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黨爭”：家變導致國變

　　盡管歷史學家能在事后給出很多“理性”的解釋，歷史本身卻經(jīng)常是非理性的。越是多讀“戊戌”軼事，越是難以遏制地要拋棄任何來自政治、歷史、文化和思想模式的學術(shù)解釋，越是想說：這完全就是一場兇險的朝廷內(nèi)訌，是一個帝后黨爭，圍繞“變法”無原則爭斗的宮闈故事。攤上桌面的辯論，固然是所謂“保守”vs“改革”，“賣國”vs“愛國”，“親俄”vs“親英”的“路線斗爭”，但是此時此刻，原則并非重要，它變成了相互攻擊的籍口，是整倒對方的武器。于是，東方宮廷式樣的權(quán)力斗爭，掩蓋了真實的問題，耽誤了急迫的變革，家變導致了國變。滿清用血腥的內(nèi)部殘殺，送走了將近二百八十年的“大清王朝”不說，還把一個希望尚存的中國拖進了“百年深淵”�！拔煨纭笔侵袊�近代“變法”事業(yè)的最后一次良機，失去了這1898年，二十世紀中國的動蕩、腐敗、內(nèi)亂和外辱，就像地震過后的地面塌陷那么見怪不怪。廢墟之上，自由、理性、秩序和繁榮，所謂“現(xiàn)代性”的要義，一件件都是那么地難以建立，“新政”夭折了。

　　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謨（“老五太爺”的幼子）曾在光緒、慈禧和醇親王（“老七太爺”之子，光緒皇帝的生父）之間調(diào)解矛盾，1900年清朝大亂的時候說：“我有兩語，概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載漪謀篡�！惫饩w不喜歡隆�；屎螅ù褥�的侄女），因此與慈禧齟齬，導致“戊戌”之前的“帝后黨爭”。因為慈禧厭惡光緒，清宗室載勛、載漪等人乘機密謀“廢立”，企圖廢黜光緒，另立皇帝，最終導致“義和團”之奇禍。這一說法記在黃�！痘�隨人圣庵摭憶》，清末的人民耳熟能詳。慈禧太后是在1898年9月21日下令把光緒皇帝囚禁在南海瀛臺涵元殿的。整整兩年過去了，“老佛爺”的憤恨之氣還沒有出盡。“八國聯(lián)軍”兵臨城下的時候，慈禧裹挾光緒一起出京“西狩”。倉皇之中，光緒的愛妃珍妃挺身而出，請求把皇帝留在北京，守住國本。慈禧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大呼：“把她扔在井里去！”按《景善日記》的實錄，慈禧當時說的是：“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并教那鴟梟，看看他的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母的眼睛�！眱赡陙�，慈禧心里一直把光緒這“孩子”看作不是一只好鳥，啄了她的眼睛�；实邸霸箲嵵畼O，至于戰(zhàn)栗，”又一次跪在太后面前求饒，也沒有求回他的愛妃。珍妃差不多是作為光緒的替身，即刻被太監(jiān)們?nèi)�進了寧壽宮外的大井里。為了“戊戌變法”，慈禧和光緒積下的怨恨極深。

　　當政治活動不在社會各個層面上公開進行，只是在宮廷里面，由幾個寡頭人物來決定，個人之間的親疏恩怨對于國家命運的影響就被會放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戊戌”這一年，中國的“變法”大業(yè)，就壞在這位看不慣皇帝，因此不肯放權(quán)的“老佛爺”手里。據(jù)知情人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1898年9月19日黎明時分，慈禧沖進光緒的寢宮，將書幾上的所有章疏奏折一把捋走，留下的惡言也是罵光緒“忘恩負義”：“我撫養(yǎng)汝二十余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

