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些記憶的碎片。拂去碎片上的塵埃，一覽真實的底色，然后把這些碎片拼合成一幅比較完整的圖案，使之呈現出動人的風景，這就是讀史者的工作。不過，每個人撿到的碎片既不一樣，拼合的方法也大有差異，所以拼合起來的圖案并不相同，呈現的風景自然也各有特點�！秮嗀斦�：非正式財政與中國歷史弈局》(新星出版社2008年12月，264頁，定價28元)一書的工作，就是力圖拼合一幅名為“亞財政”的歷史圖案，記憶碎片主要來自清代的朱批奏折、內閣檔案、史料筆記、方志譜牒、文集日記、經世文編等可資利用的一手材料。
　　
　　吳思沒說透的“亞財政”
　　
　　吳思的作品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吳思以“潛規(guī)則”、“血酬定律”等概念來解讀歷史，使人們看到了歷史表象后面的真義，因此獲得廣泛的贊譽。吳思曾經指出“黃仁宇沒說透”。的確，吳思看歷史比黃仁宇更透徹。但是，吳思是否真的已經把中國歷史說透了呢?我們大多數人可能不會提這樣的問題，然而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僅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并且給出了吳思實際上并沒有說透的充足理由。當然，否定別人是容易的，關鍵是作者在“破”后能否有“立”。讓人欣喜的是，這部名為《亞財政：非正式財政與中國歷史弈局》的新著，不僅提出了“立”的新見解，而且以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為基礎，搭建了一個不同于吳思的中國歷史解釋框架，其大框架叫“李悝模型”，核心則是“亞財政”。
　　眾所周知，吳思影響最大的是提出了“潛規(guī)則”的概念。但是《亞財政》的作者洪振快認為吳思并沒有說清楚“潛規(guī)則”對中國歷史影響到底有多大。有權力就有“潛規(guī)則”，不僅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所以僅僅指出存在“潛規(guī)則”現象，的確不能說避把問題說透了�！秮嗀斦�》書中以吳思提到的“代州號草事件”為例子說明了這一點。山西代州農民在交納驛站號草事件過程中遭遇“潛規(guī)則”：最早的時候官方規(guī)定政府出錢向老百姓購買號革，一文錢一斤；接著是官方不再向老百姓付錢，號草白收；再下去是不僅號革白收，而且還得另交“使費”　(手續(xù)費)，并在稱量號草時克扣斤兩。這個故事中第一個規(guī)則是正式規(guī)則，第二、第三個規(guī)則是“潛規(guī)則”。老百姓對這三種規(guī)則有三種態(tài)度，用原始材料的說法，分別是“民甚欣悅”、“民習安之”和“攔輿環(huán)訴”。這就是說，同樣是遭遇“潛規(guī)則”，老百姓的態(tài)度是不一樣的，既可能“環(huán)訴”，也可能“安之”。顯然，在“安之”的情況下，　“潛規(guī)則”并沒有發(fā)生影響；只有“潛規(guī)則”發(fā)展到一定程度，老百姓要“環(huán)訴”的時候，社會才出現危機，才產生影響。吳思的解釋是到指出存在“潛規(guī)則”為止，后面就沒有再深入下去了。洪振快認為，如果歷史研究到此止步，那么就不能說明“潛規(guī)則”對中國歷史到底產生了多大影響，吳思其實并沒有真正說透。為了更進一步，他認為必須轉換思路：不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應該進行定量分析。為此，他提出了“亞財政”的概念。
　　所謂“亞財政”，指的是非正式財政�！耙�(guī)則”說到底是為了利益�！皾撘�(guī)則”存在的目的，無非是為了獲得非正當利益。洪振快指出，“潛規(guī)則”在歷史上的真實內涵其實是一種非正式財政制度，它在歷史中的詞匯是“陋規(guī)”�；嗡嫉摹皾撘�(guī)則”概念，其實就是對“陋規(guī)”―詞進行了字面轉化：“陋”即鄙陋，“規(guī)”是“規(guī)則”，鄙陋的規(guī)則，即是“潛規(guī)則”。但是，在歷史中，“陋規(guī)”的“規(guī)”主要的不是指“規(guī)則”，而是指“規(guī)禮”、“規(guī)費”，即“規(guī)定”的送禮、收費等名目。這些送禮、收費是“規(guī)定”的，但它不是國家正式制度，而只是官吏私下里的“規(guī)定”。這種“規(guī)定”是和國家正式財政制度相伴而生的，有時甚至比國家正式財政制度更正式，因為這涉及官吏的個人利益，他們對此比對國家正式財政制度更重視。
