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蘇共二十大確實從國際、國內和黨內三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針，盡管程度有所不同。二十大路線及其產生的過程告訴人們：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問題，絕不是某個人的突發(fā)奇想，而是時代前進的體現，社會發(fā)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對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個人或小集團謀求權力的工具，而是要以此為鋪墊改變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這是蘇共中央集體的決定。對于二十大路線，中共中央最初是完全贊同的。對于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在內心是滿意的，只是不同意在一般意義上否定個人崇拜。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的論述與蘇聯的改革措施及二十大的總結報告相比較，沒有更多的新東西。中共認為需要引為借鑒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這正是蘇聯新領導人已經考慮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問題。

　　關鍵詞：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中蘇關系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及斯大林問題的提出，無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冷戰(zhàn)進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興趣的歷史事件之一。其結果，不僅引起了一系列有關各國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發(fā)展的深刻問題，也對中蘇關系的演變乃至冷戰(zhàn)格局的發(fā)展方向產生了潛在的影響。因此，對于蘇共二十大及其影響的討論理應列為國際冷戰(zhàn)史和中蘇關系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如果說在20世紀50-60年代蘇共二十大問題主要是作為現實政治進入專家和學者的研究視野的，那么使其成為歷史研究對象則是最近十幾年的事情，因為只是在這一時期，相關的檔案文獻才陸續(xù)解密并披露出來。有關蘇共二十大，過去公布的只是會議代表的公開報告和發(fā)言，以及蘇共的部分決議，而對于當時震動世界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雖然幾十年來在各國流傳有許多文本，但始終無法確認其真實性和可靠性，更不用說，還有大量涉及這次大會的主席團會議和中央全會的會議記錄、決議以及各部門和地區(qū)的請示、報告尚不為人知。

　　直到1989年，蘇聯才在復刊的《蘇共中央通報》（第3期）上首次發(fā)表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文本。[1]隨著俄國檔案的開放，特別是到199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40周年）以后，俄國學者發(fā)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大量在檔案館中發(fā)現的歷史文獻。[2]從史料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2002年莫斯科出版的關于蘇共二十大的專題檔案文獻集，其中公布了當年秘密報告起草時的3個文本，以及有關這次大會籌備、醞釀情況以及蘇聯國內外和社會反應的198個文件。[3]此后不久出版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文件匯編，又補充了一些相關的檔案文獻。[4]在此基礎上，俄國學者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和發(fā)展起來。[5]由此可以斷言，從真正學術意義上講，對于蘇共二十大這一課題的研究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的。[6]

　　至于蘇共二十大對中蘇關系發(fā)展的影響，始終是中國學者關注的問題，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兩個：中國現代史和國際冷戰(zhàn)史。從中國史方面進行研究的成果相對來說多一些，其重點集中在中共對蘇聯經濟發(fā)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探索。[7]從中蘇關系史方面進行研究的相關成果，主要體現在李丹慧主編的《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論文集）里，應該說是代表了近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8]

　　本文利用的史料，除現有的公開文獻外，主要是最近俄國發(fā)表的歷史檔案，以及相關的中方文獻。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對史料的重新梳理，擬回答三個問題：第一，蘇共二十大的路線以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實質是什么，在此基礎上比較中共當時的政策方針，才可以看清二者之間到底有沒有本質的區(qū)別。第二，二十大綱領和斯大林問題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來的，以此觀察蘇聯歷史的發(fā)展，才可以判斷其是否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第三，毛澤東最初對于批判斯大林的問題是什么心態(tài)，是怎樣考慮的，并以此分析蘇共二十大對中蘇關系的發(fā)展究竟產生了哪些影響。

　　一、蘇共二十大路線的實質

　　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對于蘇共二十大路線的認識及評價無疑是最有爭議的話題之一，而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當屬中蘇論戰(zhàn)時中共中央的看法。在1963年9月6日發(fā)表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fā)展》（一評）一文中，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做了全面評述。文章斷言，在二十大會議上，蘇共“開始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蘇共的錯誤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即“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通過所謂‘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于斯大林問題，文章認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而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衛(wèi)和發(fā)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關于和平過渡問題，文章認為，赫魯曉夫提出的由于世界形勢發(fā)生變化現在有可能“通過議會的道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錯誤論點，“實質上是公開地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與革命的學說，公開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9]這種似乎已經蓋棺定論的說法至今沒有在官方史學中得到修正。[10]

　　觀點正確與否暫且不論，僅就內容而言，把蘇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歸結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和“和平過渡”理論，既不準確，也不完整，因而很難對其實質做出正確和全面的判斷。所以有必要首先對二十大的主要內容進行概括，然后對其實質做出評判�，F在所有相關的文件幾乎都已經公開，總括起來看，蘇共二十大是從國際、國內和黨內三個方面提出了一些確與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針、路線或綱領性意見。

　　在國際方面，蘇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這樣一套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和總路線。

　　蘇聯對外政策新理論的前提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當前時代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作為“無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經瓦解，而社會主義已經越出一國范圍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并存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僅有道義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質的手段來阻止侵略”。于是，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就是戰(zhàn)爭的論斷雖然繼續(xù)有效，但“戰(zhàn)爭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為在核武器時代，未來的世界“不是和平共處，就是歷史上最具有毀滅性的戰(zhàn)爭”，“沒有第三條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看到，“歷史已經把這兩個體系和平共處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

　　事實上，兩個制度和平共處的原則“日益廣泛地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它不僅是中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戰(zhàn)爭的威脅和保衛(wèi)全世界的和平”。同樣由于國際形勢的根本變化，“在各個國家和民族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前景”。依照列寧關于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觀點，蘇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會主義方針改造社會的蘇維埃形式以外，還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還特別提到中國實行私營工商業(yè)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的政策，認為中國“正在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許多獨特的貢獻”。因此，不應該“把暴力和內戰(zhàn)看成是改造社會的唯一途徑”。從理論上講，“這種過渡實質上就是一種社會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因而，任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和社會關系的變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輕有重，然而都是各國人民進行的革命。人民奪取政權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從私有制轉變?yōu)楣�有制，就是歷史上最大的變革�！�

　　在右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越來越多地遭到破產的情況下，工人階級可以團結其他愛國力量通過議會斗爭改變政權的性質，而在反動勢力仍然強大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則只能伴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革命斗爭”。重要的是，“無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如何，具有決定意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首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沒有這種領導就不可能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敝劣谏鐣�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的斗爭，在這種形勢下，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是通過武裝干涉內政的辦法，而是取決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優(yōu)越性這樣一個事實”，即通過和平競賽的方式�！霸诤推礁傎愔�，社會主義必將勝利”，但不是通過“革命輸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優(yōu)越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因此它能夠保證人類達到比資本主義所能達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大會通過的決議全面肯定了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理論，認為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是“一些根本的、帶有原則性的、有關現代國際局勢發(fā)展的問題，在目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1]

　　今天看來，蘇共中央在幾十年前提出的這一整套方針和路線，是極具時代精神和歷史意義的，正如許多俄國學者現在認為的那樣，“戰(zhàn)后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的方針，而這個方針是與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本人牢固地聯系在一起的”。[12]當然，這種具有內在邏輯的新思維并非橫空出世，而是對時局認識逐步成熟的考慮。

　　在國內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變經濟發(fā)展及管理體制的方針和措施，這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1、在繼續(xù)保證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的前提下，“迅速發(fā)展消費品的生產”。

　　2、把不斷提高生產技術作為“頭等重要的任務”�！氨仨殘詻Q地、有計劃地在工業(yè)和運輸業(yè)中采用最新的科學成就、技術和先進經驗，使現有設備現代化，改善和改進勞動和生產組織，更廣泛地在工業(yè)中實行專業(yè)化和協(xié)作，以便在這一基礎上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

