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目前中國所有改革理論的焦點應在于能否建立公有資本，它將決定中國是走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充分估計到中國改革可能有的兩種發(fā)展道路，并且向勞動者階級明確說明每一種可能性的條件和意義。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目的就是為了將社會財富交給人民群眾，使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的主人。顯然，在一個勞動者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占優(yōu)勢而且不能不占優(yōu)勢的是公有經濟。勞動者階級掌握生產資料，就有最充分的可能把剩余價值統(tǒng)統(tǒng)“拿到手”。當我們開始國企改制的時候，應該給自己清楚地提出這些改制歸根到底所要達到的目的，即建立資本公有制。因為資本公有制是目前這個歷史階段的內在必然要求，是發(fā)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國企改革的全部意義在于它摧毀了對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限制和束縛。只有把勞動者階級專政的國家同資本結合起來，才能架設從資本主義通往社會主義的橋梁。

　　一．計劃經濟——傳統(tǒng)公有制

　　絕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包括郎咸平、林毅夫、吳敬璉和左大培等）在原則上把兩種極不相同的公有制混同起來了[1]。其中一種是以勞動者隸屬于生產資料（國家）即以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的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如計劃經濟、命令、指令型經濟、斯大林模式等等，另一種是以自由的——也就是說是以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他們忘記了，后者不僅與前者直接對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

　　共產黨奪取國家政權以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tǒng)治一步一步地剝奪地主和資產階級，把工廠、鐵路、銀行、土地等一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的手里，組織社會生產和分配，把全部經濟機構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國家計劃命令(組織和管理)的經濟集體——這就是計劃經濟。

　　國家通過控制一切社會生產，進而控制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國家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必然要通過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支配生產資料，對社會的經濟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識形態(tài)進行全面而嚴格的統(tǒng)治，從而逐漸演變成一種極權制度。[2]在這種制度下，人民不僅沒有得到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最廣泛的民主自由即全體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共同參與管理，而且被徹底剝奪了在現(xiàn)代社會中應有的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權利。大量無辜的普通人民被“黨和國家”指控為“敵人”而遭到監(jiān)禁、流放、屠殺。計劃經濟從根本上剝奪了人們任何獨立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批評即學術研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游行等自由權利，將全體人民置于“黨和國家”的高度意識形態(tài)專制之下。所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這種結合方式——傳統(tǒng)公有制就是過去一切奴役的根源。

　　這種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的生產方式——計劃經濟，決定著極權統(tǒng)治和人身依附。所以，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形式，都是建立在這種獨特的生產方式上。“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從生產資料同生產者的關系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這個時期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內部的秘密和隱藏的基礎。

　　共產黨以國家的名義實際控制了全部的生產資料，這就使得任何個人除了依附于黨和國家就無法生存�，F(xiàn)在，我們看到每個人都隸屬于國家。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即直接的專制統(tǒng)治和絕對服從為基礎的。[3]正因為直接的命令和服從構成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直接進入社會。這樣，國家就計劃分配勞動，調節(jié)各種勞動同各種需要的適當?shù)谋壤�。[4]

　　在計劃經濟中，國家根據(jù)對各種使用價值需要的比例直接把勞動和物的生產條件分配到不同的生產部門，[5]計劃生產布匹、鋼鐵、石油等等。對于國家來說，這些物都是它的勞動的不同產品，生產這些產品的勞動直接就是社會勞動。這些產品的剩余部分作為生產資料是國家用來擴大再生產，尤其是發(fā)展重工業(yè)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必要生活資料共同消費。為了盡快的發(fā)展工業(yè)尤其是重工業(yè)，黨和國家盡量壓縮人民群眾的必要生活資料部分以獲取最大的剩余勞動，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民群眾必要生活資料匱乏，生活困苦。[6]

　　當計劃生產的目的主要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文化需要時，這種生產本身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追求，從而也就不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無限制的發(fā)展。

　　在改革之前，中國的農民事實上沒有人身自由！在人民公社[7]中，土地是公有的，由公社成員共同耕種。這種共同勞動的產品，除作為共同消費的必要生活資料外，剩余一部分作為國家用于提供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另一部分作為儲備用于防災備荒和其他的公用開支。農民的剩余勞動變成了為國家而進行的勞動，這是交納給國家的最主要的貢賦，并且每個公社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提供一定量的勞力，在國家指定的地方完成各種義務勞動。[8]剩余勞動——無論是叫什么——都是勞動者自己的無代價的勞動。不過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貪欲表現(xiàn)為渴望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而國家則較簡單地表現(xiàn)為直接從勞動者身上無償占有一定量的有用產品。[9]

　　包產到戶后，這種實物賦稅逐漸被貨幣所取代，盡管它只是實物賦稅——所謂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和勞役——這種“義務工”是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最沉重的負擔——的簡單變化（“折代”、“以資代勞”）�，F(xiàn)在，農民向國家繳納的不是糧食和勞動，而是這些糧食和“勞動”折算成的等值的貨幣。

　　我們知道，使各種社會經濟形態(tài)例如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社會區(qū)別開來的，只是從勞動者身上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形式。這種表現(xiàn)形式上的差別，顯然絲毫不會改變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間的量的比率。

　　傳統(tǒng)計劃－極權體制造成勞動者的消極怠工和極低的勞動生產率，[10]因此，國家即使拿的不多，勞動者生活依然困苦，即使所有剩余產品都歸勞動者，他們的生活還是貧困。應該說這種嚴重的消極怠工和極低的勞動生產率才是所謂的“短缺經濟”的根本原因。

　　我們都知道，超過維持勞動者生活而形成的剩余產品，以及這種剩余勞動的積累，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一切社會發(fā)展的基礎。無論資本家或者國家得到的份額有多大，他總是只能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因為勞動者必須生活。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也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更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維持和再生產勞動者所必需的勞動時間越少，那么，勞動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所提供的剩余勞動就可以越多。

　　不用說古代，就拿改革開放以前來說，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低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吃最簡單的食物，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再加上幾乎沒有肉、蛋、奶，這些無論如何也填不飽肚子，所以，吃糠咽菜的情況是難以避免的。在困難時期，他們只有靠野菜、谷糠、樹葉甚至樹皮充饑。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能初步建立起比較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就在于勞動人民提供了大量剩余勞動可供支配。國家通過提倡“艱苦奮斗”、“無私奉獻”[11]和批判“追求物質享受”等手段來控制人民的生活消費，長期把勞動人民的必要生活資料量即生活水平壓低到所能承受的最低限度，[12]獲取了最大限度的剩余勞動，這種在傳統(tǒng)公有制下的強制積累就是中國快速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奧秘所在。

　　在計劃經濟社會，國家無償占有勞動者全部的剩余勞動，而僅僅在最低限度上滿足勞動者的生存需要。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就是這樣以億萬人民幾十年的血與汗為代價的。[13]并且由于生產力尚未發(fā)展到高度發(fā)達的水平，對不同的勞動產品的需求為人們所不能直接掌握和完全了解，不同的勞動還不能直接交換�？傊�，人們還沒有完全掌握客觀的經濟規(guī)律尤其是價值規(guī)律，所以，無論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配置還是各種勞動的交換都離不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只能造成生產和需求的脫節(jié)，嚴重時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于崩潰。

　　歷史讓我們看到了一幅令人悲痛的圖畫：1958年秋，為了使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100萬噸，毛澤東決定全民大煉鋼鐵，據(jù)統(tǒng)計，在這場運動中投入的農村勞動力最多時在6000萬人以上。[14]1958年莊稼確實長得好，但是在成熟后，由于瞎指揮，使用了大量勞力上山砍樹、燒木炭、做土鼓風機、建土高爐大煉鋼鐵，缺少勞動力按季節(jié)搶收，造成大量糧食腐爛在田地里沒有收回來。不少地方只收回70%左右，有30%左右爛在田地里。[15]

　　自此，災難已經不可避免地降落到農民的頭上。從1958年12月起，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出現(xiàn)了嚴重的糧食短缺，緊接著，1959年的糧食產量下降到3400億斤，1960年更是只有2870億斤（比1951年的2894億斤還低）。缺少糧食的農民營養(yǎng)不良，繼之而來的浮腫病隨處可見，再往后，死亡不可避免地大批出現(xiàn)。[16]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教授經過反復研究，在1986年撰寫的《中國人口動態(tài)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的專論和有關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1697萬)。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教授在1984年出版了《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其中估算我國1958至1963年超線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學者金輝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一文中認為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3000萬。[17]其實，到了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以千萬計的程度，實際數(shù)字是多一些還是少一些都無法改變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教訓。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計劃經濟，憑長官意志行事，不顧客觀經濟規(guī)律，這才是真正的盲目生產。[18]它造成了技術和生產的停滯、束縛了社會生產力和人的自由發(fā)展，這就意味著這種生產方式必然滅亡。

　　必須認識到，是否能夠運用計劃調節(jié)社會生產，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正如消滅私有制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一樣，而是由于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力的進步提出了這種要求與可能。盡管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為人們運用計劃調節(jié)社會生產提供了必要手段，但是實行計劃生產，還需要有相應的物質基礎條件。

　　中國幾十年盲目、主觀的計劃給社會造成了比自由競爭狀態(tài)下更大的損失，非但沒有促進經濟快速發(fā)展，反而使我們失去了利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推進經濟迅速發(fā)展的機會。以我國目前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實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不現(xiàn)實的。[19]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樣，對于這個包含無限多的要素、相互關系極為復雜的社會有機體而言，人們的認識水平是十分有限的。對于社會和歷史的發(fā)展，目前我們充其量只能掌握關于它的一般的抽象規(guī)律，而這完全不足以使我們能夠實行具體的計劃經濟。

　　在計劃經濟中，國家可以指揮幾乎全部勞動者的手臂，而對剩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唯一支配權又完全屬于國家，所以它有能力興建那些遍布全國的基礎設施和工業(yè)基地。雖然每一個勞動者貢獻的剩余勞動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們的數(shù)量就是他們的力量，正是由于人民群眾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產品都集中在國家的手里，才使之成為可能。這也就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秘密所在。當然，在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權力已經逐步轉到資本家手里。

　　在計劃經濟中，或者例如在傳統(tǒng)國企中，我們看到勞動是以勞動者隸屬于生產資料這一事實為基礎，這使得這種生產不同于資本生產。計劃經濟是以直接的命令和無條件服從為前提，[20]相反，資本生產一開始就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為前提。在這種意義上說，資本生產是同計劃經濟相對立而發(fā)展起來的。

　　二．傳統(tǒng)國企和私企的差異

　　我們知道，體現(xiàn)工作日的必要勞動部分的工資表現(xiàn)為包含剩余勞動在內的整個工作日的價值。這樣，工資的形式就消滅了工作日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一切痕跡。全部勞動都表現(xiàn)為必要勞動，即便是他完成的剩余勞動也表現(xiàn)為購買自己工資的手段。在傳統(tǒng)公有制下，連勞動者只是用來補償他本身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部分，即他實際上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現(xiàn)為好像是為國家的勞動。他的全部勞動都表現(xiàn)為剩余勞動。相反地，改革開放以后，在雇傭勞動下，甚至剩余勞動也表現(xiàn)為必要勞動。在傳統(tǒng)公有制下，職工和國企的隸屬關系掩蓋了勞動者為自己的勞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在雇傭勞動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貨幣關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并且，勞動力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損失在國企中落到國家身上，在雇傭勞動制度下則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為在后一個場合，勞動力是由工人自己出賣的，而在前一個場合，勞動者是屬于國家的。

