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過去近1/4的世紀里,羅伯特·吉爾平教授無疑是最杰出的國際關系學者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如《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等已被翻譯成中文并被我國學界廣泛研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篇訪談是在羅伯特·吉爾平教授(Robert Gilpin)與代表《國際關系》雜志的肯·布斯(Ken Booth)教授、伊安·克拉克(Ian Clank)教授、安德魯·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教授以及柯林·懷特(Colin Wight)博士之間進行的。在這篇訪談中,吉爾平教授不僅就現(xiàn)實主義、觀念與外交政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等相關問題做了較為精辟的點評,而且還簡要回顧了其自身的學術歷程和心得,并適時地對國際關系研究的現(xiàn)狀進行了評論。這篇訪談原載于英國《國際關系》雜志2005年9月號(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 No.3, Sept.2005, pp. 361-372.),本刊得到了《國際關系》雜志及其出版機構的授權,現(xiàn)刊發(fā)此文,以饗讀者。

　　一、溫和現(xiàn)實主義、觀念與外交政策

　　《國際關系》雜志(以下簡稱IR) :您卓著的學術生涯主要建立在現(xiàn)實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學( IPE)領域的著述之上。我們稍后討論國際政治經濟學,那么作為現(xiàn)實主義者,您如何看待自己?

　　羅伯特·吉爾平(以下簡稱RG) :我把自己看做是一個“溫和”的現(xiàn)實主義者,因為在我看來,現(xiàn)實主義是一種關于人、社會和政治的性質的哲學立場。現(xiàn)實主義本身并不是科學,不能用可證偽性( falsifiability)來檢驗,而只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在分析政治事件時,我主要關注行為體的利益和權力,但是觀念也很重要,比如宗教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它牽涉到個人及其所屬群體的身份認同的重要方面。觀念使國際政治學術研究變得復雜,而我們希望把它簡化。我們希望擁有一個利益和權力的世界,我們不希望擁有那些“外生的”東西。在今天,宗教的確不是外生的,事實上,宗教變得愈發(fā)重要了。

　　IR:作為一個“溫和現(xiàn)實主義者”,您很快地從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對利益和權力的關注轉到了對觀念的關注。那么確切地說,“觀念”在您的世界觀中處于怎樣的位置?

　　RG: 只要看看宗教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我們就能夠理解觀念的意義。比如,考察一下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基要主義。這些基要主義團體的成員相信,他們的觀念是實在的,他們的行為出自這些觀念。我曾經讀到一篇關于針對正統(tǒng)派猶太教徒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報道,在這起襲擊中有許多人喪生,我當時對這些正統(tǒng)派猶太教徒的反應感到震驚。這些人并沒有像沙龍( Sharon)或世俗派的右翼那樣進行回應,千方百計找出犯罪者并把他們殺死。相反,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做了冒犯上帝的行為,所以他們祈禱,來求得上帝的寬恕。對我而言,這件事表明了觀念在人類行為中的重要性。

　　IR:讓我們澄清一下您的觀點。您對歷史的看法是不是這樣的——一些重要的觀念出現(xiàn)了,并且對現(xiàn)實產生巨大的影響,接下來會有一個妥協(xié),我們經過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調整階段后,又會有一系列新的觀念出現(xiàn),這樣的斗爭又會繼續(xù)下去,這樣來描繪是否公允?

　　RG:可以這樣說,但是現(xiàn)實要更加復雜。觀念總是會不斷地冒出來,但是如果背后沒有某種權力做支撐,觀念就會逐漸消亡�？邓固苟�(Constantine)認為基督教能夠為他的利益服務,因而他才信仰基督教。如果不是因為康斯坦丁,其他的某種宗教或者另一種形式的基督教就可能獲勝。我的一位同事是才華出眾的英語系教授,一直從事早期基督教文獻的研究,她發(fā)現(xiàn)早期的基督教中有許多分支,其中的大多數沒能流傳下來,而其中的一支得以幸存下來。如果要施展影響,政治和社會觀念必須得到權力的支持。在當時,那些不相信普遍信仰的權力的叛教者或異教徒都會被殺掉,很難想像沒有得到某種物質力量的支持,一種觀念能夠推動社會,成為世界上的一種重要力量。

　　IR:您的意思是不是說,宗教利益像物質利益一樣,也是真實的? 比如說,像歷史上的英國不希望低地國家被控制在敵人手中一樣“真實”?