　　3、加強“生產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線是加快東部地區(qū)的開發(fā)，今后10年到15年間，在那里建立起采煤和電力生產的最大基地、第三個大冶金基地以及新的機器制造中心。

　　4、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消滅農業(yè)的落后現象和消除由此產生的工農業(yè)發(fā)展之間不均衡的現象”，為此需要在農業(yè)中實行可以發(fā)揮集體農莊莊員創(chuàng)造性和積極性的新的計劃制度；
在增加農產品的生產中，加強對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物質鼓勵；
從城市和工業(yè)中心派遣人員到農村，加強集體農莊的領導干部和專門人材隊伍；
進一步加強農業(yè)的技術裝備，增加機器拖拉機站的領導人員和工程技術干部；
增加國家對發(fā)展農業(yè)的撥款；
繼續(xù)集中力量大力發(fā)展谷物業(yè)，開墾生荒地和擴大玉米播種面積。

　　5、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為此，除進一步提高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以及集體農民的收入外，還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社會措施，如實行七小時（特殊行業(yè)六小時）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制；
在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將住宅建設增加一倍；
國家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設置相應的養(yǎng)老金；
實行免費教育；
普遍設立托兒所和幼兒園，以及其他改善保健和國民教育事業(yè)的種種措施。

　　6、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其主要內容有：“同官僚主義的集中化作無情的斗爭，充分確立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
維護和加強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把中央所屬的大量工業(yè)企業(yè)轉交給地方機關管理”；
加強地方蘇維埃和企業(yè)的自主權利：“吸引工人群眾廣泛參加擬定和審查經濟計劃的工作、更加積極地參與決定生產管理的問題”等。

　　7、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改進國家機關工作，加強蘇維埃法制。建立黨和政府對國家保安機關和其他權力機構的監(jiān)督，完全恢復并且加強檢察機構的監(jiān)察權力。[13]

　　可以看出，與對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對內政策顯得缺乏系統(tǒng)性和過于表面化，根本沒有觸及蘇聯經濟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給人的感覺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實際情況恐怕也確實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國內問題，只是蘇聯新領導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認識到的問題，或者是已經有所認識但不敢坦白講出的問題。

　　在黨內方面，除了加強組織和思想工作等一般號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

　　問題是赫魯曉夫在工作報告中首先提出的：在黨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盡力加強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原則”，蘇共中央嚴厲地“譴責個人崇拜”，因為它“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個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個領袖變成英雄和創(chuàng)造奇跡的人”，同時卻“縮小黨和群眾的作用”，“貶低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的努力”，并曾使黨的工作“發(fā)生嚴重的缺點”。[14]不過，這個問題在大會上并沒有占據突出地位。盡管全體代表通過的決議指出，“中央委員會反對個人崇拜是完全正確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5]但是從整個會議發(fā)言的情況看，關于個人崇拜的問題還沒有引起全黨干部的注意。有人統(tǒng)計過，在大會上發(fā)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個人崇拜”問題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即阿里斯托夫、蘇斯洛夫、米高揚、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其他2人是達吉斯坦州委第一書記達尼亞洛夫和歷史學家潘克拉托娃。[16]而在所有公開發(fā)言中，點名批評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揚一人。按照米高揚的說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對資本主義經濟狀況的分析“未必能對我們有所幫助，未必是正確的”；
實際上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則沒有全面、正確地反映黨的歷史。[17]目前還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米高揚何以會有如此驚人之舉——幾十年來在蘇聯第一次公開點名批評斯大林，以至許多外國共產黨代表當時認為他與赫魯曉夫或其他蘇聯領導人在評價斯大林的問題意見分歧。[18]不過人們很快就了解到，赫魯曉夫的看法不僅與米高揚沒有分歧，而且很可能還對他輕描淡寫的批評方式感到不滿。如果不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斯大林的問題確實不會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和震動。

　　10月25日上午，赫魯曉夫在一次只有蘇聯代表參加的秘密會議上發(fā)表了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講演。[19]在這個冗長和充滿激情的秘密報告中，作為個人崇拜現象的嚴重后果，赫魯曉夫列舉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間、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和戰(zhàn)后黨內政治生活中的種種錯誤。這些內容已經有太多的論著講述，因此沒有必要在此重復了。[20]為了評判和對比中共對斯大林問題的反應，這里要強調說明的只有兩點：第一，報告并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一開始就聲明，“這篇報告的任務，并不是要對斯大林的生平與活動做出全面的評價”�！八勾罅衷跍蕚浜瓦M行社會主義革命、國內戰(zhàn)爭、爭取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斗爭中所起的作用已是盡人皆知”。最后又談到，“斯大林是最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而且他的邏輯、力量和意志對干部、對黨的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無疑問，過去斯大林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對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功勞”。[21]此外，報告對斯大林的批評僅僅集中在大清洗及軍事指揮錯誤等少數幾個問題上，而對于斯大林其他許許多多的錯誤，如對黨內反對派的無情鎮(zhèn)壓、推行全盤集體化的嚴重后果、消滅富農的殘酷政策、對內實行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對外實行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以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蠻橫專斷和老子作風（毛澤東對此最為憤恨）等等，報告或者根本沒有涉及，或者是以贊同的口氣提到的。第二，報告在談到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時，僅僅將其歸結為斯大林個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態(tài)心理”，經常性的“濫用權力”和“恣意妄為”，“最肆無忌憚的專橫”作風，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而沒有深刻地分析個人崇拜所產生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根源，更沒有從制度層面闡述斯大林問題的要害——高度集權的官僚和獨裁體制。很顯然，既然在這種政治體制里沒有言論自由、輿論監(jiān)督、司法獨立和民主選舉，也就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個人專權和個人崇拜現象，而報告中所謂“黨內民主制度”、“社會主義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譚而已。赫魯曉夫甚至認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是“從捍衛(wèi)工人階級利益、勞動人民利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利益的立場出發(fā)”的，“真正的悲劇”就在這里。如此推理的結論自然是好心辦壞事：動機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問題。

　　由此看來，蘇共二十大確實從國際、國內和黨內三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針，盡管程度有所不同。不過，從中蘇關系的角度觀察，麻煩并不在于提出了非斯大林化的問題，而是在于提出問題的方式，特別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方式。

　　二、非斯大林化現象的由來

　　綜上所述，蘇共二十大提出的綱領和路線，無論其認識是否正確，思考是否到位，都是針對斯大林時期存在的問題提出來的，所以稱之為非斯大林化現象毫不為過。這里要強調的是，由蘇聯自身開始的非斯大林化的過程，并不是赫魯曉夫個人心血來潮，突發(fā)奇想的結果，而是從斯大林去世以后就在莫斯科新領導層逐步形成的共識。本來這些對內對外政策的新方針是在不公開批評斯大林的情況下悄悄推行的，但在籌備二十大的過程中，突然出現了為成千上萬3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的問題，于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現象的批判便被提到了二十大的議事日程。

