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談相關史事者漸多。但有些看似細微實則具備洞穿歷史幽微價值的問題卻未引起足夠重視。比如：在國民黨組建之前，孫中山先后領導同盟會、創(chuàng)建中華革命黨，追隨者甚眾。在這些追隨者中，誰最為孫中山所欣賞？
　　
　　應該是民初榮任滬軍都督、“二次革命”失敗后被袁世凱遣人刺殺于滬上的陳其美。這個答案或許出乎很多人意料，但卻有孫中山本人的言辭為證。陳死后，孫許之為“吾黨惟一柱石”，親自為他撰寫祭文，在和唐紹儀聯(lián)名發(fā)表要求給陳國葬的呼吁書中更說陳“勛烈媲于黃君（黃興），而死義之烈過之”。這足以說明，陳其美是孫中山心目中最重要的黨內干部。
　　
　　孫中山何以獨賞陳其美？或因陳氏死難之慘的刺激，更重要更根本者，緣于陳氏在黨內分歧中對孫的擁戴。而陳其美之所以是一個值得探究的人物，就在于我們能夠借此考察現(xiàn)代中國的“政黨政治”。
　　
　　陳其美等人決定“上海先動”
　　
　　陳其美（1878-1916），浙江吳興人（今湖州人）。字英士。在“辛亥元勛”中，陳其美算是大器晚成，1906年在他30歲時始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且初時并未受重視，同盟會成立后的初期軍事活動中，其均未參與，查《孫中山年譜長編》，在那一時期也看不到這個精悍的湖州男子的身影，足以證明那時的陳其美還無法進入決意推翻清政府的同盟會的決策層。陳其美人生的轉折在于同盟會革命策略的適時調整，由于孫中山力主的在華南地區(qū)首先舉事的計劃屢遭挫折，1911年7月，宋教仁、譚人鳳等人在上海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主張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在中國的中部發(fā)動革命，而反對繼續(xù)在邊疆搞武裝起義。在此之前于1908年受命自日本回國經營滬上的陳其美出任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庶務。武昌首義，袁世凱的北洋勁旅兵臨武漢三鎮(zhèn)，陳其美等人決定“上海先動，蘇杭應之，以救武漢之�！保�他聯(lián)絡光復會上海支部、商團、會黨及部分防軍，在上海樹起獨立大旗，并一舉榮登滬軍都督的寶座，成為民初政壇上雄踞一方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滬軍都督之位的爭奪中，陳其美的一些做法頗讓人詬病，后人記載于此雖多歧異，但大致是說對打下制造局并救了他本人的商團首領李平書和光復會領袖李燮和采用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今人對此也無需過于糾纏，因為這畢竟牽涉到同盟會和其他各種團體、勢力的利權之爭，而一涉利權，許多記載和說辭便很難分辨真?zhèn)瘟�。相形之下，作為首任滬督的陳其美在任內究竟干了些什么也許更值得關注。可惜目前關于陳其美的著述于此均大而化之語焉不詳，國民黨方面一味歌頌的著作不論，大陸學者所著的《陳其美傳》中說：“陳其美擔任都督期間，同清廷封建統(tǒng)治和各種反動勢力進行了艱苦的斗爭”，舉其大端，除募捐籌集軍餉、加強軍隊訓練外，還采取了許多如告示剪辮、嚴禁鴉片、禁止賭博、禁用毒刑等一些“破除舊俗陋習的措施”，作者稱贊這些都“有力地觸動了封建專制秕政”。對一個不想把歷史放進玻璃罩而是準備去觸摸、感受的人來說，細節(jié)的缺失無法忍受，而且如果把陳其美和敵手抗爭、發(fā)布新政文告等都算成了不得的事功，那么哪一位軍政長官又沒有類似成績？
　　
　　驚天動地的大案
　　
　　要論“細節(jié)”，《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中收有當時人寫給陳其美的一封信，說陳氏“中秋節(jié)以后，已連取小星（即小妾）四人；進出必坐極華美極昂貴之汽車；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優(yōu)之缺，悉數(shù)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變成湖州同鄉(xiāng)會也”。同書還載有幾位辛亥老人的回憶，同時提到陳其美“好嫖”。不知何故，稱贊陳都督政績者對這些明顯不利自己觀點的說法大多不予理睬，是認為不值一辨，還是認為陳都督和所謂反動勢力抗爭的“大節(jié)”才更為重要？
　　