　　RG:不,我的意思并非如此,因為后者有現(xiàn)實的檢驗。如果大英帝國不阻止西班牙或法國對低地國家的主宰,或者如果他們說“這實際上沒什么重要的”,他們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來臨時美國孤立主義者那樣的境地。當時的孤立主義者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與我們有什么相干?”不久以后,珍珠港襲擊就發(fā)生了。因此,如果你的觀念不符合世界的現(xiàn)實,就會付出代價。同樣地,還有一些觀念沒有能夠經得起檢驗。在此, 我想我受到了約翰·杜威( John Dewey) 實用主義的巨大影響: 真理即實用( truth is what works) 。

　　IR:我們同意,在一定層次上觀念是實在的,但是我們很難知道比如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這一點當然您也能夠接受。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一種觀念是否真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真實的、實在的因素對現(xiàn)實產生了影響。

　　RG:當然。宗教的興盛與衰敗不能不從物質因素的角度來解釋。以我剛才提到的基督教為例,物質條件塑造了一種宗教的成功,比如一個特定的宗教機構有充足的財力支持,但也可能出現(xiàn)截然不同的情況。歷史上有許多觀念缺乏物質支撐,它們最終消亡了。

　　IR:再回到您的“溫和現(xiàn)實主義”以及您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3] 現(xiàn)實主義者對布什政府的政策典型的回應是,美國并沒有按照它的國家利益行事。而在您看來,國家利益是由政治精英決定的,“國家”沒有它自己的利益。因此,很難從國家利益的角度批評布什的外交政策,因為您接受那些掌權的人所界定的國家利益。由此看來,您對布什政府的批評本質上是道德的批評嗎? 您的現(xiàn)實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這種批評?

　　RG:這個問題很好,其中涉及兩個方面的議題:一個是關于道德,另一個是關于國家利益。我先來談談國家利益。我認為,許多現(xiàn)實主義者相信有一種客觀的國家利益,而且他們知道國家利益是什么。我的想法有些不同。考察一下美國,我認為危機和大辯論促成了特定時期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xiàn)過兩次界定國家利益的危機或大辯論。第一次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杰弗遜的支持者與漢密爾頓的支持者之間的沖突。杰弗遜( Jefferson)主張介入支持法國,漢密爾頓(Hamilton)則反對介入。這個問題最終由華盛頓在他的告別演說中得到了解決,他的思想真正確立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一直持續(xù)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界定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們加入戰(zhàn)爭,我們回到國內,我們沒有加入威爾遜的國聯(lián),我們重新退回孤立。這場戰(zhàn)爭只是一個小亮點,并不構成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巨大轉折。

　　關于國家利益的第二次大辯論是在1948年。孤立主義的力量在許多重要議題上都是圍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的觀點而發(fā)生爭論的,而在另一方的杜魯門總統(tǒng)支持美國扮演積極的國際角色。隨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斗爭,杜魯門獲得了勝利。杜魯門、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尼采、凱南、克萊頓和艾奇遜,這些美國外交政策的精英提供了一種新的國家利益的界定。美國必須抓住歐洲和亞洲“邊緣地帶”的盟友,來更好地推行遏制和威懾政策。因而,為達到這個目的所界定的國家利益持續(xù)到1989年和冷戰(zhàn)結束。布什總統(tǒng)用預防性戰(zhàn)爭和“反恐戰(zhàn)爭”改變了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界定。但是這一次對這個問題沒有大的辯論。我想,現(xiàn)在的美國人不知道什么是國家利益,因為沒有通過政治斗爭來做出這個決定,因而也沒有共識。我們不能僅僅繼續(xù)一項由政府最高層秘密制定的外交政策,其中充滿了謊言和欺騙,就像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所發(fā)生的那樣。