　　還是先看對外政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新的國際局勢就已經顯示出來。由于戰(zhàn)時合作而形成的國際關系重組，以聯合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等為標志的統(tǒng)一的國際體系相繼建立，以及資本主義自我調節(jié)功能趨向成熟，為修正蘇聯傳統(tǒng)的對外政策創(chuàng)造了國際環(huán)境和基本條件。雅爾塔體系區(qū)別于凡爾賽體系的根本標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國認同的國際體系和平等的游戲規(guī)則，而莫斯科也是這種體系和規(guī)則的倡導人和締造者。因此，斯大林陸續(xù)地、不自覺地從戰(zhàn)略上改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觀念。從戰(zhàn)爭后期到戰(zhàn)后初期，解散共產國際這個對蘇聯外交已經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資本主義世界的諒解；
強調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合作，表明蘇聯已經感受到其可以對世界命運發(fā)揮主體作用；
促進歐洲各國及中國通過選舉成立共產黨與其他各黨的聯合政府，說明蘇聯已經開始在某種程度上認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經驗；
最后，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如在伊朗、希臘和中國表現的那樣，不再是推翻舊世界，而是要改造舊社會。所有這些政策的本質及其歸宿就是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向社會主義社會和平過渡。然而，因意識形態(tài)對立而產生的東西方之間的猜疑和敵對，因美蘇各自的過度反應而采取的過激措施，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互動作用，終于使冷戰(zhàn)思維成為雙方政策的出發(fā)點，同美國一樣，蘇聯也很快就回到了戰(zhàn)前發(fā)展的老路。斯大林不僅在國內繼續(xù)高唱軍事共產主義的“凱歌”，進一步鞏固標榜為蘇聯模式的經濟制度，加緊對社會的控制和鎮(zhèn)壓，而且重新調整了對外政策和安全戰(zhàn)略，在東歐各國推行蘇聯體制并建立起類似共產國際的情報局組織。歐洲的緊張局勢隨著柏林危機的爆發(fā)而加劇，朝鮮戰(zhàn)爭則把蘇聯與西方的對抗從歐洲擴展到亞洲，并推至極限。

　　斯大林的去世為蘇聯改變傳統(tǒng)政策提供了機會。及時地勸說中國接受美國條件、結束朝鮮戰(zhàn)爭是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意圖的第一次顯示，也是克里姆林宮新主人集體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嘗試。[22]1954年3月12日，馬林科夫在對選民演說時宣稱，朝鮮停戰(zhàn)是國際緊張局勢走向緩和的標志，“蘇聯政府堅持進一步緩解國際緊張局勢，堅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堅決反對冷戰(zhàn)政策，因為這個政策是一個準備發(fā)動一場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政策，而在擁有現代武器的條件下，這樣一場戰(zhàn)爭將意味著世界文明的毀滅�！碧K聯主張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經濟競賽”。[23]這種表述不僅在觀點上，甚至在話語上，已經與斯大林所堅持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學說大相徑庭了。由于黨內繼承權的斗爭，馬林科夫公開發(fā)表的驚人言論受到指責，并成為其被罷黜的理由之一。[24]但實際上，這個理論框架和思維邏輯是蘇聯新領導人普遍接受的。二十大在提出“三和路線”時只從政治角度強調了時代變化的背景，而對核武器和核戰(zhàn)爭的問題則欲言又止，一筆帶過，但這并不說明赫魯曉夫沒有把這個問題也作為蘇共改變外交政策的根據之一。

　　自1949年8月29日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后，蘇聯的核武器研制得到迅速發(fā)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美國。據俄國的解密檔案，在國家銀行特別賬戶的秘密用途撥款中，按當時價格統(tǒng)計，1947-1949年蘇聯研制核武器的開支為145億盧布，而在1951-1955年期間，僅用于原子工業(yè)和火箭技術的科研和試驗設計單位的計劃開支就有648億盧布。[25]在1953年7月3日蘇共中央全會上，中型機械制造部副部長扎文亞金驕傲的宣稱：美國人將看到他們的核優(yōu)勢正在消失。蘇聯即將爆炸的氫彈威力比普通原子彈要大數十倍，“它的爆炸意味著美國人正在準備的第二次核壟斷已被打破，這將是世界政治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果然，8月12日蘇聯成功地試驗了世界上第一枚可運載氫彈，而美國的氫彈爆炸是在7個月之后。[26]與此同時，蘇聯核武器的運載能力也在不斷提高。1947-1949年，Р-1型導彈（射程300公里）和Р-2型導彈（射程600公里）相繼試制成功并裝備部隊。而在二十大召開期間，1956年2月20日，Р-5型導彈攜帶著核彈頭，以1500米/秒的速度飛越1000公里，在預定時間內將其“有效負載”送達目的地。[27]這個射程還不足以把原子彈送到美國本土，但打到歐洲則綽綽有余。[28]自然，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同時也了解核戰(zhàn)爭危害的并非馬林科夫一個人。

　　1954年4月1日，蘇聯有關部門向赫魯曉夫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報告了蘇聯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等著名物理學家關于熱核武器的出現已經威脅到人類生存的看法：戰(zhàn)后短短的幾年，從原子彈到氫彈，從核裂變到核聚變，核武器的殺傷力已經發(fā)展到驚人的地步，從而使核軍備競賽達到了一個新的更加危險的階段�？茖W家們在一系列文章中生動而有力地論證說，建立在利用熱核反應基礎上的核彈，實際上可以無限制地增加一枚炸彈中所包含的爆破能量，而對這種武器的防御從根本上講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顯，大規(guī)模使用核武器將導致交戰(zhàn)雙方的毀滅。核爆炸發(fā)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過不了多少年，其數量將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為不可能。人類正面臨著毀滅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脅。[29]無疑，這使赫魯曉夫和蘇聯領導人感到震驚。9月22日，在關于防止核擴散談判中一直采取對峙立場的蘇聯政府向美國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問題上繼續(xù)與美國政府進行談判。不久，蘇聯又提出了一項禁止核試驗的新建議。[30]

　　因此，蘇聯提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新方針，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對比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也是對核武器發(fā)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確認識的結果。于是，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兩年的時間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以實現與西方的緩和：提出蘇聯作為新成員加入北約的要求，采取主動措施改善與南斯拉夫的關系，贊同奧地利中立并同意從那里撤退蘇聯占領軍，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發(fā)動的起義采取冷漠態(tài)度，積極推動與日本關系正�；�的外交談判，主動提出裁減軍隊并單獨實現裁軍，向美國建議簽署蘇美友好與合作條約，如此等等。[31]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團會議研究大會工作總結報告草稿時，最集中討論的就是議會道路、和平共處、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經過一番爭論，所有人一致贊同報告的宗旨——和平，會議的結論是：“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尋求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但不是經過戰(zhàn)爭�！盵32]盡管蘇聯的舉動在美國沒有立即看到積極反應，但在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卻是“深入人心”的。[33]確如美國情報專家分析的，“蘇共二十大的整個旋律給人的印象是，蘇聯領導人似乎確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產主義發(fā)展的必要條件。”[34]無論如何，1950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認為是東西方緩和的第一時期”。[35]這是蘇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線”的結果，也是二十大試圖改變國內政策、加快經濟發(fā)展的前提。

　　1917年的革命導致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俄國的政權，列寧和他的戰(zhàn)友們開始在一片貧窮落后的土地上建構自己理想中的社會。囿于歷史的條件和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布爾什維克選擇了軍事共產主義的發(fā)展模式，并準備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國內戰(zhàn)爭結束以后，為了鞏固革命的政權，列寧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這是當時歷史環(huán)境為蘇聯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轉型（或曰改革）的機會。但是，由于嚴酷的黨內斗爭，以及共產主義傳統(tǒng)理論的束縛，斯大林拋棄了“新經濟政策”的發(fā)展道路，在蘇聯建立起一套以集權統(tǒng)治為標志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發(fā)展模式。[36]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經暴露出來，政治動蕩不安，經濟畸形發(fā)展，生活貧窮落后。是戰(zhàn)爭掩蓋了蘇聯的社會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為它的軍事共產主義（戰(zhàn)時經濟）性質恰恰適合了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和需要。但戰(zhàn)爭也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數百萬穿著軍裝的蘇聯工人和農民隨著戰(zhàn)線推進走出國門后才發(fā)現，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主義天堂”簡直無法同“資本主義地獄”相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戰(zhàn)敗的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戰(zhàn)勝的蘇聯人的生活水平。人們開始抱怨，社會開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卻陷入了一種理論誤區(qū)，他認為蘇聯在戰(zhàn)爭中顯示的力量和取得的勝利證明了他所創(chuàng)造的社會制度，特別是經濟體制的正確性和優(yōu)越性——1946年2月斯大林在選民大會上的演說充分表明了這一點。[37]再加上冷戰(zhàn)爆發(fā)和國際關系趨向緊張，剛剛開啟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關閉了，鐵幕再次降臨俄羅斯大地。擬議于1948年召開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宗旨的蘇共十九大無聲無息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沃茲涅先斯基改革經濟體制的嘗試尚未啟動便夭折了。與此同時，黨內和社會生活也悄悄地再次籠罩在政治清洗和鎮(zhèn)壓的烏云之中。一切又恢復到戰(zhàn)前的狀態(tài)。[38]