　　64歲的西太后，在她意識到將要被“帝黨”的“變法”踢開的時候，就從“垂簾聽政”到“撤簾歸政”，又一次來到權(quán)力前臺。玩慣了權(quán)力游戲的她，幾下措施，就把牽線木偶“兒皇帝”耍出了局。其實，1898年的清朝權(quán)力，忙碌的紫禁城仍然被慵懶的頤和園支配著，朝廷和地方上的實權(quán)仍然為“頤養(yǎng)天年”的慈禧一手控制。死后都被謚為“文忠”的“榮文忠公祿”和“李文忠公鴻章”，在許多關(guān)鍵場合都沒有站在光緒一邊。榮、李“二文忠”，果然深“文”周納，“忠”的卻是西太后，當時就被視為“后黨”。李鴻章是“中興大臣”，光緒年間的封疆大吏大多是他湘淮軍系統(tǒng)盤根錯節(jié)的門生故吏，上海、天津的洋務事業(yè)由他一手掌握。榮祿是慈禧后期提拔的得力干將，“百日維新”開始時，拔至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權(quán)傾一時，京畿附近的軍事、行政權(quán)力一手掌握。“二文忠”是慈禧的左右手，他們對“變法”袖手旁觀，“帝黨”的政令怎么能夠暢通？“變法”的結(jié)局又怎么能夠完美？

　　“百日維新”夭折后，除了少數(shù)因為不喜歡康有為“新黨”而維護“后黨”的士紳外，大多數(shù)民眾都叱罵西太后。全世界的輿論更是一致站在光緒一邊，沒有人同情這位“中國寡婦”。慈禧更大的洋相出在二年后的庚子年，可她在戊戌年9月的所作所為，已經(jīng)令她背上了永遠洗不掉的恥辱之名，雖然她也是辛辛苦苦地維持清朝的“同光中興”幾十年。確實如她對光緒嘆苦襟倒苦水的時候所說，她也是為清朝的好：“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边@段話出自費行簡的《慈禧傳信錄》，記錄西太后的話確實可信。她渴望“富強”，她設(shè)計“變法”，如果“變法”不拋棄她的話，她是“變法”的終身領(lǐng)袖�？墒�，她被拋棄了，雖然未必是“帝黨”真的要拋棄她，可無情的歷史卻在戊戌之年斷然地拋棄了她。

　　清末的朝廷，演的是整一出悲劇。悲劇的主角中，全是由慈禧太后扶助的同、光、宣三個皇帝，光緒是最值得同情的。同治紈绔，宣統(tǒng)兒戲，按皇族的看法，滿清貴胄中，光緒算是心存仁慈，德配疆土的了。光緒死后，禮部擬謚號為“德宗”，原是不錯。光緒品性善良，做了一國之君，卻還不愿傷害好人。當年惲毓鼎參奏圓明園太監(jiān)在外收受賄賂，光緒皇帝就把他的折子藏了起來，不給慈禧看，生怕受到報復。據(jù)經(jīng)常上朝的臣子說，光緒對那些新來不熟悉，或老得不靈活的朝臣，偶有禮數(shù)不周，都是原諒的，有時還不顧君臣之分，下來扶持。這一點最要命，庚子年“義和拳”危機，就是因為他情急之中，下了龍椅，在座下與犯顏直諫西太后的忠臣許景澄相擁而泣，被叱為“失禮”，許才被斬首的。

　　光緒不該是“亡國之君”，他在“戊戌”的表現(xiàn)，可稱“勵精圖治”。很多八旗紈绔子弟，擺弄“西洋鏡”樂意，讓他們真的學點“西學”就打哈欠。光緒親政后很是著急，便帶頭學習英語。據(jù)《翁同龢日記》記載，光緒在1891年12月1日開始學英語，“是日起，每日午，上在勤政殿命奕劻帶同文館教習進見，講洋文�！碑斎唬�中南海里學外語，ABCD，Good morning，不過擺擺樣子，但是光緒皇帝借此表達的旨意很明確：祖宗之法不可恃，他要身體力行搞改革。英國《泰晤士報》很快作了報道，在華推動“變法”的傳教士李提摩太聽說這個消息后非常興奮，1892年初在上�！度f國公報》上發(fā)了頭條文章：《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說中國的“變法”大有希望。