　　如果國企職工生產一種商品所花費的時間顯著地超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他們的勞動就不能當作一般人類勞動，他們的勞動力就不能當作一般勞動力。這樣的勞動力不是根本賣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一般勞動力的平均價值出賣（國企的職工們不要光看自己的工資比社會平均水平低，而更應該好好的比一比自己的勞動比社會平均勞動低多少，或許自己就是國企根本不需要的！），所以，一定質量的勞動能力是國有資本購買勞動力的前提。

　　所以對國企來說，只有當它作為資本進行生產，同時使用自由勞動力，從而一開始就推動同類社會平均勞動的時候，價值增殖規(guī)律才會完全實現(xiàn)。

　　價值增殖規(guī)律首先要求國企的勞動者應該在現(xiàn)有的社會正常生產條件下發(fā)揮作用。當然，是否具備正常的生產條件取決于我們的資本家。[21]如果自動化生產線是社會上通用的勞動資料，那就不能讓勞動者使用舊設備。所以，資本家所購買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應該是正常質量的。否則，生產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就會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這些超過的時間并不形成價值。其次，勞動者在它被使用的專業(yè)中，必須具有該專業(yè)的社會平均的技術和能力，并且他必須以社會上通常的平均的勞動強度來耗費，而我們的資本家在勞動市場上也自由地招聘到正常技術水平的勞動力。我們的機器設備原材料生產者和任何商品的賣者一樣對他所提供的商品負有責任，如果他不想被同種商品的其他生產者所排擠，他就必須提供一定質量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同樣，我們的勞動者也要對自己所提供的勞動力這個商品負責，如果他不想被其他勞動者所排擠，他就必須提供一定質量的勞動。

　　假定整個社會由傳統(tǒng)國企和私企組成，并且社會的中等勞動強度和生產率就是國企和私企的平均的勞動強度和生產率。在這個強度和生產率下的勞動，在生產一種商品時所耗費的時間要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質量的勞動。

　　私企的勞動強度和生產率高些，國企低些。因此，強度和生產率較高的私企中的勞動比國企中的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而這又表現(xiàn)為更多的貨幣。

　　盡管月工資、年薪等等私企可能比傳統(tǒng)國企高，但勞動價格即勞動成本，國企卻比私企高。也就是說，國企的工人，盡管名義工資可能較低，但勞動時間、強度和生產率也低得多，同私企相比較，勞動成本還是高得多！

　　例如，國企一個普通職工“正�！惫ぷ魅帐�6小時，每月20個工作日，勞動力的月工資是1200元，那么每個“正�！眲趧有�時的價格是10元；
當他跳槽到私企以后，“正�！惫ぷ魅昭娱L到10小時，[22]勞動強度或生產率是國企的2倍，也就是說，他的1個勞動小時相當于原來的2個勞動小時，并且每月24個工作日。這樣，他每個月的勞動量就是原來的4倍。[23]雖然私人老板給的月工資是2400元，是國企的2倍，但是和國企相比私企每個勞動小時的價格只有5元。這樣，資本家通過加薪的辦法使工人在實際上付出了更多的勞動。工資雖然高但勞動成本卻更便宜！在傳統(tǒng)國企中，工資低，勞動力價格表面上通常較低，但實際的勞動成本要比私企高。

　　假定一個普通工人原來在私企每天工作10小時，每月24個工作日，他的月工資是2400元。在這種情況下，1個勞動小時的價格是10元�，F(xiàn)在這個工人到國企一天只勞動6小時，每月20個工作日，并且勞動強度或生產率降低一半，那么按這個勞動價格計算，他就只能得到600元的工資。但如果他現(xiàn)在一天勞動8小時，并且勞動強度或生產率是私企的2倍，那么同樣按這個勞動價格計算，他就能得到3200元的高工資。

　　需要指出的是：工人主要關心的是他所得到的工資的高低，而不是他所付出的勞動量。也就是說，工人真正關心的是名義工資而不是勞動價格。盡管私企工人每個月的勞動量比國企的多得多，但是私企（包括外資企業(yè)）的高工資還是吸引大量的優(yōu)秀勞動力，并且企業(yè)同時還降低了生產成本，因為勞動價格降低了。因而，與國企相比，私企更有市場競爭力！而傳統(tǒng)國企由于工資低，不但流失了優(yōu)秀勞動力，而且降低了生產積極性，而生產成本卻很高！所以，不難理解現(xiàn)實中國企為何競爭不過私企。但實際上國企可以采取各種方法，例如在提高勞動強度、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勞動時間的基礎上，增加名義上的工資，甚至可以比私企更高，從而降低勞動價格和生產成本，甚至可以比私企更低。

　　由于私企和國企的勞動強度和生產率是不同的，因而，私企的勞動強度和生產率較高的8小時工作日（更不用說我們的私企實際上實行的是12小時甚至16小時工作日！[24]）比國企的8小時工作日所能得到的勞動量要多得多，從而表現(xiàn)為更大的貨幣額（價值產品）。

　　由此我們知道，私有資本支付的是高工資，但是這并沒有增加它們的生產成本。資本家根據(jù)經驗知道，即使工資水平比國企高得多，但是勞動成本卻低的多。

　　還有，名義工資私企比國企高得多；
但這絕不是說，實際工資也是這樣。傳統(tǒng)國企職工雖然在表面上工資很低，但由于工人實際上以福利分房形式享用住宅，這時工人的住宅費用已經不再算入他的名義工資，工人得到的是實物形式的工資即非工資性的收入。醫(yī)療保險也是如此的，因為醫(yī)療費用也已不再算入他的名義工資。

　　表面看起來，每一個國企職工的工資不高，但職工的福利保險費用卻是非�？捎^的。國家統(tǒng)計局的有關統(tǒng)計表明，1978-1997年，國有經濟單位的保險福利費用總額從69.1億元增加到2578.8億元，其相當于國有經濟單位工資總額的比例從13.7%上升到30.4%。保險福利費用，一直是國企職工非工資性收入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不同類型企業(yè)人均占有的各項福利保險費用支出額比較

　　企業(yè)類型 勞動保險與社會保險（千元）（1） 福利費支出（千元）（2） 福利機構支出（千元）

　　（3）

　　 前三項合計（千元）

　�。�4）

　　 人均工資

　�。ㄇг�）

　　（5）

　　 第4項與第5項之比％

　�。�6）

　　國企 1.80 0.75 0.80 3.35 5.81 57.66%

　　私有企業(yè) 0.33 0.31 0.24 0.88 4.84 18.18%

　　國家控股企業(yè) 3.00 0.74 0.90 4.64 9.22 50.33%

　　其他 0.10 0.26 0.00 0.36 6.74 5.34%

　　注：數(shù)據(jù)以1995年計。資料來源：508家企業(yè)調查。

　　從表中可以看出，國企與國家控股企業(yè)的勞動保險與社會保險費用是最多的，前者為人均1800多元，后者達到人均3000多元。而私有企業(yè)在這方面的支出僅僅為人均330多元，大大低于國企與國家控股企業(yè)。

　　在福利費支出這一欄之中，也是國企與國家控股企業(yè)最高。前者為人均750多元，后者為人均740多元，而私有企業(yè)僅僅310元。國企人均分攤的福利機構支出為800多元，國家控股企業(yè)為人均900多元。私有企業(yè)為人均240多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國企在進行生產的同時，支付了巨大的勞動成本，尤其是在一些老國企中，退休人員與在職職工之比越來越大，對退休人員退休金和醫(yī)療費用及福利的支付，加重了企業(yè)勞動成本的開支。[25]

　　這樣，國企職工的實際工資要比私企工人高，[26]換算成勞動價格的話，國企要比私企高很多！也就是說，在其他一切條件（包括勞動時間、稅收等等）[27]都相同的情況下，國企的勞動成本要比私企高許多。這就是國企無法同私企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

　　最后讓我們看看，國家壟斷會產生怎樣的后果。假定勞動力的價格平均為1000元，但在某些壟斷部門如電信、電力、煙草、金融保險等等，勞動力的平均工資卻為2000元甚至更高，這還不包括各種福利開支即實物形式的工資和充當政企領導的各種公款消費。國家非但占有不了剩余價值（假定剩余價值率為100%），連本來屬于國家所有的壟斷利潤也被瓜分！國家每年損失或者說流失數(shù)千億元的利潤，幾年下來，如果這些流失的利潤能夠用于國有資本的積累，用于擴大再生產，那么現(xiàn)在它就已經增殖到數(shù)萬億元，而且還將繼續(xù)擴張！……

　　三．國企所有者缺位問題

　　如果國企改制已經不可避免，那么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迄今為止，國企改制總是局限于政府官員和企業(yè)“管理層”而一直在理論和法律規(guī)定上享有國企所有權的廣大人民群眾，卻成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首先被剝奪了參與改制的資格？為什么普通大眾的合法權益卻得不到任何有效地保護呢？

　　我們知道，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中的地位，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不取決于理論，不取決于任何法律規(guī)定。生產資料公有制指的是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所有，但不是直接歸勞動者個人所有，而是由組織起來的勞動者聯(lián)合體——國家直接占有。對于任何一個勞動者來說，在進入生產過程之前，他并不擁有任何可供自己直接支配的生產資料，他所擁有的，是由政治權利所體現(xiàn)的一種抽象的所有權，在具體的和每一個個別的形態(tài)上，勞動者同生產資料依然是可以分離的。當這種交換發(fā)生在公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者之間時，仍然是雇傭關系，或者說，是“自己雇傭自己”的關系——其中前一個“自己”是指作為勞動者的聯(lián)合體，后一個“自己”指勞動者個人。

　　私有制作為公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生產資料屬于私人所有的地方才存在。所謂公有所有權的不明晰只是相對于私有而言，[28]因為公有制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劃歸任何一個單個的個人所有,況且私有和公有都只是對按資本份額瓜分的剩余價值的所有，只不過私有資本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是明確歸私人所有，而國有資本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則是歸全體勞動者所有。

　　所以，政府（國家）并不是國企的最終所有者，這里的最終所有者是全體公眾（人民）。政府是受公眾委托來管理國有經濟，作為最終所有者的代理人，政府的行為必須受公眾的監(jiān)督和處罰。

　　人民通過其選舉的代表組成立法機構制定法律，執(zhí)行法律并代表人民行使主權（行政權力）的是政府機構，它的最高領袖—總統(tǒng)或總理同樣由人民選出。由此可見民主選舉體現(xiàn)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同樣，這一套民主程序也可以用來實現(xiàn)全體人民對國有資產的所有權。人民通過其選舉的代表制定有關國企的法律并行使監(jiān)督管理權力，由此來體現(xiàn)自己是國企的所有者。因此，實現(xiàn)人民對國企所有權完全可以與實現(xiàn)人民民主合為一體。[29]

　　當然如何“民主選舉”以實現(xiàn)人民對國家和國企的所有權，我們一直沒有解決這方面的問題。由此導致國家和國企的所有者被虛置，被“架空”從而喪失權力，而不是主人只是管家的政府官員和管理層卻掌握國家和國企的控制權，這就是國企所有者缺位的問題所在。

