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書中，吳曉波為中國近代史上經常被遺忘的商人們作傳，試圖尋找中國人血液中的商業(yè)基因。 　　 　　美國最偉大的企業(yè)史學家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在撰寫美國企業(yè)史時曾經說過： “歷史學家早就被企業(yè)家吸引，卻甚少注意這些企業(yè)家所創(chuàng)立的機構以及他們的管理方式和所實現(xiàn)的功能。與此相反，歷史學家們一直在爭論這些創(chuàng)業(yè)的先輩是強盜企業(yè)家還是工業(yè)政治家，即是好人還是壞人�！边@樣的觀點讀來令人感同身受。
　　在中國，企業(yè)家的角色一直是社會爭議的焦點，而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時代，“仇富”與追尋“原罪”是不斷被提及的兩個名詞。作為國內最優(yōu)秀的財經作家之一，吳曉波在創(chuàng)作了暢銷書《激蕩三十年》后，又將目光投向了更深遠的歷史深處，創(chuàng)作了《跌蕩一百年》(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29l頁，定價42元)，試圖找尋到存在于中國人血液中的商業(yè)基因。
　　在一部電影或電視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男一號”，其次是“男二號”，可是卻很少有人會關注“男三號”。在幾乎所有的關于近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書籍上，政治家是“男一號”，知識精英是“男二號”，企業(yè)家則正是那個“可有可無”的“男三號”。
　　吳曉波此次記述的，正是這樣一群在歷史上被嘲笑和漠視的“男三號”。沒有人從思想史的高度去審視他們，盡管英國小說家毛姆說“連剃須刀也有其哲學”，可是偏偏中國企業(yè)家階層什么都沒有。在各種版本的近現(xiàn)代史書上，他們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偸窃诓唤浺獾陌堤幒翢o價值地寂寞閃光。在亂世之中，企業(yè)家似乎總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見利忘義的人。
　　這也難怪，因為企業(yè)家的生命中絕少有讓人怦然心動的激越，他們似乎總是很冷靜，不會提口號，總是不怎么討人歡喜。他們的血液是冷的，他們的靈魂是金色的，他們的憤怒是有成本邊際的，即使怒發(fā)沖冠，他們也不會去大雨中把欄桿拍遍。中國幾千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了社會對企業(yè)家的認知一一這在他們與官員及高級知識分子的交往中尤為突出。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以至于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不能以一個獨立的階層出現(xiàn)。最讓人吃驚的是，這一混亂的景象竟延續(xù)百年，迄今未變。
　　但真的是這樣嗎?吳曉波在他的《跌蕩一百年中》證明，過去百年間，那一代代亂世中的企業(yè)家，竟是如此地英勇。
　　
　　狀元從商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到北京后，舉國激憤，人人思變，雪恥強國之聲陡然放大。時值18省1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忌�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是為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中國進入了一段維新變法的時期。自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維新派替代以中高級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中國改革的新主流。
　　同樣是在1894年前后，就當康有為、鄭觀應相繼名聞天下的時候，還有一位熱血的廣東書生也寫了一份變革信函給李鴻章，他就是后來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文。孫文跟鄭觀應一樣，也是廣東香山人一一后來這個縣因此更名為中山縣(市)。他出身貧寒，早年隨母遠渡重洋在檀香山的教會學校讀書，后回香港學醫(yī)，在澳門、廣州一帶行醫(yī)。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戰(zhàn)事將起之際，孫文寫出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書》，6月專赴天津向李鴻章投書。在這封信中，年輕的孫醫(yī)生對發(fā)展農、工、商、學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寫道：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鴻文既成，需托人推薦，孫文找到了香山同鄉(xiāng)鄭觀應，鄭觀應的老家雍陌鄉(xiāng)與孫文的老家翠亨村相去僅僅30里。鄭觀應寫函給盛宣懷，請他轉達。在推薦信中，鄭觀應寫道： “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yī)士，留心西學……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笔⑿麘呀拥叫藕�，在信封上寫下“孫醫(yī)生事”和“陶齋” (鄭觀應的別號)六個字，就轉了出去。
　　史料顯示，李鴻章對孫醫(yī)生的投書毫無反應。一種很大的可能是，正為國際糾紛忙得焦頭爛額的他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封信，當時的投書青年豈止百千人，孫文所論也頗宏大而無具體方策，淹沒其中，不足為怪。而對志向高遠的孫醫(yī)生來說，這卻是奇恥大辱，他自此決意告別改良，投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進方式來實現(xiàn)自己的治國理想。就在投書后的四個月，他赴美國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口號。1895年底，他發(fā)動“廣州起義”，計劃尚未正式啟動便被鎮(zhèn)壓，多人被處死，他則被通緝，流亡海外。用他自己的話說，此時“風氣未開，人心錮塞……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
　　1894年7月，中日開戰(zhàn)，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濕，兩膝泡在水里，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已年過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轎經過眾官時，竟連眼皮也沒有抬過一下，眼前視若無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說，就在那一刻， “三十年科舉之幻夢，于此了結”。其實滿朝文武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因為便在三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而更讓人瞠目的是，一年后，這個叫張謇的江蘇南通人宣布放棄仕途，轉而去做一個商人。
　　
　　國變中的商人
　　
　　戊戌政變僅僅一年多后，風雨飄搖中的國家再遭劫難。北京慘遭洗劫的同時，各國軍艦也氣勢洶洶地游弋在上海港、廣州港及長江沿岸，商業(yè)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難逃一劫。這時候，官商盛宣懷和士商張謇聯(lián)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戲”。