　　作為一個改革家，仁慈的另一面就是光緒皇帝的性格缺陷――懦弱。光緒不象慈禧那樣懂得用權(quán)術(shù)籠絡(luò)那些趨炎附勢的“老臣”、“權(quán)臣”。勢單力孤的光緒，親政以后為了推行“新政”，到處尋覓能夠幫助他的老法師。找來找去，最能夠幫他的還是自己的“老師傅”翁同龢。光緒從小離開父母，在慈禧身邊很少品嘗親情，他對陪著自己長大的翁師傅禮敬有加，“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這種信任，是從青少年時期的依戀發(fā)展而來的。據(jù)傳說，光緒皇帝從小害怕雷聲，在毓慶宮讀書的時候，遇到雷電大作，都會投進翁同龢的懷里。光緒皇帝想在亂世里搞改革，卻不具備強人性格，這幾乎給“百日維新”定下了宿命。一直不太明白章太炎1904年在上�！短K報》上大罵光緒“載?小丑，不辨菽麥”還有什么具體原因，或許正是這類懦弱之極的“畏雷”傳說，使得章太炎認定光緒不堪中國變法之重任，是謂“小丑”。

　　“帝黨”以翁同龢等文官組成，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長麟、張謇等人附之�！昂簏h”都是些權(quán)貴人物，榮祿為首，李鴻章、剛毅、孫毓汶等人附之。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蘇州常熟人，道光進士，官至大學士，曾是同治皇帝的授讀“師傅”。翁同龢本人是咸豐六年的狀元，最后也當上了大學士，成了光緒皇帝的伴讀“師傅”�！案缸哟髮W士”兼“兩代國師”，加上翁同龢的兩個兄長同書、同爵通過不同途徑，都當上了總督、巡撫的封疆大吏，“常熟翁氏”是清朝文官道路的典范�？滴�、雍正、乾隆時期，“海寧陳氏”顯赫一時，與之呼應的就是咸豐、同治、光緒時期的“常熟翁氏”。所不同的是：翁氏的時運有所不濟，成了有清一代衰敗歷史的見證人。

　　太平天國動亂，令湘、淮軍崛起，清末的官場出現(xiàn)亂相，清代由江蘇、浙江讀書人主導的仕途，被立下赫赫軍功的湖南、安徽軍人打破。在此過程中，常熟翁氏與湘淮軍早早地結(jié)下私仇。曾國藩在1862年參劾安徽巡撫翁同書謊報軍情，結(jié)果被判為死罪，赦免后充軍，不幾年后病逝于西北。青年李鴻章在科場上原來是認了翁同龢父親翁心存為“太老師”的，投奔曾國藩以后，成了淮軍領(lǐng)袖。1864年李鴻章在攻占蘇州后，屠城殺戮降將，令江南富庶地區(qū)生靈涂炭。蘇州太平軍忠王府建了一座江蘇紳士捐建贊頌太平天國的牌坊，據(jù)說上面刻有翁、潘、彭、汪等蘇州京官親屬的名字，李鴻章不依不饒，要以“通匪”罪名懲辦。湘淮軍人擠壓蘇州京官，結(jié)下恩怨。翁同龢作為在京蘇人領(lǐng)袖，無法和西太后身邊的權(quán)勢人物合作�！暗埸h”、“后黨”之分列，臨事處事，尖銳對立，就成為必然之事。