　　事實表明，作為國家和國企的最終所有者——公眾(人民)如果不能對其代表(包括政府)行使選舉權（或任免權、監(jiān)督權），就不可能使他們面對公眾的有效約束和監(jiān)督。并且國企的各種經營信息必須及時向公眾披露；
在必要時可以查閱有關的財務記錄，并有責任接受民眾的質詢，這樣也就很難出現(xiàn)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雖然在理論和法律上，我們都承認民眾是國家和國企的主人，但是事實上，民眾對于他的代表（包括政府）沒有任何民主選舉的權利，結果造成國企所有者——民眾對國企沒有辦法加以監(jiān)督和制約，這就是國企所有者缺位的真正含義。

　　在這次國企改革大爭論中，很多學者都談到政府官員和經營者缺乏信托責任等問題。但是他們沒有指明，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么。實際上，這正是由于國家和國企所有者缺位（虛置）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當國企因經營不善等原因造成虧損或資不抵債、因投資決策失誤造成國有資產損失時，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或經營者對此承擔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經營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直接控制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把公有產權轉變?yōu)樗接械姆绞胶蛢r格，并通過政府官員的“批準”使之合法化。

　　韓德強說如果我們的國有資產是無主資產，全國人大常委會干什么去了，國務院干什么去了，如果說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管好人民委托你們管的資產，就應該把它們統(tǒng)統(tǒng)撤銷。在計劃－極權體制和現(xiàn)在的專制體制下，普通民眾是命運被決定的一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地保障，所謂的“監(jiān)督”就更談不上。“企業(yè)民主管理”無論就其內容還是形式，就其手段還是方法，從根本上說還是一句空話。這種由政府官員與企業(yè)管理層所推進的改革，并不代表廣大群眾的愿望與要求，只有掌握國企的權貴階層才支持和認同這種經濟政策、方針、模式。因而，MBO政策一直受到廣大民眾和社會輿論的反對和抵制。

　　要解決國企產權改革中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首先就是要落實公眾是最終所有者或者說要真正實現(xiàn)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重大事務的權利。這顯然與國家的整個政治經濟體制有關，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但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盡管在現(xiàn)在看來解決這個問題是會有一定難度的。[30]張維迎曾說過：“經理人好比一個家庭的保姆，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如果有保姆在糟蹋這個家的時候，我首先要問主人去哪里了，為什么讓保姆將家糟蹋成這樣？為什么不雇用一個好的保姆？”[31]當我們的管理層和政府官員借MBO“國企改制”之機在暗箱操作瓜分國有資產的時候，國有資產的主人在哪里，為什么無法制止他們？為什么不能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受侵犯？為什么無可奈何？

　　現(xiàn)在我們已經知道，問題的根源是真正的所有者不到位――政府部門充當“主人”并直接指派國企一把手，他們就算把企業(yè)搞“黃”了，也不需要為此負任何責任。當國企的一把手與政府部門事實上成為不受公眾監(jiān)督的“主人”的時候，國有資產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大量流失也就成為必然！[32]

　　四．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私有制的存在和揚棄，職業(yè)經理人

　　馬克思認為Ｇ—Ｗ—Ｇ′這一運動即貨幣不斷轉化為資本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的這一錯誤論斷顯示了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因為19世紀的英國社會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私有的貨幣所有者同時是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所以，Ｇ—Ｗ—Ｇ′這一運動就必然表現(xiàn)為私有資本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馬克思也和他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的限制。同樣，我們也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

　　關鍵在于貨幣Ｇ歸誰所有，是在私人老板手里，還是在勞動者階級手里，二者有本質的區(qū)別。在私人老板手里，Ｇ—Ｗ—Ｇ′這一運動的結果——剩余價值必然被私人老板無償占有。在勞動者手里，Ｇ—Ｗ—Ｇ′這一運動的結果——剩余價值就屬于組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勞動者所有，Ｇ—Ｗ—Ｇ′這一運動也就必然表現(xiàn)為公有資本生產方式。

　　只是作為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所有者才成為資本家。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目的是謀求資本的無休止的增殖。[33]

　　在最初的私企里，資本所有者就是資本家（經營者），隨著資本生產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企業(yè)規(guī)模越來越大，管理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中，隨著分工、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生產的組織、管理工作日益專門化，資本所有者逐漸無力承擔日益擴大、復雜的生產組織和管理工作，資本生產的發(fā)展最終將資本所有者自身排擠出生產過程。終于在20世紀初，一場孕育已久的“經理革命”開始爆發(fā)，資本家的職能不再由資本的所有者，而由職業(yè)經理人來承擔。

　�。恰�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不再是貨幣所有者而是雇傭的職員即職業(yè)經理人（如“總裁”、“董事長”、和時下很流行的“CEO”——首席執(zhí)行官），于是，職業(yè)經理人就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直接組織者、管理者，而資本所有者則無所事事�，F(xiàn)在，對于資本生產方式而言，私有制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而是成為多余。

　　這樣，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辯證法不可避免地否定它自己。[34]職業(yè)經理人制度一方面使生產更加合理化、社會化；
另一方面，把私有化弄成荒謬的東西。[35]由于所有權與經營職能的分離，資本所有者，以前曾經是那么重要的社會生產當事人，現(xiàn)在卻成了無用的累贅，這就為將來由勞動者階級對其實行剝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36]

　　事實上，公有制和私有制并無天生的好壞之分，它的存在的必然性是由它是否適應特定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來決定的。因此，判斷所有制的好壞，不在于它姓“社”還是姓“資”，而在于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其具體實現(xiàn)形式都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發(fā)生變化，都必然要選擇最有利于生產力發(fā)展的那種生產方式。我們堅持公有制并不是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而是因為有利于或者說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并以此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所以，從根本上說，公有制的出現(xiàn)是資本生產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生產力發(fā)展水平還遠沒有達到全面實行公有制度高度，但是很顯然，現(xiàn)階段生產資料的集中和生產的社會化已達到的一定發(fā)展程度為公有制的實現(xiàn)奠定了基礎，當然它的具體形式和實施范圍取決于當前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發(fā)展水平。

　　一般說來，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決定一定的所有制關系，但從生產力的具體表現(xiàn)來看，在不同的地區(qū)、不同的產業(yè)領域，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就是生產力具體存在的不平衡性。并且生產力的發(fā)展也是循序漸進的，因而，就同一個社會來說，生產力的發(fā)展表現(xiàn)出較大的層次性，這就要求有不同性質的所有制與其相適應。所以，私有制與公有制可以在同一社會的不同產業(yè)領域以各自適當?shù)男问酱嬖�。正因為如此，在一定條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互相轉化，在落后的小生產領域，私有制必將取代公有制，在生產力發(fā)達的社會化大生產領域，情形則相反。認識這一點，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對待公有制和私有制，正確對待現(xiàn)實中的所有制的變化，而且有助于我們從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出發(fā)，自覺地推動傳統(tǒng)國企改革，選擇適合不同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所要求的所有制形式。從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來看，隨著資本生產的發(fā)展，私有制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具體形態(tài)，從長遠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37]

　　現(xiàn)在，作為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職業(yè)經理人成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但同時職業(yè)經理人也是自由勞動力，只不過與一般勞動力的社會生產職能不同。既是資本家又是無產者，“矛盾”，然而卻又是事實。

　　現(xiàn)在，對于公有資本而言問題就是：誰是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即誰來作為人格化的公有資本執(zhí)行職能。私有資本追求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這在資本家身上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因此，要建立國有資本，關鍵就在于資本家應該是職業(yè)經理人（他應以企業(yè)的利潤、企業(yè)的積累和企業(yè)的發(fā)展為最高目標[38]），而不是什么黨政干部、什么政企領導，他必須執(zhí)行資本家的職能。國有資本委員會需要做的只是讓有經營管理能力的人承擔這一職能，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購買職業(yè)經理人時要以其經營管理能力為標準（企業(yè)的利潤水平完全可以反映這一點），[39]二是如果發(fā)現(xiàn)其他更有能力的人選，必須能夠適時地進行替換。我們的職業(yè)經理人和任何勞動力的賣者一樣對他所提供的勞動力這個商品負責，如果他不想被其他經理人所排擠，他就必須提供一定質量的經營管理勞動。[40]三是經理人員要有足夠的管理權，以發(fā)揮他們的經營才能，政府無權直接干預其具體的投資決策和生產決策，如果政府企圖指導職業(yè)經理人應如何為國有資本謀求最大限度的利潤，那不僅是自尋煩惱的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事情，并且必定是無用或有害的。

　　作為國有資本的資本家——職業(yè)經理人同樣是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只不過他執(zhí)行的是資本家的社會職能。因此，他的目的是謀求國有資本的無休止的增殖，也就是說，國有資本生產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不是為了消費和使用價值，而是剩余價值！另外，他的工資收入要高（相對于一般勞動力而言），要體現(xiàn)他們自身的勞動力價值。[41]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西方資本主義大企業(yè)學習，他們的資本家即使年薪千萬也只是自身的勞動力價值的體現(xiàn)。[42]

　　職業(yè)經理人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xiàn)，這種勞動力必須經過長期的復雜的教育學習和工作實踐積累相應的經驗，才能獲得從事經營管理所需的復雜的知識和高超的技能，所以，再生產這種勞動力需要耗費更多的勞動，因而它具有較高的價值，也就是說，在勞動市場上，它應當獲取較高的報酬。

　　當然，這種高級的復雜的腦力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也比一般勞動力要高得多。所以，這種勞動能力的價值必須支付給職業(yè)經理人并表現(xiàn)為極高的工資，這樣就給職業(yè)經理人的發(fā)展提供了刺激。毫無疑問，在這種激勵機制下普通的工人仍有可能經過一定的學習培訓和工作實踐掌握經營管理能力，從而上升為職業(yè)經理人。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對抗的，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盡管工人不能直接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但工人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還是歸工人階級自己所有。所以，公有資本和工人階級對立的結果卻是公有資本和工人階級的統(tǒng)一。

　�。保�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品屬于私有資本，而不屬于工人；
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產品屬于公有資本，并最終屬于工人階級自己所有。

　�。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剩余價值成為私人老板的合法財產，它從來不屬于工人；
而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剩余價值卻屬于工人階級自己。

　�。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占有工人剩余勞動的私有資本家的財產。私有資本積累的更多，就能更多地積累。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工人階級自己的財產，公有資本積累的越多，同樣能越多地積累。

　　資本的公有化使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徹底改變，在這里，剝削和壓迫將與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私有制一起消亡。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剩余價值是社會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也是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基礎，所以要讓廣大人民群眾知道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是用來更快地積累公有資本。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以及資本的積累和有機構成的提高代表了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歷史要求，而生產力的發(fā)展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又滿足了不斷增長的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因此，公有資本同勞動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盡管它與勞動者的局部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作為剩余勞動的占有者，公有資本在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一切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生產體制。資本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方式，同以前的計劃經濟相比，有利于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更有利于為新的社會形態(tài)的建立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43]

　　我們知道，資本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它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fā)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資本的歷史任務是并且僅僅是把社會勞動生產力加以全面的發(fā)展，在沒有徹底發(fā)揮出自己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以前，資本生產是不可能滅亡的。發(fā)展社會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也只有資本才能創(chuàng)造出消滅資本自身的物質手段。

