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大運動”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強制性政策動員方式與建國初期的國內外復雜環(huán)境、民眾心理特點等因素共同構造了當代中國的政策認同。人們之間以及人們對制度之間的信任相當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檔案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過來，這種“自上而下”開展的政策動員與“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認同所建構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規(guī)模的、復雜的和相互依存的社會網絡和制度，從而實現了由人際關系凝聚的經驗信任走向集體規(guī)劃化的制度信任。

　　關鍵詞：政策動員；
政策認同；
信任政治。

　　一、政策動員

　　動員（mobilization）是“一個社會行動者有意識地在一個總體人群的某個亞群中創(chuàng)造共意的努力”[1]，“就是一個虔誠的高度投入的積極分子（或一小群積極分子），是如何把一大群具有同樣利益但卻不如他們虔誠和投入的人們動員起來加入集體行動的”[2].實際上，動員是一個國家的政黨或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社會發(fā)展目標，組織社會力量，發(fā)動公眾廣泛參與的社會活動過程，是把社會發(fā)展目標轉化成社會行動的過程。所謂政策動員就是政黨或政府就某個政策議程或某項政策，通過動用一定的公共資源，發(fā)動社會各界、各階層的廣泛參與，從而獲得社會其他成員支持的過程。政策動員的功能主要是整合社會力量、促進公眾參與、調適社會心理以及維持政治穩(wěn)定。從動員技術上來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政策，包括人事檔案制度在內，他們既從社會運動中產生又在社會運動中推行。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要進行徹底的革命并確立現代化的政治體制，就必須首先制定基于政權生存的維護型政策，并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從而瓦解傳統(tǒng)社會的政治運行機制。有學者認為，一場全面的革命包含三個層面：（1）對現存政治制度的迅速破壞；
（2）將社會各利益團體和政治力量動員到政治圈之中；
（3）建立新的政治制度。[3]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后，首先著力解決的是確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同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革命勝利以后，新生的共和國政權所要貫徹的階級路線是“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4].在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情況下，為了鞏固新生政權，1950年10月10日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大舉越過三八線進占北朝鮮，中共中央秘密決定出兵援朝對美作戰(zhàn)。在進行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同時，黨又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土地改革和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版�(zhèn)反”運動使它第一次得以把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得心應手的政策動員經驗應用到城市中來。而這一套以激發(fā)底層民眾“階級仇恨”和“翻身作主人”為中心的動員經驗，同樣也促使絕大多數城市貧民在新舊政權之間做出了選擇。

　　建國初期，黨和政府雖然在新解放區(qū)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清匪反霸斗爭。但是，國民黨的反革命殘余勢力還相當大。據當時統(tǒng)計，僅西南地區(qū)就有土匪百萬、潛伏特務8萬之眾，此外還有一大批堅持反動立場的反動黨團骨干、惡霸分子以及反動會道門頭子。這些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人民革命的勝利，繼續(xù)與人民為敵并從事各種破壞活動，特別是1950年6月，美國侵朝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們自以為美蔣“反攻大陸”的時機到了，因而氣焰更加囂張。他們公然刺殺干部和進步群眾，破壞礦山、鐵路，搶劫物資，組織反革命地下軍，搞武裝暴亂，明目張膽地向人民進攻。在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時間里，就有近4萬名的干部和群眾積極分子被殺害。[5]加上，由于新舊政權交替所產生的大量統(tǒng)治真空帶來的嚴重社會治安問題。大批散兵游勇和難民涌入城市，與大量城市底層流氓無產者一道混水摸魚，部分國民黨殘留勢力也乘機興風作浪，社會治安狀況一度極其混亂。以上海為例，據不完全統(tǒng)計，上海解放頭七個月里，共發(fā)生強盜案737起，盜竊案11430起，搶劫案530起。[6]事實說明，不開展一次全國性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人民民主專政便不能鞏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國民經濟恢復工作都無法順利進行，人民的安定生活也沒有保障。為了鎮(zhèn)壓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反革命勢力，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了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7月23日公布的《關于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從1950年12月起，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zhèn)壓反革命的運動。運動的重點是打擊土匪、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21日，經中共中央提議和批準，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lián)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就如何處理反革命問題作了明確的全面的規(guī)定，使鎮(zhèn)壓反革命的斗爭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標準。由此，“鎮(zhèn)反”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大規(guī)模殺、關、管國內敵對分子，運動要求政府徹底肅清一切“反革命”，即對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嚴厲鎮(zhèn)壓，對歷史上有過“反革命”行為者追究懲罰，對有惡行者治裁，對已經坦白登記沒有明顯劣跡者集中進行思想改造。在長沙，瀏陽縣反革命派組織“湘東反共救國軍”12名首犯，長沙市惡霸把頭楊桂林、甘子憲，中統(tǒng)特務柳森嚴等一批重要案犯被處決。[7]這些“反革命分子”被處理以后，革命任務和社會管理也并未完成，因為：

