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童奴，日積月累，演變?yōu)槭澜缧缘墓�眾事件。至少三位朋友提醒我應撰寫一篇評論文章（感謝周業(yè)安、陸青蕪、網友“犬吠”），但我仍在猶豫，仍希望有更多的深入對話。拋磚引玉，我先說幾句：童奴之謂，意思是違背了勞動者自己的意愿，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并且他們是兒童。這一現象與19世紀英國“童工”和20世紀中國的“包身工”，以及當代印度和拉美諸國的童工剝削，應屬同類現象。人口社會學家早有翔實記錄，甚至提出了相應的理論，例如“財富流”假說——財富從子女代流向父母代，然后，由于社會進步，再從父母代流向子女代。故財富流向的測度，可與人均GDP在二維平面內構成類似“庫茲涅茨曲線”那樣的統(tǒng)計關系。測度財富的流向，可借鑒區(qū)域經濟學測度任一流量在地區(qū)之間流向的方法，例如，地區(qū)間貿易的順差與逆差�？傊�，童工或童奴，作為公眾事件，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

　　那么，它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就目前情形而言，它更像是一個社會學問題，或者是一個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問題。在正常的人類社會里，在過去數百萬年里，兒童權益的保護者，主要是家庭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政府。西方社會演化的特定階段，單子家庭泛濫，政府逐漸承擔了兒童保護的職能。由政府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的保護，因信息極端不對稱而非常昂貴。政府承擔兒童保護的職能，在西方社會的表現形式，首先是立法。于是，當西方文明在全球泛濫時，兒童權益普遍得到了實定法的保護。問題在于，不同文化傳統(tǒng)以及不同社會現狀，有極不同的法律成本，從而兒童保護的實效可有極大差異。

　　權利哲學家們在“權利”概念上已經有一些共識了，例如，（1）權利問題的初衷或問題意識，是個體對政府權力的抗衡；
（2）每一社會成員界定了自身權利之后，全體社會成員的自身權利之間必須是相容的；
（3）于是，權利界定的一項重要標準是“人，生而平等。”

　　德沃金在為《認真對待權利》中譯本撰寫的長篇序言里，為中國讀者列出了上引三項關于權利的看法。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有能力認真對待權利？

　　權利首先是權利意識，這意識若僅僅是潛在的，權利就不是權利。就中國當代社會而言，我同意《財經》編輯部一位朋友的看法：是關鍵性的新聞事件，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為什么呢？因為關鍵性的新聞事件，相當于“協調博弈”里的協調信號。當大眾意識到自己的權利時，權利就從潛在的轉化為顯在的，從而極大降低了維護權利的成本。協調均衡可以將大眾對一項權利的支持轉化為政治力量——即權力，從而迫使侵犯該項權利的既得利益群體讓步。人類的權利史，基本上就是權力斗爭的歷史，是權利從上層集團逐漸擴散到大眾的歷史。

　　兒童權利的保護者，首先是家庭。所以，當代中國的童奴問題，根源是“家庭失敗”。

　　可是，家庭的失敗另有原因。試問，誰曾認真對待過農民的權利？誰曾認真對待過打工子弟的權利？誰曾認真對待過城市貧民的權利？

　　不要寄希望于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的學科訓練不足以向他們提供良知。不要寄希望于社會學家，因為他們的學科訓練不足以讓他們冷靜思考。也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學家和政治學家，因為他們本身太軟弱！寫至上午10時10分，我在搜狐博客讀到了韋森的文章“中國社會怎么了？”讀者可從他的文章讀到中國關于兒童權益的各項十分完備的法律，呵呵，具諷刺性的完備性。

　　為什么公眾事件相當于協調信號？因為圍繞著公眾事件，來自各學科的良心，被匯聚為政治力量。專業(yè)頭銜不是信號，事件本身才是信號，是社會行動的信號。

　　事實上，我們的憲法及其法律政策，已經寫明了多項最美好的權利。問題在于，是什么讓它們變得如此蒼白？歷史告訴我們，例如，諸位可參閱亞當.斯密的法學講義手稿A和——特別重要的B，清清楚楚地寫著：歷史經驗表明，在立法權、司法權、執(zhí)法權這三權當中，最容易聚集力量去侵蝕其它二者的，是執(zhí)法權。難道不是嗎？呵呵，所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所謂“強權即真理”，所謂“might makes right”。任何權力都需要監(jiān)督或抗衡。休謨說：與其與單一的惡一起生活，我們寧愿與兩種抗衡的惡一起生活。沒有抗衡權力的權力，或遲或早會成為腐敗的權力。

　　就當代中國社會而言，地方權力與中央權力，以及地方權力之間和中央各部門權力之間，始終存在著合作與抗衡關系。這一點，毛主席《論十大關系》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但是這些相互抗衡的權力，哪一個是認真對待百姓權利的呢？不錯，社會演化還未抵達我們預期的階段。例如，遲早，地方權力繼續(xù)分化，達到鄉(xiāng)鎮(zhèn)甚至村莊的權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權利便可得到尊重。但這一階段絕不是等待可以達到的。就目前可見的趨勢而言，“以腳投票”是強化政府之間競爭的最有效激勵。所以，公民在國內自由遷徙的權利，可說是最重要的一項權利，因為它可以帶來其它的制度改進。