　　公有資本的發(fā)展將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提供最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最可靠的保證。只有矛盾的發(fā)展和為矛盾的解決創(chuàng)造條件才是唯一現(xiàn)實的道路，資本公有制并沒有解決資本的內在矛盾，相反它把資本生產推進到頂點并創(chuàng)造最終消滅資本的物質手段和條件。資本生產的發(fā)展過程就是資本走向消亡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隨著資本生產方式的發(fā)展，資本家成了資本的化身。資本家只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資本家是整個社會生產的主動輪。資本生產的發(fā)展使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資本家迫切追求利潤和積累資本的事實，在資本家的主觀目的上得到反映，這完全不是人類的固有傾向或本能，這種欲望是從他在一個特定社會生產組織形式即資本生產方式中的特殊地位產生的。

　　把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重新轉化為資本，為積累而生產這個公式表達了資本家的歷史使命。就歷史而言，工人階級的使命是生產剩余價值，而資本家的職能則是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也就是說，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歷史任務。

　　五．目前的國企改革和私有化

　　怎樣搞活國企，這并不是時至今日才提出的新問題，早在中國經濟改革由農村進入城市之初，這一問題就已非常尖銳地擺在人們面前�，F(xiàn)在，國企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并且它還是整個改革的關鍵，可為什么總是解決不了？

　　這是因為擁有貨幣、生活資料、機器以及其他生產資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沒有雇傭工人即自由勞動力，還不能使國企成為國有資本。不相應地把國企的職工轉化為自由勞動力，成為自己的勞動力的主人，不相應地把國企轉化為資本，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以及機器和先進科學技術的大規(guī)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而這恰恰是國企改革的關鍵，也是國企改革的“突破口”。繞開這個根本問題去進行種種改革，肯定是徒勞無功的。

　　我國國企改革開始于七十年代末，由于國企所有者缺位（虛置），名義上的“主人”——全體勞動者事實上對國企毫無權利，而作為國企所有者的代表——政府官員（管理層），手中持有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力，卻不受監(jiān)管不用承擔責任。因而，國有資產即積全國人民幾十年血汗而成的剩余價值的流失是不可避免的。從那時開始，中國就打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閘門，開始了國企的私有化。

　　自從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國企改革已經通過“漸進”方式走過了幾個階段：1978年至1983年，擴大企業(yè)經營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力圖調動企業(yè)生產經營積極性，增強企業(yè)活力。1983年至1986年，“利改稅”，著力明確政府與企業(yè)的分配關系，開始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推動企業(yè)走向市場。1987年至1993年，國家頒布《企業(yè)法》，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企業(yè)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促使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接著國家頒布《國企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劃分政府與企業(yè)的權限，推動企業(yè)轉換機制，政府轉變職能，進而推行企業(yè)法人治理結構，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1997年以來，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從戰(zhàn)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

　　為什么在國企改革問題上，中國作出了這么多努力，經過20年多年卻一直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原因就在于大家都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國企職工并沒有同國企即生產資料相分離，國企仍然是國企。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和建立所謂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國企職工（包括廠長經理們）其實還是和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正因為如此，資本生產始終建立不起來。可以說，中國國企的改革，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建立資本公有制，就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成功，這也是今天國有企業(yè)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并將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特點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十六個字。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把企業(yè)的所有權和同國有資產經營權劃分開。一些國企的經營者總是琢磨著如何從國有資產中拿出一部分來作為“經營者產權”。按持“經營者產權”論者的說法，仿佛虧損連年的國企只要劃出一部分作為“經營者產權”，重新進行股份制改制，企業(yè)馬上就能扭虧為盈，資產就能快速增值。相比之下，西方大企業(yè)總裁幾乎沒有一個是本企業(yè)的大股東或控股股東，所以，國企目前的改制有私有化的傾向。部分政企領導伙同有關的私人老板在國企改制中為了少出資就能做大股東或控股股東，在帳面上使國有資產縮水，達到其侵吞國有資產的目的，更有甚者直接以所謂的“零資產”形式把國企送掉。[44]

　　我們只要分析圍繞國企改革的斗爭，就可以知道，所有的資產者及其代表都主張走私有化的道路。[45] “國企應退出一般競爭性經濟領域”這個口號最真實、最徹底地表現(xiàn)了私有化或者說消滅公有制的要求，而勞動者階級及其代表——政治經濟學家則主張走資本公有制的道路。

　　目前我國的經濟結構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公有制企業(yè)迅速減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正在喪失，私有經濟成份占社會經濟的比重已接近50%。由于目前為止還沒有權威的統(tǒng)計公布，所以無法形成準確的概念，但從一些統(tǒng)計數(shù)字推斷，這一比重肯定已離50%的臨界點不遠了。目前部分省市，私有經濟已經取得主體地位，并且私有經濟成份正以幾倍于公有經濟的速度快速增長，照這一趨勢，如不加快推進傳統(tǒng)國企的改革，用不了幾年的時間，私有經濟成份就會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這樣下去，量變必然引起質變，我國經濟基礎的質的變化必將引起上層建筑包括政權和意識形態(tài)的質變，從而使整個社會的性質發(fā)生根本的變化。[46]

　　90年代的一本暢銷書，《第三只眼睛看中國》，曾有這么一段話，“從社會政治的角度進行分析，在中國，誰抓住了大中型企業(yè)的領導權，誰就抓住了中國的命脈和印把子，這就如同軍閥時代必須抓牢一支重要裝備的主力部隊一樣�！� 國家提出要對國企實行“抓大放小”，[47]我們知道小生產必然被淘汰，所以，關鍵在于如何抓大，如何抓住國有資本生產這個關鍵環(huán)節(jié)。資本離不開競爭，國有資本也一樣。某些人大肆鼓吹“國企應退出一般競爭性經濟領域”，并認為公有制不適合市場競爭，其實質是要消滅公有制。

　　“國家統(tǒng)計局課題組”就提出了國企“必須”從146個行業(yè)“撤離”的具體行動方案。他們的共同論點是：國有經濟效率低、虧損面大，不如私營經濟。這是只看現(xiàn)象不問本質，我們要客觀地加以分析，國企之所以出現(xiàn)經濟效益下降，虧損面大的問題，其原因不在于所有制，而是根源于生產方式。所以，決不能走“國退民進”、“一賣了之”的私有化道路。

　　目前，國企改革問題是關系到國家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是被庸俗經濟學家們弄得最混亂的問題，因為它比其他任何問題（除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即剩余價值問題）更加牽涉到勞動者階級的利益。任何想認真弄清它的人，都必須再三研究，從各個方面思考，才能了解得明白透徹。在目前改革到了關鍵時刻，國企改革問題就具有最大的意義，可以說，它已經成為最迫切的問題，成為當前一切政治問題和一切經濟爭論的焦點。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在討論國企改革問題時，總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說成“無關緊要”，“只是手段”。實際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這種手段的運用，就是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又是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所以，歷來的社會變革都爭奪這個手段。把所有制說成只是手段和無關緊要的人，實際上并沒有把所有制看成無關緊要。相反，所有聲稱所有制無關緊要的人，毫無例外地都把改革的目標集中指向所有制，認為改變公有制是改革的“實質”和“全部問題的關鍵”。所謂無關緊要，其真實意圖就是要人們放棄公有制。

　　目前的事實是：在許多國企和集體所有制企業(yè)實行的股份制、[48]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賃、拍賣、轉讓等產權制度改革中，私有化，即將國家和集體財產轉化為私人資產這種事情已經非常普遍。[49]現(xiàn)在，不少地方出賣國企成風，甚至半賣半送，[50]明賣實送，無償量化給個人，或者以改制為名、行私有化之實，即使廣大職工憤怒反對也無濟于事。有的地方領導干部公然發(fā)表施政綱要，提出：著力構建“一個主體”（非公有制經濟）。有的地方甚至下指標，提任務，定時限，要求國企、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全部改制。[51]雖然中國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為禁忌詞匯，可實際上在“產權明晰”、“國資退出”的名義下無論怎樣化公為私都可以。應當說，私有化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上的思潮，在不少地方已經化為實際行動。[52]

　　某港商只實繳資本1000萬元就占華寶60％的股份，并全面接管了擁有18億人民幣凈資產（未含無形資產）的華寶公司。盡管1993年11月它才接管華寶，可是一個月后就按華寶全年利潤的60%分走8400萬元紅利。1994年由于其經營不善，利潤下降，但它仍按60%股權分紅1560萬元。兩次合計，它從華寶的分紅所得即近億元。[53]

　　[編者按：中國的改革讓人們看到了事物的兩難之處，當人們滿懷希望按著一個美好的方面進行時，卻發(fā)現(xiàn)這一條道路也充滿著丑惡！這就使中國的改革陷入了極度矛盾的狀態(tài)。人們看到了極端自由民主化的問題，又看到了完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這是目前中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面臨的兩大尷尬。]

　　“粵美的”起源于1968年，屬鄉(xiāng)鎮(zhèn)集體所有制企業(yè)，1992年，改組為股份公司，并更名為廣東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90年代初，美的年銷收入才2億元，到2000底，已經超過105億元。美的私有化起步于1999年，開始的做法是在量化凈資產的基礎上，拿出一定比例折成股份，分給經營者。2000年12月，美的控股與美托投資簽訂協(xié)議，“美的控股”將所持“粵美的”7243.0331萬股法人股以3.00元/股轉讓給“美托投資”（而粵美的每股凈資產為4.07元），收購金額為2.17億元。轉讓后，“美托投資”成為粵美的第一大股東，而這個公司是由粵美的高層管理人員控股，其中董事長何享健一人就占25％的股份。

　　“深圳方大”的改制亦是如此。2001年6月“深圳方大”第一大股東“方大經發(fā)”將其所持的4890萬股法人股轉讓給深圳市邦林科技發(fā)展有限公司，轉讓價格為3.28元/股，2001年6月和9月，“方大經發(fā)”分兩次又將1110萬股、4711.2萬股“深圳方大”法人股轉讓“深圳邦林”和深圳市時利和投資有限公司，轉讓價格分別為3.55元/股、3.08元/股，轉讓的總金額約為3.45億元。這些轉讓完成后，“深圳邦林”和“深圳時利和”分別成為“深圳方大”第一、二大股東。這兩家公司的股東均為“深圳方大”的高管人員，其中“深圳方大”的法人代表熊建明在“深圳邦林”持股85％，他占有“深圳方大”25.6%的股份,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大股東。

　　以目前深圳、廣州地區(qū)高管人員普遍年薪20萬元計算，以何享健和熊建明為主的高管人員的累計年薪與分別高達2.17億元和3.45億元的收購金額相差太遠！至于“宇通客車”的改制，請一起參見《新財富》2002年1月號第55～60頁。宇通客車在實施MBO也就是所謂的管理層收購時虛減國有資產13500萬元，低價收購，以達到瓜分、鯨吞巨額國有資產的目的。[54]

　　當前國企產權改革中的國資大量流失讓人觸目驚心。郎咸平揭示出格林柯爾進軍國企中的使用的“七種武器”即是明證。國企管理層先做虧公司，做小凈資產，然后以相當?shù)土�的價格實現(xiàn)侵吞國有資產的目的。如果政府不同意，則繼續(xù)擴大賬面虧損再以更低的價格侵吞。一旦MBO完成，高管人員再通過調賬等方式使隱藏的利潤合法地出現(xiàn)，從而實現(xiàn)年底大量現(xiàn)金分紅以緩解管理層融資帶來的巨大的財務壓力。