　　其實，對一個當年在陳都督治下的上海人來說，他們的“市長”和誰英勇抗爭遠非其關心的內容，然而如果這個“市長”好冶游、一意任用私人，那簡直就等于天塌下來了。一位曾服務于中國銀行的人回憶說：“滬軍都督陳其美隨向中行索取軍費，宋經理以不合手續(xù)，予以拒絕。旋被車送都督拘扣。事聞于司法總長伍廷芳，認為都督府非法拘捕，違反民主國法治精神，提出抗議。伍致陳函，曾編入《民國經世文編》，傳誦一時�！辈椤段橥⒎技�》，他與此相關的致陳氏函還不止此一封，如《為妄事捕逮咨陳都督文》，《與陳都督論清查與捕獲之權限》，《為妄事捕逮再致陳都督書》。另外一些當年的疑案，隨著檔案史料的更多披露也越來越清晰了，如商務印書館的創(chuàng)辦人夏瑞芳遭暗殺，斯時不了了之，而在晚近出版的《張元濟年譜》中已經明確指出夏氏招禍“乃因先前出于維護商界利益，曾聯(lián)合諸商抵制滬軍督陳英士駐兵閘北，陳嫉恨之，嗾使人暗殺”。后世閑坐書齋的史家可以心態(tài)從容地勾畫陳都督的“大節(jié)”、“主流”，然后輕描淡寫地帶一句“當然他也有其局限性也犯了一些錯誤”云云，可是事主們當年能否這般淡定呢？
　　
　　陳其美在滬軍都督任上干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即指使蔣介石暗殺當時出任浙江都督呼聲最高的陶成章，此乃舉世皆知的公案，不必細表。相對而言，在陶案之前，陳其美于都督府大堂之上槍殺曾參與南京光復之役的江浙聯(lián)軍司令部參謀長陶駿保的事件要動靜小一點，其實兩案相較，后者性質要嚴重得多，因為前者陳氏用暗殺，雖手段卑劣，還自知為人神共憤，所以既要安排小兄弟潛逃，同時還要裝模作樣地“嚴飭緝兇”，而后者則是未經任何法律手續(xù)便公然了斷了一個高級軍官的性命。什么是“和尚打傘”，于茲概見矣。
　　
　　“勸一致服從中山先生繼續(xù)革命”
　　
　　討袁失敗，孫中山進行了反省，他的答案是，“一、革命必須有惟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惟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三、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并據(jù)此思想組建中華革命黨，手訂了入黨之誓約。而就是這一誓約中關于“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詞、入黨人須于署名下蓋指模以及按黨員入黨時間不同享有不同權利的規(guī)定引爆了不滿，對立面是以黃興、李烈鈞為代表的老同志，認為“前者不夠平等，后者跡近侮辱”。黨內同志多方設法彌縫分歧未果，黃興遠避美國，而“中華革命黨成立，開總理選舉會時，到者僅得八省，這和同盟會成立時有17省人士參加相差甚遠�？梢姰敃r中山先生服從個人的要求只有少數(shù)人士能夠接受，曾任都督而參加中華革命黨者，只胡漢民、陳其美兩人……”
　　
　　在這場爭論中，陳其美扮演的角色既重要又微妙。這種作用不僅在于他以入黨的實際行動支持了孫中山，更因為在黃興赴美后，他發(fā)出了《致黃克強勸一致服從中山先生繼續(xù)革命書》，信中提出了政黨政治的一種“新理論”，而為孫中山所激賞。
　　
　　這封堪稱近代史上重要文件的書信，對作為政黨的國民黨的影響尤其不能低估，因為我們在其后國民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中都可以看到這封信的影子。陳氏創(chuàng)造性地把一個政黨劃分為兩個群體，一個是先知先覺一貫正確的黨魁，一個是包括黃興和他自己在內的后知后覺的眾多黨徒。回顧同盟會組織以來的歷史，陳其美總結說：“征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而反對之致于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皆致失�。粍t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為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這幾乎就是“兩個凡是”：凡是按黨魁意見去做的，就一定成功，凡是未按黨魁意見去做的，則必歸失敗，職是之故，黨員對黨魁絕對服從為“當然天職”。
　　
　　孫中山特把此信作為附錄收入《建國方略》，可見陳氏主張和他自己的思想十分契合，他后來手定國民黨黨章不是也明確規(guī)定“總理有全權總攬本黨一切事務”、“總理對于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之決議，有最后決定之權”嗎？
　　
　　秘密會黨的形式無可非議
　　