　　當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對于新政權來說，更加危險的顯然已經不是他（她）們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發(fā)現，或尚未暴露出真實面目的隱藏得更深的敵對分子。注意到“殺”“關”“管”的數量有限，還有大批公開的和隱蔽的有政治問題的分子繼續(xù)生活工作在社會人群當中，新政權不能不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監(jiān)管形式。這就是建立細致的政治人事檔案，以便于嚴密監(jiān)控。還在1951年秋天，有關部門就已經明令各單位要對所屬人員從政治上依據危險程度加以分類，并據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檔案了。這一作法，無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將人按照“出身”、“成份”、“個人歷史”和“社會關系”，劃分成“黑五類”或“紅五類”的濫觴。[8]

　　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檔案的要求所做的分類，卻大多并不是公開的，而是由單位和上級主管部門內部掌握的。但它同樣具有建另冊的性質。被列入這一類檔案的人員，事實上也被以另一種“五類”[9]的形式歸入了需要內部監(jiān)管的范疇。隨著人事檔案制度的初步建立，因“鎮(zhèn)反”而廣泛推行起來的“管制”政策而漸成風氣。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處分的，但是，他卻依舊要被剝奪大部分公民權利。被管制分子還要接受公安機關和周圍人的全面監(jiān)督與看管之下，并隨時可以被執(zhí)行管制機關處以勞動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懲罰，從而始終處于政治的高壓之下。在鎮(zhèn)壓反革命形成高潮后，1951年5月，黨中央及時決定立即實行謹慎收縮的方針，集中力量處理積案。在處理中，強調要注重調查研究，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反對草率從事，反對逼供信，堅持鎮(zhèn)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著重打擊那些罪大惡極、為人民群眾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對罪行較輕、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從寬處理的方針。全國規(guī)模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到1951年10月基本結束。

　　與此同時，把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改造成體制內文化人的思想改造運動也蓬勃開展起來了。在原有的階級詞典里，只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即經濟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在1960年代，政治上層建筑的意識中出現了兩個資產階級，即經濟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和思想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鏟除思想上的資產階級，明確知識分子在思想意識形態(tài)上必須由體制外演變成體制內，必須認罪懺悔、“脫胎換骨”，才能被新社會所接受。在思想改造運動前后的一段時期內，特別是在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展開之后，占居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絕大多數的體制外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幾乎都撰寫了以批判和反省為主的自傳、感想、匯報、交代、檢討、揭發(fā)等各類材料。這類檢討性文字，通常是先批判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經歷，接著談論1949年以后本人思想的轉變，最后表示思想改造的決心……這些文字都對作者過去的經歷、立場、思想，特別是學術成就與教學活動，幾乎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特別是批判了自己親美崇美的思想。至于普通人物寫的這類文字，有的送交組織并存入本人檔案，有的甚至要在工作單位里宣讀甚至張貼。[10]盡管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仍然在科技、文教、衛(wèi)生等領域謀生，但這些部門里的每個機構實際上都機關化、行政化了。所有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身份也由此而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實際上變成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干部”。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共產黨先后又開展了“三反五反”、“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經過多年的政治整肅運動，大至個人的政治生涯和思想言論，小至個人的私情、日記、信件乃至嗜好幾乎全部都進行過清查，寫進政府或黨團組織的檔案。甚至在對外開放以后，組織部門仍不時以各種名目（工作升降、作風問題、入黨申請或思想匯報、個人主義、自由化等等），掌握控制屬于私人空間甚至個人隱私的資料，包括過去的言論、男女私情以及家庭背景和社會關系等。由此，這種“文攻武略”式的政策動員模式充分體現了國家管理的在場和國家社會的一體化特征，個人無論公事私事都有機地納入到了單位組織之中，從而使人事檔案制度成為了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共同在場的管制政策。