　　送禮、收費是有數額的，因此可以量化研究。從這個思路出發(fā)，研究它的名色和數額，便可以了解其規(guī)模及引發(fā)的問題。由于這些送禮、收費并不是國家允許的，它的最終來源是基層官吏在向老百姓征收國家正式賦稅(即所謂“明稅”)時的巧立名目亂收費(所謂“暗稅”)，亂收費加重了社會負擔，也攪亂了正常秩序，使社會處于失序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持續(xù)發(fā)展，當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社會就不穩(wěn)定了，“歷史周期率”的問題也就凸顯出來。
　　但是，洪振快在《亞財政》書中并沒有停留在這種趨勢判斷上，他通過對中國傳統(tǒng)農業(yè)經濟規(guī)律的研究，提出了一個解釋中國歷史發(fā)展演變的博弈模型，他稱之為“李悝模型”。“李悝模型”的要點是，按照中國傳統(tǒng)農業(yè)的經濟規(guī)律，農民辛勤耕作所得的收獲是有限的，除了生存方面的剛性花費，剩余產品極其有限。換句話說，就是稅負能力有限，國家向農民征稅不能超過這個額度，超過了農民就無法生存，無法生存就要反抗。這個額度到底是多少恐怕難有確定不疑的標準，洪振快認為一般來說不會超過20％。中國歷史上的正式制度，稅率極少有超過20％的情況，明清時代一般來說不會超過10％，甚至只有5％或連5％都不到。這樣的低稅率，體現了輕徭薄賦的“仁政”思想，但問題是農民反抗從來沒有停止，這里面的詭譎之處，正是因為存在“亞財政”�！秮嗀斦�》書中用很生動的歷史故事，勾勒了這種非正式財政制度的總體面貌。從對漕運、稅關及其他很多例子可以看出，　“亞財政”對商民造成的“暗稅”負擔要超過“明稅”負擔，有時甚至是“明稅”的幾倍。這就不難明白，假如國家正式稅率是5％或10％的話，“明稅”、“暗稅”相加的總負擔肯定要超過中國傳統(tǒng)農業(yè)經濟所決定的稅負不能超過20％的標準，這時候老百姓不反抗勢所不能。換個意思說，真正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性影響的，不是國家正式財政制度，而是非正式財政制度――“亞財政”。所謂的“潛規(guī)則”，其實也是通過“亞財政”的規(guī)模才對歷史產生影響。
　　
　　中國歷史博弈的“局中人”
　　
　　歷史是一個永不停止的博弈過程。博弈有三個要素：局中人(player)、局中人的策略(trategy)或者行動，他們在各種策略對局之下的得益。博弈就是有利益關聯(包括利益沖突)的局中人運用策略相互影響從而實現各自得益的過程。
　　局中人是博弈的參與者，也就是博弈的主體。在經濟學中，這個主體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　“經濟人”假設并沒有錯，但是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利益，經濟利益基本上是物質利益，而歷史和現實中的人，除了物質利益之外還有精神利益的問題。為了追求概念的精確性，本書用“福利最大化”替代“利益最大化”’的習慣用法。由于本書探討的是中國歷史，所以“福利”一詞采用的是中國古代的用法：　“利”是物質利益，可以貨幣化衡量，　“�！笔蔷�神利益，不能貨幣化衡量，“最大化”，就是盡可能地獲得滿足。作為歷史的人――博弈的主體，追求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滿足，這 既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也是解釋一切歷史現象的前提。博弈的目的，就是追求這種滿足；人的所有活動，都是追求這種滿足。