　　近代意義上的政黨，是19世紀以來立憲政治的產物，謝彬1924年著《民國政黨史》開篇就說：“政黨之產生，一方固須人民具有政治常識，他方尤須政府能循法治軌道。政黨籍輿論為后盾，發(fā)揮監(jiān)督政府指導政府之本能，政府亦惟國利民福是求，不敢濫用權力，違反民意，始相制而終相成，而政黨于焉興起”，而楊幼炯《中國政黨史》則給“政黨”下了個定義：“政黨者，即國民各以政見、主義相結合，求實現(xiàn)其一定政見或主義之團體也”，準此，說中國歷史上被人以黨冠名的清流黨、東林黨等等都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黨，其理自明。到了清末，清政府以立憲相號召，乃成為楊幼炯所稱的“政黨結胎時期”。但像這時的同盟會當然還只能算秘密會黨，資政院內民選議員組織的憲友會要在政府的“關照”下活動，當然也不能算真正的政黨了。那么民國肇建，以“共和”為體，政黨政治是否形成了呢？
　　
　　進入民國后，同盟會一變而為國民黨，再變而為中華革命黨，最后以“中國國民黨”而定型，但考察其在大陸活動的前后歷史，可以說國民黨始終是畸形的“政黨政治”中的“畸形政黨”，始終不脫秘密會黨的陰影。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這就要說到謝彬所揭示的政黨產生的兩個前提條件，除此之外，竊以為一個政黨的組織者、領袖人物是否具備現(xiàn)代政黨政治中的憲政民主意識也至關重要。同盟會諸雄起事之初從事的是掉腦袋的勾當，采取秘密會黨的形式自無可非議，考察其是否具備憲政民主意識應該放在局勢穩(wěn)定的時候以及他們能夠控制局勢的地方。
　　
　　求其風度豈非緣木求魚
　　
　　武昌首義成功，革命黨和袁世凱達成妥協(xié)后，臨時政府究竟應建都于何處是雙方一大角力點，孫中山、黃興等人出于制約即將出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的目的，堅持袁氏在革命黨勢力范圍內的南京宣誓就職，而袁世凱深悉“虎不可離山”的奧妙，不愿離開北京這個北洋軍閥的大本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曾就此問題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竟以多數(shù)票通過臨時政府設于北京。孫中山、黃興聞訊震怒，吳玉章在其回憶中說：“我急著去找黃興，他也正在穿軍裝，準備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請他延緩時間，他說：‘過了十二點如果還沒有把決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說完就走了。這怎么辦呢？……通知所有的革命黨人，必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見投票。經過我們一天緊張的努力，當日召開的參議院會議終于把十四日的決議糾正過來了�！鳖H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后來臨時政府以糾正過來的這個決議為名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赴北京敦請袁世凱南下就職時，袁世凱嗾使部下兵變，并利用列強使團施壓，給人一副非袁不能穩(wěn)定北方的印象，這個時候，南京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了一個新決議，即“袁大總統(tǒng)允其在北京就職”�！�…這就是民國“政黨政治”的大的背景。
　　
　　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西方的“政黨政治”到了現(xiàn)代中國，淮橘成枳，便可以理解了，而陳其美和孫中山之間不像現(xiàn)代政黨中黨徒和黨魁的關系，又何足深怪？
　　
　　陳其美的影響不僅在孫中山生前，還延伸到了其身后。蔣介石主政后，其“義兄”陳其美被捧到辛亥革命功臣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顯然有樹典型的意義，即讓眾多黨員明白只有像陳氏這樣對黨魁絕對服從的才是好同志，試圖用這樣的典范的陶鑄和熏染，以此實現(xiàn)“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現(xiàn)代政黨拼的是政綱，政黨內部有無凝聚力，端看其有無政見共識，而絕非靠神化黨魁、靠黨魁對黨徒的絕對控制相維系�？v觀國民黨1949年前的歷史，即使是獨掌權柄，也仍然喜歡搞些鬼蜮伎倆，黨內斗爭如此，和其他政黨間的競爭中更如此。梁漱溟等民主人士多次搖頭說國民黨作為執(zhí)政黨“太無風度”，其實它原本就非一現(xiàn)代政黨，求其有風度豈非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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