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中，沒有一個領域象經濟學那樣，在兩個世紀的演進過程中，經歷過那么多具有歷史意義的騷動與革命，并對人類思想形態(tài)產生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盡管我們不能夸大經濟思想對于社會制度變遷和精神世界的普遍作用，但是歷史上那些卓越的經濟學家們，還是以其精湛的洞察和富于說服力的論述對公眾實施了或明或暗的影響。正如凱恩斯（J. M. Keynes）所說的：“從事實際事務的人相信他們自己完全能夠免受任何智者的影響，但他們卻往往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當政的狂人自以為憑空可獲得政見，然而他們的狂想?yún)s往往是從數(shù)年以前某些經濟學者的思想中汲取而來�！苯洕鷮W令世人驚嘆的尚不止是其廣泛的滲透力與深遠的影響力，還有其自身涌現(xiàn)出來的活力，而這些活力的源泉，是經濟學內部的健全而持續(xù)的批判傳統(tǒng)。正是這種清醒的（盡管有時是激烈的甚至是刻薄的）批判意識，不僅表達了經濟學自身的困惑，而更重要的是，它給予經濟學者集體反思的勇氣，而經濟思想史上每一次嚴峻的反思，都開啟了經濟學內涵和范式上的革命。

　　但是與之相關的消極趨勢似乎也在滋長著，并引起了學術界深沉的憂慮。與經濟學的滲透力日益擴張這一事實相應的是，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變成哈耶克(F. Hayek)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負”，這種心態(tài)，阻礙了經濟學以沉靜謙遜的姿態(tài)借鑒與汲取來自其他學科的思想菁華。而實際上，經濟學可以從法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和倫理學那里領受的思想滋養(yǎng)遠比它給予這些學科的為多。經濟學對于笛卡爾(R. Descartes )“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經使得經濟學家發(fā)展出一種精致而繁瑣的數(shù)學語言，這種被許多經濟學家指摘過的“數(shù)學形式主義”(W. Leontief，1983)，在給予經濟學思想以普遍性和統(tǒng)一性的同時，也抽象掉了經濟學所必須關注的歷史與制度這些重要的路徑依賴要素，抽象掉了經濟學思想背后的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時消解掉了古典經濟學中始終堅守和洋溢的人文關懷的精神立場。盡管我們不能否認，現(xiàn)代經濟分析中數(shù)學語言的運用，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lián)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這似乎是任何科學成長的必經之路；
但是我們同時也不應該放縱這種趨勢的不適宜的泛濫。這種泛濫的后果，是經濟學思想的日益淺薄化和形式化，數(shù)學語言在賦予經濟學思想以某種“科學外表”的同時，抽象掉了經濟學重要的“知識社會學”特征，即經濟學實際包含著比數(shù)學符號和數(shù)理推算遠為豐富和有意義的歷史、制度、文化內涵，而這些特征是不可以經由數(shù)理形式而簡化和通約的。因此，當經濟學逐步鞏固其數(shù)理形式并在這種趨勢上過度發(fā)展的時候，古典時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蛻化為一種機械的工具理性，這種趨勢阻礙了經濟思想自身的開展，也阻礙了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科際溝通以及與公眾的交流。現(xiàn)代經濟學在整個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中變得越來越“孤獨”了，它不但不是凱恩斯所說的“經濟學的藝術”，而且以其晦澀枯燥和干癟的經濟學形式而使自己逐漸淡出思想界和大眾的視野。

　　而經濟學既然是一門“使人幸福的科學”（蕭伯納），那么它就應該為思想界貢獻有價值的思想，應該把視角重新投向“人”，從而再次關注蘇格拉底所提出的“人應該怎樣活著”這樣的根本問題（Socrates Question）。因此在我看來，現(xiàn)代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缺陷，是其人文精神傳統(tǒng)的喪失，這就導致經濟學盡管在數(shù)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進展，但是由于對“人的意義”這一重大問題的忽視，由于對歷史、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忽視，最終仍然不能回答和超越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經濟學命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學不單是理性的產物，它還應該是信仰的產物；
它不單是邏輯推理和數(shù)理建模，它還應該是人類信仰和良知的載體；
它不僅應該在智力的層面上拓展經濟學的內涵，還應該在人類的終極關懷的意義上找到經濟學存在的真正價值。我很贊賞盛洪先生對于經濟學精神的詮解方式：“在最高境界中，經濟學不是一堆結論，不是一組數(shù)學公式，也不是一種邏輯，甚至不是一種分析方法，而是一種信仰，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也就是說，經濟學應該具有理性和信仰的雙重維度，應該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和諧統(tǒng)一。

　　在這本并不厚重的經濟學文集中，我試圖從我對經濟思想的理解出發(fā)，探討我所感興趣的經濟學命題，在這里，對于現(xiàn)實經濟運行與制度演進的關注，與對于人文歷史和道德哲學的關注被置于同樣的位置，這種學術取向，可以通過我所評論的經濟學家的類型上得到某些暗示。而對于經濟學方法論的探討，則源于我在�？�(M.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意義上對經濟學許多基本問題的好奇心，這些問題，涉及到經濟學的知識論詮釋和學科性質，涉及到經濟學的經驗驗證與范式的危機，涉及到經濟學中價值判斷以及與倫理學的關系，涉及到經濟學中的人文傳統(tǒng)與理性精神，也涉及到經濟學中假定的現(xiàn)實性等方法論問題，我希望這些研究可以澄清我頭腦中對于經濟學的許多模糊的不確定的觀念。而在那些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論文中，我嘗試著實踐這些經過思考獲得的經濟學理念，而以一種人文關懷的精神，從制度變遷和歷史演進的角度審視中國當下的經濟發(fā)展和體制轉型，是其中一以貫之的主題。

　　美國思想家愛默生在《論美國的學者》這篇著名的隨筆中，說：“時代仿佛傳染了哈姆雷特的憂郁，‘思想上的黯淡使她憔悴’”，而當下的經濟學界，似乎也正面臨著這樣的醉心于形式主義而“思想上黯淡”的時光，面對愛默生所提出的“學者應該是思想著的人”的境界，經濟學者仍有集體反思的必要。我在《經濟學反思札記》中，敘述了我對經濟學未來的一點感想，權作為這篇小序的結尾：“經濟學發(fā)展到今天，有必要以恢弘的歷史眼光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來重新審視和觀照經濟學研究中的趨勢，反省我們所走過的道路。經濟學在很多領域內，應該屏棄學科偏見，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態(tài)，接納和汲取來自政治學、法學、哲學、社會學、史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的思想資源，與其他學科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和有意義的整合與互動，使得經濟學真正成為思想的經濟學，真正為思想界貢獻有價值的知識”�；貧w古典作家所秉持的人文精神，重新關注人，從而將理性主義與人文關懷加以融合，是經濟學未來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2001年6月14日于北大蝸廬

　�。ㄐ率澜绯霭嫔�，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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