　　對美國未來的國家利益的界定,應該有一場大的辯論。在這樣的斗爭中,國家利益才能得以界定。因此,從歷史上看,美國有兩種關于國家利益的界定:一種是由華盛頓制定的,另一種是由圍繞在杜魯門身邊的集團制定的�，F(xiàn)在,布什試圖創(chuàng)造另一種外交政策,一種更加具有侵略性、干涉性和以軍事力量為主導的政策。一場真正的辯論很困難,伊拉克戰(zhàn)爭期間人民不滿地表達著他們對當前政府的強烈批評。

　　IR:因此,在這里我們又一次看到了觀念的爭論,這是不是支持了觀念是變革的動力的說法?

　　RG: 部分上是這樣。拿以色列在當前美國政策中的地位來說,如果以色列的安全是在受著美國的保護,那么我們所依據的是一項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一項基于利益的政策。這也是許多現(xiàn)實主義者反對布什主義的原因,他們希望看到由利益來主導,而不是由意識形態(tài)主導。

　　二　對學術歷程的回顧

　　IR: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您進入這個領域之初的情況。當您最初涉足研究時,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有哪些重大發(fā)展?

　　RG: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當我在研究生階段跟隨伯克利大學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保羅·西伯里( Paul Seabury)以及其他人從事研究與學習時,“新社會科學”大行其道,這一點在哈斯的研究中表現(xiàn)得很明顯。尤其是他的《民族國家之后》一書,其中大量參考了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著作。國際關系領域逐漸脫離了法律、組織和外交史,取而代之的是占據了主流的集團理論和行為主義。因此,這一時間出現(xiàn)了奧蘭·揚(Oran Yong)和理查德·羅斯克萊斯(Richard Rosecrance)等為代表的有關體系理論的著作。今天, 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和肯尼思·沃爾茲(Ken Waltz)對體系理論的應用做了重大的發(fā)展,但我本人從未青睞這種方法。

　　IR:為什么會這樣? 是因為您把自己看做是不同類型的現(xiàn)實主義者嗎?

　　RG: 我認為這是因為受了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揮之不去的影響。他強調我們必須從國家行為體的視角觀察國際政治,關注它們的行為、它們的利益以及權力等等。在我看來,過于強調基于特定規(guī)則或邏輯的體系會忽略很多的東西。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毫無疑問對這個領域貢獻巨大,盡管如此,我更傾向于以行為體為導向的現(xiàn)實主義,而不是以體系為導向的現(xiàn)實主義。

　　IR:在您看來,沃爾茲的第一本書《人、國家與戰(zhàn)爭》是不是比《國際政治理論》更重要?

　　RG: 《人、國家與戰(zhàn)爭》是一部經典之作。當我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時候,讀到這本書對我觸動很大。也有許多人說,您不可能做出像他那樣杰出的成就,但這本書比后一本書更能觸發(fā)我嘗試著去理解人們如何思考國際關系。

　　IR:再多談談摩根索。您似乎說過,在這個領域里其他的理論家來去匆匆,惟有他的現(xiàn)實主義經久不衰。這是不是代表您的立場?

　　RG: 我深受摩根索的影響,但并非他的門徒。我認為摩根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如果要我從他的著作中挑出一本來,我選擇《科學的人對抗權力政治》。那是一部真正的經典,完成于他來美國之后不久。他試圖解釋自由主義的力量在歐洲的失敗,以此來理解納粹威脅的本質。我常常感到好奇,這部更富哲理的著作與他的教科書式的著作《國家間政治》之間存在著思想上的轉變。我也喜歡閱讀那本教科書,但它在學術上有很多問題。摩根索寫作《科學的人對抗權力政治》一書時還沒有來到芝加哥。而當他到了芝加哥之后發(fā)現(xiàn),那里被風行一時的社會科學所主導。他顯然意識到,如果要產生影響,他必須學會如何去從事社會科學的寫作。他認為國際政治學必須以成為一門客觀的科學為目標,我想,這一點受了那些在比較政府和其他分支領域推行政治學應該成為一門客觀科學的思想的學者的影響。不無矛盾的是,當您翻到《國家間政治》一書結尾的時候,它成了一個關于國家應該如何行事的道德手冊。我認為以他那種方式把客觀的和道德的放在一起是不可行的�？�爾( E. H. Carr)在《二十年危機》中把道德與現(xiàn)實主義視角結合得更成功。

