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秦曉和我都臨近退休了，我們覺得對社會還有責任，我們自己也需要繼續(xù)學習，繼續(xù)對問題的反思。”博源基金會總干事何迪告訴記者，“于是，我們決定籌建一個基金會。”
　　當時，秦曉擔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何迪則是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兩人有相似的經歷：出生在紅旗下，成長在干部家庭，“文革”前的老三屆，“文革”中被發(fā)配到社會底層……未曾泯滅的理想主義讓他們非常關注當下中國問題。
　　2007年10月，博源基金會得到香港政府批準，在香港正式注冊。
　　博源基金會成立3年多，風生水起，影響日著。一個精英人士互相交流、聯(lián)系上下左右的平臺已經出現(xiàn)在中國思想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多個公開場合贊揚，博源基金會是“干實事、研究大問題的學術平臺”。
　　作為博源基金會的總干事，何迪毫不諱言，“博源基金會是一個有理念的基金會�！彼�也坦率地說，“我們基金會的這些人與現(xiàn)在的體制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我們是在體制內進行改革，不是敵對力量。在走向現(xiàn)代性國家的過程中怎么盡可能地減少社會動亂，避免民族災難，實現(xiàn)平穩(wěn)的轉型，這就是我們的訴求�！�
　　
　　“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資源”
　　《南風窗》：我注意到，博源基金會的成員大部分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這一代人有什么共同特點？
　　何迪：我們的父輩都是跟著毛澤東鬧革命的，比如我的父親就生活在一個衣食無憂的國民黨上層家庭，為了建立一個民族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時也因為不滿于國民黨的腐敗和一黨專政，才走上革命道路。我們這一代人“生在紅旗下”， 接受的是理想主義教育，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長大，父輩打下的江山要由我們繼承，這是一種與生俱來、血肉相連的主人翁精神。我們也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努力奮斗可以改變境遇。
　　現(xiàn)在回想，這種“接班人教育”里有對的成分，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南風窗》：需要反思什么？
　　何迪：領袖至上、組織至上、國家至上而完全忽視個人權利的理想主義，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激進主義思想，階級斗爭是傳統(tǒng)教育的一部分。我們都是 “老三屆”，“文革”爆發(fā)時在上小學或中學，我們崇拜毛澤東到了迷信的程度，相信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文革”中我們整過人，又被人整，家也被抄過。像秦曉，還被“軍宣隊”關了起來�？偠�言之，斗來斗去，幾乎無人幸免挨斗挨整的經歷，就像翻燒餅一樣。一旦群眾陷入領袖崇拜的迷信之中，就像著了魔一樣完全失去了理性。
　　1969年我在山西臨汾插隊，一天進城住在一位親戚家，他是1938年參加革命但職務僅為科長的干部，當晚武斗中的一派來抄家，在箱子里搜出一匹白布，說是“囤積”，要把大人帶走，孩子說了一句話也要抓走。我攔著說了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隨便抓人。造反派質問，你是什么人？敢阻攔我們的革命行動，把他先抓起來！我當場被人扭著右食指按倒在地，大皮靴子往頭上、背上亂踹，踹得我?guī)缀醣尺^氣去，隨后就把我?guī)ё吡恕Ｋ麄兪种心弥鴺�、木棍，當時真不知道生死如何。我剎那間體會到一個人的尊嚴以至生命在非理性的狂潮之中是何等渺小、無助、無奈，革命在吞噬自己的兒子。
　　《南風窗》：在大動亂面前，個人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
　　何迪：是的，我們沒有自由選擇生活的權利，而是被我們崇拜的權力者送到了社會最底層，有的當工人，有的入伍當兵，更多的是成為“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我本人就在山西農村生活了兩年。我在農村第一年掙3塊多錢，第二年掙5塊5。后來病退回京，在街道工廠當了7年工人。如果沒有切身的底層經歷，根本體會不到什么是“朝不保夕”。但我也很珍惜那段經歷，特別是農村的經歷，它讓我了解到什么是中國的基層社會，什么是中國的老百姓，認識到中國變革的艱難。
　　《南風窗》：從優(yōu)裕的干部子弟家庭淪入社會底層，恐怕不僅有生活的落差，也有精神的打擊。回首長達10年的“文革”，您如何評價其對于你們這一代人的影響？