　　5月間，義和團進入北京的時候，盛宣懷就覺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翱疾熵浳飼r價”悄悄南下，一邊打理實務，一邊密切關注時局。對義和團運動，他力主鎮(zhèn)壓，認為“拳會蔓延，非速加懲創(chuàng)，斷難解散”。他的觀點得到洋務派大佬們的認可。當時，李鴻章被派到廣東任總督，張之洞在湖廣，劉坤一在江浙，袁世凱在山東，也就是說最清醒的官員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來。當老太后悍然向八國宣戰(zhàn)的時候，四大總督都知道大禍 將至，張之洞在圣旨下達同日電奏朝廷，“懇請嚴禁暴民，安慰各國，并請美國居中調�！�。李鴻章更絕，他徑直對轄內官員說，北京的電報發(fā)錯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但是，大家對如何解決危機仍束手無策。
　　這時候，盛宣懷提出“東南互�！狈桨�。具體來說，就是四大總督向各國公使保證，他們將“奉詔”自保疆土，長江及蘇杭內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則由各國共同保護， “此疆爾界，兩不相擾”。
　　互保方案明顯與慈禧的宣戰(zhàn)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滅門大罪。盛宣懷斗膽提出，居然得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響應。在南通辦紗廠的“狀元企業(yè)家”張謇得聞此議，也非常認可，并積極參與促成。幾位總督中，劉坤一最為首鼠兩端，他對形勢判斷不清，與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又有心結矛盾。這時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張謇出面勸說，張密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劉坤一猶豫，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瘎Ⅴ耆蝗眨骸�吾決矣�！�告其客日：‘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由此可見，劉坤一聽了張謇的進言，終于決定提著腦袋搞互保。
　　張謇搞定劉坤一后，盛宣懷則連日周旋在各國公使之間，“憂心焦思”，力圖說服。盛宣懷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全中國最有信用的人之一。況且，他們也不希望江南戰(zhàn)亂，損害自己已有的商業(yè)投資�；ケ�動議竟然得到了實施。經過盛宣懷、張謇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煙滿天的時候，南方終于沒有發(fā)生戰(zhàn)事。《清史稿》記錄此事，認定“宣懷倡互保議”。
　　“東南互�！痹谥袊�政治史上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圣旨被當成“亂命”，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已經瓦解，皇權隕落，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了。而讓人意外的是，促進此事者，卻是一群注重實業(yè)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懷在當時的官階只是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而張謇更不過是一個已經下海經商的狀元，其他活躍的人還包括湯壽潛和沈曾植等人。湯壽潛當時是浙江一個學堂的校長，后來與張謇合資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企業(yè)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沈曾植則是南洋公學(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監(jiān)督(校長)，后來創(chuàng)辦過造紙廠。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近現(xiàn)代史上，新興的企業(yè)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xiàn)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的成功，得益于開明理念、社會聲望、商業(yè)實務上的積累以及獨特的妥協(xié)智慧。在那些國運衰竭的時代，他們的未來毫無希望可言，但是他們卻從來不乏對國家的熱誠。商業(yè)上的智慧以及長期的實務浸淫則讓他們往往有著比政治家、革命家更為現(xiàn)實的立足與眼光。即便是在最無奈的絕境，他們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實現(xiàn)盡可能的進步與和平。他們曾經扮演過進步勢力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們一度成為主角，他們有機會改變國家和自己的命運。他們也有軟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們作出了完全錯誤的選擇，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帶人了泥潭。他們始終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與強大的政府機器的關系。
　　不知道有多少人還記得這些名字：范旭東，正是他研制出了精鹽，讓中國人擺脫了“食土民族”的恥辱；虞洽卿，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軍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企圖；穆藕初，他不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張公權，他在27歲那年就領導了中國最大的銀行；鄭觀應，他不僅寫過《盛世危言》，還是一個被長期蔑視的買辦階層的代表，盧作孚，瘦小寡言卻有著猛虎般個性的“中國船王”……這些名字背后的輝煌，放到今天依然會閃閃發(fā)亮并無人可及，但走過歷史，他們卻好像是一群顯赫的“隱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寫作《激蕩三十年》的時候，吳曉波已經注意到，中國企業(yè)的成長實際上是社會轉型的一個伴生現(xiàn)象，或者說，它受到了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這一特征在《跌蕩一百年》中呈現(xiàn)得更加清晰。在中國經營企業(yè)，如果對這個國家的宏觀環(huán)境和政策沿革一無所知，那么，獲得持續(xù)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我們在觀察所有成功者的時候，都必須思考政治環(huán)境和制度設計的影響。這樣的觀察不得不讓我們對企業(yè)家階層――特別是依賴于民間自由資本力量的財富階層――在中國進步中的角色進行新的審視。這樣的結論，在看罷《跌蕩一百年》后，會變成一個清晰的思考，而這，大概也是吳曉波最樂意看到的。因為對企業(yè)家階層的社會價值進行重新評估和確認，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從來沒有進行過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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