　　二、政策認同

　　作為一個心理學概念，認同（identity）通常指個體在社會生活中與某些人聯(lián)系而與其他人區(qū)分的自我意識，行動者將自身歸類到某一群體并與其他群體相區(qū)別的主觀性意識。認同來自于自我的認知意識，也可來自支配性制度，但只有行動者將之內化，且將其行動意義環(huán)繞著這一內化過程而建構時，它才成為認同。認同既可表現為對某種體系價值和精神的信念與信仰，也可表現為對某種體系的忠誠與支持。政策認同即是指公眾在社會生活中對某一項公共政策所產生的一種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

　　政策認同與政策主體、政策對象、政策環(huán)境緊密相關。但是，一個新政權或新制度的建立要獲得大范圍內的公眾認同，在相當大的層面上與政策組織有關，與政策組織的動員能力有關，也與代表國家凝聚力的各種政治儀式和政治符號相關。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認為，“深厚的社會凝聚感緣此而生。民族主義精英、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利用旗幟、游行、大會一類的儀式和符號，來解決把異己人口整合于社會的問題，培養(yǎng)他們的國民認同感”[11].我們知道，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對外代表全體國民與他國進行平等的溝通與交流，對內則為一切法律政令的合法源泉，它可以通過公共政策的強制性輸出達成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歸屬和對政治體系的認同與忠誠。由此，中國共產黨利用已有的政治資源和群眾動員能力建構了一套有效的制度操作規(guī)則，階級斗爭理論被有機地融進政策動員的操作框架之中，從而迅速地取得了階級斗爭的勝利和形成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

　　共和國成立之初，新政權采取“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這種異常嚴厲的鎮(zhèn)壓政策不僅沒有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反而得到了更為廣泛的社會認同，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共意性運動”[12].這種“共意性運動”是以激發(fā)城市社會底層民眾的“階級”仇恨，來實現對敵對分子全面鎮(zhèn)壓的政策，其所以能夠贏得相當廣泛的社會認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運動的發(fā)動者成功地把那些在社會上為非作歹的惡霸流氓與致力于復辟舊政權的“反革命分子”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使“鎮(zhèn)反”事實成為維護社會治安和代受欺凌者伸張正義的代名詞。[13]隨著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的勝利，新政權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上的反革命殘余勢力，曾經猖獗一時的匪禍，包括舊中國歷代政府都未能肅清的湘西、廣西土匪，以及許多城市的黑社會勢力，也都被基本上肅清。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使我國社會秩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和土地革命斗爭的順利進行。同時，“鎮(zhèn)反”運動的另一個附帶性成果或邊際性收益——人事檔案制度在全國各個單位組織中也得以順利推行。

　　按照新政權管理城市社會的基本思路和在延安時期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管理經驗，基層控制和管理被劃分為兩大系統(tǒng)即單位人和非單位人。在非單位人系統(tǒng)，由于其人群政治面目上的含混性，國家通過創(chuàng)設居民委員會把非單位人這筆巨大的社會資源轉化成可以調控的政治力量。同時，通過啟動涉及民生大計的計劃供應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生活的計劃化”［14］。(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1953年實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開始，到消滅私營工商業(yè)，再到1958年實現戶口登記條例，民眾的口糧、就業(yè)、居住等基本生存方式都被國家納入了嚴密的控制。這種涉及衣食住行之類的計劃供應不僅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而且對社會各階層生活方式也造成了極大影響。官與民、貧與富、身份或職業(yè)的不同，單位人和非單位人之間，在計劃化的社會生活中逐步接近、靠攏。同時，在“鎮(zhèn)反”等各種運動持續(xù)開展的情勢下，非單位人的管理在居委會的主導下越來越秩序化。而單位則被看成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生產部門以及與生產密切相關的工作部門，單位人作為“公家人”，他們既是社會管理的主要對象，又是社會管理的依靠力量和大多數團結對象。因此，在思想政治和工作業(yè)務方面對基層單位的嚴格控制和管理比非單位人群顯得更為重要和必要，人事檔案制度也就成為了單位人思想政治狀況和工作業(yè)績狀態(tài)的主要評判依據。根據這種制度性要求，單位的人事鑒定一般遵循如下次序：首先，個人必須對一年來的思想、工作、學習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總結，形成“自我鑒定”；
其次，由單位所劃分的若干不同小組形成“小組鑒定”，或組織部門或主管機構代表單位形成“組織鑒定”；
最后，由被鑒定人簽定是否認同意見或者由單位簽署復核意見。這種一年一度的人事考核獲得了絕大多數人的普遍認同并延續(xù)至今（參見如下可搜集的不完全檔案評語），只不過隨著時代的變更文本格式和話語表述稍異而已。

