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9月13日，這天一大早，北京史家胡同內(nèi)的游美學務(wù)處大院門口，許多留著辮子的考生圍在一張榜單前。榜上有名者，將成為首次以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的幸運兒。 　　一個叫徐佩璜的學生后來回憶道，“我記得我在看榜的時候，看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也在那兒看榜，我當時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tài)度，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睂嶋H上，四十七位中榜者里，這個考生排在第六位，名列前茅。
　　他的名字叫做梅貽琦。
　　二十年后，梅貽琦以同樣的從容，將清華大學引入輝煌。
　　
　　寡言君子
　　1915年8月，剛剛從美國吳士脫大學畢業(yè)不久的梅貽琦，接受了清華校長周詒春的聘請，回歸母校，教授數(shù)學和物理兩門課程。相對于周詒春的“諄諄教誨、殷勤督責”，梅貽琦的溫和氣質(zhì)顯得頗為另類。
　　清華校友黃人杰回憶，那時梅貽琦住在清華園外的宿舍，走到教室所在的科學館有一長段的距離，上課偶爾也不免有一兩次遲到，于是有時一部分同學就提議開溜，大家一哄而散。梅貽琦到時已然變成一個空教室。但是他并不生氣，下次再見面時，仍然一團和氣�！凹炔稽c名，也不算走的人缺課，終使這一些頑皮的學生感化而就范�！�
　　梅貽琦話少，素有“寡言君子”的綽號。他的夫人韓詠華回憶道：“我記得我們訂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學陶履辛聽到后，急忙跑來對我說：‘告訴你，梅貽琦可是不愛說話的呀。’我說：‘豁出去了，他說多少算多少吧。’”
　　但是，伴隨著這所學校的成長，梅貽琦沉靜、務(wù)實的作風，愈發(fā)開始展現(xiàn)出他獨特的價值。
　　1926年，梅貽琦被公推為清華學校教務(wù)長，“從此，月涵開始了他操勞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辦公室埋頭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點鐘去給他送一些茶點，孩子沒人帶，就放在推車里推去推回�！表n詠華說，“那時的清華教授中，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為什么選中了他，我認為是出于大家對他的人品的信任�！�
　　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一紙委任狀，命梅貽琦接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在此之前，清華大學有三位校長因遭學生反對而被迫辭職，其時，南京國民政府正在著力推行“黨化教育”，這是一個政治觸手向各個領(lǐng)域蔓延的年代。顯然，前幾任都未捂熱的清華校長一職，梅貽琦接得并不輕松。
　　
　　“王帽”
　　“教授治�！笔乔迦A的“土制度”。事實證明，對于這個制約了校長權(quán)力的制度，梅貽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尊重，并發(fā)揚光大。
　　曾任臺灣清華大學校長和臺灣“行政院”院長的劉兆玄曾說：“舉凡校中施教方針，年度預(yù)算，規(guī)章細則，建筑設(shè)計，以及類似的重要事項，或則由‘教授會’議決，或則由‘評議會’商定。教授會每年只開會兩次，評議會至少每周一次。評議會由校長主持，另由教務(wù)長、各院院長、秘書長及由教授會選出并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參加。梅校長在評議會中虛懷若谷，盡量聽取同仁意見，而與會人員，正因校長謙虛誠摯，所以對其所持意見特別尊重。據(jù)說會議中往往爭執(zhí)甚久，梅校長一言不發(fā)，最后由他歸納結(jié)論，片言立決�！�
　　于西南聯(lián)大時期結(jié)識梅貽琦的鄭天挺則說：“梅校長在工作中，對事有主張，對人有禮貌。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當?shù)玫交卮�，如果是同意，就會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果不同意，就會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樣辦，就會如何如何，或者說‘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他從無疾顏慍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討論�！�
　　此外，國民政府教育部曾經(jīng)為國立大學制定了一套統(tǒng)一的人事編制，梅貽琦嫌其機構(gòu)重疊、冗員太多，國民黨一再催促，他都沒有完全遵照執(zhí)行。抗戰(zhàn)結(jié)束，全校兩三千人的教務(wù)事項，教務(wù)處全部人員僅十九人。由此，效率辦事反倒奇高。
　　凡此種種，清華校友袁隨善曾說，“我們做學生的幾乎不感到‘校長’的存在，覺不出他的‘威信’，看上去似乎是‘無為而治’�！逼�偏這一切，讓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清華大學頓呈活氣。
　　梅貽琦曾將自己比喻成京戲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后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對這臺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寬容的制度，為治學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
　　
　　大師論
　　1931年12月3日，清華新任校長梅貽琦發(fā)表就職演說，提出了著名的“大師論”：“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xiàn)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后來他又提出，“吾人應(yīng)努力奔赴之第一事，蓋為師資之充實。”
　　事實上，梅貽琦與大師們的淵源，早已開始。做教務(wù)長時，他實際主持了國學研究院的院務(wù)，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nèi)收殮并料理后事的。
　　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府上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陳寅恪當即對傅斯年加以推薦，只是后來未等梅貽琦下手，便被中山大學捷足先登；敢于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據(jù)說，抗戰(zhàn)時，梅貽琦常到顧宅，并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東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有所聘，亦有所不聘。清華教授徐賢修回憶，抗戰(zhàn)前，清華總務(wù)長是梅貽琦的好友，是一位很有聲望的“海歸”，他要求梅貽琦聘他當教授，以“重”視聽。但梅貽琦認為學校行政人員與教授對大學而言，司職不同，不可混為一談，結(jié)果，惹得總務(wù)長拂袖而去。
