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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美國還在施壓]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走勢圖

發(fā)布時間:2020-03-14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人民幣的升勢不僅被業(yè)內人士所密切關注,甚至已成為普通百姓經常談起的話題,而國際上的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則是人民幣持續(xù)升值的一個重要因素。5月下旬,第二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將在華盛頓舉行,目前諸多方面的信息顯示,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美將繼續(xù)交鋒。
  
  
  日本率先發(fā)難 美國聲勢更大
  
  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升值的輿論是建立在中國經濟十幾年來迅速發(fā)展的基礎上的。1994年以后,中國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2003年7月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始終在8.70~8.27兌1美元的范圍內窄幅波動。同期,中國的GDP從不足5000億美元增加到1.64萬億美元;外貿總額從2366億美元增加到8510億美元;外貿順差十年間累計為2544億美元;外匯儲備從212億美元增加到4033億美元。國外輿論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是政府采取壓低人民幣匯率的手段獲得的。在國際上,超常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通常會引發(fā)貿易摩擦,可謂“樹大招風”。
  率先向中國發(fā)難壓人民幣升值的是日本。2002年12月4日,日本財政次官黑田東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fā)表文章稱,中國的通貨緊縮經出口擴散至亞洲甚至全世界,中國應當承擔起人民幣升值的責任。12月6日,財政大臣鹽川正十郎發(fā)表公開講話,要求人民幣升值。2003年2月在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上,鹽川正十郎要求通過一項與1985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xié)議”相類似的文件,迫使人民幣升值,但被會議所拒絕。
  2003年7月21日,美國《商業(yè)周刊》刊登美國前商務部副部長、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杰弗里?加滕的文章指出:“中國的問題更大,由于巨額的貿易順差和日益增長的外匯儲備,因此應該要求中國對人民幣進行重新估價。”此后不久,美國財長約翰?斯諾也公開表示,中國政府應逐步邁向市場主導的彈性匯率制度,希望中國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2003年9月,斯諾財長曾為此專程訪華。2004年9月9日,一些美國行業(yè)協(xié)會試圖借大選之機迫使布什政府壓人民幣升值,聲稱“中國的匯率政策使美國產業(yè)和工業(yè)生產蒙受了巨大損失”。11月13日,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克里在第三次辯論時攻擊布什總統(tǒng)不抓住時機壓人民幣升值。
  
  美國參議院和政府分別開價
  
  2005年4月6日,美國參議院以67票對33票通過查爾斯?舒默和林賽?格雷厄姆的聯(lián)合提案,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在六個月內升值27.5%,否則將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27.5%的進口關稅。27.5%是怎么來的?是依據(jù)兩名美國經濟學家對人民幣升值的估算。一位是Morris Goldstein(莫里斯?戈德斯坦),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了40%;另一位是Barry Bosworth(巴里?博思沃斯),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15%~25%。舒默參議員將這兩位的估算加在一起為40%+15%=55%,因為是兩位學者的看法,再除以2便得出了人民幣應升值27.5%的重大結論。稍微有些金融知識的人都知道,一個國家的匯率政策是比較復雜的問題,涉及經濟、貿易和金融領域的方方面面。而這兩位參議員竟如此簡單地得出了重要的結論,既不嚴肅,也不負責任!后來還竟然提出中國政府若不照辦,就要被扣上一頂“國家操縱匯率”的大帽子!
  參議院通過決議次日,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斯諾財長說,參議院企圖迫使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做法是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操之過急可能破壞中國的金融體制。斯諾財長還對舒默參議員說:“你不希望擾亂中國的金融體制,導致一場東亞金融危機,對吧?”舒默修正案當即受到不少美國經濟學家的批評。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說,美國不應該在匯率問題上指責中國,“將中國作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替罪羊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舒默修正案通過后,斯諾財長派特使訪華,要求人民幣升值10~15個百分點,也就是升到7.44元~7元人民幣兌換1個美元。目前中國沿海地區(qū)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yè)出口換匯成本基本上是7元~7.5元人民幣,對于布什政府的要價,中國大部分出口企業(yè)很難承受。
  