　　“新人”冒進：維新人才的斷層

　　1898年5月29日，扶助“孤兒寡母”，主持清朝“洋務”近四十年的恭親王奕訢去世。同治老人們漸漸凋謝，“帝黨”終于等到了“新政”良機。一時間，旁落的中央行政權(quán)力大量回復到光緒皇帝手中，翁同龢的作用驟然增大，“事皆同龢主之”。二月之內(nèi)，翁同龢為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從《翁同龢日記》看，他這段時間內(nèi)頻繁地召見中外“名流”，向全國各地官員征集變法方案，收集世界各國的制度憲章，準備大干一場。然而，“帝黨”無人可用，檢查《翁同龢日記》，翁同龢對人才匱乏憂心忡忡。確實，進入“帝黨”視野的人才實在有限，且大多根基淺顯。無奈之下，翁同龢面試過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張蔭桓則邀請日本前首相前來傳經(jīng)送寶�！暗埸h”希望他們以“洋顧問”的身份，出面主持中國的變法事業(yè)。這固然是一種“對外開放”的兼容，但更是表達了“需才孔亟”之迫切。

　　然而，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親下“定國是詔”，開始變法。次日便下詔要各省薦舉人才。又次日，議定任用張謇、康有為、梁啟超、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等人�？墒�，“百日維新”甫入第四天，還沒有湊足人才班底的時候，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發(fā)來一紙諭令，革去翁同龢“協(xié)辦大學士”職，“開缺回籍”，罪名竟然是“每于召對時，咨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于詞色，漸露攬權(quán)狂悖情狀�！闭媸恰澳�須有”，翁同龢是極為謹慎低調(diào)的老臣，問題當然出在西太后不放心“帝黨”任用的人才們，稱之為“少年新進”。

　　1898年的“變法”，是朝廷的自救運動，一直由翁同龢輔佐進行，如果深究“變法”的專利權(quán)，應該貼上“翁氏”標簽。然而，由于慈禧斷然下手，“帝黨”臨時失去主帥，群臣無首，只能由光緒皇帝帶著一群總理衙門的小“章京”來維持，康有為、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楊銳等年輕“行走”仆仆于程。六品官員，工部主事康有為被歷史鏡頭聚焦，出面領(lǐng)銜了余下的“新政”�！鞍偃站S新”失敗后，神秘兮兮的康有為懷揣著假造的光緒皇帝“衣帶詔”，在上海、香港、日本和海外，到處以“戊戌變法”的法定繼承人自居，他把1898年，乃至整個清末的“維新”事業(yè)都貼上了“康記”商標。反過來說，康有為自詡：“沒有康有為，就沒有戊戌變法。”

　　朱維錚先生紀念“戊戌變法”百周年，在編訂《未完成的革命》的時候，告訴讀者一項真情，他說：“沒有康有為，就沒有戊戌變法？這個源自康有為本人的說法，早已受到史家不斷質(zhì)疑�！�…康有為的最大毛病，如章太炎所譏，在于自命‘圣人’，想當‘教主’，因而為了顯示自己凡事無不先知，無不首創(chuàng)，非但好篡改個人歷史，而且好篡改已刊論著�！爆F(xiàn)代史家考證以后得出結(jié)論，對康有為的文字都要存疑。很多個性強烈的思想家都十分自戀，康有為也喜歡放大自己的影象。固然康有為在“甲午”前后反復上書，在“戊戌”前后參與變法，有很大社會影響，確實是一個“熱門話題”的制造者。但是“社會影響”絕不是靠一人之力能掀起的，況且在騷動的“社會影響”中，公眾人物的言論中到底有幾分真知灼見，有幾分誤導人心也還需要辨別。

　　康有為的變法言論到底有多少“先進性”？或者我們應該問一下“新黨”的理論到底“新”在哪里？這樣一問的話，康有為作為“戊戌變法”領(lǐng)軍人物的合法性果然有問題。因為《上清帝第一書》，康有為開始在北京薄有名聲。1888年11年16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翁同龢接到上書后表示：“南海布衣康祖詒（有為）上書于我，意欲一見。拒之�！笔�多天后，11月30日康有為托“清流黨”盛昱轉(zhuǎn)呈他的上書，翁同龢再次拒絕，并在日記中說出了自己的理由：“盛伯羲以康祖詒封事一件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只生釁耳，決計覆謝之�！笨涤袨榈暮粲鯐�，提倡用“西學”來變法，言辭憤激，表述奇特，是一篇浪漫主義的美文。然而就具體措施的可行性而言，遠不及前后左右的思想家們�？涤袨榈奈恼驴偸窍�文式的，度越了“文質(zhì)彬彬”的文章規(guī)矩，“語不驚人死不休”，有“文勝于質(zhì)”的嫌疑，這和他感受到的時代危機有關(guān)，也和他不甘寂寞的性格有關(guān)。此外，《上清帝第一書》還貿(mào)然地介入了清廷內(nèi)部的“帝后黨爭”，他要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下詔罪己”，原是低級言官冒死直諫的慣用技法，除了給“變法”制造阻力外，并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新方案、新知識和新思想。