　　仍以宇通客車為例，公司推出所謂的管理層收購以來，1997年10派6元，1998年10派5元，2000年也是10派6元。公司管理層通過上海宇通所持3304.13萬股，僅2001年度就能分得現(xiàn)金紅利1982.48萬元。

　　在今日的中國，暴富的最佳捷徑就是巧妙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許多在幾年內突然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的人，都是以國有資產中飽私囊。據(jù)報道，一位深圳的“大款”曾這樣“泄露”過致富的“天機”，即“把國有資產變成自己口袋里的錢”，“國家的錢實在太多，沒有誰數(shù)得清楚，也沒有誰能看守得天衣無縫；
而且，實際上許多看守國有資產的人都不反對把國家的錢放進我們腰包，我只取大海之一粟，足矣”。

　　我國的國有資產是在建國以來，億萬人民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積累起來的，它是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全體勞動者共同的“家底”，而不是哪一個人的私有財產。實行私有化，將人民群眾共同所有的財產轉變?yōu)樯贁?shù)個人所有，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剝奪”。

　　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目的就是為了將社會財富交給人民群眾，使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的主人。顯然，在一個勞動者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占優(yōu)勢而且不能不占優(yōu)勢的是公有經濟。勞動者階級掌握生產資料，就有最充分的可能把剩余價值統(tǒng)統(tǒng)“拿到手”。目前中國所有的改革理論的焦點就在于能否建立公有資本，它將決定中國是走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充分估計到中國改革可能有的兩種發(fā)展道路，并且向勞動者階級明確說明每一種可能性的條件和意義。

　　當我們開始國企改制的時候，應該給自己清楚地提出這些改制歸根到底所要達到的目的，即建立資本公有制。因為資本公有制是目前這個歷史階段的內在必然要求，是發(fā)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國企改革的全部意義在于它摧毀了對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限制和束縛。只有把勞動者階級專政的國家同資本結合起來，才能架設從資本主義通往社會主義的橋梁。

　　六．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實質

　　國企改革這么多年，并且有很多經濟學家[55]研究過，卻沒有人能弄明白國企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為什么？改革本身并不復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關鍵是這些人熱衷于西方經濟學，抓不住改革的本質。只有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才能做到這一點，這個最鋒利的手術刀卻沒有人能很好的用來對國企改革進行徹底的解剖。

　　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制度的演進過程有可能超越某個發(fā)展階段，但是，資本生產的發(fā)展階段是不可逾越的，因為資本生產是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即使在公有制的條件下，也不可以跨越這一歷史階段。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xiàn)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fā)現(xiàn)，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盵56]

　　也就是說。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發(fā)展到甚至對于我們現(xiàn)在的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階段，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資本的消滅成為真正的進步。而這只有在實現(xiàn)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

　　馬克思指出：“從歷史上看，這種顛倒是靠犧牲多數(shù)來強制地制造財富本身，即創(chuàng)造無限的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必經之點，只有這種無限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才能構成自由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盵57]歷史清楚地表明，即便是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也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生產的程度，這種生產方式還存在著相當大的發(fā)展?jié)摿Γ�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創(chuàng)造出作為“自由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的“無限的社會勞動生產力”[58]。

　　目前國企的勞動者是從屬或依附于生產資料并直接與之相結合，[59]因而，資本生產的起碼基礎還不具備，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獨立化為資本而同勞動者相對立。舊的經濟體制嚴重阻礙傳統(tǒng)國企向公有資本這種與它對立的、唯一公有的資本形式即公有制的唯一實現(xiàn)形式[60]的轉化。

　　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實質就是把勞動者同生產資料分離，成為自由勞動力。國企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開將是國有資本生產方式的起點，也是目前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

　　在林毅夫看來，國企難題是由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只要這種情形存在，不管什么樣的公司治理，不管什么樣的改革都不會有效。林毅夫認為，“盡管國企剝離了政策性負擔也不一定會經營好，就像沒有政策性負擔的私企也不一定就能經營好一樣，但如果國企改革不把政策性負擔剝離掉，任何改革都無效，包括私有化在內”。“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剝離企業(yè)的政策性負擔�！蹦敲次业瓜雴栆痪洌瑒冸x企業(yè)的政策性負擔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林毅夫教授偏愛反復援引的法國、德國和新加坡的國企正是職業(yè)經理人制度的典型。有很多的統(tǒng)計分析表明，這些國企的效率并不比同行業(yè)、同等規(guī)模的私企差。但是在這里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新加坡的國企并不是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它是建立在資本生產的基礎上，即勞動者是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自由勞動力——也就是說是以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

　　而這恰恰是國企二十年改革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是傳統(tǒng)國企改革的癥結所在。正是由于勞動者隸屬并依賴于生產資料依賴于政府，從而政府必須對國企和職工進行保護和補貼。如果不把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分開，不管這些國企怎么改，都必須由政府繼續(xù)給與各種明的或暗的保護與補貼。一旦資本生產建立起來，國企管理起來就會非常容易。新加坡有五百多家國企，只有三家控股公司管理，每家10多個人。

　　法國、德國和新加坡的的國企及其職業(yè)經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資本生產即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的。對于這些企業(yè)來說，冗員該下崗，職工養(yǎng)老有社會保障體系，[61]總之是絕對不會有所謂的“戰(zhàn)略性負擔或社會性負擔”。所以，只有建立資本生產即把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開才能剝離國企的政策性負擔。一旦剝離了政策性負擔，企業(yè)經營的好壞就是廠長經理自己的責任，他們的升遷或者去留就由他們的經營業(yè)績來決定，而不再取決于上級政府主管部門，從而國家也就不再提供保護補貼或者直接干預企業(yè)的經營管理，這樣政企才能真正的分開，企業(yè)才能完全獨立自主。

　　郎咸平認為私有化并不是解決國企的靈丹妙藥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認為解決國企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職業(yè)經理人制度同樣是沒有找到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郎曾說：“職業(yè)經理人制度并不是我發(fā)明的，全世界都是這么做，為什么其他國家都做得好，中國就做不好？”是的，中國就是做不好�。∫驗槿�世界其他國家的職業(yè)經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資本生產的基礎上的，而中國傳統(tǒng)的國企恰恰不是“企業(yè)”不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而是以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的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沒有這個基礎，什么“職業(yè)經理人的制度”什么“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統(tǒng)統(tǒng)都是空中樓閣！

　　郎咸平還認為：國企與民營企業(yè)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是的，或許法國、德國和新加坡的國企的效率要比同樣的私企高，但是改革前二十年和改革后二十年的歷史已經不容置疑地證明中國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的效率是遠遠低于私營企業(yè)。

　　有些人企圖把傳統(tǒng)公有制（計劃經濟）理想化，閉眼不看消滅一切阻礙資本生產發(fā)展的舊制度的日益迫切的必要性，妄圖替勞動者階級尋找其他出路，這是空想。這種空想的反動性在于：它企圖恢復舊的計劃經濟社會，重新把現(xiàn)代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硬塞到已被突破而且必然要被突破的舊的傳統(tǒng)公有制的框子里去；
它主張把這個社會倒退到以極權統(tǒng)治為常規(guī)的狀態(tài)中去，要勞動者階級重溫“主人”的舊夢。這種做法違背了社會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不但使勞動群眾的生活狀況極端惡化，而且絲毫也不能保證他們不受新的壓迫。

　　在傳統(tǒng)公有制中，勞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并沒有實現(xiàn)，名義上是公有制，實際上勞動人民對生產資料如何使用，生產成果如何分配根本無權過問。這些人一味重彈“工人是國有企業(yè)主人”的老調，借以掩蓋他們對計劃經濟認識的全部錯誤。只要想到以前計劃－極權體制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就可以確信資本生產的進步性，因為它徹底破壞了舊的經濟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以及它們長期以來停滯不前和奴役的狀態(tài)。

　　直至目前，國企職工實際上仍然隸屬于或者說依附于國企，而這正是現(xiàn)在國企改革的關鍵，這就是我們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huán)節(jié)，抓住這個環(huán)節(jié)才能順利解決當前的國企改制問題�？偠�言之，一定要把國有企業(yè)職工同生產資料分開，[62]一切國有企業(yè)都不能按照它們原來的樣子接受下來，而是按照他們在每一場合怎樣最有利于資本公有制的實現(xiàn)歷史地創(chuàng)造出來。

　　必須承認，國有企業(yè)當前的發(fā)展是緩慢的，并且不能不是緩慢的，因為沒有一種企業(yè)還殘存著這么多的舊體制。這些舊體制阻礙了資本生產的建立，從而使國有企業(yè)的狀況無限制地惡化。目前國有企業(yè)的改良是一條拖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國有企業(yè)的腐爛部分慢慢壞死而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由于這一部分的腐爛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國有企業(yè)職工。而資本公有制的道路則是迅速開刀，使國有企業(yè)職工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爛部分的道路。國有企業(yè)改革將是舊公有制無比復雜而痛苦的死亡過程和新的社會生產即公有資本生產的建立和發(fā)展過程。

　　一旦國企職工成為自由勞動力，所謂的“企業(yè)辦社會”、“冗員過多”[63]、“大鍋飯”等體制問題都將迎刃而解。所以必須果斷地解決這個隱藏在傳統(tǒng)國企諸多表象背后的本質問題，否則國企改革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我們應當公開揭露傳統(tǒng)經濟體制中的一切弊病，無情地加以抨擊，從而根治這些弊病。每一個愿意深思熟慮的人都知道，不能用一些漂亮動聽的話來逃避那有時令人過分痛苦的現(xiàn)實，要有勇氣正視現(xiàn)實，要充分地認清國企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緊迫的重大的的社會歷史問題，對過去的經濟制度的錯誤必須有深刻的認識。

　　總之，傳統(tǒng)國企的改革已經不可逆轉，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可逆轉，而且，在它面前只有兩條路可以走，或者是私有化即資本主義，或者是公有資本。

　　最后，我用郎咸平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我希望我的言論能夠改變國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敗的話，這不是我個人的失敗，這是我們國家的失敗”。

　�。�－－－－－－－－－－－－－－－－－－－－－－

　　[1] 詳見本文第六節(jié)。更不用說“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張維迎、厲以寧、周其仁和“新左派”的楊帆、韓德強之流以及“海派”的程恩富、李炳炎、何干強等。

　　[2]半個世紀以來，人們曾不斷尋求計劃經濟取代商品經濟或與之相容的可能性和道路，提出了種種“理論模式”，如“中央計劃機關模擬市場”的模式，“計算價值”或“計劃價值”論，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引進市場的“計劃—市場”模式，“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等。這些理論模式及其實踐之所以破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根本沒有認識到商品經濟內在規(guī)律以及和計劃經濟在本質上的對立。

　　[3] 計劃經濟的結果是每個人都被束縛在一定的企、事業(yè)“單位”里，從屬于國家�！坝捎诿總�人必須仰賴國家才能獲取生活資料，國家便得以通過經濟手段、從上到下層層控制所有社會成員，同時也能用剝奪生存權的辦法，來懲罰反對和不服從者”。這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計劃經濟對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實行絕對控制，“取消了一切社會活動空間，使人民的靈與肉受到高度束縛、擠壓和扭曲，扼殺了人的自由和創(chuàng)造性”。計劃經濟的實行，“剝奪了人民自由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重建了類似封建時代的融國家與社會一體的超經濟強制體制，形成了個人對國家和政治組織的普遍依附關系。人們喪失了自主意識和獨立人格，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政治自由”（見《從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李丹陽著）。所以，在黨和國家“領導”下的勞動人民，實際上并不比封建領主統(tǒng)治下的農奴自由些。我們用來根治資本主義弊病的計劃經濟比我們期望消除的罪惡更壞，一位哲人說得好，通向地獄的道路，很可能是用關于天堂的理想鋪成的！