　　俄國學者說的不錯，1953年的蘇維埃國家確實已經處于社會大爆炸的前夕。[39]人們不僅要在恐懼和驚慌中煎熬，還要忍受物質生活的貧乏。斯大林的逝世給那些一向視沙皇為神明的俄羅斯人帶來了由衷的悲傷，也使許多善于思考的人們產生了希望。這種思考首先是從直接承擔著社會責任的黨和國家的高層開始的——他們感受到了改變國內政策的必要性。

　　50年代初蘇聯最迫切的社會問題是國民生活水平低下，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嚴重困擾著蘇聯人民。以食品為例，讓人難以置信的是，社會主義搞了30多年，直到1952年，蘇聯人均消費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魚類及水產品）甚至還低于（面粉、大米、肉類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40]而造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輕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嚴重落后。

　　統(tǒng)計資料顯示，按1926-1927年不變價格計算，與1945年相比，盡管消費資料產品的增長率（169%）要大大高于生產資料產品（57%），但是到1950年，在工業(yè)總產值（2400億盧布）中，生產資料產品（1620億盧布）仍占67.5%，而消費資料產品（780億盧布）僅占32.5%.[41]至于農業(yè)，問題就更加嚴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產指標幾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

　　如谷物總產量（按1939年以后疆界計算），1913年為8600萬噸，1953年為8250萬噸，1946-1950年平均為6480萬噸。谷物單位面積產量也是如此，1913年為8.2公擔/公頃，1953年為7.8公擔/公頃，1946-1950年平均為6.7公擔/公頃。谷物出口量差得就更遠了，1913年出口910萬噸，到1953年只有310萬噸。與美國農業(yè)相比，也能看出同樣的問題。1949-1953年蘇聯平均谷物產量8090萬噸，僅為美國同期產量（13350萬噸）的60%.[42]

　　蘇聯領導人正是從加快發(fā)展輕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開始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進行調整的。馬林科夫在1953年蘇聯最高蘇維埃八月會議上關于必須優(yōu)先生產日常生活消費品的講話和赫魯曉夫在1953年蘇共中央九月全會上提出農業(yè)改革綱要，可以被看作是經濟政策“解凍”的第一個信號，是修正蘇聯傳統(tǒng)經濟模式的初步嘗試。雖然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之間的政治較量正在暗中進行，但必須改變經濟政策以解決社會生活急需的問題則是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共識。

　　增加日用品生產，發(fā)展居民住宅建設，擴大商業(yè)銷售網點，降低農業(yè)稅收標準，加速開墾生荒地，所有這些措施，無論最初是誰提出的，其結果都是為二十大進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針提供了思想準備和政策準備。[43]不過同時必須指出，蘇共中央當時的認識是很有限的，并沒有從根本上對在蘇聯占統(tǒng)治地位的經濟理論和發(fā)展模式提出挑戰(zhàn)�？梢詫Υ俗龀鲎⒔獾氖�，1955年1月馬林科夫被解除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導經濟界“在蘇聯經濟發(fā)展的根本問題上宣揚明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44]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二十大提出的對國內政策（主要是經濟政策）的修改才局限于一些治標不治本、治表不治里的零星措施。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當時人們的認識能力和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注釋和僵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或曰斯大林主義）的程度，而不在于對斯大林本人的畏懼，否則就無法解釋蘇共領導人在黨內民主問題上對斯大林的點名批判了。

　　如前所說，赫魯曉夫及蘇共中央在二十大期間對個人崇拜現象的認識水平，顯然還停留在非常膚淺的層面。即使這樣，在全黨和全世界面前提出斯大林問題也是極富冒險性和挑戰(zhàn)性的，因為從本質上講，批判斯大林無疑就意味著以其為標志的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蘇共中央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問題又是怎樣提出的？實際情況并不像赫魯曉夫本人回憶和一些研究者認定的那樣，似乎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秘密報告只是在代表大會期間由赫魯曉夫個人突然提出來的。[45]同國際和國內問題一樣，二十大在黨內提出斯大林問題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歷史過程，而且得到了高層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認同。

　　對斯大林產生恐懼感的首先是他身邊的人，特別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時候，克里姆林宮已經處于一種人人自危、難以容忍的緊張狀態(tài)。通過1952年10月召開的十九大，斯大林把與自己同輩的“老近衛(wèi)軍”全部趕出了新的領導核心。黨和國家的大事實際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別墅的晚宴上決定的，而能夠被召來出席晚宴的只有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少數第二代領導人。即便是他們幾人也整日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知哪一天就會被從晚宴邀請名單中除名。

　　就在這個時候，斯大林突然中風倒下。雖然導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實原因目前仍無定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黨的高層領導人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夠再次站起來。在斯大林昏迷和彌留之際召開的蘇共中央、部長會議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以及會議做出的對黨和國際進行機構及人事調整的決議，充分證明了黨內領導人想要擺脫斯大林陰影的心態(tài)。[46]在斯大林去世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上便通過了關于“實行集體領導”的決定，并形成一個共識：今后在黨的領導層中，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擔任可以凌駕于中央主席團其他委員之上的職務。[47]應該說，蘇聯領導層的“非斯大林化”實際上早在斯大林剛剛倒下時就開始了，盡管步履蹣跚并充滿了自相矛盾。

　　最先針對斯大林采取個人行動的是貝利亞。斯大林去世才一個星期，3月13日，內務部長貝利亞就命令成立若干偵查小組，負責重新審理包括著名的“醫(yī)生案件”在內的一些重大案件，而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組織的大規(guī)模政治鎮(zhèn)壓的重要內容。不到1個月的時間，“醫(yī)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團還通過決議，贊成貝利亞采取措施揭露過去國家安全機構制造冤假錯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壞蘇聯法律所造成的后果”。爾后，根據貝利亞的倡議，在5月9日主席團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在節(jié)日期間禁止游行隊伍抬舉領導人畫像的決議，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并由此談到了個人崇拜的危害性。[48]雖然這些措施沒有直接聯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邏輯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貝利亞的被捕當然不是因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準的，不過處理貝利亞事件卻為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提供了一個討論斯大林問題的機會。

　　有學者認為逮捕和處決貝利亞“實際上導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現了恢復斯大林化的現象”。[49]實際情況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會形成的決議承認，蘇聯無論是在“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領域”和“共產主義教育”方面，還是在遵守“列寧制定的黨的準則”和“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方面都存在著嚴重錯誤。特別是在黨的政治生活中，“積累了許多極其不正常的現象”。例如，一再推遲十九大的召開，連續(xù)幾年不召集中央全會，主席團“長時間不能正常發(fā)揮作用”，“國家和經濟建設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的決議往往也沒有按黨章規(guī)定那樣事先在黨的領導機關集體研究討論”。決議還特別指出了“另一種不正�，F象”，即“近幾年來的宣傳工作”“走上了宣揚個人崇拜的邪路，從而貶低了黨的領導核心和整個黨的作用”。很顯然，這是在不點名地批評斯大林。然而，筆鋒一轉，決議把本來應由斯大林承擔的這一切罪過都轉嫁到了貝利亞頭上。[50]鑒于斯大林在黨內的崇高威望，這樣做是完全正常的。令人感興趣的是，除了向黨內傳達會議精神外，蘇共中央還安排了三次會議，分別向中共、東歐各黨及意共和法共介紹情況，而在這里，斯大林遭到了點名批評。

