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一百年，始終與威權聯(lián)系在一起。一百年的政治權力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清朝末年的君主威權；
軍閥戰(zhàn)亂以及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軍政時期的軍事威權；
共產黨取得政權后的專政威權。為什么用“威權”二字，因為它是一個中性詞，既沒有“專政”那種內容含混不清，也沒有“專制”那種明顯包含的貶義。這是一種現(xiàn)象，現(xiàn)今臺灣有的學者將臺灣兩蔣執(zhí)政時期稱為“威權時代”。所以，借用“威權”二字我以為是說得過去的。

　　我們的憲法上仍然寫著“無產階級專政”幾個大字。就是在使用“人民民主專政”一詞時，仍然寫上：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一是指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二是指暴力專政，即以暴力取得政權，并以暴力剝奪和鎮(zhèn)壓敵對階級的反抗；
三是指“不與他人分享”的專政，即政權只能歸屬無產階級而不能歸屬其他任何階級。在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早期，曾有人提出共產黨專政的口號，但列寧批判了這個口號，認為不能用共產黨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可是，事實上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共產黨專政。因為只有共產黨才是無產階級的惟一政黨，任何其他黨都不能代表無產階級。而列寧又說過，階級是要由政黨來代表的，那么理所當然，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由共產黨來實現(xiàn)這個專政，也只能由共產黨來實現(xiàn)這一專政。因此，說現(xiàn)在是共產黨的威權一點也不過分。

　　威權與法治并不絕對矛盾。滿清末年搞君主立憲，就是威權與法治結合的嘗試。早期的君主立憲國家無不如此。

日本明治維新就是靠法治來實現(xiàn)日本天皇的威權，康梁變法也是走這條道路。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步走”的想法也是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也就是從軍事權威過渡到憲法權威。

　　在威權政治下法治是有限度的。當康梁的法治維新威脅到滿清威權自身存在時，康梁的百日維新也就終止了。但是，19N年滿清政府仍然可以再搞符合他自己利益的新的法制改革，起草一整套新的法律，我們終究不能說，百年前開始的這項法律革新運動是不好的。

　　記得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口號是計劃經濟下的市場自由。人們把它叫做“鳥籠經濟”，這確實比完全計劃經濟下把鳥捆得死死的要自由多了，鳥有了一定的飛翔空間，雖然還有一個鳥籠。如果沒有鳥籠的話，鳥也就沒有了，確切點說，不是鳥沒有了，而是鳥就不是屬于你的了。威權下的法治也是這個道理，我不妨把它叫做“鳥籠法治”。法治也有其限度，或稱有限的法治，其界限就是威權給你的限度。一百年的法治概括為一句話，就是：把鳥籠做大些。經濟學家不是有個口號叫“把蛋糕做大些”嗎?這一百年來法治建設的努力無非就是力爭“把鳥籠變大些”，今天的努力也無非是要“把鳥籠做大些”。那些想打破鳥籠的人或者折翼垂翅，或者沖出天外，而鳥籠修補依舊。人們深深懂得：一旦鳥籠沒有了，威權也就不存在。威權和鳥籠的命運更是緊密捆綁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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