　　也因此，我們支持中央政府強化“最低工資”法律的執(zhí)行。因為這一權利可帶來其它許多方面的制度改進。維權是一個過程，意識覺醒的過程，這一過程最重要的步驟是“表達”——必須公開表達這一覺醒的意識，否則就不能轉化為權利。我們有一線希望，因為上列權力之間的長期抗衡，為新聞表達提供了足夠多的空間，市場的和政治的。

　　家庭的失敗，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教育的失敗，也包括傳統(tǒng)家庭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缺失。在尚未確立的新秩序當中，包括在西方社會普遍且深受青年人尊重的“社會工作者”與社區(qū)之間的互動關系。可是我們的社會工作者及其他志愿者組織，為什么舉步維艱？諸位自己可以找到原因。

　　童工現象的經濟學解釋是：使用童工帶來了超過不使用童工的經濟收益——在參與各方之間分享，這些收益誘使家庭放棄對兒童權益的保護——保護者可能支付極高的成本，也誘使企業(yè)去贖買政府官員以“不干預市場生活”為理由無視兒童權利被侵犯，甚至誘使兒童自己放棄其權利。

　　寫到此處，我讀了一位“網友”的評論：與山西童奴無關，大失水準。我也不知道是誰不知所云，但我知道這位網友典型地就是金錢時代培養(yǎng)出來的消費主義青年。對他們來說，思想是消費品，必須是快餐，不能是修行。說實話，就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培養(yǎng)了太多你這樣的消費主義者，中國市場才變得如此丑惡。走題了。罵你不對。你不對，我也不對。再說幾句：消費主義的態(tài)度不可取，因為，不是任何事情都與任何你關心的事情有“直接關系”的，但與你關心的童奴事件有深刻聯系的事情，你必須耐心思考，否則，你不可能理解。當你企圖以膚淺方式解決童奴問題時，你會把中國變得更丑惡。

　　我們可以設想千百種途徑來增加“使用童工”的成本——法律懲罰是最直接的，也最符合消費主義者們的愚蠢偏好！但經濟學家知道，法律也需要支付成本，如果法律成本太高——多年來，我們美麗的憲法形同虛設，難道與成本無關嗎？

　　間接但更有效的途徑是，例如，加強社區(qū)建設，加強社區(qū)對貧困家庭和問題家庭的有效扶持而不是簡單地發(fā)放救濟金�！胺堑洹睍r期，我恰好在杭州，對這里的社區(qū)作用有了直接體驗，事實上，全國各地都來這里“取經”防治非典。其實，社區(qū)在杭州的作用被極大地激發(fā)，是因為“非典”具有強烈的外部性。如果貧困家庭具有同樣強烈的外部性，我們相信，社區(qū)同樣會極有效地幫助這些家庭。事實上，對每一家庭的兒童狀況的監(jiān)督，社區(qū)最具優(yōu)勢，比學校更具優(yōu)勢。

　　所以，使用童工的負外部性是否強烈，與童工成本的增加有重要關系。通常，丑惡事件在我們心中激發(fā)的負效用，與我們的教養(yǎng)（或許還應包括教育程度）有統(tǒng)計的正相關性。因此，道德感的普遍缺失，既是丑惡事件之普遍存在的理由，也是丑惡事件的負外部性普遍下降的理由。

　　第三途徑是借助于國際人權輿論和國際貿易對“童工產品”的制裁，類似于反毒品政策可以借助于懲罰毒品消費者來增加毒品成本，或“反黃”政策可借助于懲罰嫖客來增加色情業(yè)成本。

　　第四途徑，其實是最主要的途徑，就是新聞監(jiān)督。我記得一次聊天，賀衛(wèi)方偶然發(fā)表的看法：對法治而言，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新聞自由。他的看法給我印象很深，一位法學家，從許多領域里，獨獨挑選出“新聞”，作為法治的前提條件，這當然也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故事。新聞被壟斷了，這一次山西童奴事件，我是通過壟斷新聞者的新聞報道知道的。其實，新聞是可以更自由而不會帶來危險的。

　　第五途徑，或許有效，但可能完全無效，是政府官員的直接干預，所謂“青天老爺”式的干預。遺憾，當代中國社會日益不遵循傳統(tǒng)秩序的規(guī)則，青天老爺們的作用日益衰微。試看“奶粉事件”的后續(xù)報道，國務院總理的干預尚且無疾而終呢。

　　總之，對了，我忘記了是“拋磚引玉”，寫多了�？傊�，經濟學家們不應繼續(xù)僅僅是經濟學家，他們有話語權力，他們不應以“勞動力成本太高”為理由無視童工問題，類似地，多年以來，他們不應以“道德問題與經濟學無關”為理由無視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再重申我的立場：任何經濟學在任何具體社會中的運用都是政治經濟學的，不會繼續(xù)是經濟學的。

　　我寫完了拋磚引玉的這幾句話，等候各位發(fā)言。就在這一時刻，我突然感覺到我們社會的冷漠，如暗夜無邊無際地包裹著我，濕且寒，難以呼吸了。我知道還有一些人——國內的和海外的，有與此同樣的感覺。在鐵屋里，連吶喊的力量也難以集聚，因為冷漠太深太久，以致他們更愿意忘記，揭開疤痕嗎？太痛苦了，還是醉生夢死更好些，還是讓我們膚淺地幸福著更好些。三葉蟲，今天仍活著，最古老的化石是它的化石�；畎�！活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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