　　何迪：我們鍛煉了政治意識，增強了政治敏感性，成為政治上較為成熟而又經得起折騰的一代，今后無論從事何種職業(yè)，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訴求，關注社會變革的公共情懷，已融入這一代人的血液里。我們不僅經歷了1966年“8?18”紅衛(wèi)兵的狂熱，后來也參與了1976年“四五”運動的抗爭。
　　《南風窗》：同樣發(fā)生在天安門廣場，同樣的一群年輕人，但10年之間年輕人的思想已經發(fā)生了質的變化。是否可以說，正是“文革”促使你們這一代人成熟了？
　　何迪：確實如此，“文革”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產生了巨大影響。政治宣傳和現(xiàn)實生活的巨大反差，使我們開始反思和反省。尤其是1971年爆發(fā)“林彪事件”，對我們許多人的思想沖擊非常大，我們開始思考：為什么會發(fā)生“文化大革命”？它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是什么？從那時起，我們的思考就從反思自己做錯了什么，升華到對制度安排的反思和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
　　“文革”終于結束了，我們成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參與者。我們見證并在各自的工作中參與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我們看到解除了束縛的人民爆發(fā)出何等的創(chuàng)造力！不管是包產到戶對農民的解放，還是企業(yè)改革對工人的激勵，其實都是回歸了現(xiàn)代正常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梢哉f，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盡管當時人們并不一定都意識到了這一點。與此同時，我們相當一部分人有機會到發(fā)達國家學習或工作，不僅感到中外物質層面的差距，更感到中外在制度層面上的差異，在不同的制度背后則是一套我們并不熟悉的價值體系。
　　《南風窗》：現(xiàn)代國家就是建立在這套價值體系基礎上的，各種制度不過是這套價值體系的反映。
　　何迪：我們看到了一個現(xiàn)代國家是什么樣子，現(xiàn)代國家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總之，“文革”中沉淪到社會最底層，增加了對中國社會最直觀的認識；“文革”后在學校、政府或者企業(yè)里的參與改革開放的經歷；走出國門對世界的了解，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思想資源的三個部分。
　　
　　“理性是我們理想主義的底色”
　　《南風窗》：能否說，你們這代人經歷了兩次反思？第一次是“文革”引發(fā)的反思，第二次是走出國門看世界后的反思。也有些人停留在對“文革”的反思上，雖然否定“文革”，但是對于建設現(xiàn)代國家并沒有什么深入思考。
　　何迪：也可以說是兩次反思，但它們是連續(xù)性的。關鍵是敢不敢進行自我解剖，解剖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只有在自我反思中勇于否定、拋棄錯誤，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升華。在一個封閉國家的封閉教育里，除個別先行先知者，很難有徹底的反思，因為缺乏全面的社會經驗和思想資源，而到了一個開放社會，再回顧走過的道路，才深刻認識到曾經的謬誤，“覺今是而昨非”。
　　有些人把“文革”歸結為個人品質不好，或者僅僅限于個人的恩怨，而沒有認識到，毛澤東代表了一種制度，一種思想。我認為，不要過于糾結于個人恩怨，關鍵還是要把中國放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來審視。沒有大歷史視野，就很難看清楚一個國家所走的道路。
　　《南風窗》：您前面提到，你們這代人接受的“接班人教育”里，哪一些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對的？
　　何迪：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融入了我們的血液里，是抹不掉的。但是現(xiàn)在的理想主義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一方面通過學習與反思，我們得以走出迷信崇拜的不自覺狀態(tài)，建立或正在建立經過獨立思考的價值觀；另一方面我們也充分認識到理想和現(xiàn)實的距離，如果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用理想代替現(xiàn)實，那么理想主義很容易變成激進主義。這正是我們從“文革”反思中得到的教訓，從30年改革開放的曲折歷程中得到的經驗，從世界發(fā)達國家和后進趕超國家發(fā)展歷史觀察中得到的借鑒。
　　當初我們所受到教育中確實有很多烏托邦的成分。在反思的歷程中，我們逐漸“走出烏托邦”，但是理想主義至今仍然是我們思想的底色。我們認為，在商業(yè)化的浪潮中，還是應該有一批有理想的人。
　　《南風窗》：在今天，理想主義已經成為一些人嘲笑和奚落的對象。