　　據參加會議的意共代表帶回的材料，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報會。莫洛托夫在宣讀全會文件后進行的長篇解釋性講話中，列舉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錯誤。通過許多具體事例，莫洛托夫描繪出一個頭腦簡單、性情粗暴、處事偏執(zhí)、權欲熏心、甚至還有些瘋癲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形象。蘇聯領導人要改變斯大林生前的一些作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強調他只是在講述一個偉人的錯誤，并把這些錯誤歸結為斯大林晚年的“病態(tài)”。

　　莫洛托夫最后告誡說，為了避免重犯“個人崇拜”的錯誤，“應該堅持集體領導”。[51]顯然，此時個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還是沒有直接與斯大林的名字聯系起來。同全會的精神一樣，在輿論宣傳上，所有的指責都是針對貝利亞的。蘇共領導人這樣做，很可能是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接受能力。盡管在黨內討論會上也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個人崇拜具體講是對誰的崇拜？宣傳個人崇拜的具體表現是什么？但是在社會上，民眾仍然像神一樣供奉著斯大林。1953-1955年，各種報刊雜志繼續(xù)連篇累牘、一如既往地頌揚和贊美斯大林。特別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誕辰75周年時，各地關于斯大林的展覽、集會、頒獎等紀念活動達到了高潮。[52]在這樣的氛圍中，1955年1月被罷免的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責他違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針和政策，并騙取了“偉大領袖”的信任。不過，中央全會決議的最后還是沒有忘記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53]

　　當赫魯曉夫的政治對手紛紛落馬以后，召開蘇共二十大的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魯曉夫提議10個月后召開蘇共二十大，其議程是常規(guī)性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這項建議，其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要在會議上提出斯大林問題。[54]然而，在為二十大準備材料的過程中，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浮現出來，這就是關于30年代大規(guī)模政治鎮(zhèn)壓的問題。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經開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只是進展緩慢。而黨的代表大會不僅要對一系列歷史問題做出結論，還要給千百萬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鎮(zhèn)壓、迫害和牽連的人及其家屬一個交代。于是，國家安全機關積極地開展了對在1936-1939年期間被判罪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案件的重新審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陰謀偽造的假案和通過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發(fā)材料如潮水般涌來。1955年3月14日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向蘇共中央報告，蘇聯檢察院特別案件處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份，共審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審判中“粗暴地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而由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案件達7727件。此外，根據被判刑人員及其家屬的申訴書正在進行核查的案件還有1萬多件，而尚未處理的申訴書則有3萬多份。[55]

　　主席團不得不著手對這些案件進行認真研究，并考慮為無辜受害者的平反問題。到1955年的秋天，關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應對這些冤假錯案承擔責任的各種申報材料已經堆積如山。同時，得到平反的人開始從監(jiān)獄、集中營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56]在這種情況下，1955年11月5日舉行的主席團會議做出決定：在即將來臨的斯大林誕辰時，不再像往常那樣召開隆重的集會進行慶祝，而僅在報刊上刊登一個消息。[57]由于社會的壓力，必須進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團會議上，根據赫魯曉夫的建議，成立了以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恩-列-斯研究院院長波斯佩洛夫為首的新的專門委員會。

　　會上還宣讀了當事人沙圖諾夫斯卡婭給米高揚的信，信中講述了有關調查謀殺基洛夫案件的情況：在列寧格勒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辦公室，兇手尼古拉耶夫當著斯大林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亞戈達的面，講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工作人員，隨即遭到一頓毒打。受到震動的主席團成員要求繼續(xù)調查。[58]

　　1個月以后，問題暴露出來了。在2月1日的主席團會議上，蘇共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尖銳地談到斯大林和個人崇拜問題，并且引起了領導層的爭論。這一天，蘇聯國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偵察員羅多斯從監(jiān)獄被帶到主席團會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當時的思考都在這兩道關口面前止步了。中國經濟建設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時期，特別是戰(zhàn)后恢復時期蘇聯的經驗，所以毛澤東認為需要引為借鑒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蘇聯新領導人已經考慮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問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1956年毛澤東所謂的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從本質上講還是沒有擺脫斯大林所指引的蘇聯道路，只是中國要通過采用那些適合自己國情的方法比蘇聯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蘇共領導人一樣，在毛澤東看來，斯大林模式的原則沒有錯，只是方法有問題。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中共八大繼續(xù)探索而產生的思想火花，很輕易地就在突然爆發(fā)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運動中熄滅了。總之可以說，在二十大路線提出的初期，中蘇兩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討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道路問題，何談“根本的分歧”乃至“嚴重的分裂”？

　　問題似乎集中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上。二十大公開批判斯大林，的確形成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巨大沖擊波。但是要說到對中蘇關系的影響，事情遠非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首先對二十大做出反應的當然是出席大會的蘇聯代表，反應最強烈的當然是斯大林問題。

　　據會議參加者證明，如往常一樣，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受到普遍贊同，人們繼續(xù)對黨歌功頌德。但對斯大林問題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在大會討論的過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揚關于個人崇拜的發(fā)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支持。還在會議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某地方組織負責人就發(fā)來電報稱：“我不同意米高揚的右傾講話，這一講話是對活在整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輝形象的一種褻瀆，并且將會為整個資產階級所欣然接受�！盵80]人們做出如此反應，顯然是不了解米高揚發(fā)言的背景。因此，當赫魯曉夫作為中央第一書記宣讀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時，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了從未經歷過的意外和震驚，會場的氣氛異常壓抑和緊張，甚至有人當場暈倒。[81]這種局面本該使蘇共領導人意識到處理斯大林問題應當特別慎重，但蘇共中央的做法卻是從黨內到黨外，從國內到國外，不斷擴大秘密報告?zhèn)鞑サ姆秶�，以至最后引火燒身�?/p>

　　在1956年2月19日赫魯曉夫對報告的補充提綱中，強調指出的是，關于個人崇拜問題不能超出黨的代表大會的范圍。[82]但是在2月25日的秘密會議上，赫魯曉夫便把知情者的范圍擴大到會議代表之外：“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泄露到黨外，更不能上報紙”。[83]主持人布爾加寧在大會通過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后再次強調，目前還不公布報告和決議，但“這些材料將寄發(fā)給各級黨組織”。這個建議也被一致通過。[84]不久，范圍又擴大到黨外。3月5日主席團的決議“讓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以及工人、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中無黨派積極分子”了解報告的內容，并決定取消下發(fā)材料上的“絕密”標志。[85]3月7日，根據主席團的決議，將赫魯曉夫于3月1日提交給主席團的、經過校訂的報告文本寄發(fā)給了各級黨組織。[86]據當時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干部報告，“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傳達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傳達到了基層組織”，而各種流言傳播得更快。[87]或許像俄國學者估計的，最初莫斯科希望對國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88]但無論如何這個界限很快就取消了。3月24日，蘇共中央聯絡部建議，在各民主國家，可以向黨團中央及各地區(qū)和部門主管干部介紹秘密報告。[89]3月28日，聯絡部又建議，向在蘇聯學習和工作的各民主國家兄弟黨的黨員和預備黨員介紹和宣講秘密報告。[90]主席團則做出決議：向16名在莫斯科的外國共產黨活動家介紹《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91]就在3月28日這一天，《真理報》發(fā)表了編輯部文章《為什么個人崇拜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謂批判個人崇拜，就是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92]于是，秘密報告不再秘密，斯大林問題的沖擊波在秘密報告那顆炸彈爆炸后1個月產生了最大的震蕩力。

