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知名的天主教徒孫元化(歷官至登萊巡撫)，曾在家中見到一條兩頭蛇。孫元化為此口占一詩曰：
吾聞兩頭蛇，其怪不可弭。昔賢對之泣，而吾反獨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蜿蜒不留停，奔赴孰趨使？當南更之北，欲進掣而止。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煨母鼓I腸，各口頰唇齒。畢生難共趨，終朝不離咫。屈伸非自甘，左右何能以。豈不各努力，努力徒縈累。殺一誠便一，一殺一亦死。并存終奈何，聽之造物理。中國自古相傳見到兩頭蛇者必死，春秋楚人孫叔敖幼時即嘗見而殺埋之，以免他人再見，并奔向其母泣別，惟未死。詩中所形容兩頭蛇在決定行止時“ 首鼠兩端”的矛盾與掙扎，很可以做為當時許多奉教士人徘徊在天、儒之間的適切寫照。孫氏稍后在吳橋之變被叛軍俘虜時，即曾以違反教規(guī)的方式企圖自刎以守節(jié)。

　　明清許多奉教士人或許就像前述的兩頭蛇，雖然身具多樣的強勢基因，甚至學會西方傳來之先進天算或火炮知識，但在糅合的過程中，自體卻也很容易出現(xiàn)嚴重的矛盾與沖突(如違反“十誡”的規(guī)定，娶妾以傳宗或自殺以殉國)，有些人的后代甚至不再入教，而選擇回歸中國士大夫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其中涉及瞿汝夔和王徵的兩章，即圍繞在此兩家族相當特殊的婚姻狀況，以探索中、歐兩文明間的異同。而這兩個十分突出的個案研究，應也可對現(xiàn)今頗受學界關注的性別議題，提供一些深具意義的切人點。

　　本書中有最多篇幅討論山西絳州韓霖家族奉教、揚教的過程，及其在后世所引發(fā)的反彈。此不僅因為先前相關的研究不多，且因韓氏的生平事跡很可以勾勒出天主教近代在中國的發(fā)展脈絡。韓霖因年輕時隨經商的父親四處游歷，而得以成為徐光啟和何喬遠的門生，并結交東林和復社等名士。他憑借家族的經濟能力和人脈關系，協(xié)助耶穌會士在山西開教，甚至利用地方官宣講圣諭的良機，刊傳融人天主教義理的《鐸書》，并巧妙地將這本融合天、儒的書裹上官方色彩，試圖達到當代天主教人士所追求之“合儒”和“補儒”的目標。韓霖的努力令絳州得以在明清之際成為全中國最蓬勃的天主教教區(qū)之一，但同時也引發(fā)反教人士積極且長期的對抗。筆者因此嘗試拉長時間的縱深，探索兩個多世紀間天主教在絳州生根、沒落與再起的過程，并析究其如何受到外在大環(huán)境的牽動。

　　除了天主教與教外人士間的正反面互動之外，教中之人對“禮儀問題” 的爭執(zhí)，也是影響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發(fā)展極其深遠的事件。但先前的研究焦點多集中于不同傳教會之間的沖突，而較少著墨在中國教徒的反應，故書中也以兩章的篇幅嘗試對這些“被忽略的聲音”進行初步的介紹與探討。

　　筆者同時希望透過此書能對史學界的學風提出一些逆耳的反省。我們在今日的許多史學出版物中，屢屢可見一些學者不從先前的研究出發(fā)，而只是徑自摘抄原典，卻又不曾積極擴充新材料，或嘗試較深入地疏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創(chuàng)見的新結論。這些作者有意避談己文與前人研究間的異同，而某些編輯和審稿者對此一現(xiàn)象的漠視與容忍，更已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亦即，在史學期刊中許多后出的論述常不能顯現(xiàn)該課題最高的研究水平，此與科學界的情形大相徑庭。

　　如以永歷朝派遣耶穌會士卜彌格赴歐一事為例，百余年來對其所攜去之數(shù)件官式文書的介紹，不斷出現(xiàn)在天主教史的論著當中，但待解之處并不明顯減少，甚至在摘引文句時都還一直無法做到字字正確，遑論具體提升相關研究的層次！