　　IR:這種并列反映了摩根索的思想在政治上的緊張。國家利益是他思想的核心,但他也倡導世界國家。他對均勢進行了理論化,但也主張消除核武器——對許多現(xiàn)實主義而言,這是“終極威懾”。

　　RG: 完全正確。他絕不是一個客觀的、冷漠的分析者,他有很強的道德觀念。我還記得自己擔任國會研究員、在戈爾參議員( Senator Gore)的父親的辦公室工作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時正值美國的U2 間諜飛機被蘇聯(lián)擊落。我打電話咨詢摩根索對此事件的反應。他當時無疑對局勢的發(fā)展感到恐懼,認為美國應該做出賠禮道歉。他擔心,如果不嚴肅地采取措施來緩和緊張關系,這將成為一場大戰(zhàn)的開始。他對此事反應強烈,完全不符合一位冷漠的現(xiàn)實主義者的形象。

　　IR:在您看來,他是如何平衡有關國家利益的想法(您先前已經談到的)和關于世界國家的想法的?

　　RG: 我認為摩根索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沒有排除世界國家的可能性,但也意識到必須有某種政治機制去實現(xiàn)它。只有通過始終以人類為目的、為人類服務的政治進程,一個世界國家才能存在。只有當它符合有能力創(chuàng)造這樣的國家的某些群體的利益時,它才能成為現(xiàn)實。它不可能是人的覺悟或者思想的某種轉變的結果——人們突然意識到:“是啊,我們都屬于人類,因此讓我們來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國家�！彼�可能通過征服和統(tǒng)治的方式出現(xiàn),但是它不會因為人的智力或道德的某種轉變而形成一個世界國家。今天,大量有關國際治理的論述更多的是基于理想,而不是現(xiàn)實。

　　IR:還有其他一些人對您的思想影響很大?

　　RG: 我也深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一些英國作家以及對歷史研究的影響。劉易斯·費爾(Lewis Feuer)是我學術上的良師益友,他對我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我對學術的熱愛�？�爾極大地影響了我在整個治理問題上的想法。他在《二十年危機》中對此做了明晰的探討。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也很重要,他的國際關系著作是在美國得到承認的少數幾個非美國人之一。他是我親密的朋友,也是一位卓著的國際關系學者。

　　IR:對于承認這種影響,您可能要小心謹慎,因為它如果泄漏出來,您會被歸入重建后的英國學派之中!

　　RG: 除了特定的個人的影響,有關延續(xù)性與變遷性的問題在我的思想中也至關重要。這是我始終認為歷史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往回看看,很可能在從前發(fā)現(xiàn)許多與現(xiàn)在相似的情況,很可能發(fā)現(xiàn)一些人們仍然能夠在今天的世界找到的進程和行為。我們可以理解過去的人們追求什么以及他們如何達到目標。無論是在意大利城市國家、洛杉磯的黑幫還是今天的國際關系中,都是如此。政治具有普遍性。就這一點而論,我還深受修昔底德的影響�；叵胍幌�,在他的巨著的開篇有這樣的句子:“我寫作此書是因為我所講述的故事在歷史上會一遍又一遍地重復下去�！边@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論斷,他把它建立在對人性的了解之上。修昔底德認為人受到3種東西的驅使:榮譽、安全和財富。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是人類身上的支配性動機,它們在歷史的過程中會產生相似的結果,比如國際競爭以及主導國家的興衰。