　　雖然在戊戌年以“西學”出名，但康有為對于西方的知識只是半通，甚至還不及幾十年前的前輩人物，勉強算上是個 “二流人才”。當時精通“西學”的人才，大都已經(jīng)聚集在“洋務派”門下。曾國藩的幕僚中有“耶魯學士”容閎、“出使大臣”薛福成；
李鴻章的幕僚中有通曉九國語文的馬相伯、馬建忠兄弟；
即使是稍后加入“洋務”的張之洞，幕僚中也有“海歸派”的文壇怪杰辜鴻銘。這些幕府人物都是“半御用文人”，平常做的只是做做翻譯、上上條陳，擬定合同、協(xié)議、條約書稿等等，沒有把他們的真才實學和全部想法發(fā)揮出來，但是這不是他們的錯。一旦把他們對于建立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理想透露出來的話，他們是行家。大臣們的幕僚之外，沿海城市里還有一批“公共言論家”�！拔煨缱兎ā敝�前，在新出現(xiàn)的西式報館、書局、學校里傳播“變法”言論人已經(jīng)出現(xiàn)，上海有王韜、鄭觀應；
在港澳有何啟、胡禮垣、伍廷芳；
稍晚，在天津出現(xiàn)了嚴復，就“西學”而言，他們都比康有為個更加了得。

　　康有為自己承認，他是在1882年進京趕考，途經(jīng)上海，才“大購西書以歸”，回廣州以后，“自是大講西學”。康有為買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廣學會、美華書館的翻譯書籍。按參與翻譯的傅蘭雅、林樂知等人的說法，這些書籍都是西學ABC，單科的入門書，如果把這些書籍當作“西學”精華的話，就是“徒襲皮毛”了。那年在上海，康有為或許對上海街面的繁華印象更深。他在福州路不僅購書，還沉溺于“書寓”、“堂子”的花叢中。馬相伯《六十年來之上�！分v了一段軼聞：“康圣人在光緒初年嫖得一塌糊涂。那時須趕赴京下春闈，最后才搭上了招商輪船，他的嫖賬都還沒有還。債主都追到船上來索債�？凳ト饲榧敝巧�，躲在船頂上的救命船里，居然得以賴過債。這是康圣人的玩意兒，足見文人都不修邊幅�！边@段“賴嫖賬”的故事是可信的，當時馬相伯奉李鴻章之命，在上海輪船招商局查賬。馬相伯固然性格詼諧，擅長演講，但他畢竟是天主教徒，說的不是無稽之談。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上海已經(jīng)成為新式文化的發(fā)源地。1895年“公車上書”以后，康有為名徹神州之際，他投稿參加在上海舉辦的《何為當今中國變法當務之急》的征文比賽。比賽主辦單位是長期推進“西學”教育的廣學會，比賽獎金600兩由一直關(guān)心中國“變法”事業(yè)的英國商人漢璧禮捐助，老資格的“變法”思想家王韜主持評選。但是上海的評委們似乎沒有給“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獲獎者中，只授了他一個五等末獎，獎金3兩。這個故事說明，康有為的“西學”震懾北京之際，在野的老牌“西學”家們還具有領(lǐng)先地位。傳統(tǒng)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把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等人劃為“早期改良派”，似乎只有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人才是正牌的“改良派”。其實，思想者的歷史不是“進化論”能夠主宰的，談起改革來，年輕的康有為未必能及老邁的王韜。

