了多少次劫難，父親的手稿所余不多，幸好在圖書館找到了一份父親1936年在北師大開的史學概論講稿，后來又找出來一份1957年在北大歷史系開的“歷史古籍選讀”講稿中的一章，交給了出版社。

　　史學理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一門新學科，很受重視，父親利用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方法樹立了自己獨特的一種學風，即研究中國的也研究外國的，形成了“比較史學”的學術特點。父親回國的第二年，胡適曾經(jīng)打算把父親聘請到北大專職任教，跟父親談了之后，父親也希望到北大去。父親在北師大辭職，決定接受北大的邀請，但是緊接著“七七事變”就爆發(fā)了，因為祖父齊璧亭（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校長）跟隨學校搬到了大后方，父親不得不留在北京以便就近照顧在天津的祖母，又不愿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學校里教書，所以就回到了燕京執(zhí)教，北大沒有去成。

　　直到1952年，父親才到了北大，父親和北大的緣分，到了這里才算“圓”了。

　　兩度回燕京出任人文學院院長

　　父親重回燕京的時候，我已經(jīng)記事了。我跟隨父母從琉璃廠旁的一個胡同搬到燕京，感覺像是進了一個大花園。從1937年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我們先是在燕京附近的冰窖胡同住，后來就一直住在燕南園56號。

　　珍珠港事變以后我們就搬出了燕京，為了謀生，父親和一批不愿意和日本人發(fā)生關系的教授都去了中國大學教書，那是當時跟日本沒有關系的一所大學。

　　1946年，燕京復校，又是洪業(yè)先生策劃的，當時洪先生在城里新開路的住所，成了燕京人聯(lián)絡的中心，不停地研究復校的方案。那一年，我們全家也都回到了燕京，搬進了燕南園51號，當時是燕南園最大的房子，因為父親的藏書比較多，而且當時還是人文學院的院長。1949年，學校開始調整房子，從1949年到1952年的幾年里，我們在燕南園搬來搬去，最后在燕南園66號定居下來。那個院子，曾經(jīng)是冰心先生住的。

　　■記者手記

　　在已經(jīng)去世的老一輩燕京人當中，齊思和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他進入燕京的時候，燕京剛剛從盔甲廠舊址搬到海淀新址也即后來大名鼎鼎的燕園，也是從那個時候起，燕京大學開始以國內外名校為目標進行建校，燕京哈佛學社就是這樣背景之下的產(chǎn)物。因緣際會，齊思和成了兩所世界知名大學進行合作的第一個人選，斯人已去，我們沒有辦法再得知當年齊思和去國求學的細節(jié)。

　　不過當我輾轉找到齊思和的女兒齊文穎老師的時候，齊文穎老師津津樂道的正是齊先生去哈佛的這段經(jīng)歷。齊文穎曾經(jīng)到哈佛追隨父親的足跡并且拜訪當時居住在那里的洪業(yè)先生——當年哈佛燕京學社的擘畫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齊文穎敘述中的父親，不單單是從文獻資料上得到的認識，在某些程度上也成了她自己經(jīng)歷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她成長之后與齊思和先生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更是如此。(陳遠，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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