　　幾乎沒有人懷疑，積極推動將斯大林問題從黨內高層擴展到基層和一般民眾乃至國外的，正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本人。[93]赫魯曉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擊政治對手，為個人爭奪統(tǒng)治地位，[94]還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擾，為進一步改變傳統(tǒng)政策打開通道，亦或純粹為形勢所迫而身不由己，[95]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斷。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斯大林問題如此迅速而無限制地擴散和傳播，用長遠的歷史眼光看，是引發(fā)了人們的思考——社會主義道路是不是還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96]不過，從現實的角度觀察，蘇共的做法也確實造成了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陣營極大的思想混亂，其結果反而給繼續(xù)推行改革政策和非斯大林化方針帶來了諸多困難和阻力。

　　受到最大沖擊的自然是蘇聯社會本身。目前披露的豐富檔案文獻顯示，在廣泛的討論中，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疑問和意見，有些是十分尖銳和激烈的。很多人認為斯大林身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是“國家的罪人”，“沒有資格葬在列寧墓里”。更極端的意見認為，30年來的蘇聯社會是“高度獨裁的專制國家”，還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應取締蘇聯共產黨，燒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所有著作。[97]但更多的人認為，把一切罪過都推給斯大林一個人“是不公平的”，秘密報告是“對斯大林的誹謗”，“一切都是胡說八道”，“斯大林將永遠活在歷史上，永遠活在整個進步人類的心中”。[98]盡管觀察者和研究者對當時蘇聯社會的主流傾向有不同的判斷，但明顯的是，斯大林問題在如此廣泛的層面展開討論，其結果的主要特征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會的分裂和混亂。[99]這一現象最突出的表現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鄉(xiāng)格魯吉亞第比利斯市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流血事件。在這次布爾什維克掌權以來發(fā)生的最大一次自發(fā)性示威游行中，對批判斯大林強烈不滿的人群與軍警發(fā)生沖突，造成數百人傷亡，大批人被判處1-10年的徒刑。[100]

　　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反應同樣十分強烈。在剛剛被納入陣營的南斯拉夫可以聽到一派贊揚聲，而在西歐和美國共產黨卻出現了嚴重分裂的局面。東歐各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迫不及待地公開發(fā)表文章贊揚和吹捧蘇共的新精神，阿爾巴尼亞表面上贊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則表示了不滿和否定的傾向，在波蘭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頭喪氣，其他幾個國家則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101]至于亞洲國家各黨，則采取了比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鮮、越南和印尼共產黨內，都嚴格限制了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傳達和討論。[102]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多洛雷斯·伊巴露麗當時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憶說：得知蘇聯領導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實后，我們感到異常壓抑和沉重，似乎還是茫然無知好些。[103]究其原因，關鍵的問題不在于斯大林問題的提出，而是提出問題的方式。對這一點，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當時的觀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蘇共在沒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組織準備的情況，貿然拋出斯大林問題，而且傳達的范圍太廣，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釋和教育工作。[104]恐怕這才是造成混亂局面的主要根源。[105]

　　總之，蘇共二十大所面臨的局面是，長期以來的殘酷鎮(zhèn)壓手段和瘋狂造神運動已經使斯大林成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任何理論創(chuàng)新和政策調整都會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說要改變斯大林體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為個人崇拜的病毒已經滲透到蘇聯社會的骨髓和細胞，所以任何細小的手術都必須謹慎從事，否則就會引起整個功能紊亂。這種混亂的局面，加上輿論壓力和黨內本來就存在的意見分歧，蘇共在召開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對保守的方針，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凍的步伐。4月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做出決議，解散了蘇聯科學院熱力工程實驗室的黨組織，將部分黨員開除出黨，并對黨員進行重新登記。其理由是在黨的會議上有人對二十大總結報告進行惡意攻擊，聲稱蘇聯社會是不民主的社會，而該黨組織不僅沒有奮起譴責這些言論，甚至還為部分發(fā)言者鼓掌。[106]同時，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黨的領導人不斷發(fā)表講話，批評各種“打著譴責個人崇拜的旗號企圖懷疑黨的正確方針政策”的人。[107]為政治鎮(zhèn)壓犧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極大限制，不僅拒絕重新審理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對許多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雖然給予法律上的平反，卻沒有恢復他們的黨籍，因為他們曾經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辯護。[108]6月30日蘇共中央“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雖然保留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主要觀點，但口氣已經緩和了許多，并特意強調“如果從過去存在個人崇拜的事實中做出蘇聯的社會制度有了什么改變的結論，或是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本質中尋找這種崇拜的根源，那就是嚴重的錯誤”。[109]接著，很多人因發(fā)表了超出二十大規(guī)定的討論范圍的言論而被扣上反蘇反共的罪名關進監(jiān)獄。[110]筆者對50年代由蘇聯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反蘇鼓動和宣傳案件”的數量進行統(tǒng)計和對比的結果，特別能說明問題。1953年是最高峰，為1229件，1954年就猛降到151件，1955年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111]難怪有人認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舊的軌道上去了”。[112]

　　與蘇聯相比，中國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和面臨的問題不同，因此，觀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場也就有很大的區(qū)別�？傮w的曲線是，蘇共在二十大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方針并不堅定，而且在黨內外的壓力下日益趨向保守，直到1961年10月的蘇共二十二大才真正開始推行非斯大林化運動。中共立場的變化歷程恰好相反，一開始基本上是贊同二十大的路線，波匈事件后有了新的思考，到1960年與蘇聯分歧公開化以后，才提出了一整套與蘇共二十大對立的方針政策。

　　無論如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的最初反應并非像后來中蘇論戰(zhàn)時所說的那樣，從一開始就持反對和否定態(tài)度，而是有一個復雜的變化過程。

　　二十大召開后，《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揚發(fā)言在內的蘇共公開發(fā)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則詳細報道了西方報紙對和平共處方針和米高揚發(fā)言的評論，以及蘇聯為大批30年代政治鎮(zhèn)壓受害者平反的消息，[113]這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十分強烈的反響。通過《內部參考》的報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驚和迷惑”，出現了“各種混亂思想”和“種種揣測”，甚至有人懷疑是翻譯時出現了錯誤。議論主要集中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和議會道路等一些理論問題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給予明確解釋和指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4月上旬。[114]

　　實際上，對于蘇共在斯大林評價方面發(fā)生變化的跡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覺和了解，并且持一種認同的態(tài)度。[115]蘇共也并非有意在斯大林問題對中國搞“突然襲擊”。鑒于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不斷提高，赫魯曉夫擔任黨的第一書記后，特別重視發(fā)展與中共的關系。還在二十大召開之前，蘇聯黨和國家的所有領導人不僅分別會見中共代表團，而且還暗示要在大會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魯曉夫接見朱德和劉曉時，就大談斯大林在農業(yè)問題上的錯誤。代表團急電請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會議。接到中央“照常參加”的電示后，代表團經研究一致決定，對批判斯大林的問題不表態(tài)，不發(fā)言，采取回避政策。[116]很可能是出于這個原因，朱德在大會發(fā)表的賀詞中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讀的毛澤東的賀詞則提到蘇共是“斯大林及其親密的戰(zhàn)友所共同培育的”。[117]會議期間，赫魯曉夫在19日宴會上又主動表示，會后將同中共代表團談斯大林問題。中共代表團確定的方針是“對斯大林的功過不表示意見”，但同意“提倡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性”。[118]于是，2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對赫魯曉夫的工作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以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總結了蘇聯的歷史性成就，“規(guī)劃了蘇聯人民繼續(xù)前進的道路，同時也指明了各國人民爭取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方向”。不過，社論沒有提到個人崇拜問題，也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119]