　　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柯文教授用“沿海型”和“內(nèi)地型”來區(qū)分中國的“改良派”。在他的《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王韜與晚清變法》中，把王韜、容閎、何啟、唐景星、伍廷芳、鄭觀應、馬建忠、馬相伯等人稱為“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s），康有為這樣的學者則被列入了“內(nèi)地型改革家”（Hinterland Reformers），屬于接受前者影響的群體。在參照“西學”進行社會改革的時候，“沿海型改革家”顯然占有著思想、知識、技能和人脈上的優(yōu)勢，可惜由于“帝后黨”、“新舊黨”的爭議，他們無法進入北京朝廷“變法”決策中樞。中央分裂，“新進”驅(qū)趕“老辣”，使得本來就是非常有限的人才資源不能集中使用。

　　戊戌年間，“帝黨”想搞“維新”，卻缺乏“新政”人才。傾向于“后黨”的李鴻章倒是囤有大量“洋務”人才，但是他想看“帝黨”的笑話，翁同龢也不會任用異己的幕賓。傳統(tǒng)政治體制中，人才沒有社會化，類同家兵家將，歸權(quán)勢人物私有私用，別人不得染指。于是，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記》不斷透露朝廷無人可用。任用康有為應該是他在幾次回避拒絕，再三猶豫之后的冒險一試。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nèi)，必有芳草”，諾大的中國，幾十年的“開放”，怎么可能找不到幾十個應時之才呢？只是清朝僵硬的人才政策，無法考選，卻能糟蹋，最后害了“戊戌變法”。

　　通經(jīng)致用”：“學”與“政”如何關(guān)聯(lián)

　　在中國近代史上，“戊戌變法”有“政”與“學”兩重意義。政治學意義上的“戊戌變法”，以“百日維新”的慘酷結(jié)局而告終；
思想史意義上的“戊戌變法”則因為極富戲劇性的“變法”結(jié)局，引起了空前的全國大討論而延續(xù)很久。全體士紳加入的大討論，深深地契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地帶，攪動起前所未有思想糾紛。在一系列問題上，中國人困惑了：“憲政”在中國可不可行？中國的“憲政”要不要一個皇帝？還有，將來中國的“憲政”中，滿人還該不該繼續(xù)統(tǒng)治漢人？還有很多很多派生的問題，都被提交到在上海、澳門、香港，還有東京、橫濱等報紙上展開討論。討論中間出現(xiàn)的觀念分歧，使原來尚能稱得上關(guān)系“和諧”的士大夫們相見如仇，群體分裂，乃至于原來號稱“一統(tǒng)”的中國文化也隨之發(fā)生了大裂變。

　　所有問題都涉及到“政”與“學”的關(guān)系問題，一個最重要的思想史爭議是政治體制上的“中西之爭”。在迫不得已引進西方體制的時候，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還能不能作為中國當前政治的資源？換句話說：儒家的經(jīng)典學說還可不可以拿來用作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tài)”？雖然康有為在“戊戌變法”過程中的作用不大，他的“變法”主張也沒有多大的新鮮，可是清末關(guān)于儒家思想前途命運的大討論，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因為康有為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引起的。梁啟超驚嘆他老師的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就藏在康有為的兩部“經(jīng)今文學”著作《新學偽經(jīng)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8）中。在這兩部著作中，康有為非常奇特地把儒家“經(jīng)學”拿來比附清朝的“變法”，他得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結(jié)論，企圖把“變法”的思想架構(gòu)放在當時士大夫人人皆知的儒家“經(jīng)學”上。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用考證的方法，得出結(jié)論說：我們士大夫天天都要背誦的“四書五經(jīng)”中的經(jīng)典語錄，其實都是子虛烏有的“古文經(jīng)學”，都是漢代王莽篡政以后，東漢經(jīng)師劉歆等人借托孔子的名義編造出來的“新學”，是“偽經(jīng)”，都不是“真經(jīng)”�！缎聦W偽經(jīng)考》的意圖是要否定“四書五經(jīng)”在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中的絕對地位，擯除“假孔子”，請出“真孔子”。利用經(jīng)典反經(jīng)典，打著官旗反官旗，這是“經(jīng)學時代”慣常的思維方法，很容易被人識別出來，更容易造成轟動效應。保守派的翰林大夫安維峻向朝廷報告揭發(fā)說：《新學偽經(jīng)考》“非圣無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蔽煨缜昂蟮那宄�政府已經(jīng)失去思想權(quán)威，對于這種小報告、大批判浪潮，康有為非但不怕，反而正中下懷，正可以借此逆流而上。

