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我國目前的學術界存在著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針對普遍存在的“忙碌浮躁”、“破壞性解構”、“社會科學無用論”和“學術刊物市場化”等問題，作者指出：（1）學術競爭不等于“市場競爭”，而是思想創(chuàng)新、思想分量與思想內涵的競爭。“拯救學術”的實質就是要“拒絕忙碌”。（2）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化包裝和教條化理解進行解構，是為了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一并解構掉。（3）理論的功能寓于理論與現實的關系之中，理論是對現實的提煉，是在本質上把握現實——沒有本質就沒有深刻。（4）市場能夠裁決什么東西有利可圖，卻不能判定學術水平的高下。當下學術刊物的根本問題并不在于其價值的真?zhèn)魏蛿盗康亩嗌伲�而是在于“學術標準”的裁判角色發(fā)生了混亂。

　　關鍵詞：學術競爭 解構 理論與現實 學術刊物 學術標準

　　本文之所以名之曰“學術憂思”，是因為所及問題在學術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且這些問題的存在使我對當下的學術風氣實在不敢恭維；
之所以追加一個“備忘錄”的后綴，是因為按我的本專業(yè)（經濟學）來衡量，本文多半不符合眼下通行的“學術規(guī)范”，更入不了當下的“學術主流”，故只好妄稱“備忘”而已。個人的孔見難免會有“以偏概全”之嫌，不過也算是“言由心生”的有感而發(fā)。借此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進一步的討論。是為題解。

　　忙碌與悠閑

　　如果說“中國的學術界正在墮落”未免有失公允的話，那么坦率地講，每當聽見有人說“學術是社會之公器，學者是社會之良心”，我就感到渾身不自在，我就哭笑不得，我就悲從心來。何也？看看我們的周圍：急功近利、抄襲剽竊、克隆復制、錢學交換、權學交換等等被稱作“學術腐敗”的現象，在學術界已然成為一種“常態(tài)”，一種“生態(tài)環(huán)境”，一種“生存之道”。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奢談什么“公器”、“良心”，豈不是有些“做秀”抑或“自作多情”？多少學者和教授殫精竭慮、窮其一生，如果所做所為對學術發(fā)展毫無意義，這不是墮落又是什么？

　　在一池污水中，你打不出一桶清水。學術界某些人的墮落固然與社會環(huán)境有關，但現行的學術管理體制的導向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學術管理體制逐漸打破了學術問題“意識形態(tài)泛化”的束縛，學術創(chuàng)新在廣度和深度上獲得了極大的拓展，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我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市場游戲規(guī)則的泛化，目前我國的學術管理體制正在形成一種“市場拜物教”的導向，這種導向嚴重地歪曲了學術“競爭”，以為學術競爭就是讓學者們成為忙忙碌碌的逐利者。在如此強勢的市場導向下，學者成了小販，教授成了商人。似乎只有忙忙碌碌，才是學者們的出息。于是乎，不少學者整天腋下夾個大皮包，在天上飛來飛去，在地上跑來跑去，在鏡頭前晃來晃去，出入于賓館飯局，奔走于權貴之門，惶惶如喪家之犬，急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學者的職能是“思”，而不是“忙忙碌碌”。肉體忙碌了，思考也就停止了。不要以為“忙忙碌碌”就是“勤于思考”，其實，忙碌的學者早已“心為物役”，所思所想都是蠅蠅茍茍的一地雞毛，哪還有學術探索的激情和好奇心。思想的天敵是忙碌和浮躁，忙碌和浮躁是雙胞胎。學術要拒絕浮躁，就必須遠離忙碌。只有在悠閑的環(huán)境中，學者才能去“思”。孤獨出智慧。

　　悠閑不是懶惰，不是無所事事。我所說的“悠閑”，是指盡可能地使學者免除與學術無關的俗事和雜事，為學者提供一個自由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悠閑當然不等于勤于思考，悠閑也并不是要拒絕走進生活和實踐；
但就我的體會而言，思想的勤奮必須以悠閑為前提，忙碌的學者多半是思想的懶人。然而，我們的某些行政管理者似乎就是不懂這個道理，以為學者若不像他們一樣忙碌，就是不務正業(yè)，就是好逸惡勞；
若不假以生存的“壓力”和市場競爭的“眼色”，學者就出不了成果。在一片忙碌的熱鬧氛圍下，學術行政化、衙門化、公司化也就在所難免了。