　　現(xiàn)今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若考量地域的限制以及社群互動的情形，大致可分成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美加、歐洲和日本等五大區(qū)塊。由于各區(qū)塊均已建立各自的學術傳承體系與論文發(fā)表渠道，且分別使用簡繁體中文、英文、法文和日文等不同語文，以致嚴重缺乏互動。亦即，許多中國史的研究者仍處于或安于閉關自守的狀態(tài)。我們�？稍谀承┕�私場合聽到有學者抱怨其研究結果遭到同行忽視，也許有人會將其歸咎于資訊的隔閡或語文的障礙，但即使沒有此類困難，此一頗令人難堪的現(xiàn)象或許仍舊明顯存在。先前學界極少公開討論或承認這個事實，但我們實在需要尋求更多的共識并投入更大的努力，以導正目前的學風。

　　此外，先前許多學者對中文文獻的處理，往往僅加以摘引、陳述和編排，對資料本身常缺乏深入的析探，以致多只能解讀文字的表面意義，而無法萃取出掩覆在表層之下的豐富訊息。且當不同文獻中的說法出現(xiàn)矛盾時，也常不能“傳信存疑，以別史料”，并透過嚴整的邏輯推理法則去覓求較合理的解釋。事實上，現(xiàn)今許多中國史的論著仍不脫“剪刀加糨糊再裱褙”的平面展示模式，而未能呈現(xiàn)人、地、時、物所交錯出之多度空間的縱深。

　　七十多年前，學貫中西、兼通文理的傅斯年(1896—1950)先生創(chuàng)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大力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并揭舉“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大旗。然而，以傅氏為代表的史料學派(又名新考據(jù)學派或科學史學派)，無可否認地尚未能令中國史學界的治學方法普遍發(fā)生質變，此因新史料的開拓及其內涵的精煉往往門檻頗高，故該學派很難以具體的案例持續(xù)且強有力地進行面的開展，并與其他的研究傳統(tǒng)明顯區(qū)隔開來。

　　但隨著出版業(yè)的蓬勃以及圖書館的現(xiàn)代化，再加上網(wǎng)際網(wǎng)路和電子資料庫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常擁有博聞強識的前輩學者們夢寐以求的環(huán)境。我們有機會在很短時間內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補探索歷史細節(jié)時的許多隙縫，或透過邏輯推理的布局，迅速論斷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實上，一個有機會孕育“e-考據(jù)學派”的時代或已出現(xiàn)！

　　此故，本書所提及的許多與天主教人華史事相關的人物，雖然大多被收入葉德祿主編、陳垣等撰的《天主教史論叢》(1943)，或方豪所撰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1967—1973)中，但我們現(xiàn)在對這些人生平事跡的了解，應已可自數(shù)十年前的水平，躍升至一新的層次，甚至亦能發(fā)掘出如成啟元和許樂善等先前不被學界熟知的奉教官紳。然而，如果我們無法在扎實的傳統(tǒng)史學基礎上，進一步運用資訊工具以強化梳理和鉆研史料的能力，而仍舊安于文獻的摘引、復述與排比，或將愧對科技進展所賦予這一代史學工作者的特殊條件。

　　此外，海峽兩岸史學界的研究范疇，往往自我設限，未能積極擺脫人為的政治界限，并嘗試跨越知識分科的藩籬。故在課題恰當或材料允許的情形下，我們或許也應該多嘗試將視野拉出傳統(tǒng)中國史的格局，并積極在國際史學的主流中爭取該有的發(fā)言權。語多逾格，情則剴切，知我、罪我，開創(chuàng)史學新局應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最后，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園院士、何丙郁院士、邢義田教授、楊翠華教授，新竹清華大學的陳良佐教授、徐光臺教授，臺灣大學的古偉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朱鴻林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的葛兆光教授、張國剛教授，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的林力娜(Kadne Chcmla)教授，澳洲Macquarie。大學的葉曉青教授，以及許多無法在此一一列名的前輩和友人，他們在我轉行進入史學的過程中，適時給予許多鼓勵和啟發(fā)。尤其，清大的沈前校長君山教授是我初學天文時的啟蒙師，多年來他對我在治學和做人各方面的教導，是我一直感懷在心的；
他在二度中風的前一日幫我題了書首的字，希望自己未來能努力不負沈師的期勉。此外，我也要對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以及荷蘭萊頓(Leiden)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表達誠摯的謝意，他們的豐富搜藏和館員們所提供的專業(yè)服務，讓我得以順利完成此一研究。當然，本書中所有可能的錯誤，仍將是由我自負文責。

　　借此簡體字版出書之便，筆者已將原在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所出繁體字版(2005)之訛誤訂正，兩版的差異可參見本人的個人網(wǎng)站。

　　書于新竹風城脈望齋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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