　　鑒定11965年某檔案評語

　　經小組鑒定，同意該同志的自我檢查，其主要優(yōu)缺點如下：

　　優(yōu)點：（1）參加運動態(tài)度明確，對工作認真負責，干勁足，完成任務快，能吃苦耐勞，帶病堅持工作；
（2）能聽黨的話，組織性強，來大隊調動三次沒有怨言；
（3）能堅持三同，勞動較好，能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所到隊的群眾反應（映）好。

　　缺點：（1）修養(yǎng)性較差，接受意見不夠虛心；
（2）考慮問題簡單，講話不夠注意容易影（引）起別人的反感。

　　鑒定21979年某檔案評語

　�。�1）該同志認真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理論聯(lián)系實際，改造世界觀，在揭批“四人幫”斗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2）工作積極干勁大，經常帶病工作，出色完成了黨所交給的任務，有時晚上加班加點干。能堅持財經紀律和各項財務規(guī)則，節(jié)約開支好。

　�。�3）組織紀律好，團結互助精神好。

　　（4）熱愛機關集體，生產勞（動）好。

　　缺點：性情急躁，個性比較強。

　　鑒定31988年某檔案評語

　　該同志積極參加組織生活，積極參加十三大文件學習，學習目的明確、態(tài)度端正，按時完成作業(yè)，勤于思考，學習刻苦，成績優(yōu)良，尊敬老師，團結同志，為人忠厚，積極參加各項活動，積極參加義務勞動，自覺地遵守學校各項規(guī)章制度，第一學期被評為三好學員。

　　鑒定41996年某檔案評語

　　一年來，在縣局的領導下，積極組織和搞好稅收稽查工作，工作勤勤懇懇、扎扎實實，一年來共查補稅款一百多萬元，多次參加上級組織的稅收檢查工作，受到各級的好評，根據該同志一年來在德、能、勤、績方面的表現，經縣局機關民主評議，同意擬定為稱職。

　　通過這些20世紀60－90年代不完全記錄文本的話語表述，我們發(fā)現人事鑒定在描述現實、制定社會關系和建立社會身份方面的特定功能。因為，“話語不僅反映和描述社會實體與社會關系，話語還建造或‘構成’社會實體與社會關系；
不同的話語以不同的方式構建各種至關重要的實體（他們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權’或‘文化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將人們置于社會主體的地位（例如，成為醫(yī)生或成為病人），正是話語這些社會作用才是話語分析關注的焦點”。［15］通過話語實例分析發(fā)現，鑒定1中的被鑒定人是一個參加社教工作隊的干部成員，鑒定2中的被鑒定人是一個財務工作者，鑒定3中的被鑒定人為學員，鑒定4中的被鑒定人是一個稅務稽查工作者。這些人的實踐活動構成了話語表述的主要而又簡潔的鑒定文本內容，也反映了一定時空場域中的歷史境況和社會場景。作為社會實體及其相應社會關系的一個分子，他們都共同受到單位組織的業(yè)績評定和思想考察，個人的思想、工作、學習等方面都被置于組織的觀察狀態(tài)之中。組織的評價和鑒定決定著個人在單位中的地位、榮譽、升遷和利益分配，“作風如何”或“稱職與否”成為了懸在單位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而，個人的“優(yōu)點”和“缺點”都被單位神圣地文本化、格式化，個人的點點滴滴都被納入到公共的“標準化”之中，甚至連個性都在“共性化”。隨著戶口管理制度與工作單位檔案管理制度的一體化，個人被戶口制度限定在其居住地域活動，又因單位里的檔案要記錄其社會行為而受到嚴格約束。從20世紀50年代的“鎮(zhèn)反”到90年代，人們沒有意識到“無檔案生存”的可能性，所有的單位人“視檔案如生命”（當然也是，因為它至少反映了單位人的生命歷程）。這種空前的政策認同度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強制性動員、組織鑒定中的“治療性話語”、單位設定的利益輸入機制和單位人樸素的“共和國主人”心理等因素共同達成的。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單位人的人事檔案政策認同度已經大不如前。1998年某人事廳印制的鑒定表格已經刪除了“部門負責人意見”和“被考核人意見”兩欄，更多單位已經不再用手謄寫考核意見，而是刻章“同意定為稱職”用以話語替代。這種話語簡潔化和技術化模式一方面節(jié)約了時間資源和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人事檔案制度的政策認同已經表現得“熟視無睹”。