　　學術的發(fā)展離不開競爭，沒有競爭，學術就成了毫無生氣的一潭死水。但是，學術競爭不等于“市場競爭”，更不是“金錢”的競爭。學術競爭是思想創(chuàng)新的競爭，是思想分量與思想內涵的競爭。其實，學術創(chuàng)新畢竟不是流水線上的產品，不是種“老玉米”（今年種下去明年就必須有收獲），學術創(chuàng)新的價值標準不是“批量生產”，能夠“批量生產”的東西決不是學術創(chuàng)新。學術成果與企業(yè)產品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獨創(chuàng)性和原創(chuàng)性的，后者是可重復和批量的。思想的本質是“問題意識”，是“創(chuàng)新”，不是“重復”和“批量生產”。創(chuàng)新豈能“批量生產”？一旦學術成果可以“忙忙碌碌”地批量生產出來，這些“成果”就只能是低水平重復。

　　在這個很勢利的年代，“活著就是意義，生存才是硬道理”已然成了一種人生哲學。即便是在遠離世俗的學術界，問題中人、性情中人、孤獨中人也已寥若晨星。如果以“社會公器”和“社會良心”的標準來要求，當下的學術界的確到了應當“拯救”的地步了。拯救的過程，也就是學術去“三化”（行政化、衙門化、公司化）的過程。面對積重難返的態(tài)勢，學術界的制度建設和道德提升的任務自然十分艱巨。不過在我看來，不論是制度建設還是道德提升，“拯救學術”的實質就是要“拒絕忙碌”。拒絕忙碌就是拒絕浮躁，只有拒絕忙碌才能保護思想的激情不至于被“心為物役”的浮躁迅速磨滅，才能給學者們“從容思考”的空間和時間。正因為如此，私心以為眼下風頭正盛的“量化”管理制度設計（規(guī)定學者每年必須完成多少數量的論文），恐怕已經步入了嚴重的誤區(qū)。把學者“當猴子來看管”，用管理企業(yè)的辦法來管理學術，只能導致大量的“重復生產”、“重復建設”，且多半是“低水平重復”。為了滿足數量的要求，學術創(chuàng)新必然異化成抄襲剽竊和克隆復制——在量化管理的標準下，想不抄襲、不復制恐怕都不可能。用行政化、衙門化、公司化的辦法來管理學術，除了制造出越來越多的“假學者”、“偽教授”，以及規(guī)模和塊頭越來越大的“學術泡沫”外，我實在看不出它還有什么積極作用。

　　解構與創(chuàng)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最引人矚目的變化，就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進行反思和解構。所謂解構（deconstruction），是與建構(construction)相對應的概念，具有向傳統(tǒng)的教條和權威展開批判的內涵�！敖鈽嫛辈⒉皇悄康�，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化包裝和教條化理解進行解構，是為了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一并解構掉。這是一種建設性的解構。改革開放20年多來，我國學術界在理論上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比如有關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中國特色、“三個代表”、小康社會等等理論），無不與這種建設性解構有關。然而，雖然解構是創(chuàng)新的基礎，但解構未必創(chuàng)新。若為了“解構”而“解構”，那么解構之后就只能是碎片，剩下的是一地雞毛。在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中國當下的新自由主義精英收獲的就是這樣的“碎片”和“雞毛”。這是一種破壞性的解構。

　　新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大致經歷了“三步曲”：第一步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解構傳統(tǒng)社會主義實踐，從而為回歸“市場經濟”提供理論依據；
第二步是用“市場經濟的現實”來解構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推論，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打入烏托邦；
第三步是用“非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來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進而從根基上顛覆馬克思主義�？陀^地講，如果說解構的第一步還具有“建設性”的話，那么從第二步就開始，這種解構就暴露出了其“破壞性”的真實意圖。當傳統(tǒng)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被解構之后，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推論就成了解構的下一個對象。現實是大多數人的安身立命之處，用現在來解構未來，意味著在理論博弈中總是當下的強者，其勝出的把握自然符合“經濟人”的算計和預期。事實上，大凡對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推論的解構，其依據都離不開當下“經濟人”這個活寶（張五常自詡用“三招兩式”就駁得馬克思“片甲不留”，可謂典型）。在“用現實解構未來”大獲全勝之后（其實這種“全勝”十分可疑，對此我已有專文分析①，不贅述），新自由主義便力圖將戰(zhàn)果擴大深化，“用現實來解構現實”成了學術界的顯學（只是此現實不是彼現實，前者是非馬克思主義眼中的現實；
后者是馬克思主義眼中的現實），這種解構在以下兩個實例中頗有代表性。