　　[4] 有人把當時的工人怎樣有就業(yè)保障夸張成“體現(xiàn)了勞動者是國家主人”，實際上工人不過是計劃經濟中被動的生產要素而已。全部勞動力都要歸黨和國家統(tǒng)一分配，決不容許工人有擇業(yè)自由，這就是所謂“統(tǒng)配”制�！毒蜆I(yè)自由和社會主義——試論中國的用工制度》的作者劉宇凡指出：所謂的“統(tǒng)配”就是國家有權把你分配到任何一個地區(qū)，任何一個行業(yè)，以至任何一個崗位；
你只有服從分配。你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一生”。統(tǒng)包統(tǒng)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一直宣稱，統(tǒng)一分配職業(yè)是“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jù)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但事實上，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以至許多人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所以，“就業(yè)保障”意味著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無權支配自己，這就等于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出的代價竟是自由的喪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才使得勞動者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由于不能自由離開“單位”，而一切有關工作、住房、生活，甚至子女上學等等都由“單位”包辦并由國家決定，所以工人必須絕對服從，因而形成了計劃－極權體制。

　　[5] 所謂社會對不同種勞動的需求，也就是對不同品類規(guī)格的產品的需求，即需求結構。社會需求結構極其復雜多樣，而且總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不是人們所能直接了解和完全把握的。既然需求結構為國家所不能直接了解和把握，那末，這種分配也就不能不表現(xiàn)為各個生產者借助市場信號使其勞動的投向合乎社會需求的過程。傳統(tǒng)經濟模式在對社會需求結構不能直接了解和充分把握的情況下，使企業(yè)的勞動投向完全以國家下達的指標為依據(jù)，結果不能不出現(xiàn)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不適應。（林子立《社會主義經濟論》，第3卷第185頁）。

　　[6] 那么，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計劃經濟給予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是什么呢？吃的方面：每人每月25斤食糧、1兩植物油、2兩肉、2兩糖，它們一一登記在居民的供應證上。其他主要副食品如雞蛋、豆腐、粉條、水產品、蔬菜，一律憑票證購買，其數(shù)量視各地的生產情況而定。穿的方面：每人每年棉布10尺，棉花8兩。有的地方，買布鞋要布票，買皮鞋要工業(yè)品券。住的方面：1978年統(tǒng)計資料顯示，全國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只有3.(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6平方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不到2平方米。這一時期，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農民，所以，農民的生存狀況更是可想而知。（摘自葛志華著《現(xiàn)代化變遷中的農民》第29－30頁）。根據(jù)《中國消費結構學》（第91頁和第186頁）引用資料，1956年、57年、58年，中國職工家庭年人均棉布和棉布衣消費量分別為13.67、8.52、8.96米，呢絨、綢緞人均不足0.2—0.3米；
1957年農民消費棉布5.66米，1978年每個農民消費棉布5.63米，化纖布0.41米，呢絨綢緞不足0.2—0.3米。可見，在計劃經濟時期，人民的衣著是可以用“缺衣少穿”來形容的。就住房來說，大多是火柴盒式宿舍樓和棚屋。用最便宜的建材搭蓋，幾戶甚至整個樓共用廁所，房間不但窄小而且還要兩家甚至三家人合住一個單元。用毛澤東時代的術語來說，就是“勒緊褲帶”搞建設。而這竟然是某些人至今仍念念不忘的“舒心、向上而毫無后顧之憂的幸福生活”!!

　　[7]在人民公社里，農民沒有人身自由，最困難時連外出討飯的自由都沒有，只能坐以待斃。我們都知道，構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單元是“自由人聯(lián)合體”，在這個聯(lián)合體里，人們有著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條件，而生活在人民公社的農民，既沒有任何自由，也得不到全面的發(fā)展，生活資料也少得可憐。這樣的社會，與其說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中國古代的農奴社會。它雖然曾被譽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偉大發(fā)展，但從實踐來看，它卻比小農經濟還要落后。馬克思在論及印度的村社制度時曾指出：這些農村公社“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
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tǒng)規(guī)則的奴隸，表現(xiàn)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chuàng)精神�！保ā恶R恩全集》第9卷第148頁）這正是對我國人民公社的絕妙寫照。

　　[8] 在中國CCTV播出的新聞畫面上，我們常�？梢钥吹竭@樣的勞動場景：成千上萬個的農民，肩上壓著扁擔，挑著沉重的土方、石塊、水泥什么的。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shù)牡膭趧印＿@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中國，正是憑著農民這樣的無償勞動，才建成了長江、黃河上連綿萬里的堤防工程；
正是這樣的勞動，才筑起我國無數(shù)條鐵路和公路。（摘自《沒有財產權的中國農民》作者淮生）。

　　[9] 事實的確如此。衡山縣在“大躍進”年代共創(chuàng)辦了大小廠礦300余個，興修了水庫76座，建設了100余公里簡易公路和46公里京廣復線路基，1958年共交售征購糧5800萬公斤。湘鄉(xiāng)縣在公社化后的一年內修建公路21條，長329.13公里，產鐵2000余噸，采煤7萬噸，辦工業(yè)企業(yè)502個，建成中型水庫和中型保壩各1座，較大水庫6座，造林整地6.73萬畝（見《人民公社的權力結構和鄉(xiāng)村秩序》作者于建嶸，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國現(xiàn)代史》2002年第2期）。在“大煉鋼鐵”、“大辦水利”時，有些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許多人因勞動過度、營養(yǎng)不良而死。（載《人禍》1995年修訂本，丁抒著）。

　　[10]由于舊體制用超經濟強制的方式把農民束縛在狹小的土地上，使得改革前的中國以世界上農民總數(shù)的40％僅僅耕種著世界上7％的土地，“養(yǎng)活”著世界上不到7％的“非農民”，平均每個農業(yè)人口的勞動生產率創(chuàng)造了幾乎是世界最低而同時又是中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低的雙料“奇跡”：在世界上，不僅低于發(fā)達國家，而且低于印度（盡管按總產量與總人口平均產量我們稍高于印度）；
在歷史上，不僅低于漢唐宋諸朝，而且低于民國時期的1936年。（見《‘離土不離鄉(xiāng)’：中國現(xiàn)代化的獨特模式？》秦暉著，載《東方》1994年第1期）。拿《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數(shù)據(jù)算：1978年，我國3億農村勞動力約播種18億畝土地，生產了6千億斤糧食，每個勞動力的年工作日少說是300天。1996年，我國農村實際上是2.5億勞動力（大多為婦女、老人）約播種了16億畝土地，產出糧食為1萬億斤糧食，每個勞動力的年工作日不超過80天。（《高家莊是世外桃源么？》黨國英著）。的確奇怪，現(xiàn)在農民只用三個月種田，而毛澤東時代的農民卻一年到頭都很忙，一年一個勞動力至少要出300多個工。農民如此忙碌，一年到頭僅僅溫飽而已�？梢娔菚r候農民都在磨洋工。

　　[11]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fā)展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自愿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工資制度”（上�！督夥湃請蟆�，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轉引自《新中國工資史稿》第86-87頁）。這是要工農只問拚命勞動，不問報酬；
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范那樣，即使過度勞動而損害健康，也不計較。當時一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xiàn)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制，并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干得太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處）之后，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一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得一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并且加班不要報酬�！�

　　[12] 由此造成的必然結果就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只能勉強維持在溫飽——在農村常常是勉強維持生存——的水平上。以1964年為例：這一年城鎮(zhèn)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天消費糧食不到0.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的蔬菜消費只有1/3公斤，食用植物油平均每天的消費量僅為6克，肉類不到23克，全年平均每人的服裝消費折合起來僅為1件，更不用提現(xiàn)在已經十分普及的生活消費品，如電冰箱、彩電、手機等（載蔡昉著《中國流動人口問題》第93頁）。農民一年360天，天天勞動，起早摸黑，比封建社會給地主做長工辛苦得多，可只能維持半飽的生活，與奴隸生活水平差不多。以前給地主打長工，一日三餐飯是吃地主家的，有時還有點酒肉葷菜，而勞動量又沒有現(xiàn)在這么大。所付出的勞動和所得對比一下，不及封建社會，與奴隸社會差不多。并且一切人都被當做奴隸一樣管得死死的。所以，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不是復辟倒退，所謂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復辟倒退。（《武文俊與李昌平：誰更悲壯？》張英紅著）。

　　[13] 有人贊揚“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贊揚劃經濟時代工人的“主人翁”精神，贊揚“一生獻給國家”的工人們“建設國家的成就”如何“舉世矚目”。真是了不起啊！為了酬謝工人群眾這“艱苦奮斗”一生，只要滿足他們最低最低的生活需求就行了！經濟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國家的“主人”因全面喪失自由而普遍消極怠工，名義上的主人翁實際上處于可悲的奴役狀態(tài)，的確，怎么能不贊成這種“社會主義”呢！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708頁。

　　[15] （《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作者惠文）。而一首據(jù)說出自彭德懷元帥手筆的民謠則寫道：“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獲童與姑。未來日子怎么過？請與人民鼓嚨胡！”

　　[16] 周曉虹：《傳統(tǒng)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91頁。

　　[17]另據(jù)統(tǒng)計，1959和1960兩年，安徽鳳陽縣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嚴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隊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shù)的3.4％。小溪河公社曾有21個村莊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莊20戶，死絕4戶。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yè)同志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34口人，死去30人（出自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載《安徽省鳳陽縣1958—1962年災難實錄》）。在這場大饑荒中，農村餓殍遍地，饑餓的農民無所不食，甚至吃自家的孩子……在人民公社中，農民被剝奪了一切自由，包括生產、生活、言論和行動自由等。當農民餓得沒有辦法想外出逃荒也被全面封堵，最后還是活活餓死。

　　[18] 毛澤東提出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在鋼產量方面），中央就正式向全國人民宣布15年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yè)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口號，由此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接著在北京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就將其正式確定為總路線，大躍進運動隨之在全國開展起來；
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xiāng)縣時提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公社化運動便在各地迅速開展起來；
毛澤東要求1958年的鋼鐵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全國就集中人力物力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奮斗，出現(xiàn)了9千萬人參加煉鋼的大會戰(zhàn)；
毛澤東要求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人民日報》就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對當年大躍進運動的看法》孟令偉著）。

　　[19] 《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為紀念馬克思誕辰而作》曉垣著。

　　[20] 從原來經濟落后的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實質上是以人的依賴、絕對服從為基本特征。它是等級觀念、特權思想和奴卑意識賴以存在的基礎。而商品經濟則是以獨立、自由、平等為前提。

　　[21]只有資本家才能把人類發(fā)展的一般成果——科學技術直接運用到生產過程中去，才能使先進的科學技術（設備）為生產服務，因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資本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最有效的手段，從而資本為了占有剩余價值就必然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而資本生產的發(fā)展反過來又為科學的發(fā)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隨著資本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第一次被有意識和廣泛地加以發(fā)展，應用并體現(xiàn)在生產和生活中，其規(guī)模是以往的任何時代都想象不到的。馬克思指出：這種為了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包含著一種不斷發(fā)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6頁）。既然提高社會生產力是資本增殖的必要手段，那么資本生產就包含著不斷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內在動力和機制。正因為如此，資本生產正以空前的規(guī)模和空前的自由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在僅僅二十多年的歷史中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就遠遠超過了中國以往一切世代的總和。