　　在教學中,我會指定修昔底德的第一章作為閱讀材料,我會提出這些問題:“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是不是必然的? 它能不能被停下來? 如何使它停下來?”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學生都說戰(zhàn)爭是必然的,因為他們對修昔底德的論據深信不疑。接下來我會問:“既然這樣,那么在戰(zhàn)爭之前,如果外交上發(fā)生了或不發(fā)生這或那會怎么樣? 它是否會使事情以完全不同的進程發(fā)展?”我的看法是,根據修昔底德的敘述來看,外交和外交政策本來可能干預和阻止體系的兩極化以及由此導致的戰(zhàn)爭爆發(fā)。我試圖提示,那些歷史的外交轉折點在何處。在戰(zhàn)爭升級的過程中,治國謀略所面臨的挑戰(zhàn)在于,避免形勢發(fā)展到沒有回旋余地的地步——雙方都沒有出路:不進行戰(zhàn)爭的成本看起來大于戰(zhàn)爭的成本。到了這一步,當然,戰(zhàn)爭也就變成必然了。應該指出,我后來得知希臘文中翻譯為英文的“必然( inevitable) ”的那個詞實際上的意思近似于“非�？赡堋�,而不是“必然”�；蛟S修昔底德的論斷并不像我們許多人想像得那么絕對。

　　三　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

　　IR:具體到國際政治經濟學方面,您受到過哪些影響?

　　RG: 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許多著作影響了我,比如蘇珊·斯特蘭奇( Susan Strange)關于英國貨幣的論著,但我認為她對美國的思想界沒有太大的影響。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有關北大西洋區(qū)域內相互依存的分析也很重要。他是一個優(yōu)秀的國際經濟學者,他的著作從經濟力量作用的視角看待世界。如果看一下摩根索,他那兒根本沒有經濟學。更確切地說,只有一樣東西:他確實談到了國家對權力的需求要具備經濟基礎,但他對這個問題的闡述僅僅寥寥幾行。雷蒙·弗農(Raymond Vernon)的《困境中的主權》一書介紹了多國公司對國家的挑戰(zhàn),在當時也很重要。隨后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世界政治中的跨國主義研究做了重要貢獻。

　　格雷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決策的實質》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他對國家進行了分解。他展示了決策并不像現(xiàn)實主義假定的那樣是在黑箱中進行的,而是官僚利益競爭的結果。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利益會與另一國的國家利益產生相近之處,這對冷戰(zhàn)時期關于軍備控制的思想很重要。一些學者討論了美國的軍控利益與蘇聯(lián)具有相近利益的機構合作的前景,描繪了攜手停止冷戰(zhàn)的藍圖。

　　IR:您對當時經濟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怎么看?

　　RG: 二者關系密切,這可以從美國與歐洲的關系中看出來。對于德國人為何不支持戴高樂反美,我的解讀是因為德國依靠美國的力量獲得安全。更有甚者,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安全關系給美國公司進入歐洲提供了機會。如果戴高樂當道,這些公司就會被排擠在外。因此,正是美國與歐洲的安全協(xié)定才使多國公司這種經濟現(xiàn)象成為可能。哈佛大學的一些學者特別是雷蒙·弗農和羅伯特·鮑伊(Robert Bowie) (他的大部分生涯在國務院度過)在當時與我意見相左,認為經濟世界和安全世界之間沒有關聯(lián)。他們含蓄地指責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很有趣,因為在普林斯頓我被看做是最后一個“冷戰(zhàn)斗士”。我知道政治與經濟之間有關聯(lián),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激發(fā)我更多地研究這個問題。我開始系統(tǒng)地閱讀經濟史和經濟理論。比如我受霍特雷(Hawtrey)的《主權的經濟學》影響很大,這位20世紀20年代的貨幣理論家寫了一本極好的關于經濟與安全相互影響的書。我還讀到過其他有關經濟與政治相互影響的論述,后來我發(fā)現(xiàn)了一本論資本主義的書,我對自己說:“哈! 這正是我要的! ”我開始意識到,可以有一種關于世界經濟的現(xiàn)實主義視角,但不必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IR:在您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著述中,一個核心要旨是有效的國際經濟必須有相應的政治框架。這在今天有何啟示? 您對有關全球經濟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預測如何? 是不是有一種霸權下的穩(wěn)定,美國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統(tǒng)治力? 由此締造了經濟穩(wěn)定所需要的政治前提是什么? 或者您對全球經濟的長期穩(wěn)定是否持懷疑態(tài)度?