　　指責康有為“非圣無法”，還不能說是保守派制作的“大帽子”�？涤袨椴鹦丁傲�經(jīng)”典籍，解構(gòu)“三代”歷史，并借此達到他“以學干政”目的的做法在稍后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更加明顯�！犊鬃痈闹瓶肌匪茉炝艘粋�“托古改制”的孔子。按康有為說：中國歷史上本來沒有夏、商、周“三代”，也沒有伏羲、神農(nóng)、堯、舜、湯、文武周公，更沒有儒家“六經(jīng)”。所謂“六經(jīng)”，都是孔子為了“變法”，托夏、商、周三代之古制作出來的。如周予同先生和朱維錚先生反復指明的那樣，《孔子改制考》已經(jīng)參考了嚴復翻譯介紹的“進化論”，表明了康有為對“西學”用“暗渡陳倉入中國”，對“儒學”則用“明修棧道改六經(jīng)”的一貫做法。

　　先不論康有為的“考證”在學術(shù)上是否站得住腳，單是他“以學干政”的做法，就難免有嘩眾取寵之嫌。眼看“變法”馬上就要展開，挑起敏感話題，自然有其轟動效應，可以獲得話語權(quán)，也有一些思想解放作用。但是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因為不負責任地把學術(shù)和政治扯在一起，轟動后導致的思想混亂和無端爭議，給“變法”帶來的負面效應更大�？涤袨榘芽鬃铀茉斐梢粋�象耶穌那樣制定憲法，教導人群的“素王”，而他自己“更正”了儒家，就象是那個“更正”了基督教千年教會的馬丁·路德。如此“考證”之后，儒家是“孔教”，孔子是“圣王”，他自己就暗稱“教主”了。這樣的做法太過狂悖，除了能將清朝的“變法”打上“康記”烙印外，毫無實際意義。朱維錚先生《康有為在十九世紀》一文中說：“康有為想破除（‘中國從來沒有政教分離’）這一傳統(tǒng)，反而給予反改革者以否定維新的口實�！闭f得再明白一點：康有為是把清朝的“變法”事業(yè)當作了他的私人事業(yè)，對于事關(guān)民族復興的大業(yè)，康有為有私心。

　　“百日維新”失敗后，一般人士多把康有為等人呼為“新黨”，把他們主張的變法學說稱為“新學”。1898年9月22日清政府的通緝令上，康有為的二項主要罪名是“結(jié)黨營私，莠言亂政”。“結(jié)黨”是指責他在光緒的保護下，結(jié)成了自己黨羽；
“莠言”是說他的“新學”擾亂了清朝的意識形態(tài)，造成思想混亂。也就是說，康有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要為這場“謀反”活動負責。清朝每個衙門的官吏都刀筆老到，這兩項指控要言不煩，直搗命門，欲置康有為于死地。因為他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康有為獲得了不少聽眾，同時也失去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許多原本可以團結(jié)在“維新”事業(yè)周圍的人，比如王先謙，比如章太炎，…………，人們都離他的“莠言”而去，因為他確實“曲學阿政”，確實有“私”。