　　[22] 1994年6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課題組組織了在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珠海。東莞、中山、南海、廣州6個市所轄的9個鎮(zhèn)中的149個工廠中的調查。調查發(fā)現(xiàn)，這些企業(yè)一天工作11～12小時是相當普遍的情況。一天勞動8.5～9小時的占樣本的2.1％；
9.5～10小時的占11.1％；
10.5～11小時的占17.0％；
11.5～12小時的占39.0％；
12.5～13小時的占15.1％；
13.5～14小時的占8.8％；
14.5～15小時的占3.8％；
16小時的占2.3％；
17小時的占0.4％；
18小時的占0.5％。調查對象的每日平均工作時間為12.05小時。（摘自《農民流動和性別》第37頁）。

　　[23] 據(jù)1992年全國總工會全國職工調查提供的數(shù)據(jù)，我國屬于高工時制度國家，年法定工時比發(fā)達國家高600～800小時，比一般發(fā)展中國家高400～500小時，但工時利用率很低，企業(yè)勞動時間利用率僅有49.95%。（載《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工人階級－－1992年全國工人階級隊伍狀況調查文獻資料集》第1113頁）一般來說，私有制企業(yè)的雇傭工人的勞動時間、勞動強度一般都大于國有和集體企業(yè)工人。據(jù)調查，在一些私營企業(yè)中，雇傭工人的勞動時間遠遠超過《勞動法》規(guī)定的時間。有些私營企業(yè)，工人每周勞動80多個小時，超過法定時間近一倍，有的私營企業(yè)一個工人的工作量相當于國有企業(yè)3～4人的工作量。

　　[24]盡管國家法律規(guī)定了8小時工作日，但并沒有在私營企業(yè)中真正地強制執(zhí)行。這就決定了實行8小時工作日的（暫不考慮實際的勞動強度和生產率）國有企業(yè)根本無法同實行12小時甚至16小時工作日的私營企業(yè)進行公平的競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旦國家強制執(zhí)行8小時工作日，私有資本就只能靠加快發(fā)展機器體系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強度來生產相對剩余價值，這樣，資本家在勞動時間上所受的損失，可由提高勞動強度和生產率來彌補。這將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使得在一個8小時工作日內生產的產品和以前在一個12小時甚至16小時工作日內生產的產品一樣多或者更多。

　　[25] 摘自《國有企業(yè)社會成本分析——對中國10個大城市508家企業(yè)的調查》，李培林張翼著。另據(jù)統(tǒng)計，目前國有工業(yè)企業(yè)辦社會費用支出約占全部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管理費用支出的50%左右，國有企業(yè)開辦的學校有1.8萬多所，在校學生610多萬人；
療養(yǎng)院1.9萬個，醫(yī)院22.5萬個。企業(yè)因辦這些社會性事業(yè)須多支出600多億元。目前國有企業(yè)離退休職工人數(shù)已達2000～3000多萬人，每年企業(yè)要支付退休金1200多億元（《中國經濟年鑒1998》，改革出版社）。

　　[26] 各行業(yè)統(tǒng)計表明，國有企業(yè)職工比農民工的工資高32%。并且，城市國有企業(yè)職工還享有大量的物質福利，如住房、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等。據(jù)調查，1995年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實物性福利，相當于其貨幣收入的72%（趙人偉，2000）。因此如果把這部分福利也計算在內，國有企業(yè)職工的年平均收入就比農民工高出127%（農村勞動力流動課題組，2001，見《論宏觀政策取向的調整：從“促進增長”轉向“充分就業(yè)”》趙曉著）。深圳市勞動局企業(yè)員工收入分配課題組1995年對114家國有企業(yè)的調查發(fā)現(xiàn)，在一家國有企業(yè)的相同崗位上，民工的月工資是800元左右，而國有企業(yè)職工則高達2500元左右。這種現(xiàn)象普遍存在于國有企業(yè)中，而私營企業(yè)則普遍雇傭工資較低的民工。此外，民工與國有企業(yè)職工的工資之外的保險福利待遇上差別也很大。1997年全國私營企業(yè)抽樣調查數(shù)據(jù)分析指出，有73.5%的私營企業(yè)不為工人支付醫(yī)藥費和醫(yī)療保險費，只有7.7%的被調查企業(yè)為工人買了養(yǎng)老保險，有82.5%的私營企業(yè)不為工人投保人身保險。（見《中國私營企業(yè)發(fā)展報告（1978～1998）》第161頁，張厚義明立志主編）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yè)調查報告顯示，被調查的私營企業(yè)人均年支出醫(yī)療費用僅為68.90元，私營企業(yè)醫(yī)療保險的覆蓋面為16.2%，養(yǎng)老保險的覆蓋面為22.1%，失業(yè)保險的覆蓋面僅為8.4%（摘自《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26日）。

　　[27] 由于國有企業(yè)不能把工作日延長到12小時甚至16小時，所以，國有企業(yè)要想和私營企業(yè)平等競爭，就必須把私營企業(yè)的工作日強制縮短到8小時。當然，即使私營企業(yè)的工作日縮短到8小時，國有企業(yè)要想和私營企業(yè)競爭，還必須提高勞動強度尤其是要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設備來提高勞動生產率。

　　[30]首先，要改革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實行人民代表的競選和職業(yè)化制度，讓真正有能力維護公眾利益的人成為人民的代表，同時，必須建立人民代表定期向公眾報告工作的制度。第二，設立國有資本委員會，并定期向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接受監(jiān)督和質詢。大型國有企業(yè)的經營者應由國有資本委員會公開招聘。第三，大型國有企業(yè)的年度財務報告、應像上市公司一樣向全社會披露，保證全體公眾的知情權。公眾的利益和愿望必需由議會和政府來代表，只有它們才可以代表公眾具體地行使國家和國有企業(yè)所有者的權力。

　　[31]一個家庭雇了保姆來管家，如果這個保姆偷家里東西，主人本應好好監(jiān)督或者干脆解雇這個保姆以保護自己的財產。但有人竟建議主人要把自己的全部財產都送給保姆，其理由是，保姆偷東西是因為這些東西不歸她所有，如果主人家的所有東西都給了保姆，那她就不會再偷東西了！——可見這理由之荒謬！！盡管如此，張維迎、周其仁之流仍然鼓吹國有企業(yè)應該私有化、MBO送給管理層。

　　[32]事實上，一些已經實施MBO的公司，收購價格基本上都低于公司的每股凈資產。如：粵美的凈資產4.07元，兩次收購價分別為2.95元和3.00元；
深圳方大凈資產3.45元，兩次收購價分別為3.28元和3.08元；
佛塑股份凈資產3.18元，收購價2.96元；
洞庭水殖凈資產5.84元，收購價5.75元；
特變電工的收購價格更是大大低于凈資產。公司2002年中期凈資產3.38元，向3家股東的收購價最高的3.10元，最低的居然只有1.24元。

　　[33] “南方周末：談了這么多，我忽然發(fā)現(xiàn)你所有的談話都在圍繞著一個關鍵點展開，那就是資本或者說財富的增值。你真的認為這一點對你這么重要？劉永行：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價值。我是一個企業(yè)家，追求資本增值是我的本分�！保ㄒ�2001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資本家具有追逐剩余價值的無限欲望，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

　　[34] 這是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限度內所進行的自我揚棄。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文的結尾中說，所有權與經營職能的徹底分離，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滅亡的表現(xiàn)。因為這種所有權與資本家職能的徹底分離，表明資產階級作為所有者完全喪失了管理經濟的職能而成為多余的階級。

　　[35] MBO或私有化就是如此：如果資本所有者能直接經營管理企業(yè)，那么，根本就不會有MBO；
如果資本所有者沒有能力經營管理，而由職業(yè)經理人承擔這一職能（這是國內外大中型企業(yè)的普遍情況），那么MBO就根本沒有必要。實際上，兩權分離之所以成為現(xiàn)代企業(yè)的一大趨勢，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所有者并不總是優(yōu)秀的經營者，即使一個天才的企業(yè)家也沒法保證他的后代還是一個優(yōu)秀的經營者。這樣才產生了職業(yè)經理人。以韋爾奇為例：如果兩權能合一，就根本不會有天才經營大師韋爾奇。況且，即使讓他MBO，那么他是否有一個和他一樣天才的子女更是未知的問題。如果聰明的韋爾奇不讓子女，而是讓職業(yè)經理人管理，那么這和現(xiàn)在的所有者聘用職業(yè)經理人有什么區(qū)別？而且新的代理人是否也會來個MBO，從而把韋爾奇及其家族掃地出門呢？

　　[36]歐洲各國的國有企業(yè)比例相當高，像法國雷諾、德國大眾都是國有企業(yè)。德、法、英、意四國聯(lián)合擁有的空中客車，甚至是超國有企業(yè)。如果按照公（國）有制沒人負責、效率低下的理論，空客應該是效率最低的公司，但事實上空客已經成為與波音并駕齊驅的巨頭。所以，這些國有企業(yè)與否有足夠的效率并不取決于它們是私有還是公有，而是取決于能否建立公有資本大生產，而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完全可以做到。所以，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通過改制建立資本生產后效率是不會低于私營企業(yè)的，新加坡、法國和德國的國有大企業(yè)就是最好的例證。

　　[37] 范恒山也作過類似的論述，詳見《所有制的改革：理論與方案》第321－322頁。

　　[38] 海信集團董事長周厚健就認為：“企業(yè)的本質是什么？其實，還是那句老話：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其他的僅僅是手段而已�！�…我認為，企業(yè)經營是以產品作為一條主線來實現(xiàn)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其基本宗旨就是開發(fā)更好的產品、生產更好的產品，以便開拓市場……獲得更高的利潤�！保ㄒ姟赌巷L窗》2001年第5期）。

　　[39] “在一種充分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中，企業(yè)之間的競爭會形成一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而根據(jù)企業(yè)的實際利潤水平或成本水平，與這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進行比較，即可以使企業(yè)經營狀況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換句話說，在存在由充分競爭產生的平均利潤率的情況下，每個企業(yè)的利潤水平包容了關于企業(yè)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因此，在存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利潤率可以作為考核和監(jiān)督企業(yè)經營的一種充分信息指標�！保ㄕ�自《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yè)改革方向》林毅夫、蔡昉、李周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林毅夫明確指出：“只要把單個企業(yè)的利潤率水平和行業(yè)的平均利潤率水平加以比較，就可對該企業(yè)經理的經營能力和努力程度做出準確的判斷�！保ㄕ�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組《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回顧與展望》）�，F(xiàn)在，國有資本委員會只須通過平均利潤率這一為社會唯一承認的衡量標準就可以準確、恰當?shù)卦u估出一個職業(yè)經理人經營管理業(yè)績，當然，前提是國有資本實行自由競爭，否則無法形成一個可作為有效評價標準的平均利潤率。

　　[40]競爭使職業(yè)經理人不能不盡最大努力。想盡一切辦法擴大生產、更新設備、提高工藝水平和加強管理。競爭也決定了職業(yè)經理人積極進取、拼命向前，否則就會被排擠。