　　RG: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是后來被基歐漢稱為“霸權穩(wěn)定論”的肇始者。這種觀點認為,如果沒有主導力量管理全球經濟就沒有經濟穩(wěn)定。金德爾伯格是一個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他眼中美國追求著世界主義的目標。對他來說,一項政策不是受利益的驅使,而是一項我們信仰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tài)訴求。斯蒂夫·克拉斯納( Steven Krasner)和我把這種符合美國世界主義目標的論點轉換到符合國家利益的觀點上來。

　　IR:您對全球化的總體判斷是怎樣的?

　　RG: 全球化本質上是由美國主導的,而且大部分人認為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是我認為,在美國有一種思想上的轉變,更趨向于保護主義的色彩。我想說的是,美國的趨勢是背離全球化。

　　無論如何,我認為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世界經濟仍然主要由國家的經濟構成,許多的發(fā)展與技術有很大的關系,而不是因為開放市場。更有甚者,如果看看整個世界,大部分都處于全球化范圍之外。反全球化者說:“全球化將導致全世界人民陷入貧困。”事實上,非洲的大部分、印度農村、中國農村的人口等等都不在這個體系中;數億人還沒有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他們非常貧窮、可憐。非洲只在世界貿易中占一成左右。因此,當有人說全球化要對世界貧困負部分責任時,我試圖弄清楚全球化究竟通過怎樣的機制造成了剝削。當我們談論全球化,我們談論的是一種相當有限的現(xiàn)象,它有可能被逆轉,就像我的同事哈諾德·詹姆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他寫了許多著作論及20世紀30年代全球化的破滅。

　　IR:我們能不能從有關世界經濟的研究轉到您的相關著述上來? 在您自己的著作中,哪部最讓您滿意?

　　RG: 我想,大概是《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下文簡稱《戰(zhàn)爭與變革》——譯者注) 。

　　IR: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RG: 那本書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來思考。已故的資深同事哈諾德·斯普勞特(Harold Sprout)促使我沿著這條軌跡思考,他在《世界政治》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討論資源匱乏和過度擴張,在一次研討會上還提出過這些問題。這些讓我全面地思考歷史上的興盛與衰落的問題。我的書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另一位對我影響很大的人是弗雷德里克·萊恩( Frederic Lane)以及他有關威尼斯的著作。當需求增長時,威尼斯人非常精明地把資源從經濟領域向軍事領域轉移。這是他們經歷了長久繁榮的原因。他們從沒出現(xiàn)過度擴張的問題,因為他們平衡了資源,維持了一千多年。威尼斯人的成功部分上也因為他們沒有像荷蘭那樣強敵環(huán)伺。荷蘭人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問題而無法解決,因為他們面臨英國競爭的壓力。這要求荷蘭人必須在防御上投入大量的金錢,由此導致在商業(yè)方面的衰敗,隨后18世紀的荷蘭大帝國也走到尾聲。今天,美國對資源的管理也極度扭曲,有一天這個國家也會為今天不計后果的財政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并不認為布什政府很好地管理著美國的經濟,盡管他們看起來像是精明的商人。

　　IR:回顧《戰(zhàn)爭與變革》一書,體系變革需要多久?在當時看起來就有許多重大的變革,比如冷戰(zhàn)的結束和“新世界秩序”的宣告, 再比如九一一事件也似乎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當我們回首過去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不禁驚訝有如此多的變革。您在《戰(zhàn)爭與變革》一書中區(qū)分了體系內的變革與體系的變革。我們什么時候經歷了最近一次體系的變革?