　　三、信任政治

　　所謂“信任”（trust ），按照心理學家賴茲曼（L.Wrightsman ）的觀點，“信任是個體特有的對他人的誠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保�16］鄭也夫先生在對信任進行溯源研究之后闡明，信任是一種態(tài)度，相信某人的行為或周圍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現為三種期待，對自然與社會的秩序性，對合作伙伴承擔的義務，對某角色的技術能力。它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理解，它處在全知與無知之間，是不顧不確定性去相信。［17］信任是降低不確定性和簡化復雜性的機制之一，是維系人際和諧的心理基礎，是建構社會秩序的重要媒介。信任和社會關系的根本意義在于，人的社會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信任為應對不確定性提供了“經久”、“穩(wěn)定”而且得到“普遍認可”的制度和個人心理結構。［18］只有在社會成員間存在穩(wěn)定的相互信任關系的情況下，社會才可能建立一種長遠的共同秩序。

　　通過對信任進行不完全知識研究（見表1），我們發(fā)現，信任的對象有三種，即對國家的信任、對組織的信任和對個人的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更多地依賴于道德人格，是一種情感信任和經驗信任。個人對組織的信任更多地依賴于契約形式，是一種集體信任。個人對國家的信任更多地依賴于制度資源，表現為個人對制度的認同和忠誠，是一種委托信任，但這種制度信任可以引導和幫助人們走向全社會的普遍信任。個人對國家的信任通過“委托”的制度形式去達成，個人對國家的信任在更多層面上表現為個人對制度的信任。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制度信任是將社會引入有序政治的必要途徑。當然，一切群體組織和穩(wěn)定有序社會都需要信任機制，但是具體是何種信任形式卻會因不同社會型態(tài)而異。市場體制條件下的信任機制不同于計劃體制條件的信任機制，“從信任機制因社會變遷而變化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的信任匱乏可以被看成是信任處在一種正在轉化、有待充分形成的時期，因而特別需要積極加以引導”［19］。實際上，計劃體制形態(tài)下，通過官方政策表達的政府表現和通過樸素意見表達的群眾表現來看，中國幾十年來的政治生態(tài)基本處于信任政治階段，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非信任狀態(tài)的政治問題或政治事件。今天，許多過來人在遇到社會所存在諸如“信任貧困”、“道德滑坡”的某些現象時，常常懷念中國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所出現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良好道德風尚，這說明信任政治在當時表現得頗為充分的事實。這種局面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道德環(huán)境傳統(tǒng)、儒家文化習俗有關，與財富不充足和所有人致力追求的平等理念相關，但由強制性動員所造就的“全權政治”或“全權制”是其主要因素。

