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筆者的觀察，在臺灣的最高領導人李登輝心中，有三股滾燙的暗流翻騰不息，時時發(fā)作。 　　第一股暗流是臺獨情結，它的顏色是黑的，它代表“深深的悲哀”。李登輝常常提起“身為臺灣人的悲哀”，欲“獨立”而不敢、不能，卻又朝思暮想，這種內心的煎熬已經在李登輝先生心中轉化為極黑極黑的怨毒。
　　第二股暗流是摩西情結，它的顏色是紅的，它代表公牛般的“勇氣”。李登輝在權力之巔坐穩(wěn)之后，屢屢以舊約圣經《出埃及記》中率領猶太人穿越紅海，回到故土重建家園的摩西自詡，仿佛自己就是那位圣人轉世，有無窮的神力和感召力，能夠率領臺灣人“走出埃及”，建立“臺灣人的國家”。
　　第三股暗流是日本情結，它的顏色是金黃色的，它代表日本殖民文化的“無限美好”和李登輝對自己曾經是“日本人”的無限留戀。李登輝已經不太知道自己是漢民族的后代了。他過去做過“日本人”，現(xiàn)在則是與漢民族“完全沒有關系”的“臺灣人”。有必要一提的是，李登輝在“臺獨”問題上從隱忍低姿態(tài)到倔強死硬，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忍者”風格。
　　所以這篇文章，就從李登輝的日本情結說起。
　　
　　“22歲以前是日本人”
　　
　　李登輝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出生于臺北三芝鄉(xiāng)的一個鄉(xiāng)紳家庭，父親曾任日本殖民當局的刑警，屬于正宗的“皇民”家庭和鄉(xiāng)村的中產階級，在地方上小有頭面，這些人對日本當局有一種感恩戴德的心態(tài)，他們的子女受日化教育的程度也最深。這些日據(jù)時期出生的臺灣“皇民”子女從未受過漢學訓練，第一說寫語文是日語，讀的是日本書，并以日本人的眼光看世界。
　　雖然在農村長大，但李登輝的家境不錯，小時候得以學小提琴，喜歡集郵。李登輝自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畢業(yè)于當時被稱為“貴族學�！钡牡�水中學。18歲考入臺北高等學校，畢業(yè)后就讀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他作為臺灣的最高領導人，對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臺灣人民受到的深重苦難不僅無動于衷，還洋洋自得地稱曾做過22年的日本“國民”。
　　二戰(zhàn)期間，他還當過日本軍隊的炮兵軍官。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他是這樣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我在名古屋擔任日本陸軍的少尉軍官�！痹谒�心目中，日本人是最優(yōu)秀的，并以自己曾經是“日本人”而沾沾自喜。
　　李登輝的思想言行均有深深的日本印記，對日本，李登輝有一種“母國情結”。他在言談中經常引用一些日本俚語，如罵中共是“控固力”（日本語意為混凝土）；在知識結構上，他自稱“只懂日本學問和農業(yè)問題”；他對日據(jù)時期的殖民地教育崇拜有加：“因為內人受過日本教育，善于記家計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迸_灣《遠見》雜志分析說：李登輝有多少中國人的成份？從血緣上講，他是個地道的中國人，然而從文化上，他的中國化遠遠低于日本化的程度。盡管他在別人為他準備好的講稿中經常念出諸如“國父孫中山遺訓”、“中國傳統(tǒng)道德”之類的話，但在即興談話中，顯示的文化營養(yǎng)主要還是來自圣經（李曾赴美做研究和留學）和日本人寫的書籍，他幾乎無法獨立地引述某一中國圣賢的思想體系或名言來解釋他的政治理念。
　　正因為李登輝有這樣的文化背景，所以當上“總統(tǒng)”后，往往是以日本人的眼光來看待世界與歷史。他從來未就中國抗戰(zhàn)歷史說過一句話，當“總統(tǒng)”以來從未參加抗日戰(zhàn)爭的紀念活動。1994年9月17日臺灣《聯(lián)合報》披露，5年前李登輝曾對某日本作家說，他對裕仁天皇（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罪魁之一）的去世“衷心表示哀悼”，他還說：“在近鄰的國家中，像我們國民表示深深哀悼之意、與日本國民抱有共感的民族，實在沒有其例�！�1995年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50周年大慶，李登輝更是“倔強”地以沉默來表達他的立場。難怪日本《郵報周刊》說：“李（登輝）總統(tǒng)比現(xiàn)在的日本人還更有日本人的心情�！迸_灣前“外長”錢復也對日本人說，李在“日本統(tǒng)治時代接受過日本教育，其兄是作為帝國陸軍士兵戰(zhàn)死的，李內心比現(xiàn)在的日本人更加日本”。
　　順便提一下，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在臺灣光復之前只會說日本話，不會說國語，國語是光復后學的，她的英語也是日本腔。
　　
　　日本情結與臺獨情結共生共長
　　
　　李登輝對日本“造�！迸_灣一直感佩不已，1994年他在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提到日本當局在侵臺初期對臺灣人采取“去留自由”、“不沒收財產”，對此他大加贊賞，說“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了解歷史”。臺獨分子王育德在其《苦悶的臺灣》一書中，也認為日據(jù)時期臺灣人民享受到了“近代化的恩惠”。