　　RG: 根據我在《戰(zhàn)爭與變革》中對體系內的變革和體系的變革所做的區(qū)分,我認為蘇聯(lián)的解體使得體系中非常強大的一方消失了,至少暫時如此,因此我想說這是體系最近的一次變革。

　　IR:考慮到您對忽視國內經濟的評論,您認為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是在一個自我毀滅的過程中嗎?

　　RG: 美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是不負責任的,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及其相對優(yōu)勢已經受到損耗。我來舉個例子, 20世紀70年代初發(fā)生了一場決定性的變化,當時美國在世界石油中的地位出現(xiàn)了轉變。在此之前,我們通過在得克薩斯東部提取更多的石油打破了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聯(lián)合禁運。1972年我們生產石油的能力達到飽和,對世界能源市場的控制權從美國轉移到了沙特阿拉伯。我認為那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重大變化,它導致了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兩次禁運。從那時一直到現(xiàn)在,美國在石油方面地位的轉變對美國與中東地區(qū)之間關系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這是體系內的變革的一個例子。我們總是難以發(fā)現(xiàn)那些會產生重大影響、會導致巨大變革的發(fā)展。我還記得讀到過一個材料,其中說16世紀或17世紀最重大的發(fā)現(xiàn)是金雞納樹皮或奎寧(治療瘧疾特效藥——譯者注) ,這使得白人、歐洲人對熱帶的殖民化成為可能�？鼘幨箽W洲和西方的擴張成為可能,使帝國主義和殖民化成為可能。顯然,有許多其他的東西可以添加到這個故事中,但如果沒有奎寧,白人在熱帶地區(qū)建立長期的殖民地就將變得非常困難。

　　我曾經講授一門關于技術的課程,在課上我試圖從特定的技術發(fā)展中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發(fā)展的原因。我會這樣問學生:“什么技術導致了婦女解放運動?”當然,所有的學生都回答:“避孕藥。”我告訴他們是“打字機”,打字機在避孕藥很早之前就出現(xiàn)了,開啟了婦女解放運動。在打字機出現(xiàn)以前,所有的職員都是男性,不需要婦女在家中的最大職業(yè)是賣淫。不知何故,打字機開始被看做是一項婦女使用的技術,它使婦女走出了家庭,給她們提供了收入獨立的來源。所以我告訴他們,如果真要慶祝婦女解放,應該感謝打字機。當然,我說得有些滑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核心是在人類社會中很難找出發(fā)展鏈條上的第一要因。這也使得對未來的預測尤其值得懷疑。

　　四　對國際關系研究現(xiàn)狀的評論

　　IR:您如何看待國際關系學術界最近的理論發(fā)展?

　　RG: 讓我們談談建構主義。在一定層次上,它告訴我們觀念、概念、學術思想很重要,這些當然是很重要的�！皣�家”這個觀念是人的思維中的概念化,因此是一種“認同”的觀念。然而,建構主義的論斷常常過分了,忽視了物質因素的作用。國際關系除了單純的概念還有許多東西,實在的東西在那兒明擺著。我在書中指出過:過去500年間英國有一項主要的目標是當時的歷屆政府都有的,就是防止低地國家落入敵人手中。這個目標被視為一項至關重要的利益,事關英國的存亡。這是一個客觀的安全問題,它是由地理所塑造的,比單純建構的東西更基本。對我而言,像經濟組織或軍事技術的變化這些物質要素比那些本質上屬于主觀構造的要素更重要。

　　IR:對您來說,物質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釋觀念要素,而對建構主義者而言,他們想賦予觀念的內容有更大的自主性,或者并不是由物質因素決定的�？刹豢梢赃@樣說呢?

　　RG: 我同意。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相信物質基礎決定觀念的上層建筑,但肯定也不能忽視資源、利益等的基礎作用, 也不可能通過想像一個存在的世界來改變現(xiàn)存世界。有確定的現(xiàn)實在那兒,如果你不加考慮就硬往上面撞,那么現(xiàn)實的撞擊就會是結結實實的。

　　IR:如果建構主義在您看來是有問題的,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測,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在您看來問題是否更大?