　　康有為把清朝的改革作為他的私人事業(yè)來從事，他刻意要把“戊戌變法”打上康氏“經(jīng)今文學”的印記。清朝的“變法”，是一項激動人心的偉大事業(yè)，能夠投身其中確實是令人激動的。但是無論如何，清朝的改革既不是稱“孤”道“寡”的滿清可以壟斷的，也不是任何個體“思想家”能夠呼風喚雨召來的。正如李鴻章等人意識到的，十九世紀中國人卷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要求清朝人承擔的是中華民族的整體變革，政治、經(jīng)濟、文化、風俗和宗教都面臨巨大挑戰(zhàn)，并不是單單要保住“大清朝”，更不是取了哪家的獨門“經(jīng)書”來做試驗。在國家大義面前，政治制度的變革應該采取一種溫和的協(xié)商，和諧的討論和謹慎地施行。如果不是從制度層面著手具體的變革，而是用政府權(quán)力強制推行某一個人、某一學派，或者某個黨派的“思想”，實施思想改造，乃至用整個民族文化作個人試驗，都是“私利”和“私心”，都要不得。清末的“維新”，本來確實是一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幸見證這一場變革，確實令人興奮不已。但士大夫本來沒有讀透幾本新書，硬是用些不通的“新學”來比附現(xiàn)實政治，刻意地要在這場“變局”中留下私人印記，就患上了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最容易犯上的“虛妄癥”了。

　　從政治層面來講，“戊戌變法”是清朝政府開展的一次“維新”；
從思想文化層面來講，“戊戌變法”卻是中國士大夫的一場“革命”�！熬S新”的字面意義是從《詩經(jīng)·大雅·文王》的句子“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來的。這句話根據(jù)唐代經(jīng)師孔穎達的注疏，它的意思是：“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為新國矣。”按照儒家“經(jīng)學”的解釋：象周代這樣得到“天命”眷顧的“舊國”，是可以中途改弦易轍，變?yōu)椤靶聡�”的，是為“維新”。這種觀念和《圣經(jīng)·舊約》中猶太民族認為自己的先人摩西曾與“上帝”訂約，因此只要能夠遵守約定，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寵是一樣的。清末的人們一度相信：只要“遷都”（有《請設(shè)新京折》），“改元”、“易服”、“剪辮”（有《請斷發(fā)易服改元折》），加上其它如“廢科舉”、“設(shè)學堂”、“立報館”、“開譯局”等等措施，清朝就可以避免“改朝換代”，完成“變舊為新”的“天命”。這樣的“維新”，至1898年實際已經(jīng)失敗了。

　　“戊戌變法”既是失敗了的“維新”，也是“未完成的革命”。儒家意義上的“革命”一詞，來源于《易經(jīng)·革·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按經(jīng)學家的注疏，這段經(jīng)文說的是夏桀的殘暴統(tǒng)治，商朝的奠基人湯武王率人民推翻前朝，合乎天意，順乎人情，是為“革命”。在儒家“經(jīng)學”的傳統(tǒng)術(shù)語中，“革命”與“維新”的差別就在于是否要“改朝換代”。1898年的“維新”失敗，開始了清朝體制的最后崩潰。從此，已經(jīng)腐敗了幾十年的清朝各項社會制度，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扶也來不及地一塊塊倒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同時，清末士大夫在思想上的“改朝換代”已經(jīng)先于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開始啟動了�？涤袨榈摹缎聦W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儒家士大夫最后一次利用傳統(tǒng)文化資源實施的“變法”。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連忠實追隨康有為的梁啟超也離“�；逝伞倍�去，年輕讀書人再也沒有興趣使用儒家的思想，或者其它哪一種傳統(tǒng)文化資源來改造清朝體制。雖然大家還是傳統(tǒng)文化中人，可“西學”已經(jīng)在表面上壓倒一切，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全新紀元。辛亥年的“革命派”們，套用的是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quán)”（Human Right）學說，還有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的“革命”（Revolution）思想，他們建立的是一個有著西方“先進政體”名義的“共和國”（Republic）――中華民國。

　　原載《文景》，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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