  損人,且不利己
  
  2005年6月初,亞洲開發(fā)銀行發(fā)表報告,利用牛津經濟預測模型模擬亞洲貨幣、尤其是人民幣升值之后的情況。結果顯示,即便人民幣升值,受沖擊的只會是中國及其鄰國的經濟,對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尤其是美國財政、貿易雙赤字并無多大幫助。該報告分別假設人民幣在2005年下半年升值10%和20%,來測算對中國和美國經濟的影響。在升值10%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受損,經常項目受到沖擊,2006年外貿順差僅為150億美元,而美國貿易赤字僅減少36億美元,經常項目的改善占GDP的比例僅為0.02%。而在人民幣升值20%的情況下,2006年中國則會出現(xiàn)貿易逆差318億美元,經常項目對GDP的貢獻下降1.7個百分點,GDP的增速急劇下滑,很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的硬著陸;而對美國而言,經常項目的改善也僅為0.05%。亞洲開發(fā)銀行研究報告的結論是,人民幣升值對解決美國外部經濟失衡的作用微乎其微。
  強壓貿易伙伴的貨幣大幅升值,以達到減少自己貿易逆差的目的,這是美國歷屆政府多年以來的習慣做法。上世紀70年代,美國壓馬克大幅度升值,從60年代末4.2馬克兌1美元上升到80年代末1.5馬克兌1美元,升值64%;80年代中期壓日元大幅度升值,從1985年2月的263日元兌1美元上升到1988年2月的128日元兌1美元,升值51%;80年代末壓新臺幣升值,限新臺幣半年之內升值40%,從42新臺幣猛升到25新臺幣兌1美元。但效果如何呢?多年以來,美國對德國、日本和臺灣地區(qū)一直處于逆差狀態(tài)。2006年美國對德國貿易逆差478億美元,對日本貿易逆差885億美元,對臺灣地區(qū)貿易逆差152億美元。再以壓歐元升值為例:2002年1月底,1歐元兌0.86美元;2006年7月,1歐元兌1.29美元,歐元升值50%。然而,美國對歐元區(qū)的貿易逆差從2001年的540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915億美元,增長70%。以上事例充分說明,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商品是否有競爭力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單純依靠壓對方貨幣升值來減少本國貿易逆差是國際貿易的傳統(tǒng)思維。時代發(fā)展了,情況復雜了,這種傳統(tǒng)思維也應該改變了!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升值2個百分點,8.11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此后每天的浮動一般不超過3‰,實施“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的政策,具體操作采取“窄幅波動、小幅攀升、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根據(jù)中國國家信息中心模型測算,人民幣升值2%將一次性讓GDP增速下降0.2個百分點,就業(yè)減少50萬人。
  從2005年7月21日匯率改革到2007年4月30日,人民幣從8.27元兌1美元升值到7.70元兌1美元,總共升值6.89個百分點。人民幣升值必然會影響中國的外貿出口。2004年中國出口增幅為35.4%,2005年下降為28.4%,2006年上半年降為25.2%。本來,2006年出口增幅會下降到23%左右,但由于國家較大幅度下調出口退稅幅度,促使企業(yè)加速出口甚至搶關出口,以趕在12月14日之前享受調整前的出口退稅優(yōu)惠,這就造成了8月至11月中國出口不降反升的現(xiàn)象,實際上是“寅吃卯糧”。2006年中國出口增幅為27.2%,給人以人民幣升值不影響出口的錯覺,也給了美國繼續(xù)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借口。
  人民幣升值也使美國消費者蒙受損失。2006年12月在美國節(jié)日市場上,來自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價格上漲了5%左右,玩具價格上漲了10%左右。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是日用消費品,是廣大消費者需要的。隨著人民幣加速升值,必然會使美國的通貨膨脹火上澆油。正如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2006年12月14日在《美元的價值》一文中所說:“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大幅下降無法糾正美中兩國的儲蓄不平衡現(xiàn)象,但它卻會引發(fā)一輪貨幣不穩(wěn)定潮,導致中國出現(xiàn)通貨緊縮。如果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其他亞洲國家甚至歐洲貨幣也依樣而行,通貨膨脹之鴿很有可能飛回美國棲息,就像上世紀70年代那樣。”麥金農教授警告:“不幸的是,由于不斷向中國施壓要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保爾森某種程度上已背離了其公開宣稱的強勢美元立場。如果中國頂不住壓力真的讓人民幣大幅升值,那么它就會像日本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陷入通貨緊縮境地,而它的貿易順差卻不會因此而縮小。”麥金農教授用最通俗淺顯的語言告訴人們,美國強壓人民幣大幅升值是“損人不利己”!
  2006年9月10日,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傅強恩(John Frisbie)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專訪時明確表示,“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不同意采用這種強硬的方法迫使人民幣升值”,他說:“人民幣匯率并非造成美中巨額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只是影響美中貿易不均衡的一個原因而已。而且,人民幣匯率也絕非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的關鍵。還有許多其他重要因素在發(fā)揮作用。比如說,美國本身就存在著巨額的貿易逆差。”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擁有256家跨國公司會員企業(yè),這些跨國公司多年以來都在促進中美兩國經濟貿易合作,在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有發(fā)言權的應是這些跨國公司,而不是某些政客和學者。這些跨國公司希望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wěn)定,因為人民幣較大幅度升值將直接提高他們在華投資的成本,也直接影響他們從事美中貿易的利潤。
  