　　從政策動員的方式來看，中國人事檔案制度就是一種典型全權制下的政治產品。我們知道，任何革命的發(fā)起和推動是以社會存在普遍“非信任政治”為邏輯前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官僚主義、買辦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壓力下的非信任政治格局，但不信任的政治元素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鏟除，因而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后仍然需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繼續(xù)革命”。建國初期所開展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就是以政治空間存在不信任元素為假設前提和事實前提的，因而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對若干“不信任者”實施一定的社會排斥是符合這一政治邏輯的。人事檔案制度的推行之目的就是希望重構社會新的信任格局，強制性地把個人、組織與國家的非信任狀態(tài)轉化為完全信任狀態(tài)。從政策認同的效果來看，人們已經通過戶籍制度和人事檔案制度慢慢建構了對組織和集體的信賴與忠誠。單位組織提供單位人的工作崗位、生活空間和集體福利，人們在單位組織中感受到俱樂部式的“大家庭”般的溫暖，因而個人必須簿記式闡述自己的優(yōu)點和缺點，必須對單位組織和國家社會表示效忠。由此，通過“大運動”形式所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動員與建國初期的國內外復雜環(huán)境、共產黨政策的親民主義路線、民眾心理特點等因素所形成“自下而上”的政策認同共同構造了當代中國的信任政治。于是，人們之間以及人們對制度之間的信任相當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檔案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人們從來不會懷疑自己的“證明信息”會失真。至于“政治檔案中的信譽即同社會生活不相配套，它本身能說明什么也是令人生疑的”［20］的觀點是斷然片面的，它偏面地強調了自愿性組織在信任政治建構中的作用，恰恰忽視了政策變遷前期所處的歷史時空感。在那個時候，雖然檔案內容中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人為的信息失真，但人們對國家及其主導的人事檔案生產制度是充滿著高度敬意和高度信任的。

　　眾所周知，普遍信任的建立依賴于制度。按照羅素？哈丁的信任理論模式，信任通常是一種三方關系：A 信任B 去做X （或者跟X 相關）。在這里，假設A 是一位公民，而B 是一位公務員、一位求官者、一個組織或一種制度，那么信任B 的最可能理由是，有一種將使B在X 方面作為A 的代理人好好做事的組織結構或政治動機對B 施加影響。［21］這個模式可能存在四個未能凸現的主要因素：首先，如果A 要信任B ，那么B 不僅必須有做X 的動機而且還有要做X 的能力；
其次，如果A 的信任要得以實現，A 必須有能力判斷B ；
再次，如果B 是個人，A 在做X 方面不可能信任N 個B ，那么必然需要居間的制度來進行判斷和處理；
最后，如果A 信任B ，B 是一種制度，那么制度又能值得信任嗎？“制度能否被信任，取決于他們是否被形成結構，以致他們能夠通過推理訴諸其構成規(guī)則。在那些沒有持續(xù)地訴諸這些規(guī)則的地方，普遍信任的基礎受到削弱�！保�22］“信任一項制度”意味著知道其構成規(guī)則、價值及準則為其參與者所共有，而且他們認為這些規(guī)則、價值、準則是有約束力的。信任制度也意味著信任政府，信任政府當然應該信任特定政府的規(guī)范性主張。人事檔案制度作為規(guī)范個人、組織與國家關系的一項公共政策，理所當然值得所有人的尊重、遵守和信任。在設想“善”的制度前提下，個人A 沒有必要去懷疑組織或代理組織行使職能的B ，因為B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機構或好領導，在對待X 方面也應該是準確的、能夠獲得信任的。所以，有關X 方面?zhèn)�人事務的簿記式記錄產品——人事檔案成為了信任政治替代物。

　　隨著時間的變遷和環(huán)境的變化，特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里，社會要素的流動大大加快，人們開始感覺到更多的私人空間和活動自由對于個人發(fā)展的重要，對于單位嚴密控制模式已經顯得有點越來越不習慣。同時，“該不該完全信任自己的組織”、“能不能充分信任撰寫單位檔案內容的那些人”等一些問題出現了。人們對于人事檔案這種信任替代物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懷疑，對人事檔案制度的合理性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動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于是人事檔案制度的信任危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但不論如何，從整個公共政策變遷的過程來看，由政策動員和政策認同構造的信任政治說明，人事檔案制度在政策變遷的前期階段充分體現了政策均衡的特點。它反映了在一個政策系統(tǒng)中，作為政策供給方的政府和作為政策需求方的民眾之間的和諧與平衡，體現了社會力量的高度統(tǒng)一和國家—社會的一體化趨勢。這種“自上而下”開展的政策動員與“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認同所建構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規(guī)模的、復雜的和相互依存的社會網絡和制度，從而實現了由人際關系凝聚的經驗信任走向集體規(guī)劃化的制度信任，減少了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信任風險和敗德行為。

