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的思想領域產生了極大的沖擊，思想意識形態(tài)趨向多元化，追求個人成功的價值標準由突出思想政治和集體主義向追求物質和個人主義轉變，是從物質短缺、個性壓抑的年代走向改革開放的必然歷程。但我們也不能矯枉過正，過于追求金錢物質而忽視社會公德，滋長極端個人主義。

　　如果你將眼光投射回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不要說飽受戰(zhàn)火燃燒和外族欺凌的風雨飄搖的家國和四崩五裂的國土，僅是那無數受饑寒交迫折磨的國民，也不能不令我們黯然神傷。地大物博的中國，勤勞勇敢的國民，到上世紀依然貧窮落后，無數中國人追求的僅僅是解決滿足溫飽這最低層次的需求。

　　只是到了近幾十年，才基本解決了國人的溫飽問題，大部分中國人才經歷了追求解決滿足溫飽到追求個性、追求成功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伴隨著的是體制的巨大變革、個體約束的不斷放松、個人力量的不斷釋放。反過來，對個體約束的不斷放松又進一步促進體制變革的速度，讓更多的人獲得成功。

　　改革開放前后的體制約束

　　托克維爾說：“18世紀和大革命，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兩股巨流。第一股引導人們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則引導人們追求絕對的權力”。到了20世紀中期，中國被引導進入了第二股巨流之中，成為了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

　　如果將時光再回到距今三十年之前的中國，往事不堪回想。的確，那是一個戰(zhàn)天斗地的年代；
那是充滿激情的年代；
那是崇尚集體主義觀念的年代。然而，那是與世界其它國家發(fā)展差距不斷拉大的年代，也是提倡“大公無私”的年代，提倡“甘做革命的螺絲釘”的年代。因此，那是個性被壓抑的年代，也是不屬于個人奮斗成功的年代。

　　每個時代的價值觀不一樣，其所謂成功的評判標準也不一樣。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往個人成功的不可或缺條件是家庭出身的政治成分，如果出身不好，成功的希望就幾乎渺茫。而且突出的是政治表現(xiàn)作，突出的是國家、集體的利益而不是個體利益，強調的是“大河無水小河干”。

　　在農村，農民只有通過招工、考大學或政治表現(xiàn)突出被招干才能獲得城市戶口，這是農村里個人的最大成功，否則，自己一輩子及后代只能做農民，只能依靠集體和土地生存，再無其它出路。在城市，人們必須衣附于“單位”，離開單位，糧食供應、住房等都沒有保證，失去生活的來源，甚至將失去政治地位，更難談得上個人的成功。

　　盡管我們長期宣傳我們自己的制度具有巨大優(yōu)越性，其它制度是垂死而腐朽的，但人們還是用腳、甚至是用生命來回答。塵封多年現(xiàn)已解密的資料（廣東省檔案局近期解密的八萬份檔案）顯示，在1961至1963年的“困難時期”里，有近十六萬人由大陸偷渡到香港。有學者的研究表明，1978～1980年有20萬人偷渡成功，獲得香港居住權。此外1974～1980年每年還有30669人在香港邊境被抓獲，即大陸偷渡到香港（成功與未成功）的人數每年就有6萬人之多。所謂“垂死腐朽”的社會為什么反而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為多年來我們沒有真正提及和理解馬克思“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的觀點精髓，不認同“小河無水大河干”的自然規(guī)律及辯證關系。

　　時間進入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剛剛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陰影，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束縛了經濟發(fā)展，壓抑了人們對多元化生活的追求，導致民眾對現(xiàn)有生活的狀況日漸不滿，才在中國的農村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注入另一股新的源泉，重新喚起人們追求個人美好生活的憧憬。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農村推行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結束了農民對人民公社的人身依附關系，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成為獨立的生產者，短期內結束了糧食短缺局面，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農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陸續(xù)出現(xiàn)眾多的“萬元戶”（而1978年農村貧困人口達2.5億人，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才是133.6元）。