  保爾森“警告”北京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美國財長保爾森要求人民幣在2007年內繼續(xù)升值5個百分點,也就是要人民幣在2007年內升到7.44元兌1美元,并稱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核心問題是人民幣匯率。2007年2月7日,保爾森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時說,布什政府在面臨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已經竭盡所能敦促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他說,中國尚無一套美國所期望且自身所需要的貨幣政策,并威脅說如果中國不加速人民幣改革步伐,國際社會將對其失去耐心。5月2日,保爾森在華盛頓彼得森學院的講演中說:中國的人民幣幣值問題已經成為在處理美中巨額貿易赤字等經濟問題上進展緩慢的一種標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進展太緩慢。保爾森“警告”北京說,他擔心自己將在國會受挫,尤其是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上,“顯而易見,不是有可能而是極有可能國會將通過立法來進行干涉”。
  
  要求中國交出“保證金”
  
  對國會有很大影響的美國智庫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態(tài)度十分強硬。2007年1月31日,具有重要影響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萊德?伯格斯坦博士(C.Fred Bergsten)在國會的證詞中說:“要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現(xiàn)象,人民幣對所有貨幣的匯率就應上升20%以上。也就是說,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要上升40%左右,中國可以在今后幾年中分階段完成上述目標,以緩和人民幣調整過程中的壓力。可以采取一系列匯率調整措施,效仿2005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升2%的辦法,不過這次上調的幅度要大得多,首次調整幅度應在10%~15%以上;如果人民幣及其他亞洲貨幣對美元匯率上升40%,那么美國經常項目赤字每年將減少1500億美元。”“很明顯,中國極不情愿對其貨幣政策做出必要的調整。在過去三年中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不論是‘溫和外交’,還是戰(zhàn)略經濟對話,均收效甚微。因此,美國有必要采取新的政策。”“財政部必須立刻進行大幅度的政策調整。當局應立即通知中國,如果在2007年5月下一輪戰(zhàn)略經濟對話之前,也是財政部下一份半年報告出臺之前,中國沒有交出‘保證金’,即沒有將人民幣升值10%以上的話,中國將被戴上‘操縱者’的帽子。當局告知七國集團成員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打算將中國稱為‘貨幣操縱者’,以促進多邊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并減少雙邊對抗。最終達成‘廣場2號’協(xié)議或‘亞洲廣場’協(xié)議”,以迫使人民幣大幅度升值。
  
  在美國,人民幣匯率和對華貿易逆差問題已經被政治化了,已經成為某些政客的政治工具了。這樣做,必將損害國家的利益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由于人民幣持續(xù)升值和出口退稅的降低,中國外貿出口增幅在2007年下半年乃至2008年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這固然能起到減少貿易順差的作用,但它將影響社會就業(yè)。正如樊綱所長所言,人民幣匯率快速上升最大的受害者將是廣大的農民工。社會就業(yè)的減少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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