　　關于中共中央何時以及如何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文本的情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據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在大會期間就交給中共代表團一份秘密報告。[120]這顯然不對。

　　吳冷西說，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秘密報告的內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來，新華社是根據3月10日《紐約時報》刊登的報告文本連夜組織翻譯并印發(fā)中央領導人的。[121]這里也有記憶的錯誤——《紐約時報》是6月5日才刊登出秘密報告文本的，所以新華社翻譯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關報告內容的消息。李、吳對研究中蘇關系無疑是重要的當事人，但他們當時都不在莫斯科。據朱德的翻譯趙仲元回憶，秘密會議召開之前，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情況，并解釋說對中共沒有保密的問題，但蘇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團參加秘密會議，因此也不便單獨邀請中共代表團。

　　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謝爾巴科夫便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俄文本交給了中共代表團，趙仲元等人連夜將報告譯成了中文。[122]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拉科西回憶說，他也是2月26日看到報告文本的。[123]不過，俄國檔案記載的情況是，2月27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將報告和決議文本（共印制30份）交給了參加大會但未被邀請出席秘密會議的13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要求是“離開莫斯科之前應該將材料交回”。[124]27日和28日蘇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舉行會談，主要內容就是通報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赫魯曉夫反復強調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意義，認為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黨的生活準則和社會主義法制就不能恢復，社會主義事業(yè)就不能發(fā)展”。[125]3月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專門印制150份報告文本，并通過蘇聯駐外使館寄給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26]于是，3月3日鄧小平等從蘇聯回到北京時便帶回一份報告文本。[127]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書面報告鄧小平：蘇共中央交來一份經赫魯曉夫本人校對過的秘密報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還，用后可以燒掉。[128]另據薄一波回憶，米高揚4月6日訪華時也帶來一份秘密報告文本。[129]總之，到3月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已經了解到秘密報告的具體內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報告文本。不過，中共中央并沒有及時做出任何公開反應，也沒有在內部答復基層黨政組織的各種猜測和疑問。在3月10日蘇聯報刊保密檢查總局匯報外國報刊對二十大反應情況的報告中，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態(tài)度只是一些猜測。[130]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澤東和中共對斯大林問題如何反應的美國專家也是一無所獲。[131]

　　不僅如此，中共反而在得到報告文本后，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讓人們了解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具體內容。與朝鮮、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沒有刻意控制秘密報告的傳播范圍。不僅在廣大黨員中照本宣科地口頭傳達了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而且將譯文印成小三十六開的冊子，只在刊頭上印有“內部刊物，注意保存”兩行字，隨《參考資料》發(fā)放。同時，《參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國對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的反應。這些內部刊物雖然發(fā)行范圍有限，但并非機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書店甚至公開出售刊有秘密報告的美共英文報紙《工人日報》，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競相購買，以至搶購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來毛澤東“并不反對讓這個報告的內容從各種渠道泄漏出去”。[132]這至少說明了毛澤東當時的一種心態(tài)：并不擔心非斯大林化會在中國引起什么嚴重后果，甚至還以贊同和欣賞的眼光看待之。

　　關于毛澤東在斯大林問題上的最初看法，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即黨內會議的討論、公開發(fā)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間的談話。這三者之間還是有些不同的：公開表態(tài)最為謹慎，內部討論就開放一些，而私下談話最為自由。由于目前中國相關的檔案文獻尚未開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吳冷西的回憶錄——黨內討論，報紙上發(fā)表的文章——公開表態(tài)，以及俄國的檔案文獻——毛澤東與蘇聯大使尤金的數次談話。

　　中共高層對蘇共二十大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斯大林問題上。3月11-12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蘇共二十大在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但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133]在3月17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首先“破題”定了調子，認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所謂揭蓋子，就是破除了對蘇聯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國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思考和辦事了。所謂捅婁子，就是指蘇共對斯大林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人物”進行批判，事前沒有同其他各國黨商量，搞“突然襲擊”，大家都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毛澤東還提到對和平過渡問題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展開講。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領導人主要談論的是斯大林在各個時期所犯的錯誤，特別是毛澤東和劉少奇，詳細講述了斯大林在對待中國和中國革命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鄧小平主要談批判個人崇拜問題，并強調指出，“個人崇拜是錯誤的結果，而不是錯誤的原因”。毛澤東還提出，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
走社會主義道路前無古人，錯誤是難免的。會議決定，面對國際風浪，中共應該表態(tài)，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態(tài)，分析斯大林的錯誤，表明對共產主義前景的信心。4月4日毛澤東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即將發(fā)表的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強調指出，從蘇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和政策”。[134]

　　所謂公開表態(tài)，就是指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和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35]發(fā)表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的思想混亂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觀點和立場，扭轉一些兄弟黨悲觀失望的情緒，而這個任務本來應該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蘇聯黨來完成。[136]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對于斯大林問題的“全面分析”來教育和指導中國黨內外廣大干部和群眾，解除他們中間的種種疑問和揣測。[137]看來，文章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fā)展中必須解決的歷史性問題，而這個問題，是蘇聯共產黨提出但無法自己解決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蘇共二十大的歷史功績，特別是揭露個人崇拜問題的勇氣，接著便對斯大林問題展開了全面討論。

　　在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討論的基礎上，文章突出強調的有以下幾點：一、蘇聯是“一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能夠設想它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無產階級專政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強調集中，就會出現錯誤，這是“完全能夠理解的”。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個人崇拜的錯誤在所難免。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tǒng)統(tǒng)歸結為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還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是因為他的驕傲和不謹慎，“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這就是說，斯大林錯誤的根源不在于個人崇拜而是思想認識問題。三、“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因此必須與之進行長期的斗爭，即使是在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矛盾和斗爭也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說，個人崇拜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四、吸取個人崇拜的教訓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內，必須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chuàng)造的精神”，這是被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這就是說，對書本上的東西和蘇聯的經驗是需要分析和鑒別的。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認識的確前進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層。但是，很多人過分夸大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與蘇共方針的區(qū)別，這是顯然是有誤會的。蘇共中央在6月30日的決議中，特意引證這篇文章來說明中共“擁護和支持我們黨所采取的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報》出版社還將該文全文進行準確校對后，印成小冊子，發(fā)行了20萬冊。[138]

　　如果說在報紙上中共更多地想顯示比蘇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與蘇聯人的談話中毛澤東則強調了中蘇兩黨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與尤金進行的3個小時“情緒極佳”的談話中，毛澤東列舉了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雖然在原則上承認斯大林對中國問題的路線是“基本正確”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為而言，幾乎沒有正確的地方。毛澤東指出，“在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成為共產國際實際上的領導人，他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fā)出大量不正確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人要依靠國民黨，服從國民黨。后來，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話，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在抗日戰(zhàn)爭中，王明總是以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名義為掩護，搞投降主義活動。共產國際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長的工作時期才轉變了看法，但毛澤東認為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勞。毛澤東特別講到，共產國際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錯誤地估計中國的形勢和革命發(fā)展的可能性。他堅持主張中共與國民黨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名義發(fā)來秘密電報，堅決要求毛澤東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國共決戰(zhàn)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卻懷疑中國的革命力量，堅決主張同蔣介石講和。中國革命已經勝利以后，斯大林對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態(tài)度。毛澤東帶有幾分氣憤地說，更有甚者，當時有許多議論，說什么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接著，毛澤東又大談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強烈批評斯大林對中國所犯的大國主義錯誤。同樣，在蘇聯國內問題上，毛澤東雖然在總體上認為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優(yōu)秀的、忠實的革命家”，但對于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錯誤沒有任何否定意見，反而對其進行了總結，并歸納為7個問題�？催^以上記錄，給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問題上，毛澤東于赫魯曉夫的說法并無多大區(qū)別。當尤金指出，“斯大林錯誤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個人崇拜”時，毛澤東表示同意，并說，“斯大林的錯誤是由小到大逐漸累積的”。毛澤東還說，蘇共二十大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蘇聯共產黨主動提出了所有這些問題，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許多問題。[139]4月6日毛澤東、劉少奇會見來訪的米高揚，蘇聯代表團此行的主要任務是簽訂蘇聯援助中國再建55項重點工程的協(xié)定。會見中，米高揚通報了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的有關情況。毛澤東感謝蘇聯的援助，并表示也將一如既往地盡力支持蘇聯。談到斯大林問題，毛澤東說，中蘇之間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斯大林功大于過，對他要作具體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計。但我們一致的地方遠遠超過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團結對敵。[140]在5月2日與尤金的輕松談話中，毛澤東繼續(xù)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首先表示歡迎和完全贊同蘇聯對英國采取的緩和立場，而“過去錯誤地把英國同美國一樣看待，把英國也看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敵人”。

