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文集》作為一部嚴肅的學術性著作，一時間竟成了暢銷書，這實在算得上是近年來讀書出版界的一個奇跡。當今時世，思想這東西尚未完全失去它的“期待值”，于此可獲證明。

　　每讀《顧準文集》，都為作者頑強的求索精神所感動。其中，題作《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長篇筆記，疑云密布，火光四射，特別富于思想批判的力量。雖然，論中未脫唯心唯物一類思維模式的羈限，或者一樣囿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樣特定的社會學視角；
但是，思想的激情已經焚毀了預設的種種柵欄。在一個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于讓自己發(fā)出聲音，這是極難得的。為此，國外有人稱顧準為中國五十年代以來唯一的思想家。這大抵是合適的。雖然，換作思想者的稱謂會更加恰切。

　　及至翻開《顧準日記》，卻吃驚地發(fā)現(xiàn)，這里竟然存在另一個顧準——完全不同的顧準！

　　這個顧準，熱烈謳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對當時包括整黨建黨大批判等在內的所謂“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他這樣描述共和國的艱難歷程：“開國以來的二十二年間，歷經除舊布新，滌蕩污濁，吐故納新，二條道路、二條路線的斗爭進行得如此徹底，從此以后，將是精神變物質的時期……”。他幾次提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對“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社會進程充滿信心：“文教戰(zhàn)線上的問題早晚要提到議程上來，這時就會出現(xiàn)一次文藝復興”；
“一打三反運動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行見社會秩序將趨于十分整齊嚴肅，如此抓革命之后，生產躍進必將開創(chuàng)新紀元，一個新的時代將開始了”；
“1975年前五年，將是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則是十分可以肯定的……”像這樣的判斷句式，日記中隨處可見。這個顧準，同樣重視經濟問題，與當時許多“一心干革命”的人們畢竟有所區(qū)別；
但是，他心目中的經濟，已經是以“大寨、大慶、勤儉建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為“中心內容”的經濟，是“在‘革命加拼命’的干勁的推動下”，而不復是收作《文集》開篇中所探討的具有市場競爭機制的經濟了。

　　在一定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運動也就是個人崇拜運動。這時，顧準已經失卻了免疫力，相當嚴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紅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復宣傳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毛主席革命路線”等，都有著特定的時代內涵，容納的許多被稱為“左”的成分，甚至可以視作它的代名詞。對此，顧準不加分析，只是一味地贊頌。他曾經記下這樣一個“觸及靈魂”的細節(jié)：“看爐子，坐爐旁，考慮我應該從運動中吸收什么教益，一坐就是二三個小時。曾經想寫一些重讀主席哲學著作，清算自己反動哲學思想核心的筆記，因不成熟，迄未動手。”如果套用當時的封號，就算得上“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輸出“革命”，自詡中國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顧準深受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影響。他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主要傾向是革命”的新時代，“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亞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國才能擔當起來，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歷史地位的一個側面”。他指望中國成為工業(yè)居主位的經濟大國，以使經濟實力和革命中心的地位相一致。于是，以數學方式推算我國的鋼鐵石油化肥以至產業(yè)工人人數是如何成倍地增長，臆想世界將如何“以中國為中心而活動”，不僅英國，而且美蘇日本都將淪為瑞典，這些地區(qū)的開發(fā)，將不可避免地要由部分中國移民來進行……對于未來世界的格局，他作了一番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描繪：“批贏美國，迫使美國承認敗局……使我成為小國和大西洋諸發(fā)達國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時在這種全勝的鼓舞下加速經濟發(fā)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過日本，在再長一點時間內超過美蘇，如此功業(yè)，彪炳千秋，在我國歷史上秦皇漢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項背……”用他的語言來說，確實很有一些“狂熱的氣概”。

