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周刊》轉載《環(huán)球人物》題為《戈爾巴喬夫后悔了》的文章，說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接受中國記者專訪說“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使蘇聯社會大開放，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下，國內工業(yè)受到致命打擊，極少數人一夜暴富，錢財數額之巨僅次于美國的大亨，而貧窮的人數卻超過了蘇聯時期。”從這篇報道看，似乎蘇聯解體的責任要由戈爾巴喬夫承擔，他現在后悔了。

　　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轟然倒塌，蘇聯政權解體了。蘇共領導當時也想力挽狂瀾，但在生與死的關鍵時刻，蘇共未能得到蘇聯人民及1500多萬黨員的支持，連軍隊也拒絕執(zhí)行命令。后來，黨組織被查封，財產被沒收，卻沒有任何工人、機關工作人員、蘇共黨員自動集合起來保衛(wèi)過去的區(qū)委、市委、州委，甚至連游行抗議活動都沒有。多么觸目驚心！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當時流傳著一個故事：當蘇維埃政府糧食部長把一列火車的糧食運至莫斯科向列寧匯報時，因饑餓而昏倒，在場的所有人無不為之動容。

　　消息一傳出，蘇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空前高漲。正是由于高級干部這種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拯救人民的精神，使政權得以生存、鞏固、壯大。在饑荒年代蘇共的高級干部肩負著繁重的工作，列寧下令設立了專供他們保證身體健康的營養(yǎng)食堂。然而， 1 924年列寧逝世后，即經濟有了好轉以后，這種營養(yǎng)食堂并沒有及時取消，反而成為全蘇高級干部特殊化的表現之一。從此以后，上行下效，黨政機關特供的范圍越來越寬，標準也越來越高，逐漸向特權演變。歷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幾代領導人，培育了一個特權階層。后據俄羅斯學者估計，直接享有特權的高級干部達70萬人，連同他們的家屬總計達400萬之眾，嚴重脫離了群眾。

　　斯大林時期，僅在1935年到1941年開展的肅反活動，就錯殺了一大批黨政軍干部和知識分子，被清洗的黨員達120萬人。領導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員，有14人被非法處死。1919年到1935年間，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0人遇害。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捕或被槍決。

　　軍隊總數為733人的高級指揮員和政工人員，被鎮(zhèn)壓579人（包括80名最高級軍事委員會中的75名），紅軍中只剩下154名高級干部。斯大林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暗害活動是抵抗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最危險的形式之一”，于是全國上下廣泛搜尋“暗害分子”，一大批專家、教授受到折磨，甚至被槍決。在恐怖的社會氛圍中，蘇聯人民心理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

　　經過多次政治清洗和組織篩選之后，蘇聯造就了兩類干部:一類是能力平庸但聽話的干部，另一類是處事圓滑、善于見風使舵的干部。干部任用完全取決于上級領導，下級只對上級負責，基層組織成為執(zhí)行上級意志的工具。在專制的組織路線下，大批庸人進入和滯留在各級領導層，干部隊伍智力資源走向貧乏和枯竭，而大批有獨立創(chuàng)新精神的人被排除在外;還長期實行“近親繁殖”政策，從身邊選拔接班人，據統(tǒng)計，在蘇聯各聯盟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中層領導人員中， 75%以上出身機關工作人員，沒有基層和企業(yè)工作的經歷，長期脫離群眾，一旦發(fā)生政治劇變，很容易隨波逐流。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注意力都集中在干部“穩(wěn)定”上，不斷搞各種條例、規(guī)定，但很多又與人民的訴求無關，反而使官僚階層日益膨脹的利益要求進一步固定化、法制化，從而使這些官僚感恩戴德，成為當時領導集團的堅決擁護者。領袖在上面，擁護者在下面，形成了一個具有特殊利益卻與廣大群眾越來越疏遠的共同體。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和普通共產黨員當然不會再有當年保衛(wèi)蘇維埃政權那種政治熱情和奮不顧身的精神，這恐怕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有多大責任很難給出定論，但可以肯定，蘇聯解體的隱患早就埋下了。

　　蘇聯解體是斯大林模式的失敗，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社會主義絕對不止一種模式，就如資本主義也不止一種模式一樣。中國是蓬勃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的樣板。過去鬧革命、搞建設，蘇聯曾是我們的“樣板”，而蘇聯解體則成為我們的反面教材。社會主義必須開放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而如何通過改革逐步走向法治、走向民主，是很重要的課題。

　�。�2006年第10期《同舟共進》王幼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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