　　李登輝為什么把日據(jù)時代的臺灣描寫成理想社會？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可以從中導出“臺灣應該獨立”的結論。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某些官員就提出：臺灣經過日本50年的統(tǒng)治，文化已受日本同化，不再是中國文化的分支，而且臺灣人懷念日本人的統(tǒng)治甚于喜歡中國人。1963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公然宣稱：“為什么臺灣人喜歡日本人而不像韓國人那樣反對日本人？這是因為我們在臺灣有較好的殖民政策的緣故�！�
　　日本曾對臺灣實行了長達50年的統(tǒng)治。戰(zhàn)后以來，日本一直有一股雄厚的對臺活動勢力，日本政界一些人至今仍未放棄“臺灣歸屬未定論”，這其中自然有他們的陰謀與算計，而臺獨分子聽之如飲甘霖，引為知己。在美國之外，日本是臺獨勢力的另一個重要的海外基地。 　　對于一心謀求臺灣“獨立”的李登輝來說，來自日本方面的幫助是其臺獨戰(zhàn)略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他一直鼓動日本充當亞洲的領導者，對抗中國大陸，從而為臺獨創(chuàng)造有利的條件。在周邊國家和地區(qū)對日本保持警惕的時候，李登輝以曾經是“日本人”的身份，湊上去充當日本的“知己”。1994年李登輝對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島嶺雄說：“村山首相為何要對50年前的戰(zhàn)爭之類的事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與此相比，對日本而言，更重要的應該是擁有作為亞洲的領導者面向未來的明確視野吧！”同年李登輝在接受日本產經新聞社社長羽佐間重彰的獨家訪問時形容自己是“會說日本話、親日本的總統(tǒng)”，并聲稱“臺灣是日本真正的友人”，“在亞洲，乃至全世界，沒有其他國家像臺灣這樣重視日本”。
　　在經濟方面日臺關系也非常密切：日本是臺灣的第一大進口國和第二大出口對象國，也是最大的外資來源國。經濟上，日臺經貿關系日益加深，據(jù)日方統(tǒng)計，1993年日本對臺出口221億美元，是對大陸出口的1.27倍。在臺灣的經濟生活中，日本的印記比比皆是。
　　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給日本戴了許多高帽，他說：“直到今天，我仍然用功不輟，而我閱讀得最多的還是日本出版的書籍。原因何在？就是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國家！”同時他又作出了別有居心的慫恿：“依我之見，日本人（現(xiàn)在）過于喪失信心，以致具有舉世稀有的優(yōu)越條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靜地環(huán)顧周圍環(huán)境，然后重新評估自己的實力，相信必將對自己有正確的認識。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對亞洲甚至世界各國都有益�！保ā杜_灣的主張》第200頁）
　　以上事實充分表明，李登輝的日本情結，與他的臺獨情結有著非常密切的內在關系，二者共生共長：
　　第一，他對曾經是“日本人”的無限留戀，表明他骨子里缺乏中國人的自覺意識。
　　第二，他感謝日本對臺灣的“造�！�。在李登輝心目中，臺灣是“無主之島”，卻確確實實曾經是日本的“領土”，日本人推動了臺灣的“近代化”，日本人走后，臺灣沒有理由不獨立。
　　第三，日本可為臺獨助一臂之力，他鼓勵日本在亞洲稱霸，無非是要挾日自重，增加與大陸對抗的本錢。
　　有必要指出的是，李登輝把日據(jù)時代描寫成一個金黃色的時代，是違背歷史事實的。臺灣人民并不歡迎日本的占領，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馬關條約》上簽字割讓臺灣，史書記載：“臺人驟聞之，若午夜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于田野�！迸_灣全島“哭聲震天”，臺灣人民發(fā)出“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的怒吼。從1895年6月到10月的5個多月里，臺灣軍民和日軍共打了100多仗，殺死日軍4600多人，傷3.2萬多人，日近衛(wèi)師團長、陸軍中將北川宮能久親王和第二旅團長、陸軍少將山根信成也被擊斃。
　　割臺消息傳出后，在大陸的臺籍進士、舉人也聯(lián)名上書，痛陳“數(shù)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
　　日本為了能夠長期統(tǒng)治臺灣，在臺強行推廣日本話，傳播日本信仰，乃至推廣日本飲食、服飾，企圖從文化上征服、同化臺灣人民，也遭到了臺灣人民的抵抗。1921年，一批臺灣知識分子在臺北醫(yī)生蔣渭水的領導下成立了臺灣文化協(xié)會，該協(xié)會針對日本在臺灣的“皇民化”統(tǒng)治，提出“謀臺灣文化之向上”的宗旨，宣傳和傳播中華民族語言文化，以“喚起漢民族的自覺，反對日本的民族壓迫”。吳濁流先生寫了《亞細亞的孤兒》，道出臺灣人的真實處境。
　　可見雖然李登輝覺得做“日本人”很舒服很光榮，但多數(shù)臺灣人并沒有他那種怪誕的感覺。
　　
　　李登輝“已經出發(fā)了”
　　
　　1994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時多次提到《出埃及記》，后者問道：“提到《出埃及記》，是否就是意味著：臺灣已邁向‘新時代’呢？”對此，李登輝情緒激昂地宣稱：“是的，已經出發(fā)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得拼的�？偠�言之，已經出發(fā)了�！�
　　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的“總統(tǒng)”，卻對“中華民國”不感興趣，指其為外來政權，其意圖已昭然于天下，那就是他要走出“一個中國”，當“臺灣國”的摩西。李登輝的這番談話引起了島內臺獨分子的共鳴，他們稱它是“率領臺灣人獨立建國的宣言”，并立刻公開征集“臺灣的國號、國旗、國歌”。
　　李登輝執(zhí)政以來，反復聲稱“一個中國是將來的目標，現(xiàn)在不存在”，“兩岸沒有統(tǒng)一的條件存在”，“應盡量忘記一個中國、兩個中國這類字眼”，“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中國這個詞是含糊不清的”，“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東西，這是最根本的想法”。
　　他私下對臺獨分子交底說：“統(tǒng)一只是說說的，其實，我心里想的和你們一樣�！彼�在接見民進黨人士時，附和臺獨主張，并對更改國號之事，答以“不要急，慢慢來”。在臺灣當局的縱容下，1995年，臺獨分子大肆舉行《馬關條約》簽定100周年的紀念活動，宣稱“臺灣自《馬關條約》起已脫離中國100年了”。一些臺獨團體還在臺北舉行了“告別中國大游行”。
　　1999年5月李登輝在他出版的新書《臺灣的主張》第七章中還主張進一步分裂中國：“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fā)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qū)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qū)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更提出了令海峽兩岸震驚的“主張”，稱臺灣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系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系”。8月10日他又說，圍繞“兩岸是國與國關系”的風波“越鬧越大”更好，可以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知道“中華民國在臺灣困難的情況”，了解中華民國“被迫到房子里的一個角落，沒有辦法生存”，必須走出去，以后臺灣就“好做事情”。
　　李登輝說出了他心里的真實想法：“明年這個時候，我可能不是總統(tǒng)，不過，我想把國家定位的問題說出來以后，什么人來做總統(tǒng)，都非常好做事情的�！笨梢姡�李登輝對充當“摩西”，完成“獨立大業(yè)”是越來越焦急了，他試圖通過國民黨的文件乃至“憲法”來確認他胸中的“宏圖”，從而確立他自己作為臺獨精神之父和行動之父的地位，從而保證今后的臺灣領導人不會偏離臺獨的軌道。
　　
　　臺獨情結中的“日本性格”
　　
　　“悲哀”的暗流穿過了死硬的李登輝的胸膛，他胸中自詡的“堅毅”、“不屈”、“悲哀”乃至“孤憤”，若是放在歷史的天平上，不過是可笑的愚頑罷了。他若真為臺灣人民著想，就應該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回到和平處理兩岸關系的立場。
　　然而李登輝看來是不會回頭了，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當成了摩西，當成了為臺灣“獨立”而不惜粉身碎骨的“圣人”，他已經被這種爆發(fā)得越來越厲害的狂熱所支配。1995年6月9日，李登輝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林講座發(fā)表演講，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圣人自詡，要“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zhàn)”，就是這種心態(tài)的典型寫照。
　　因為李登輝已經等了很久，已經被從日本人離開臺灣后就萌發(fā)的臺獨念頭折磨了許多年。今天的狂躁不過是昔日所受折磨的反彈。在蔣家父子時代，李登輝不僅在仕途中謹小慎微，一副謙恭書生模樣，而且在臺灣前途問題上也是緊緊追隨蔣家父子的“一個中國”的立場。在蔣經國眼里，李登輝言辭不多、性格內向、“政治野心”和“權力欲”不強，既沒有自己班底也沒有派系背景。然而李登輝絕非溫馴之輩，不過是像宋江在潯陽城中所說的暫時“潛伏爪牙忍受”罷了。
　　李登輝的忍耐功夫和苦等之后的一鳴驚人，連他自己也不由得佩服自己起來。1994年他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時表露心跡：“蔣經國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繼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種政治情況下，假如蔣經國先生稍稍露了一點聲色的話，說不定我就已經被摧毀了吧！”
　　此人看上去像一介書生，有“農經專家”的背景，但其內心陰鷙狡詐，立場死硬，并且善于等待時機，似乎已得日本忍者功夫的十足真?zhèn)鳌６�一旦登上權力頂峰，便大肆為所欲為，過去“不善言辭”，今日則滔滔不絕；過去注意和臺獨朋友保持距離，現(xiàn)在簡直要取彼而代之；過去不敢以曾經是“日本人”為榮，現(xiàn)在不僅追認了自己的“皇民”身份，而且要做“摩西”了。
　　這就是我們所見的一個非常危險的李登輝�！�
　　(編輯：翁寶)
　　

相關熱詞搜索：李登輝 發(fā)了 李登輝“已經出發(fā)了” 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話錄 透視李登輝的戀日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