　　一是關于“發(fā)展勞動價值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勞動外延的擴展、腦力勞動的地位與比重的不斷提高、科技和管理的創(chuàng)新勞動的意義日趨凸顯等等現實存在，要求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原有的個別觀點、結論作出新的認識，與時俱進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精英的骨子里，“發(fā)展勞動價值論”的真實用意是要解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分析。然而不知是缺乏學術真誠還是直面馬克思的勇氣不足，新自由主義居然想發(fā)展出一個“沒有剝削的勞動價值論”。于是一場以“發(fā)展”為名的圍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喜劇鳴鑼開場了�？尚Φ氖�，這個喜劇以轟轟烈烈的氣勢開場，最終卻以無疾而終的結果收場。為什么馬克思的“現實分析”難以被解構？因為非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僅僅是對現實的刻畫和描述，而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則是透過現象看本質。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比非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更本質、更深刻。遺憾的是，新自由主義并沒有接受歷史教訓：他們的先輩們在殫精竭慮地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而一無所獲之后，最終不得不放棄了解構“勞動價值論”的努力。比如，馬歇爾之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只談價格，至于價值，對不起，無可奉告。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價值”面前保持了驚人的沉默，個中原因耐人尋味。在我看來，這種沉默與其說是一種基于學術自信的蔑視，倒不如說是面對勞動價值論鐵的邏輯時的無奈。然而，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一旦這種解構泛濫成災，“發(fā)展勞動價值論”也就異化成了庸俗經濟學的集體表演（比如“效用價值論”和“物化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只不過這次表演披上了與時俱進的外衣，其坐念唱打仍是當年庸俗經濟學的那套路數，并無多大長進。

　　二是關于“公平”。為了標榜自己是“大多數人”的代表，新自由主義的精英們煞有介事地祭起了“公平”的大旗。盡管這很滑稽，卻也說明他們畢竟對“損不足補有余”的政策主張缺乏道義上的底氣。然而，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破壞性的解構之后，新自由主義并不知道自己應身處何地來完成他們的“公平”任務。比如，在貧富懸殊日益凸顯的今天，新自由主義者時刻掛在嘴邊的“人權”、“公平”就象堂•吉可德揮舞的長矛，其荒謬之處就在于：他們毫不吝惜賜給弱勢群體以話語權利，至于支撐話語權利的經濟權利（這才是人權和公平的基礎和根本），則是不能也不愿給與的。于是，所謂“人權”、“公平”在他們那里只是說說而已，人們大可不必當真。一個眾所周知的疑問是，在“人權”和“公平”的訴求越來越成為強勢話語的全球化世界，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弱化了嗎？兩極分化收斂了嗎？無需多高的智商，只需常識就可明白：沒有經濟權利墊底，人權和公平等于零！更可笑的是，本來“私產入憲”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其依據是市場經濟生產方式展開的必然性，然而新自由主義卻硬要把“私產入憲”的必要性與保護窮人的權利合二為一，殊不知“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① 誠然，消滅私有制是未來社會的使命，保護和發(fā)展“合法的私有財產”是我們今天的任務。但是，學術界沒有必要用“保護窮人權利”來為“私產入憲”提供理論合法性。這種做法既不客觀，也不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fā)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雹� 對于新自由主義而言，這樣的刻畫同樣適用。

