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曾在一家舊書店淘到1948年出版的“觀察叢書”之一的《政學罪言》，這是潘光旦（1899—1967）的一本文章結(jié)集，紙張已經(jīng)發(fā)黃，很脆，有時候甚至不忍心去翻，怕紙屑掉下，后來又陸續(xù)買了幾種潘光旦文集、選集，現(xiàn)在他的全集也出版了。1926年，潘光旦從美國學成歸國后，長期在光華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執(zhí)教，培養(yǎng)了幾代學生。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社會學家、優(yōu)生學家、民族學家和教育學家，著作等身，留下了《馮小青：一件影戀的研究》、《中國之家庭問題》、《優(yōu)生概論》、《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較的研究》、《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等專著和大量有創(chuàng)見的文章，在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在專業(yè)之外，他更是一位有公共關懷意識的知識分子，一位有道義擔當?shù)氖浚�他以大學教授的身份批評時政，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他因為關心、支持學生反內(nèi)戰(zhàn)、爭民主的運動，而受到國民黨特工的嫉恨。他只有一條腿，拄著拐杖的堅毅形象曾在那個時代的青年學子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6年4月，潘光旦發(fā)表《政治必須主義嗎？》一文，指出“主義而必須情緒的強烈擁護，那主義就成為教條的信仰，就成為宗教”，“政治不須主義，政治應該和主義分離。主義等于政治信仰，無論那一種的信仰，應該是個人之事，由個人自己抉擇，由個人隨時修正充實。”他不僅認定“政治不須主義”，而且相信自由也無須主義，1948年3月，他在《觀察》周刊發(fā)表《讀“自由主義宣言”》一文，一年前，歐美許多國家的一批愛好自由的人士曾在牛津大學召開國際自由主義大會，發(fā)表自由主義者宣言，成立“自由國際”。但他對此不以為然，他感到與其說自由主義，不如說自由思想，“理由是主義二字教服膺的人易于趨于武斷，至其內(nèi)容易于成為教條�！薄安挥弥髁x的字樣，即所以避免所服膺的理論的偶像化，凡百事物之中，惟有偶像化的強制性最大與最牢不可破”，一句話，自由應該超越于主義之上。

　　在他看來，自由不過是禁忌的反面，爭取自由等于排除禁忌，自由并不是沒有邊界的：

　　“其實所謂自由這個，自由那個的‘自由’并不是我們所了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動可以包括殺人放火，‘自由戀愛’意在廢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閱讀或自由讀書，準此，可能引起搶書、偷書，以至把公家書籍割裂涂毀等等的行為；
那就成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與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樣的不自由的�！�

　　他認定教學自由、學術自由不容外在力量的干涉，同時堅定地相信自由源于每個人內(nèi)在的努力，因此養(yǎng)成健全的人格。在1949年之前的漫長時光，他之所以能一直堅持獨立的“學人論政”，就是源于對自由的這種理解。他說：“學術界人士應當于專門學術之外關切政治，理由自不止一個。積極的說，清明的政治應以學術為張本，學術家不問，試問誰更有資格來問，此其一。消極的說，政治敗壞，遲早必波及以至于殃及學術家的園地，致使學術工作無法進行，此其二。這兩個理由幾乎是幾何學上所稱的自明的公理，無所用其證明的，要不是因為目前那種普遍的隱遁的狀態(tài)，也是根本值不得一提的。不過次要的第三個理由，我不能不略說幾句，就是，為了教育青年，學術界人士也大有關切政治的必要。學生在專門學術上需要領導，教師們承認這一番領導的權責，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學生的興趣原不限于學術，他是國民，他也有一般的國民的興趣，政治的興趣，在動蕩不定以至于風雨飄搖的當前局面之下，這興趣自更見得濃厚而不可遏抑�！�

　　在潘光旦學貫中西的背后，是他對這個民族的那種誠摯情感，他所耿耿于懷的不就是這個民族的自由，包括他本人在內(nèi)的同胞獲得真正的自由。自由先于主義，這是他的深刻洞見，我非常認同。如今，他離世已四十多年，我們不能忘記他口銜煙斗、單腿獨行、目光堅毅的形象，甚至不能忘記他煙斗上的銘文：“形似龍，氣如虹；
德能容，志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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