　　中國歷史的一大特點，是社會博弈集團以血緣為紐帶，以家庭、家族為基本單位(小集團)，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血緣性博弈集團”。中國社會重血緣、血統(tǒng)的特點有很多表現，始皇帝希望自己的權力千世萬世地傳下去自不用說，就是老百姓的心態(tài)也是一樣。比如愚公要移山，他不是說服和發(fā)動鄰居、社會來幫忙，而是說他可以讓他的子子孫孫沿著他的思路干下去，山雖然高大，但它是不變的，“不會加增”，而“子子孫孫無窮盡矣”。
　　博弈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個人的集合――人群。由于個人力量有限，一些有共同(或近似)博弈目標的人就集合起來，成為社會集團。博弈中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就是策略。在歷史博弈中，一個集團有一個集團的生存優(yōu)勢，也就相應地有該集團的博弈策略，所以博弈主體和博弈策略常常是合而為一的，中國歷史就是這樣，主體和策略非常鮮明。
　　用博弈論的概念，國家正式財政制度體現的是暴力集團與民眾之間的博弈均衡，而“亞財政”則是導致博弈失衡的最重要的變量。這么說，是因為歷史博弈非常復雜，除了這些因素還有其他變量需要考慮，洪振快指出了兩點――自然災害和外族入侵，這兩個要素也是導致博弈失衡的重要變量。如果說“亞財政”是導致博弈失衡的內部因素的話，那么自然災害和外族入侵則可以看作是外部因素。這樣，洪振快搭建的中國歷史解釋框架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夠把中國歷史上發(fā)生的大事基本上都涵蓋進去，而昊思的框架則做不到這一點。
　　至于“亞財政”現象為什么會存在，洪振快也對之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認為主要存在“兩私”、“兩公”四個因素，“兩私”指官吏的家庭結構和消費結構，　“兩公”指下層官吏要向上級送“規(guī)禮”、對上級衙門胥吏需要送“規(guī)費”。比如，很多人，包括吳恩，都認為明清時期的低薪(即所謂“薄俸”)制度是官吏貪污的內在原因，洪振快則通過海瑞的例子指出這種認識是不準確的，官吏薪俸不夠用并不是因為工資低，而是因為家口過于龐大。導致家口龐大的原因之一，是歷史上的妻妾制度，即便是像海瑞這樣的人，都有多個小妾，娶妾、養(yǎng)妾需要花費大量錢財，這是薪俸不能提供的，所以他們必須謀求薪俸之外的收入，這是非正式財政制度產生的動力之一。國家正式財政制度中提供的薪俸總額，與官吏集團娶妾養(yǎng)家的總花費之間存在―個巨大的缺口，這個缺口只能通過非正式財政制度來彌補。當然，這只是“兩私”中的家庭結構問題，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導致非正式財政制度必須存在。這樣的解釋，不僅深入到歷史生活的底層，而且也是合乎情理的。
　　中國歷史為什么不能走出王朝更替的“周期率”?作者認為，關鍵的問題就在于農業(yè)經濟沒有獲得突破，博弈規(guī)則并沒有改變。由于農業(yè)經濟所能提供的剩余產品是有限的，所以交易利益也是有限的，“勞心集團”之所得，就是“勞力集團”之所失，“勞心集團”所得過多，“勞力集團”就無法生存，所以這一場“零和博弈”是很激烈的。
　　歷史的核心問題是“財政”――“關于財富的政治”――財富如何創(chuàng)造、如何分配的問題，中國歷史上無論哪個集團博弈成功，它仍然擺脫不了經濟規(guī)律的約束，仍然要回到李悝那段話中的幾個基本問題，博弈的展開仍然要被它牽著鼻子走，所以這些經濟規(guī)律是中國歷史博弈的基本規(guī)則，中國歷史的博弈也因此表現出―定的模式或模型，我們可以姑且稱之為“李悝模型”。這是一個以中國農業(yè)文明所特有的經濟規(guī)律為制約博弈的基本規(guī)則，以官吏集團謀求制度外福利發(fā)展出來的“亞財政”制度做為博弈失衡的最重要的變量的中國歷史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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