　　在城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也是公有制一統(tǒng)天下，連理發(fā)的、修腳的、開旅館的等等，都統(tǒng)一在國有或集體的組織里面，僵化的體制壓抑著人們。由于人口的增長和大量的上山下鄉(xiāng)青年回城，城鎮(zhèn)的就業(yè)壓力增大，國家的政策有所放松，才放開城鎮(zhèn)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fā)展，出現(xiàn)眾多的個體和私營企業(yè)。1978年，城鎮(zhèn)個體勞動者人數為15萬人，1984年更增加為339萬人。農村個體工商業(yè)1983年底發(fā)展到419.5萬戶，538萬人。隨后，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發(fā)展也十分迅猛，一度占全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

　　在對內改革的同時，對外貿易也放寬限制，1980年將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qū)宣布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qū)，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 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并將環(huán)渤海地區(qū)、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qū)辟為經濟開放區(qū)，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億的農村勞動力的生活不再依靠農業(yè)，無數以往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可以進入生產線、進入服務行業(yè)、進入管理階層，甚至有相當部分人開辦自己的企業(yè)。在城鎮(zhèn)，有近7500萬人就業(yè)在個體私營企業(yè)和外商投資企業(yè)里，大于國有單位和城鎮(zhèn)集體單位的就業(yè)人數。無數國人不再依附于集體或單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成功理想。

　　個人成功有賴體制變革

　　人畢竟是生存在社會之中，人生價值的實現(xiàn)也離不開社會制度的制約，舊有體制的約束并非一下子可以打破，它還會經常困擾著人們，但這仍然阻擋不了人們的追求，而且，整個社會的個體行為同樣影響著社會制度的變革。

　　被稱為揭開中國改革開放序幕的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就發(fā)生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 18位農民在饑餓的逼迫下偷偷簽署了大包干協(xié)議，突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約束，由此“改變了中國農民的命運，改寫了中國發(fā)展的歷史”。1978 年，也就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元年載入史冊。

　　年廣九，被稱為個體私營經濟發(fā)展的“晴雨表”，其本人及“傻子瓜子”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體制變革的一個見證。

　　上世紀70年代前，年廣九經營的水果攤被當“資本主義尾巴”“割掉”，販賣起板栗又受“投機倒把”清查被判刑。之后操起了炒葵花子在蕪湖的劇院門口或走街串巷叫賣“傻子瓜子”的行當，又被說是資本主義道路而被關了二十多天，后來其瓜子生意在政治斗爭的夾縫中頑強地生存和發(fā)展著。

　　上個世紀70年代末，隨著開放個體戶創(chuàng)業(yè)，解禁鄉(xiāng)村家庭工業(yè)，私營經濟得到了發(fā)展。私營經濟的發(fā)展必然引起了對雇工剝削問題之爭�！度嗣袢請蟆吩�1981 年5月29日發(fā)表《關于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開辟了“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的專欄討論。爭論的焦點之一是：“雇工算不算剝削？”起因是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承包魚塘發(fā)展到497畝，雇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最后，有人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找到答案，“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而早在1979年底，年廣九雇工已經達12人，1984年最高雇工達103人，成為中國雇工人數最多的個體戶，有人說年廣九是資本家復辟、是剝削。后來鄧小平在中顧委會議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問題時指出：“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時間，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事隔8年之后的1992年鄧小平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說：“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企業(yè)經濟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fā)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fā)展”的內容。這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營經濟之后，首次在憲法上重新確立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雇工也隨之合法化。后來，年廣九父子均成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當年跟隨他的幾十個徒弟也都成了百萬富翁。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體制約束進一步放松，現(xiàn)在，雇工上百上千上萬的私營企業(yè)和眾多的百萬富翁遍地開花。

　　當然，充當改革先鋒的不止小崗村的18位農民和年廣九，還有更多的包括民間人士、國有企業(yè)管理者和政府官員等人物，在體制變革過程中不斷釋放自己的個人力量沖破制度約束，并進一步促進體制變革的速度，深深地印記在過去近三十年改革開放歷史上。體制的逐漸變革形成了多元化的微觀經濟主體，并獲得了較大的經濟自由度，出現(xiàn)更多更大的個人致富成功的例子，中國的經濟得到舉世矚目的發(fā)展。

　　體制上依然障礙重重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注定了我們是在探索中前行，“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交錯推進的體制變革及新舊體制破立并行的存在，也難免導致體制缺陷。

　　一是缺乏監(jiān)督的權力的影響。雖然改革不斷縮小政府的管制范圍，但畢竟各級政府仍擁有廣泛的資源支配權力和行政審批權力，必然造就巨大的尋租空間，影響著人們參與市場和自追求成功的努力。