　　何迪：這或許是時代的“進步”吧。這是對過去藐視個人權利、壓抑人性七情六欲的一種懲罰。但是對我們來說，理性主義是不可磨滅的。理想主義不應該迷失在商業(yè)化的浪潮中，中國仍然需要一批有理想、有信念、有擔當的人們。理想促使我們不斷學習。我們曾經被耽誤了那么多年，像我進大學已經28歲了。所以，我們對知識充滿渴望，特別有學習精神。到現(xiàn)在仍然相信小時候“知識就是力量”的教育，尊重知識，渴望學習，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局限。
　　我們?yōu)槭裁匆�建立博源基金會？從小處說，我們這批人需要精神生活和思想交流，需要一個學習環(huán)境，互相激勵，自我提升；從大處說，我們有責任對國家的現(xiàn)代化建設和現(xiàn)代社會轉型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體制內進行改革
　　《南風窗》：秦曉提出的“現(xiàn)代性”的概念很有啟發(fā)性，因為在此之前中國一直強調的是以民族獨立、民富國強為主要訴求的現(xiàn)代化，自由和理性作為核心的價值觀從來就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亨廷頓曾經指出，“現(xiàn)代性孕育著穩(wěn)定，而現(xiàn)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
　　何迪：對。中國需要現(xiàn)代性轉型，從物質層面到價值和制度層面的現(xiàn)代性轉型，二者互相促進。如果沒有經濟發(fā)展，也完全談不到現(xiàn)代性。但是如果只有經濟的發(fā)展，“現(xiàn)代化壓抑現(xiàn)代性”，個人的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那就不是一個可持續(xù)的現(xiàn)代化。
　　對博源基金會來講，探索一條可行的路徑，在走向現(xiàn)代性國家的過程中怎么盡可能地減少民族災難，減少社會動亂，實現(xiàn)平穩(wěn)的轉型，這就是我們的訴求。用秦曉的話說，我們是在體制內進行改革，不是分化力量。
　　《南風窗》：“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這是博源基金會的定位嗎？
　　何迪：是的。選擇這樣的定位對我們來說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我們基金會的這些人與現(xiàn)在的體制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我們對國家和執(zhí)政黨有信心。中國精英現(xiàn)在大部分在共產黨內，執(zhí)政黨擁有所有的資源。我們相信，中國的明白人比不明白人多，也相信只要擁有適當的條件，明白人會做出順應時代潮流的事。
　　《南風窗》：看來，你們對中國未來并不悲觀。
　　何迪：沒有理由那么悲觀。第一，冷戰(zhàn)的結束，全球化的加速，經濟相互融合與依賴，中國已經打開的大門不可能再次關閉，國內的政策越來越受國際環(huán)境的制約。而且網絡時代的信息透明度，很難控制人的思想。將來世界會比過去更美好。
　　第二，中國已經不是原來的計劃經濟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市場經濟的因素越來越多。只不過改革走了一半，還沒有走完。因為各種原因，目前改革處于膠著狀態(tài)，有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現(xiàn)在需要在保衛(wèi)改革成果的同時，繼續(xù)推進改革。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上應該是開放的，文化上應該是多樣的，政治上也不應該是封閉的。
　　
　　從好生活到好社會
　　《南風窗》：“改革走了一半”，沒有走的另一半是否指政治改革？
　　何迪：也不完全是，因為這種概括過于簡單。事實是中國的政治制度起碼有幾個方面取得了進展：第一，廢除了終身制，建立了任期制。第二，現(xiàn)在是共識決策機制，具有了某種特色的黨內制衡。第三，政府機構越來越成為精英集體主導的政府，行政的專業(yè)化程度大大提高。第四，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也在發(fā)生變化。
　　最大的變化是老百姓變了。80年代以后，老百姓不再像以前那樣特別關心政治，現(xiàn)在更關心自己的權益。
　　《南風窗》：這是利益覺醒，也是權利意識的自覺。
　　何迪：一個民主社會的最終基石，不在于上層建筑，而在于個人明確了自己的權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改革開放30年給人們帶來實際利益，中國人民實現(xiàn)了“小康”，過上了“好生活”。將來還要締造一個好社會，好社會要得到制度保障。好生活與好社會的區(qū)別在于，好社會不僅僅是每個人都要有富足的生活，還包括每個人都真正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個人權利需要制度來維護來保障。再簡單一點說，好社會就是法治保障人民享有好生活的社會。好社會受到良好秩序保障，有法律的支撐。包括個人合法財產不受侵犯，個人應該有言論自由等等�？傊�，憲法里所賦予的公民的基本權利都應得到事實上的保障與實現(xiàn)。這樣人民才能對好生活抱有明天更美好的憧憬，免除對好生活得而復失的擔心。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在物質層面上使好生活得以持續(xù)發(fā)展；轉變政府職能是在政治層面上使好社會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內得以長治久安。從好生活到好社會，“改革走了一半”，現(xiàn)在中國需要有整體性的改革設計。