　　盡管新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是“自說自話”（歷史必將證明這一點），但這種“自說自話”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卻不可低估。正是在這種破壞性的解構下，對“規(guī)范化”的強調成了一種文字做秀；
對“形式化”的追求墮落成一種“皇帝新衣”式的愚昧表演：表演者“若有其事地念著咒語，因為誰也不懂得他在念什么”③，可憐的聽眾們卻誠惶誠恐地頻頻點頭，因為誰也不敢說皇帝沒穿衣服。更可悲的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解構了“真實”和“本質”之后，看見皇帝沒穿衣服的人也不得不懷疑自己是不是瞎了眼，或者是不是自己的智商出了問題，其結果就是學術界的“集體失語”。至于對“學術性”的追捧，如果不是確認自己精英身份的名片，那也不過是“馬尾巴的功能”般的雞零狗碎；
還有所謂的“與時俱進”，除了制造出與政府工作報告沒有多大區(qū)別的文字垃圾外，剩下的就只是一堆連作者自己都有“閱讀疲勞”的虛無。問題在于，這種情形已經成為當下學術界的一種病毒復制，體制中人幾乎難以幸免，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顯性或隱性的帶菌者。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曾批判舊哲學是“郎福德式的淡而無味的雜碎湯”，當今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熬出來的不就是這樣的一鍋“雜碎湯”嗎！

　　或許不應譏笑當下學術界的雞零狗碎，一旦市場經濟成了供奉在學術祭壇上的“圣物”，學術研究的“碎片化”和“雞毛化”也就勢所必然�；蛟S也不應當過于苛責學者們，倘若“市場神話”已不容解構的話，學者們如果不去搗鼓“雞毛”和 “馬尾巴”，又憑什么當專家評教授混博士呢？恐怕也只有在“雞毛”和“馬尾巴”上才能找到研究的“靈感”和“創(chuàng)新”的空間了。問題在于，在破壞性地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終極關懷和本質分析之后，用歷史和發(fā)展的眼光來解讀市場經濟又何以可能呢？

　　有用與無用

　　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提問：社會科學到底有什么用？這個提問的背后，其實是對“理論”存在合法性的深深懷疑。因此，“社會科學有什么用”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理論有什么用”的問題。標準答案通常是：理論有兩個功能，一個在于說明“是什么”，另一個在于“預測”。但這個標準答案恐怕并不能令人滿意。在大多數人眼里，理論其實沒有什么用。在當下人們的心目中，有用的標準是什么？是現實，是“現在、而今、眼目下”。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社會關系就是當下的現實關系。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在“現實中活著的人”看來， “現實的”才是有用的，“不現實的”就是沒用的。換言之，“有用性”構成了現實的一般品格。于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個散發(fā)著一股實用主義味道的“潛規(guī)則”，也就成了今天人們衡量有用與否的標準。

　　除了運用型的技術外，理論（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往往是不“現實”的，由此被人們視為“無用之物”，也就不奇怪了�？梢�，對理論作用的懷疑，其實是從實用主義邏輯出發(fā)的必然結果。要回答“理論有什么用”，就必須回答理論與現實的關系。面對“理論有什么用”的發(fā)問，我們應當反問：“什么是有用”，“有用”的標準是什么？如果有用的標準是“吹糠見米”的實用主義，是“現在進行時”，那么就讓我們看一看理論與現實的關系吧。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歸納，我想，理論與現實的關系“既對立又統(tǒng)一”：

　　其一，理論與現實不能等同（矛盾），二者總是保持著一定距離。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雖然“意識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馬克思語），但意識畢竟不能等同于存在。從實踐論的角度看，理論的指導意義往往必須通過政策作為中介。如果以為二者可以等同，要么就是把理論混同與實際工作中的政策，要么就只有取消意識與存在的界線。

　　其二，理論與現實有聯系（統(tǒng)一），二者相互依存�，F實是理論的土壤和源泉，理論脫離了現實就成了無源之水——沒有現實的支撐的理論是偽理論；
理論是對現實的提煉，是對現實的本質的把握——沒有本質就沒有深刻。

　　由此看來，現實不上升到理論的層面，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就永遠處于原始的膚淺狀態(tài)。理論能使我們對現實的把握達到本質、提煉、有序、深刻的境界，沒有理論，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就只能是現象的、粗陋的、雜亂的、膚淺的。這就是理論的用處，換言之，這也就是社會科學的作用。

