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錢鍾書一生無黨無派，淡泊名利，臨終之際留下的話是：“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边@是不容易的。此前有一個作家被點名批判，他卻送去一幅“鐵肩擔道義”的對聯(lián)表示慰問。錢先生去世后，余英時、王元化先生都認為，他的離開，標志著出生于上世紀初那一代學者的終結(jié)。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紀同時終結(jié)。他們的認識偏重于學術(shù)，也包含了對錢先生人格的評價。

　　謝：如果從胡適那一代人算起，錢先生是第二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那一輩學者，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告別了二十世紀。錢先生的最后十年，可以說是沉默的十年，這十年中，他的身體是一日不如一日，更不好的是他的心境。十幾年前，他在《光明日報》上說過一句今天還讓人難忘的話，他說，“報紙開放是大趨勢”。這可能是錢先生晚年最不超脫的一句話，這之后，就再也沒有聽到錢先生的話了�！秶�城》的改編，《槐聚詩存》的出版，《石語》的重印，都非他所愿，是別人要做，他也就任由它去了。錢先生是一個從舊時代過來的人，又在新時代生活了這么久，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親歷者，他是一個超凡超俗的人，卻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他很厭惡政治，但并不是不關(guān)心政治，是眼見的政治太讓他寒心。

　　�。核�的臨終遺言，看似平淡，卻又讓人感到意味無窮。他要走得清白。他不愿再和他不愿打交道的人麻煩了。錢先生的遺言讓我想起了沈從文先生最后說過的一句話。沈先生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么要說，他的回答是：“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么好說的。”沈先生和錢先生是同時代的人，也是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沈先生是一個弱者，他臨終的這句話卻是強音。錢先生是一個智者，他的遺言也是智慧的最后閃現(xiàn)。

　　謝：很長時間內(nèi)，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很少有表達內(nèi)心世界的機會。但這并不等于他們對時代沒有評價。研究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最大局限，在于沒有公開的檔案可供參考，這樣對于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評價就很難準確，因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用公開史料，判斷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tài)，得不到整體的印象。常常聽到的對于錢鍾書的那些評價，以為錢先生是一個世故的老人，是一個軟弱的知識分子，其實這些只是一些依據(jù)常見史料得出的結(jié)論，并不能解釋錢先生真實的人生。

　　丁：只看見沉默的錢先生，沒有看見直言的錢先生。這不是研究者的錯，是還沒有公開的學術(shù)材料可以利用。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tài)，現(xiàn)在還沒到最好的時候。我們只能用有限的材料來做判斷。在沒有公開檔案可資利用的條件下做判斷，斷語要格外小心。還是那句老話：說有易，說無難。

　　謝：我從舊書攤上得到過一個材料，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開過一次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著名的《關(guān)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為參加這次會議，與知識分子有關(guān)的部門，都準備了材料，當時高教部在一份調(diào)查報告中，對當時北京大學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判斷，認為政治上中間的，也可區(qū)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解放前脫離政治或深受資產(chǎn)階級民主個人主義影響，對黨有懷疑甚至敵對情緒，解放后，有進步，對黨的政策一般擁護，但對政治不夠關(guān)心，對某些具體政策及措施表現(xiàn)不夠積極或不滿，個別的或因個人主義嚴重而對某些措施抵觸較大。這種人為數(shù)較多……第二種：解放前反動，與國民黨反動派有過較深的關(guān)系，解放后逐漸從對黨疑懼、抗拒轉(zhuǎn)變到愿意進步，愿意向黨靠攏。還有的是脫黨分子或過去曾參加過黨的外圍組織，以后脫離革命，解放后一直對黨不滿。

　　�。何募�中是不是提到了錢鍾書？

　　謝：提到了。報告說：“反動的：一般是政治歷史復雜并一貫散布反動言論。如文學研究所錢鍾書……�！�

　　丁：這個報告是哪個單位寫的？是不是北京大學？

　　謝：不是北京大學，是當時的高教部。這些言論，當時是作為了解知識分子思想動態(tài)的材料，供高層參考的，他們本人不會知道。我在舊書攤上見到過一部分散落的一九五六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簡報，從編號上看，會上印發(fā)過大量的材料，這些東西對于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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