　　參考文獻：

　�。�1］貝爾特·克蘭德爾曼斯：《抗議的社會建構和多組織場域》，載艾爾東？莫里斯、卡洛爾？麥克拉吉？繆勒主編：《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2］帕米拉·E ·奧立佛、吉拉爾德·馬維爾：《集體行動的動員技術》，載艾爾東？莫里斯、卡洛爾？麥克拉吉？繆勒主編：《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頁。

　�。�3］彭懷恩：《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臺灣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頁。

　　［4］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頁。

　�。�5］資料來源于新華社2001年6月19日。

　�。�6］楊奎松：《新中國鞏固城市政權的最初嘗試——以上海鎮(zhèn)反運動為中心的歷史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9期。

　�。�7］資料來源于http://www.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csbnian/t20040903_230801.htm.

　　［8］楊奎松：《新中國鞏固城市政權的最初嘗試——以上海鎮(zhèn)反運動為中心的歷史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9期。

　�。�9］而另一種“五類”的劃分標準大致如下：第一類為只有一般歷史問題者，如集體加入過三青團；
或曾經加入過共產黨，后因故脫黨；
或為國民黨報紙寫過吹捧的文章；
或國民政府時期做過官吏。第二類為一般反動黨團成員或僅有一般政治問題者，如個人加入過國民黨；
或做過童子軍教練或總教練；
或在國民黨、三青團里面擔任過并不很高，卻較為重要的職務者；
或雖無政治身份，但與國民黨高層領導人過從甚密者。第三類為政治歷史問題嚴重，但無現行活動者，如做過國民黨或汪偽政權時期的校長、教導主任；
或本人雖無明顯問題，卻有兄弟被殺，或有叔侄外逃港臺者。第四類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可能有現行活動者。第五類為有血債或現行活動者。參見楊奎松：《新中國鞏固城市政權的最初嘗試——以上海鎮(zhèn)反運動為中心的歷史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9期。

　�。�10］蔡振翔：《20世紀中國政治運動的特征與規(guī)律》，《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1期。

　�。�11］參見納日碧力戈：《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頁。

　�。�12］“共意性運動”是相對于“沖突性運動”而言的。沖突性運動——比如勞工運動、貧民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和民權運動——通常都是由少數群體或人口中的一少部分人來支持的，并且在試圖帶來社會變遷時，遭到了根本性的和有組織的反對。與此相反，共意性運動則是這樣一種社會運動，它的目標受到了某個地理社區(qū)內全體人口的廣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會變遷時，很少或根本沒有碰到什么有組織的反對。參見約翰？D1麥卡錫、馬克？沃爾夫森：《共意性運動、沖突性運動及其對基礎設施的占用》，載艾爾東？莫里斯、卡洛爾？麥克拉吉？繆勒主編：《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頁。

　�。�13］楊奎松：《新中國鞏固城市政權的最初嘗試——以上海鎮(zhèn)反運動為中心的歷史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9期。

　　［14］參見張濟順：《上海里弄：基層政治動員與國家社會一體化走向（1950－1955）》，《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15］諾曼·菲爾克拉夫：《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16］轉引自鄭也夫：《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頁。

　�。�17］鄭也夫：《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18］Adam B.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169.

　�。�19］徐賁：《承諾、信任和制度秩序：當今中國的信任匱乏和轉化》，《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4期。

　　［20］鄭也夫：《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頁。

　�。�21］羅素·哈�。骸段覀円�信任政府嗎？》，載馬克？E1沃倫：《民主與信任》，吳輝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頁。

　�。�22］馬克·E ·沃倫：《民主與信任》，吳輝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

　　［作者簡介］陳潭（1969—），湖南常寧人，政治學博士，中南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主要從事公共政策、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研究。長沙湖南41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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