　　對于一個“右派分子”來說，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帶有雙重的懲罰性質。五十年代末，顧準對此有過思想上的抵制；
但是這時，他把此前的種種腹誹或異議，都看作“稀奇古怪的變化”而徹底拋棄了。他清楚表明，他是愈來愈明確地否定“勞動懲罰論”，把勞動改造同世界觀的改造密切結合起來，這是他歷十余年幾次“下鄉(xiāng)”所沒有的。他寫道，他的“最大收獲是從此要夾緊尾巴做人。蓋學習班所獲結論為決心繼續(xù)革命，此次批判會則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與敵人，兩者并不相反，其實相成。既然衷心認識這一點，此后自當切實做到，也必能切實做到也�！庇终f，“從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敵人的贖罪心情，繼續(xù)革命下去。這一點覺悟十分重要，此后決心始終不悔�！闭�因為懷有這種認識與心情，所以能夠在日記中津津樂道于“脫坯”一類活計之“貢獻”，陶醉于改造的快樂之中；
且以戴罪之身，幸獲參加批判他者的大會而深為感奮，討論時發(fā)言多次，稱贊“專案審查和群眾審查結合，會議開得極好”。在日記中，還不斷有著關于他本人在勞動改造方面如何“精神煥發(fā)”、“連續(xù)奮戰(zhàn)”、“愈戰(zhàn)愈強”一類記載。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作為知識分子勞動改造的集中地——一度被稱為“新生事物”。顧準的評價，與當時的官方標準是一致的。他認為，五七干校一方面可以成為“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推廣中心”，另一方面，則是培養(yǎng)“集體主義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基地。他深信，五七干校最重大的目標還是“煉人”。這同“夾緊尾巴做人”的說法一樣，意在努力改造，這是沒有疑問的。

　　《顧準日記》中的這個顧準，其立論，顯然不是獨立思考的，而是奴隸主義的；
雖謂日記為“私人話語”，實則是官方話語的復制。同為《日記》與《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之遠，簡直不可思議。

　　《日記》共分三部分，依次為“商城日記”（1959.10－1960.1）、“息縣日記”（1969.10－1971.9）、“北京日記”（1972.10－1974.10）。以上引述，均屬“息縣日記”。最早的“商城日記”，已包含許多富有鋒芒的思想內容。在五十年代，除了張中曉，幾乎沒有人能夠寫出這樣有識力的文字�！氨本┤沼洝彪m然簡略，卻也勾勒了一個思想者晚期的緊張思考的軌跡。兩頭高，中間低，顧準思想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了一個“馬鞍形”。到底是什么因素蒙蔽了這位敏銳的思想者？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去蔽”的？缺乏一個良好的中介和過渡，那么前后兩部分思想是如何銜接起來的呢？生命最后階段的飛躍又如何成為可能？難道這就叫“否定之否定”？

　　整部《顧準文集》，基本內容是關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
至于從史學方面對“史官文化”的批判，以及從哲學方面對一元主義、決定論的批判，都是輔助的。在有關民主的論述中，有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就是，很少涉及個人權利和自由問題。日記中，他記讀《天演論》，說書中反對“民主個人主義”而崇“舍己為群”，即“集體英雄主義”，便贊為“此義極精”，結論是：“階級斗爭不可廢”。把兩者連結起來便成了一條小徑，通過它，或許可以走出“兩個顧準”的迷宮的罷？

　　我們肯定顧準的思想貢獻，并非要把他當成空地里的英雄去膜拜，而是讓我們繼續(xù)他的思考，超越他的思考。我們指摘其缺失，批判與《文集》相悖的另外的思想成分，也并非意在獅子身上尋虱子。努力恢復作為一個思想者的思想的完整性，不但對于評價歷史人物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這種批判性的工作，將有助于我們對環(huán)繞思想者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更深入的認識。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然產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從顧準這個自稱“‘傾心’西方文明的人”身上，我們可以汲取許多寶貴的思想；
與此同時，也可以辨識和除掉一些傳統(tǒng)的污濁。對知識分子來說，啟蒙和批判是不是已成過去？是不是只是表現(xiàn)為一種道德姿態(tài)而已？這是一個問題。有學者認為，啟蒙主義只是對傳統(tǒng)社會的批判才富有“歷史能動性”，而無力應付市場和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危機。事實上是不是如此呢？說到顧準，他是很看重知識分子的啟蒙——批判意識的。他很贊賞杜威、羅素都強調過的話：“哲學的任務在于批判。”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批判，總是在促進社會的進步。西方資本主義所以還有生命力的原因，根據他的分析，也都因為“他們不限制，相反還在發(fā)展批判”。無論對于社會，還是對于任何集團和個人，都應當同樣“用批判的眼光”來打量。世界上，沒有什么可以獲得免受批判的豁免權。

　　對顧準當亦如此。我們固然不必粉飾偶像，對于思想者，我想更不必“為賢者諱”。閱讀他，思考他，批判地接受他，——這才是對于死者的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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