　　胡鞍鋼教授通過論證計算，從1994年-1998年，包括各類稅收流失性腐敗損失、大規(guī)模的非法經濟導致“黑色收入”、腐敗造成大量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流失、行業(yè)壟斷造成大量的租金損失，僅僅以上四種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水平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元-12570億元之間。

　　根據《市場報》的報道，2005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世界銀行對85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作了系統(tǒng)調查，結果表明，從注冊一家公司到開業(yè)平均所必經的審批步驟數，加拿大只需兩天，中國內地則需要走過7道關共111天。美國、英國、加拿大的注冊審批費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國內地，各種審批費用占據了人均年薪的11%。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指出，政府各有關部門和行政事業(yè)性單位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巧立名目、大肆收費罰款，使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yè)不堪重負，大量個體戶、微型和中小企業(yè)因此而破產倒閉。1994-2004年十年間，770萬家個體戶消失。

　　相關數據表明，中小微型及個體企業(yè)吸收就業(yè)人員也占80-90%，對當地的經濟發(fā)展、人員就業(yè)、財富分配及社會發(fā)展起到決定作用，它們在繳納了稅費之后，不但難以得到相應的服務，往往還會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礙。大量的中小微型及個體企業(yè)破產倒閉，使人們失去更多的創(chuàng)業(yè)致富、追求成功的機會。

　　本來資本和勞動在創(chuàng)造財富，但創(chuàng)造出的大量財富相當部分卻流向權力之中，僅僅是因為其掌握了權力，就可以在參與財富的分配，并占了相當的比例，這本身對資本和勞動都是不公平的。

　　第二，起點不公的貧富差距拉大。在封建社會，人們因出身不同就處于不同的社會等級之中，造成的起點不公平。但進入20世紀，這種不公平現(xiàn)象在我國仍然存在，表現(xiàn)最嚴重的是對待農村居民。如戶籍制度所造成的社會隔離，限制了其就業(yè)的選擇和地位的提升的機會，還嚴重影響著教育資本的積累。而且，農民的人均收入負擔比城鎮(zhèn)居民重，國家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比重逐年下降，絕大多數農民沒有醫(yī)療保障和其他社會保障，農民能夠分享的公共資源逐年減少。另外是在土地征用、“剪刀差”和農村資金向城市倒流等幾個方面，城市和城市工業(yè)對農村的資源抽汲日益嚴重。制度是造成對農村居民的起點不公，也是造成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于國有企業(yè)改革，實行“抓大放小”、鼓勵兼并、規(guī)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戰(zhàn)略，沒有同步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造成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下崗職工在經濟快速發(fā)展過程中利益受損，意味著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的下沉。還有作為集體企業(yè)職工的大量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從業(yè)人員成為業(yè)主的雇工，相應地，他們原來享有的許多集體企業(yè)待遇，在改制以后喪失一空。

　　相反，掌握著金融、土地資源和相關審批權的公務員等，憑借公共權力在成功致富的起點上遠遠超越一般百姓。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形成新的起點與過程的不公，也導致機會和結果的不公。

　　第三，個人成功的標準越來越趨向于金錢與物質。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的思想領域產生了極大的沖擊，思想意識形態(tài)趨向多元化，追求個人成功的價值標準由突出思想政治和集體主義向追求物質和個人主義轉變，這是從物質短缺、個性壓抑的年代走向改革開放的必然歷程。但我們不能矯枉過正，目前出現(xiàn)的人價值觀發(fā)生扭曲日趨嚴重、過于追求金錢物質而忽視社會公德、極端個人主義滋長，以權謀私等腐敗屢禁不止的現(xiàn)象，會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付出不可估計的代價

　　改革與開放以來的社會體制大變革，是不斷沖破思想、體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籬，不斷增加人們自由選擇的歷史，給中國社會的物質世界和人們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深刻震蕩。但我們仍然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一方面不斷面向世界融入現(xiàn)代文明和全球經濟之中；
另一方面仍陷在舊體制的約束難以舒展。我們既要超越傳統(tǒng)思想的禁錮，又要結合現(xiàn)實接受現(xiàn)代觀念的洗禮；
既要追求個人力量的釋放，也要限制人性的丑惡，才能真正建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本文發(fā)表在《中國社會導刊》2007年8月，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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