　　接著，毛澤東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國和印度問題上的錯誤政策。毛澤東還認為，“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在于沒有采取任何接近社會民主黨的措施，由于這個過錯，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的隔閡越來越深”。毛澤東稱贊“蘇共中央勇敢而尖銳地提出斯大林的錯誤問題”，同時又指出，評價斯大林的作用，應采取辯證的態(tài)度，拋棄斯大林所有消極和錯誤的東西，捍衛(wèi)他所有積極和正確的東西。毛澤東又一次說到，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犯過許多錯誤，對于這些錯誤，毛澤東說他“可以寫一本書”，只是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對共同事業(yè)不利”。最后，毛澤東再次著重強調了二十大決議的重要性和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及時性，由于消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在“我們可以徹底討論所有問題了”。說到中蘇兩黨的看法，毛澤東笑著說，“我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141]

　　在蘇聯人看來，直到是年9月召開八大，中共對蘇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問題總體上還是給予高度評價的。[142]毛澤東在中共八大致開幕詞時講到：蘇共二十大“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并斷言蘇共的工作“將有極其偉大的發(fā)展”。劉少奇所作并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八大政治報告評價蘇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僅“提出許多發(fā)展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新的政策方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對于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爭取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斗爭，也發(fā)生了重大的影響”。[143]鄧小平在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則指出，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對個人神化嚴重惡果的揭露。[144]

　　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對于蘇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傾向，毛澤東是心花怒放、舉雙手贊成的。其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在革命問題上，斯大林長期以來指揮和訓導中國共產黨，懷疑和壓制毛澤東本人，現在這個“蓋子”被蘇聯人自己搬開了，中國人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毛澤東終于有機會一吐積壓心中多年的怨氣了。[145]按毛澤東本人的話說就是“氣不平，理不順，就要出氣，就要講道理”。[146]毛澤東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好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更正確地認識了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147]的確，毛澤東不僅在中國領導層內部，在蘇聯人面前，而且反復向中共廣大干部數落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罪狀”，這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人們加深了對批判斯大林的理解。中共黨內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不僅蘇聯人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對斯大林也是滿腹怨言。[148]第二，在建設問題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效仿的榜樣，特別是對于毫無管理國家經驗的中共來說，只能“照搬”蘇聯的經驗和做法。蘇聯有的，中國也應該有，蘇聯沒有的，中國也不能有，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149]關鍵的問題倒不在于蘇聯的做法正確與否，而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不能總是屈居莫斯科門下。

　　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這個“緊箍咒”也被蘇共自己解除了，各國共產黨終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150]而在毛澤東看來，中共不僅在革命問題上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yè)做出了貢獻，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yè)中也會走到蘇聯的前面。因此，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非斯大林化傾向無疑是為中共打開了通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寶座的大門，毛澤東沒有理由不暗自高興。[151]

　　其次，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也確有不滿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關個人崇拜的問題上。如上所述，毛澤東并不反對赫魯曉夫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是認為蘇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則上和方法上都是錯誤的”。所謂“原則上”的錯誤，就是說不能一般地反對個人崇拜。毛澤東后來指出，個人崇拜有正確和不正確之分，正確的個人崇拜必須堅持，“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152]說到底，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和未來世界革命的領袖，是需要個人崇拜的。但是，當蘇聯提出個人崇拜問題時，中國廣大的基層干部和群眾很自然就聯想到國內問題。河北省機關黨員干部提出，“要說過去歌頌斯大林是個人崇拜，那么我們還編了東方紅歌頌毛主席，那也能說是個人崇拜？”[153]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154]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fā)揮民主精神�！薄拔覀冞^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155]鞍山市干部、職工討論時有人說：“什么是個人崇拜？

　　中國對毛主席來說是否也是個人崇拜呢？“[156]湖南高等學校教師則直接提出了中國黨是否也存在個人崇拜或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現象的問題。[157]在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開發(fā)表以后，黑龍江省機關干部中還有些人提出：歌頌毛主席的東方紅民歌，在農業(yè)合作化中提出的聽毛主席的話，走社會主義的路，以及以前講的在毛澤東時代、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毛主席萬歲等等，是否算個人崇拜？[158]長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認為，中共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如開會時只給毛主席致敬電，不給黨中央致敬電，電影里只提毛澤東軍事思想，不提黨的軍事思想，農業(yè)發(fā)展綱要中只說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

　　更有的人提議：“我們國家對黨的領袖也應注意”“不應強調喊毛主席萬歲”。[159]看到這些材料，不由得毛澤東不考慮。[160]于是，毛澤東在10月31日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克時指出，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提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161]顯然，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一般意義上否定個人崇拜。所謂“方法上”的錯誤，并不是指蘇共過早地提出了斯大林問題，主要也不是說傳達個人崇拜問題的范圍過于擴大了，而是指責蘇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沒有事先通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關于這個問題，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時向陪同他的蘇共中央工作人員指出的，后來蘇聯駐中國外交官也聽到了類似的指責。[162]在毛澤東看來，正是因為蘇共中央采取這種“突然襲擊”的方式，使各國共產黨沒有做好準備，才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混亂。此外，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從道德層面上提出了問題，批評“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163]重慶市機關干部討論時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是否共產黨內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寧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揚等人的攻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還有的人說：“人生在世叫萬歲，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實在令人寒心”。[164]這或許也是引起毛澤東擔憂的一個問題。至于中共一再強調的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當時多少有些無的放失，因為無論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是3月28日的《真理報》文章，以及6月30日蘇共中央的決議，都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意思。

　　最后，既然蘇共二十大路線與中共的主張沒有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就可以斷定，二十大對中蘇關系并沒有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出現嚴重分裂，反而更加緊密。

　　實際情況是，從此后發(fā)生的波匈事件、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清除莫洛托夫反黨集團、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乃至1958年上半年的種種合作情況看，中蘇關系仍然處于蜜月時期。[165]當然，中蘇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分歧。如果談到二十大對中蘇關系發(fā)展的不利影響，應該強調的是，蘇共在二十大公開進行“自我批評”，揭露斯大林的錯誤，無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其結果必然導致緊隨蘇聯之后的中國共產黨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蘇共歷史悠久，經驗豐富，但就領袖魅力而言，赫魯曉夫則完全不能同毛澤東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來的應該是毛澤東！

　　從歷史過程來看，導致中蘇同盟最終破裂的種子大概埋藏在這里。

　　2004年6月初稿

　　2004年8月修改

　　載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zhàn)史研究》第1輯，華東師范大學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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