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去世后，我把他晚年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又重看一遍，感慨頗深。

　　周先生晚年的回憶錄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完成的，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注意到，一是時間，一是地點。在美國完成自己晚年的回憶錄，對于周先生來說，也真是人生的一次巧合。他四十年代從哈佛學成回國，正是一生最好的時間，然而這一階段，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又最不堪回首，他早年的學術生涯與美國密不可分，可以說沒有哈佛七年的經(jīng)歷，就沒有學者周一良，而沒有晚年的回憶錄，也就沒有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周一良。周先生對于自己一生的反省，是他在晚年重新確立了自己的獨立性，特別體現(xiàn)在他所寫的回憶陳寅恪的文章中，他九十年代回憶陳寅恪，用了《向陳寅恪先生請罪》這樣的說法，可以想見，其內(nèi)心是多么痛苦。

　　青年時代的周一良，最為陳寅恪器重，但在五十年代，陳寅恪最看重的學生當中，幾乎沒有一個讓他滿意的，他的許多學生，在思想和學術精神上，都背叛了他。陳寅恪在給科學院的答復中，就特別提到，他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就不是他的學生。在這次談話中，他實際上批評了五十年代周一良的選擇，他說：“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彼麑ξ迨�年代周一良的選擇是很不滿意的。周一良在回憶錄中曾多次提到，蔣天樞編陳寅恪全集時，把文章中與周一良當年論學的地方全都刪除。周一良說；
“對于舊作的增刪改訂，必有所為，刪去此節(jié)，正是目我為‘曲學阿世’，未免遺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跡”。

　　周一良對自己中年的否定，不僅是對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對一個時代的評價，他晚年多次對陳寅恪的懷念，正寄托著他心中的理想，知識分子如果失去了獨立性，悲劇早晚會降臨，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周一良的經(jīng)歷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來是學者卻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五十年代的周一良，是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就與新時代達成了平衡，這是很令人困惑的。周一良本來對政治沒有興趣，一二·九運動時，他都置身事外。但五十代初期，他卻能在極短的時間里，就選擇了認同新時代，對于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這樣的選擇似乎有些難以讓人理解。我曾在一篇分析王瑤和陳旭麓的文章中說過，這可能與他們正值青年有關，因為他們最好的學術訓練和學術準備如果還想有一點發(fā)揮的機會，就只有妥協(xié)，不然自己就成了廢人，那時他們還沒有在學術界真正確立自己的地位，對周一良來說，也有這樣的特點。我們從五十年代有限的一些學術雜志上可以看出，最活躍的，恰好是周一良那個年紀的人，他們對新時代的認識和評價是真誠的，也是輕信的。按說，周一良是史語所出身，與胡適、傅斯年、趙元任他們感情很好。胡適曾給周一良寫過極長的信，討論他的論文，周一良還帶他父親送給過胡適戴東原《水經(jīng)注》的抄本；
周一良二兒子在美國出生后，他曾在給胡適的信中感謝胡適的問候，并說：“我們想請您給起個中國名字（排行字是‘啟’），希望長者的福德智慧他日能企及一二�。ā逗�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二十九冊，四八一頁）但在政治選擇上，周一良沒有受他們的影響，周一良一九三八年到哈佛，一九四六年才回來，可能對于國內(nèi)的政治比較陌生，季羨林的經(jīng)歷與他大致相同，這正是中國的抗戰(zhàn)時期，所以在他們本來的“原罪”意識當中，比別的知識分子又多了一層。下面這個材料可以說明一些情況。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著名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為參加這次會議，參加者，特別是與知識分子有關的部門，都為會議準備了詳細的材料，當時高等教育部在一份關于北京大學的調(diào)查報告中，對當時北京大學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判斷，認為政治上中間的，按他們過去政治態(tài)度，也可區(qū)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解放前脫離政治或深受資產(chǎn)階級民主個人主義影響，對黨有懷疑甚至敵對情緒，解放后，有進步，對黨的政策一般擁護，但對政治不夠關心，對某些具體政策及措施表現(xiàn)不夠積極或不滿，個別的或因個人主義嚴重而對某些措施抵觸較大。這種人為數(shù)較多約有七三人。……第二種：解放前反動，與國民黨反動派有過較深的關系，解放后逐漸從對黨疑懼、抗拒轉(zhuǎn)變到愿意進步，愿意向黨靠攏�！�…還有的是脫黨分子或過去曾參加過黨的外圍組織，以后脫離革命，解放后一直對黨不滿�！叭缰形南低醅�，抗戰(zhàn)前曾參加我黨后因害怕反動派迫害脫了黨，解放后感覺政治上沒有前途，想埋頭業(yè)務，一舉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時還閉門寫新文學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報召開座談會批判該書，他認為業(yè)務也完了，哭了一次。對副教授、十一級的工資待遇很不滿，去年改為九級仍然不滿。教學工作極不負責任，大部分時間用在寫文章賺稿費。還有像傅鷹，有學術地位，工作也還積極負責，但不愿參加政治學習和社會工作，輕視馬列主義，否認黨對科學的領導。”

　　在這個報告中，對于周一良是這樣評價的：“受舊社會影響較小，解放后接受新鮮事物較快，政治、思想進步較大。這種人約有五四人，以季羨林為代表。季羨林在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回國，解放前對現(xiàn)實略有不滿。解放后當選北大工會文教部長，積極工作，努力學習政治理論及時事政策，參加抗美援朝運動等工作。通過這一系列現(xiàn)實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進步較顯著。

　　“這種人對馬列主義理論與蘇聯(lián)先進經(jīng)驗，是積極學習，對學術思想批判也是較自覺的參加的。一般都比較年輕，與黨團員、青年助教有較密切的關系，有入黨的要求，有些也可作為培養(yǎng)對象。有些雖學術地位不夠高，但有發(fā)展前途，如陳閱增、周一良等。他們現(xiàn)在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中起著骨干核心作用。一般缺點是有些自高自大，脫離群眾，也還不善于進行領導工作�！保ǜ叩冉逃�部《北京大學典型調(diào)查材料》，《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第二輯，四九頁）

　　一九五六年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是較為開明的，在這次會議上，對于知識分子本來要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但過了一年，就開始了反右。鳴放時許多知識分子之所以敢說話，其實與這次會議也有關系，因為知識分子從這次會議上感覺到了他們的“早春天氣”。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判斷是不對的。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傾向，是以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為基本前提的。一九五五年，他在第二期《歷史研究》上，發(fā)表了《西洋“漢學”與胡適》，批判了他早年最尊敬的胡適和他曾在史語所中受惠頗多的傅斯年，這也意味著他對自己早年學術背景的基本否定。有趣的是，在本期的《歷史研究》上，緊排在周一良文章后面的是田余慶的一篇《清除胡適思想在歷史考據(jù)中的惡劣影響》，而多年以后，田余慶正是用了胡適的研究方法，在魏晉南北朝歷史研究中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與周一良和祝總斌成為北大史學系最著名的教授。五十年代，中國學者的歷史選擇，充滿了歷史的吊詭，當年最要唾棄的東西，恰恰成全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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