　　當然，歷史和現實中存在著的形形色色的偽理論玷污了理論的名聲，教條主義的理論也曾讓我們深受其害（對此的檢討屬于另一個話題），我們應當引以為戒，并時常保持警惕。但是，這并不能坐實了“社會科學無用論”。就社會科學的生命力和解釋力而言，問題不僅在于其理論應如何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這是不言而喻的，更在于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在許多人看來，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稱之為“科學”，實在是有些勉為其難了�？杀�的是許多以社會科學為職業(yè)的人，說起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也常常會底氣不足。

　　就“科學”的一般規(guī)定來看，一門學問之為科學，至少應具備兩個條件：（1）研究對象是客觀的，不是主觀的。進而言之，雖然研究主體是主觀的，但研究對象的客觀性決定了主體具有能夠把握對象的客觀存在及其發(fā)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能夠把握對象的本質和規(guī)律。（2）研究結論具有“可重復性”和“可驗證性”。以此為標準，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客觀的”（主客體的區(qū)分清楚），研究結論是“可重復”、“可驗證”的，其科學性自然十分明確。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比，具有以下的特殊性：（1）研究對象不是自然界、自然現象，而是人、社會及其關系。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本身具有很強的主觀色彩。（2）研究結論一般并不是絕對的、精確的，而是相對的、辨證的；
其具體結論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能在實驗室里“重復檢驗”。

　　但是，社會科學的特殊性并沒有消解其作為科學的一般性：第一，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具有主觀性，而且也具有客觀性，它具有主觀和客觀的二重屬性。說它是主觀的，是因為人的世界充滿了“自由意志”，其行為和現象體現著人所特有的“主觀能動性”；
說它是客觀的，是因為人的世界仍是一種“客觀存在”，其行為和意志必然要受到客觀條件（自然的、社會的）的制約。前者決定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特殊性，以此區(qū)別于自然科學；
后者決定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科學的一般性，以此表明與自然科學的一致性。第二，雖然社會科學的結論在微觀、短期、靜態(tài)的層面上一般難以“重復”、“驗證”，但在宏觀、長期、動態(tài)的層面上卻是“可重復”、“可驗證”的。比如，我國今天正在經歷的 “工業(yè)化”、“城市化”，以及世界正在面臨的全球化，“重復”或“驗證”了社會科學所揭示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誠如馬克思說：“工業(yè)較發(fā)達的國家向工業(yè)較不發(fā)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
再比如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資本積累與兩極分化等等理論，也已經并仍在為歷史所“驗證”和“重復”。

　　由此可見，社會科學就是科學，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承認這一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并不否定社會科學在本質上的科學規(guī)定性；
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只是說明，它不是“自然”的科學，而是“社會”的科學。如此而已。前不久，中央3號文件再次強調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四個同樣重要”，我覺得非常有針對性。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下，“社會科學無用論”（尤其是社會科學基礎理論）在當今社會具有廣泛的影響。因此，盡管“社會科學有什么用”只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但當下重新確認“社會科學有什么用”，看來實屬必要。

　　投入與回報

　　學術刊物是學術的載體。辦學術刊物是一種投入，按市場游戲規(guī)則，這些投入都可用物質和金錢來衡量（比如編輯費、印刷費、稿費等等）。問題在于：（1）這些投入應不應當獲得回報？（2）這些投入應當獲得什么回報？

　　先看第一個問題。一般說來，任何投入都要求回報,在當今的市場經濟下更是如此，學術刊物也不例外。如果辦學術刊物的投入不能得到應有的回報，這種投入就是一種“無效投入”，一種浪費，這種刊物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這些投入理應得到回報，那么我們需要回答的就只是第二個問題：“這些投入應當獲得什么回報”？更具體說就是：用什么標準來衡量“回報”？

　　通常說的衡量標準有兩個：一曰“經濟效益”，二曰“社會效益”。在學術刊物中，有一部分屬于應用學科，學科的特點決定了這類刊物離“物質基礎”、“現實生活”、“市場”、“金錢”最近，因此，用“經濟效益”作為其“回報”的主要衡量標準，恐怕不會有太大歧義。但是，在學術刊物中有不少屬于基礎理論研究，它們往往離“市場”和“金錢”較遠，這倒不是它們故做清高，而的確是由于專業(yè)對象、研究方法決定了它們不得不“清高”。從事某項專業(yè)研究的學者畢竟只是人群中的少數人，所以錢鐘書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ǎng)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傊�，對于大多數學術刊物而言，“有限的需求”是其與生俱來的特征。