　　RG: 一點沒錯。這些思想在美國曾經流行一時,但我覺得它們幾乎已經過時了。解構的思想能夠被接受部分上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它提供了一種批判社會和政策的不同途徑,同時也認為任何事情都充斥著政治、剝削等等。對于那些有左派傾向、并且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是一種失效的分析工具的人來說,這種思想特別具有吸引力。1983年,耶魯大學的人文教授、解構主義核心人物保羅·德曼( Paul DeMan)被揭露出對納粹占領時期他的母國比利時的叛國主義和反猶主義新聞報道負有責任,這一事件給了美國學術界的解構或后現(xiàn)代主義沉重打擊。在美國,英語系是后現(xiàn)代運動的中心。我的一位英語教授同事宣稱,如果想要真正了解美國學術界正在發(fā)生或將要發(fā)生什么,您就應該首先看看英語系,看看他們在干些什么,因為他們?yōu)槲磥矶ㄏ铝嘶�調。在這點上,解構現(xiàn)在已經過時了,我不確定現(xiàn)在最流行的是什么,或許是混沌理論( chaos theory) 。

　　IR:您對國際關系學科及其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怎么看? 您在前面已經給了我們一些線索,而且您在《戰(zhàn)爭與變革》一書的序言中也曾提到過。國際關系仍然是“一門美國社會科學”嗎? 如果仍是這樣,是好事還是壞事?

　　RG: 我想現(xiàn)在還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即這個學科仍然是由美國領導的,盡管現(xiàn)在比過去的程度要低一些。我認為,美國的領導地位與美國大學的比例和資源有很密切的關系。對于美國人的種族中心主義,我本人很反感,這一點貫穿在我關于歐洲和東亞的研究和著作中。

　　IR:美國對學科的主導本身有什么表現(xiàn)?

　　RG: 在期刊上有把關,有特定的學術規(guī)范�，F(xiàn)如今在美國,整個理性選擇方法非常強勢,比如那種認為可以把經濟學領域的思想和方法運用到對政治科學的思考中來的想法。在美國,幾乎每個主要的院系都在這個問題上發(fā)生了分裂,一邊是那些更傳統(tǒng)的思維方法的人,另一邊是那些想把國際關系變成像經濟學那樣的科學的人。我不知道現(xiàn)在這場斗爭停在何處。

　　(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系學系博士生 劉豐 譯)

　　注釋：

　　[1]文中各部分標題為譯者所加,感謝《國際關系》雜志主編肯·布斯(Ken Booth)教授和Sage出版社的大衛(wèi)·梅因沃林(David Mainwaring) 、馬修·蘭伯特(Matthew Lambert)同意授權譯者翻譯此文。

　　[2]羅伯特·吉爾平出生于1930年,曾執(zhí)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和政治學系,目前是該校艾森豪威爾公共與國際關系事務名譽教授。從美國海軍退役后,他先后擔任了美國政治學會的國會研究員、哈佛大學科學與公共政策項目研究員、勒曼研究員、埃伯研究員以及美國政治學會副主席,并遴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他還有許多訪學經歷:倫敦經濟學院( 1964年) 、法國洛克菲勒研究員(1964～1965年) 、日本國際大學( 1984) 、歐洲大學研究所( 1989年,佛羅倫薩) ,近年來任教于米蘭天主教大學和博格尼亞大學。他出版的著作有:《美國科學家與核武政策》( 1962) 、《科學時代的法國》( 1968) 、《美國權力與多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1975) 、《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1981) 、《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 1987) 、《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zhàn): 21世紀的國際經濟學》( 2000)和《全球經濟學:國際經濟新秩序》(2001) 。大多數著作已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并有多部獲獎。

　　[3]Robert Gilpin, “War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Ideological Amateu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1, 2005, pp. 5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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