　　為使教師免去后顧之憂，安心教學，梅貽琦大幅度提高清華大學教師的生活待遇。當時，清華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這是極高的薪水。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還可以休假一年，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
　　從1927年到1937年，清華大學教授人數(shù)占到教師總?cè)藬?shù)一半以上。當時著名的教授有聞一多、劉仙洲、莊前鼎、 顧毓、錢穆、張岱年、馮友蘭、陳省身、劉文典、吳有訓、吳大猷等學者，可謂星光璀璨。
　　而對于教學，梅貽琦的核心理念是“通才教育”。
　　
　　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
　　早在 1927年，梅貽琦在《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 一文中，就提出“今日社會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貴乎有專技之長，而以普通工程訓練最為有用”。他說：“在中國工商界中，能邀致專家以經(jīng)營一事業(yè)者甚少，大多數(shù)則只能聘一工程師而望其無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學課中，以普通之訓練較若干繁細之專門研究為重要也�！钡搅�1941年《大學一解》一文中，他明確指出：“竊以為大學期內(nèi)，通專雖應(yīng)兼顧，而重心所寄，應(yīng)在通而不在專�！睂嶋H上，這也正是英美學校中盛行的一種教學理念。
　　他曾經(jīng)舉了一個例子印證其觀點�！坝泻脦孜辉诠�廠界負責的人對我說，目前大學工學院的畢業(yè)生在工廠中服務(wù)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們無法盡量地運用他們；這些畢業(yè)生的訓練，大體上都不錯，他們會畫圖打樣，會裝卸機器，也會運用機巧的能力，來應(yīng)付一些臨時發(fā)生的技術(shù)上的困難；但他們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別人，容易和別人發(fā)生齟齬，不能和別人合作，因此，進廠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別尋出路�！�
　　從1933年開始，清華規(guī)定大學一年級不分系，文、理、法、工學院學生在一年級都修習包括自然、社會與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課，共占總學分近三分之一。
　　通才教育的另一項內(nèi)涵，是學術(shù)自由的空氣。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馮友蘭從蘇聯(lián)觀光回來，大講新生蘇維埃政權(quán)的優(yōu)越性，并說：“蘇俄實為進步之國家。所謂唯物史觀，吾等決不應(yīng)輕視，因有絕對真理存于其中�！边@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可謂石破天驚。而思想左傾的吳晗、聞一多，盡管并不被梅貽琦所喜，亦可以在校園內(nèi)公開進行革命宣傳。
　　教知識，更教做人。梅貽琦將學習的態(tài)度看得十分緊要。他非常反對學生好高騖遠的風氣：“要避免西洋人所謂的‘白領(lǐng)’的心理，要不讓學生于卒業(yè)之后，亟于成為一個自高身價的‘工程師’，只想指揮人做工，而自己不動手�！�
　　他還說過一句流傳很廣的話：“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氣做一個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轟轟烈烈�！�
　　在梅貽琦任校長的十余年中，清華園內(nèi)人才輩出。文學院培養(yǎng)出了吳晗、錢鐘書、夏鼎、張蔭麟等“四才子”，物理系有錢三強、錢偉長、錢學森這“三錢”，數(shù)學系出了華羅庚、陳省身、許寶“三杰”。眾多大師，多為學貫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學，只見山高水長。
　　另據(jù)統(tǒng)計，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中，有近三分之一出自清華。
　　如此輝煌，使得1941年清華在昆明慶祝建校30周年期間，美國一所大學發(fā)來電文中的頌詞，頗為令人信服――“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
　　但是，如何在亂世之中，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西土”顯然沒有多少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可以提供。
　　
　　亂世弦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一聲槍響，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1938年5月4日，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開課。梅貽琦是學校三個常委之一。
　　其間冷暖，恐怕只有梅貽琦自己才知道。
　　在一次會上梅貽琦曾說：“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yīng)退卻，必不應(yīng)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
　　1947年，抗戰(zhàn)勝利之后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后學生逐級向校長敬酒。那一天，梅貽琦足足喝了40多杯。當年10月10日，清華大學在故園開學復課。
　　然而，僅僅一年時間，形勢再次突變。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圍城開始，直到21日，梅貽琦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當后，走上了南下的飛機。這一去，便再也沒有回來。
　　1955年11月，梅貽琦去了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款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并開始著手在臺“復�！保瑸榱诉x址，梅貽琦一共七次親往勘察，才最終選定新竹縣赤土崎。可是據(jù)說，他在世時，卻始終不愿將研究所改稱大學，他常說“真正的清華在北平”。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于臺北。追悼他的祭文這樣寫道：“五十年來清華人才之盛，堪稱獨步，貢獻之多，尤彰明而皎著。斯非幸致，實耕耘者心血之所傾注�！�
　　他的墓地即在新竹清華校內(nèi)，墓前廣植花木，稱為“梅林”。每逢盛開時節(jié)，草木不言，花香飄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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