　　不必諱言，若用“金錢”作為其“回報”的衡量標準（通常是發(fā)行量和廣告收入），大多數學術刊物還不如不辦，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就市場供求來看，由于讀者群有限，需求有限，發(fā)行量有限，學術刊物的存在往往難以與市場游戲規(guī)則接軌。在這些“有限”的條件下辦學術刊物，無疑是與市場經濟對著干。除了極少數外（如《讀書》、《天涯》。當然，它們的經驗值得借鑒，但要求所有的學術刊物都辦成如此風格，恐怕也未必現實），大多數學術刊物不可能寄希望于“經濟回報”，若真要把經濟效益作為首要目標，或只有走“攤派”和“關系”之路；
或只有改變刊物性質，走大眾化、通俗化、時尚化之路。也就是說，如果要走市場化之路，就必須登上大眾化、時尚化的快車。大眾化、時尚化是市場化的前提，一般商品如此，文化產品亦如此。

　　讓學術貼近生活，走近大眾，當然是學術刊物孜孜以求的理想。但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今天，分工越來越精細，專業(yè)訓練的內容也越來越特殊，要求專業(yè)性學術刊物都像暢銷書一樣“可口可樂”，恐怕只能是一種空想。如果硬要把這種“空想”變成現實，那么除了個別“已成俗學的朝市之顯學”外，對于那些不能大眾化、時尚化的學術刊物來說，市場化的結果必然導致這類刊物陷入進退失據、顧此失彼的尷尬境地，其最終的命運只有兩個字：下崗。

　　學術刊物若能“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同時兼得，固然是其“回報”的最高境界。然而，魚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正因為如此，我的孔見是：學術刊物當然要講“回報”，但這個“回報”不應當是“金錢”，或不應當主要是“經濟效益”，而應當是學術的“思想價值和創(chuàng)新”（相當于所謂的“社會效益”），其衡量“回報”的基本標準不應當是“市場標準”，而應當是“學術標準”。學術思想不能與經濟效益劃等號，學術標準也不等于市場規(guī)則。即使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地球村，有些事情也不可能徹底市場化，學術刊物便是其中之一。就學術刊物而言，只有當物質和精神的投入收回了學術思想和創(chuàng)新，而不僅僅是帳面上的利潤，這種“投入”才是有價值的，值得的。否則，學術刊物結出來的，就難免是腐敗之果，假冒偽劣之果。衡量“回報”的標準都是錯的，得到的“回報”必然是怪胎，不是怪胎豈不怪哉？

　　把學術視為市場的奴婢，固然是“學術標準”得不到應有尊重的主要原因。但是，面對“官大學問大”、“士而優(yōu)則學”、“官學一體化”的現實，當下“學術標準”的公正性和可信度的確令人懷疑。在如此“學術標準”下產生出來所謂“學術成果”、“學術大師”、“學術刊物”，又怎么能讓人尊重得起來？正因為裁判角色的混亂（行政權力取代了學術權威的裁判地位），學術刊物的價值、學術刊物的數量普遍遭到了社會的詬病，于是人們強烈要求用“市場標準”來置換“學術標準”。遺憾的是，“市場標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市場能夠裁決什么東西有利可圖，卻不能判定學術水平的高下。由此看來，當下學術刊物的根本問題并不在于其價值的真?zhèn)魏蛿盗康亩嗌�，而是在于“學術標準”的裁判角色發(fā)生了混亂。用行政手段來控制學術刊物的規(guī)模和數量，不過是治標之策；
讓市場來完全宰制學術刊物，也只能死路一條。如果說 “市場標準”的裁判是消費者，其形成是消費者選擇的結果；
那么，“學術標準”的裁判就只能是學術界的同行和專家，其形成是各種學術觀點和思想碰撞、爭鳴的結果。真正的“學術標準”是值得尊重的，只有規(guī)范裁判的角色，重建客觀公正的“學術標準”，恐怕才是繁榮學術刊物的真正出路。

　　作者單位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家》編輯部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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