　　[41] 廣州勞動管理協(xié)會正式公布了廣州外資企業(yè)和內資企業(yè)關注的廣州2001—2002年度外資企業(yè)薪酬調查，結果顯示，2001年廣州外企總經理的平均年薪為39.9萬元，其中，最低年薪為20.6萬元，最高年薪達154.7萬元。（見2002年3月3日《南方日報》）。

　　[42] 在365家主要的美國公司，總經理的平均薪金和獎金增加了39%，達到了1996年的230萬美元的平均水平。但假如把經理層選擇持股所得到的收益和其他報酬也算在內，經理層的平均所得增加了54%，達到了580萬美元。在美國，總經理和工人之間的薪金差別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在1965年，總經理的平均薪金在工人的44倍左右，今天，總經理的平均薪金在工人的209倍左右(Business Week, April 21, 1997)。（摘自《中國與世界》1998年5月號）。

　　[43]政治經濟學把生產力的發(fā)展看成是增加社會財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勞動生產力的盡可能快的發(fā)展看成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實際上，這也就是資本生產的基礎。資本生產無非就是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這種發(fā)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shù)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fā)展相一致。因此，社會的發(fā)展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

　　[44] 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有明私有化與暗私有化兩種�！傲愠鍪邸�、“雙買斷”是明私有化�！傲愠鍪邸笔前姿�；
“雙買斷”是變相白送。這兩種形式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最嚴重。暗私有化，最明顯的是評估中低估與非經營資產扣除兩項。非經營資產扣除中問題更多，有一些國有企業(yè)的資產經過七折八扣，“資產”往往就所剩無幾，大都幾乎成為“零資產”了。即使還剩下一小部分，依法應用現(xiàn)金購買，現(xiàn)金應收歸國有�？墒菍嶋H上付現(xiàn)金者少，大都用貸款形式分幾年償付，貸款和利息則用國有企業(yè)的利潤分紅補上。這實際上等于用本來屬于國家所有由國有企業(yè)職工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來“購買”國有企業(yè)！

　　[45] 魏杰提出：“國有制經濟改革應該是四個字，即：一租、二賣、三變、四改。我看不能只強調改革，而且還要強調租、賣、變。”“所謂變，就是指那些租不了、賣不掉、也改不好的國有制經濟，通過產權變更，而使其非國有化”。他還主張，在實行一租、二賣、三變、四改的同時，“應該繼續(xù)大力發(fā)展非國有制經濟，在批地、銀行貸款等方面為非國有制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時機”。（魏杰《經濟改革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載1994年2月22日《經濟日報》）。

　　[46]《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與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一文的作者奇玉就指出：從經濟基礎的角度講，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是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決定和保證的，絕不是由多種經濟成分共同決定和保證的，更不可能由非公有制經濟來決定和保證。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不采取有力舉措，危險至少有以下兩種：一是沒有堅持住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使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jù)主體地位，在中國社會形成一個陣容龐大的資產階級；
二是隨著私營經濟的不斷壯大和公有制經濟的相應萎縮，黨的隊伍中越來越多的人同私人資本形成千絲萬縷的、更直接更現(xiàn)實的物質利益聯(lián)系，甚至有的黨員變成私營企業(yè)主或一些私營企業(yè)主加入到黨的隊伍中來。由于這些“共產黨人”的作用，使我們黨逐漸演變?yōu)閮H僅貼著共產黨的標簽、而實際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集團。（摘自《學習研究參考》1995年第12期）。

　　[47] 一個國家的少數(shù)大企業(yè)就可以集中全社會的多數(shù)資產，并支配主要經濟部門，主導一國的經濟。就我國的情況來看，1994年全國獨立核算工業(yè)企業(yè)共 46.52萬個，其中大型和中型企業(yè)只分別占1％ 和3％，但僅大企業(yè)的固定資產就占獨立核算工業(yè)企業(yè)固定資產的52％，加上中型企業(yè)就占70％（《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5）》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1995年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388、389頁）。我國500戶國有工業(yè)大企業(yè)雖然只占整個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總數(shù)的0．7％，但資產總額占37％，銷售稅金占46％，利潤總額占63％（見1997年12月20日吳邦國在全國經貿工作會議閉幕大會上的講話）。只要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yè)，公有資本仍然可以占優(yōu)勢，國民經濟主要部門和基礎產業(yè)以及其他主導產業(yè)的所有制性質不變，公有制就依然是主體。

　　[48] 就拿所謂的“股份制改造”來說，看看深圳原野就夠了。這個公司從國有資產占控制地位到最后只占1.4％的不參予優(yōu)先股的荒唐演變，不僅在中國，即便在世界范圍內都堪稱私有化史上的神話。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制改造”確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提供的一頓“免費午餐”。近來某些人士極力鼓吹的“諸城模式”，其核心是用所謂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yè)，由企業(yè)主要領導人占大股，控制企業(yè)的所有權。通過瓜分國有資產，股份制改造后的國有企業(yè)成了私營企業(yè)。

　　[49] 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yè)調查報告顯示，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yè)是由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在這些企業(yè)中，以東部地區(qū)的所占的比重最大，為45.6%；
“改制”前是國有企業(yè)的占25.3%，是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的占74。7%；
有60.6%的企業(yè)主是原來企業(yè)的負責人，在蘇南有93%的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改制”為私營企業(yè)。在通過公有制企業(yè)改制而產生的私營企業(yè)主中，中共黨員所占的比例高達50.66%（摘自《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26日）。

　　[50] “在近兩三年國有企業(yè)改制為私營企業(yè)時，國有資產流失的現(xiàn)象就更為普遍和公開化了。湖南長沙市政府規(guī)定出賣國有企業(yè)時，國家只保留20%股份，買者如果一次付款，就可以‘優(yōu)惠’40%，其實質就是只需半價即可買走國有企業(yè)。制定這種規(guī)則的理由是如果現(xiàn)在不賣掉，將來就更不會有人買了，其實許多私營企業(yè)經營也很困難，每年要有7%以上私企倒閉，怎么從來就沒有聽說過私企也想早早地半價賣給別人呢？”（摘自《現(xiàn)階段中國私營企業(yè)主研究》戴建中著，載《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5期）。

　　[51]江蘇江陰市在1996年年終（12月30日）提出“明年（1997年）9月底前完成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這絕非絕無僅有。吳縣市也在1996年提出“加快推進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權制度改革”，要求“由點到面、整體推進”，“花一年或稍長一段時間，完成鄉(xiāng)企產權改革”。而且改制中要一步到位地“鼓勵企業(yè)經營層持大股，在經營層中又鼓勵企業(yè)法人代表持大股”。與這種要在一年內乃至九個月內徹底私有化的“鄉(xiāng)企轉制”相比，國企改革更驚人：1999年11月30日，長沙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加快國有企業(yè)改革和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通過產權轉讓，“置換”企業(yè)的國有性質。按1999年期末會計報表，湖南湘江涂料集團有限公司（湘江涂料）剔除土地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后的帳面凈資產超過一億元，然而在“界定產權”、“剔除不良資產”后，湘江涂料被核定進入改制的優(yōu)良資產為7000多萬元，其中國有資產僅核定為1500多萬元。這么一“界定”，80%的國有資產便從“國有”帳上消失并轉入“內部人”尤其是拿大頭的老板手中，再經“優(yōu)惠”贖買，余下的20%國有資產比率又縮水成了6%，連同上交財政的贖買金，共為12%。亦即88%的國有資產“在10天左右時間里”都被大筆一揮鯨吞掉了。試想如果這四家企業(yè)是私營企業(yè)，資產者會在10天之內便把88%的產權讓予別人，僅僅因為他們作為雇員干得還不錯？如果這些企業(yè)是“界定”者自己的公司，他們還會這樣“界定”嗎？（見《世紀之交中國的經濟轉軌、社會公正與民主化問題》秦暉著）。

　　[52] 見《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卞悟著。

　　[53] 見陶國峰的調研報告，載《改革》1996年第1期。

　　[54] 更為驚人的是鄂爾多斯集團的MBO。有人算了一筆賬，管理層總共是用了(國家的)９.４５億元買下了集團３０多億元的凈資產。可以打這么一個比方，我要買下一個裝著錢的錢包，而結賬時我恰恰要用這個錢包里的錢來支付，因為我買下了我當然可以用。

　　[55]這些人熱衷于論證各種經濟政策，熱衷于流行的卻最庸俗的新名詞，卻沒有什么認真的科學的研究，為出書為成名隨意使用時髦的新概念，把注意力全放在對現(xiàn)象描述和政策論證上，無暇顧及或沒有能力闡明現(xiàn)象的內在本質，滿足于把自己的思維停留在較低的層次。

　　[56]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5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頁。

　　[58] 《社會資本論》張彤玉著，第124頁。

　　[59] 在計劃經濟社會，個人隸屬于“國家”這個共同體，沒有任何權利（包括公共事務中的民主權利），這使得個人完全屈服于“國家”的專制，除了唯命是從之外別無選擇。只有到了“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個人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從而擺脫共同體的附屬物這樣一種地位。我們這幾十年的改革過程，就是勞動者逐漸擺脫人身依附的過程，也就是人擺脫對共同體的依附成為獨立的個人從而得到完全的充分的公民權利這樣一個過程。擺脫這種歷史狀態(tài)的進程是社會的民主化過程，同時也是走向市民社會的歷史進程，用馬克思話講，這就是從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xiàn)“人的獨立性”的民主革命。

　　[60] 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實現(xiàn)形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有制是指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而所有制的實現(xiàn)形式則使指生產方式即如何進行生產。同一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xiàn)形式，不同的所有制也可以采用同一種實現(xiàn)形式。因此，要判斷經濟制度，僅僅依靠所有制是不行的，必須進一步把握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必然的實現(xiàn)形式。

　　[61]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健全，許多下崗失業(yè)工人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出現(xiàn)了絕對貧困的現(xiàn)象。所以，我們迫切需要建立統(tǒng)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失業(yè)保險制度，為失業(yè)的貧困工人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緩解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

　　[62] 和馬克思一樣，我也認為科學上的毫無顧忌就是真正的誠實。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職工和生產資料的強制分離，對于部分普通工人而言勞動報酬會下降，尤其對于沒有一定勞動技能的職工而言這意味著下崗失業(yè)，意味著這部分職工的生活狀況會陷于貧困；
但同時，部分擁有一定勞動技能的職工和一些高技能的勞動者他們的工資則明顯上漲甚至是大幅度提高！那些認為改制必然帶來原國有企業(yè)職工待遇的絕對下降的看法是錯誤的。盡管國企改革最初將裁減部分職工（可能上千萬），但是，經過一定的發(fā)展時期，經過或長或短的“過渡時期”，最終是增加而不是減少工人；
盡管個別國企使用的工人人數(shù)絕對地減少，但是，隨著國有資本的積累，它所吸收的工人的人數(shù)比當初被他們裁減的工人的人數(shù)多得多。

　　[63] 據(jù)勞動人事部門估計，全國國有企業(yè)的富余人員至少有2000多萬，也有人估計為2500-3000萬，按每人每年平均開支10000元計算（含工資、獎金、住房、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等費用），這批富余人員至少耗費了2000多億元本屬于國有企業(yè)的剩余價值。而全國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利潤總和也不過才2000多億元。（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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