　　《南風窗》：現(xiàn)在一些人對改革沒有信心，甚至認為未來可能出現(xiàn)不可控的危機。
　　何迪：目前國家、企業(yè)與銀行、個人與家庭這三張資產負債表都很健康，改革開放30年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中國有足夠的資源應對危機。關鍵在于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源，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完善市場經濟制度，還是仍依賴強勢的政府主導經濟增長、推動轉型；是用依法治國、推進政治改革來實現(xiàn)政府職能轉變和化解面臨的眾多的社會矛盾，還是仍依賴舊體制、老方法，利用經濟讓利、政治高壓與控制輿論的方式維穩(wěn)。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背后體現(xiàn)的是不同的價值取向。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從長遠、從可持續(xù)角度看，其代價與結果將會迥然不同。因為形勢復雜、時間敏感而放緩或拒絕改革是一個偽命題――難道現(xiàn)在比“文革”結束后1978年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1989年發(fā)生政治風波后小平南巡確認市場經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江澤民、朱?基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進行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加入WTO的這些時期還困難還敏感嗎？
　　有人說改革開放共識破裂，那是擔心這幾年出現(xiàn)的一種否定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否定全球化的開放國策、迎合極端的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推進國家主義的極左思潮，這是歷史的反動。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只能繼續(xù)前進，才能化解由于改革開放途中由制度不完備、不配套、不協(xié)調、不成熟所造成的前進中的弊病、障礙、缺陷、不公，從而避免大的危機；而不是倒退回舊的體制與方法去解決問題。倒退不是出路，倒退會更加速加劇危機，不進行體制內的改革，就一定導致體制外的革命。
　　100年前清末新政的失敗，1945~1946年國民黨拒絕聯(lián)合政府方案、發(fā)動內戰(zhàn)，20年前蘇聯(lián)解體蘇共下臺的歷史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前車之鑒，不可不見、不防。所以改革開放是使中華民族興旺發(fā)達、民富國強、對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做出較大貢獻的唯一選項，是從好生活走向好社會的唯一道路，這應該是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識。
　　從根本上說，中國和外國的競爭是制度競爭。如果沒有完整的、合理的、符合現(xiàn)代性的制度，中國不可能真正崛起。盡管進入本世紀后中國經濟崛起，但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xù)，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這個現(xiàn)象表明，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現(xiàn)代化建設的問題，而是現(xiàn)代性社會構建的問題。面對這個重大問題，中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出現(xiàn)了激烈的交鋒。博源基金會一方面倡導啟蒙理性，另一方面致力于制度建設，尋找從此岸到彼岸的路徑。
　　有些人認為，現(xiàn)在所有的都是一塌糊涂，出路只有動員民眾起來進行社會革命。如果這樣的話，對中國絕對是一個災難。我們都是經歷過“文革”的人，痛定思痛，絕不希望中國再有大的社會動亂，希望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通過改革走出黃炎培所說的“周期律”。中國需要理性思考，需要制度設計，中國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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