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種”

　　一次，曹聚仁與幾位好友圍爐夜話，突然有人問他生平所欽佩所敬仰之人是誰，曹聚仁答是蔣夢麟。舉座皆驚。曹聚仁見狀忙申明，他決不做違心之論，也決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學生。友人問為什么敬佩蔣夢麟，曹聚仁說蔣夢麟“有種 ”。

　　種者，膽量、骨氣也。

　　五四運動后，蔡元培淡出北大，蔣夢麟當代校長�！鞍肽甑那房睿�六百饑餓教職員，三千惹禍的學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辦？”接收這一“爛攤子”，蔣夢麟當算是臨危受命。他為人低調，謙虛地說是“蔡先生派他來捺印子的�！彼�一面 “謹守蔡校長余緒”，一面矢志改造北大。他認為：“北京大學為新思潮發(fā)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組織，猶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壺�！睙o奈當時北大的經(jīng)濟“已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所幸得到胡適、傅斯年的鼎力支持，幫他網(wǎng)羅人才，籌措經(jīng)費，以“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

　　蔣夢麟上任后的第一招是靜心觀察，把診問脈：學�！凹o律弛，群治弛”，他致力“整飭紀律，發(fā)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彼�說他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事，以鬼子(洋鬼子，指科學務實精神)辦事。他大膽放權，對文、法、理三學院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
選聘新人，你們去做。”他把辭退舊人這種得罪人的事攬在自己身上，這體現(xiàn)了他的“有魄力，敢擔當”。羅家倫說得中肯：“他用人也專，待人也恕，不以察察為明，所以許多人樂為所用�！崩韺W院的丁文江、李四光、曾昭掄；
文學院的周作人、湯用彤、徐志摩；
法學院的劉志揚、趙乃摶等教育界名流遂云集其麾下。蔣夢麟用人不拘一格，他重用新人吳晗，選用沒有學歷的錢穆，接納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研究《資本論》的千家駒……

　　與蔡元培不同的是，蔣夢麟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的教學與研究，不惜重金“武裝”物理系，“費了很大的力量發(fā)展理學院，希望以基本自然科學為骨干，進而發(fā)展其他有關部門�！�

　　為確保學生專心求學，蔣夢麟主持制定《國立北京大學學則》，取消選科單位制，實行學分制；
在管理上保持自由、寬容，注重個性發(fā)展的北大傳統(tǒng)，師生間達成了“只有陶冶，而無訓練”的共識。在經(jīng)費不足的情況下，對教授仍禮遇有加，恢復建立學術團體，營造學術氛圍，開展中外學術交流，期以“教育救國”、“學術救國”。

　　這一系列的措施，使北大的教學、科研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能平穩(wěn)有序地發(fā)展，“蔚成全國最高學術中心”。

　　最能顯出蔣夢麟“有種”本色的是，他在日本人面前表現(xiàn)出的骨氣和民族精神。

　　1935年11月，冀東有人陰謀搞“華北自治會”，蔣夢麟領銜，與北平教育界諸多名流發(fā)表聯(lián)合宣言，痛斥這一行徑“脫離中央，乃賣國的陰謀”。此舉在全國上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故有人稱蔣夢麟在30年代前期是“北平正氣的代表者”。

　　北大學生運動十分活躍，日本人視北大為反日運動的中心。由于蔣夢麟在北平教育界的地位與名望，日本人早就想拉攏他，希望與他建立所謂的“友誼”。蔣夢麟多次公開表示日本侵華“不友好”的態(tài)度后，日本人開始對他施以威脅、恐嚇等卑鄙手段，企圖迫其就范。

　　日本人指責蔣夢麟煽動學生反日，要求宋哲元嚴加懲罰并強逼其離開北平。宋哲元將此信息告知蔣夢麟，蔣卻我自巍然，繼續(xù)留北平主持北大校務。在蔣夢麟領銜表態(tài)反對華北自治后，日本軍方十分惱火，于11月29日請蔣夢麟到日軍司令部“談話”。

　　蔣夢麟將此事告訴了家人和幾個朋友，于天黑之前單槍匹馬來到日本軍司令部。

　　蔣夢麟在自傳《西潮》中有生動精彩的描述：

　　“我們司令請你到這里來，希望知道你為什么要進行大規(guī)模的反日宣傳�！彼�一邊說，一邊遞過一支香煙來。

　　“你說什么？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我回答說，同時接過他的煙。

　　“那末，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

　　“是的，我是簽了名的。那是我們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系�！�

　　“你寫過一本攻擊日本的書�！�

　　“拿這本書出來給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嗎？”

　　“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愿不愿意到大連去與坂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鈴聲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后轉身對我說，“已經(jīng)給你準備好了專車。你愿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里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jīng)在你們掌握之中。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要成為笑柄了�！�

　　他的臉色變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

　　“怕嗎？不，不。中國圣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茍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絕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蔽页橹�香煙，很平靜地對他說。

　　羅家倫評價說：“蔣夢麟先生是郭子儀第二，大有單騎回紇的精神�！�

　　曹聚仁在盛贊蔣夢麟“臨難不茍免”的骨氣時，還說“這男子漢的氣度，并非胡適、魯迅諸氏所能及的�！�

　　蔣夢麟的“有種”還表現(xiàn)在他到臺灣后，在“中國農村復興聯(lián)合會”主任任上，敢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他極力主張在臺進行農村社會改革，以實現(xiàn)“社會公道”或“公平分配”。上世紀50年代初，他先后發(fā)表《三七五減租面面觀》《土地問題與人口》和《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辦？》等10篇闡釋土改政策的文章。時任臺灣“行政院內政部長 ”的黃季陸認為蔣夢麟“對土地改革的決策，是一位忠誠而努力的推行者”，有“首義之功”。

　　蔣夢麟在臺還提倡興修水利，倡導、推動人口節(jié)育。尤其是后者，曾使他遭到無端的指責和惡毒的攻擊：“基于極端個人快樂主義之邪念”，為“主張性交自由，而以人為的方式或性交技術以遂其快樂”。有人辱罵他比秦檜、汪精衛(wèi)還可恨，可殺，聲言要“殺蔣夢麟以謝國人”。蔣夢麟直面以對，依然故我。1959年4月13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 我現(xiàn)在要積極地提倡節(jié)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jié)育而闖下亂子，我寧愿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焙髞淼氖聦嵶C明，他做得對。國民黨元老王世杰稱贊說這是“一件最不平凡的功業(yè)……將來影響一定是很深遠的�！�

　　這些都叫“有種”。

　　顯然，用“有種”來評價蔣夢麟畢生的作為是遠遠不夠的。蔣夢麟有勇有謀，能干肯干也善干。臺灣《仙人掌》雜志評論說：“蔣夢麟生在一個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卻慎重地選擇了自己的路，向時代做出了他的貢獻，對后代獻出了他的寶貴經(jīng)驗，他應死而無憾了。”

　　還是他的老朋友傅斯年評說的得體、到位且有趣：“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傅又詼諧地說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當時在場，聽后笑著說：“孟真，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蔣夢麟在處理個人婚姻問題上，也表現(xiàn)出了鮮明的個性。

　　他的第二任太太陶曾谷于1958年病逝。時年已七十有五的蔣夢麟動起續(xù)弦的念頭，不顧家人的反對、朋友的勸阻，欲與某將軍的前夫人、49歲的徐賢樂結婚。老朋友胡適聞訊，抱病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對此表示異議，細述朋友們對徐女士看重錢財、人品不端的種種反映，言辭懇切地說：“我是你和曾谷的證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寫這封信。” “你我五十年的友誼，使我覺得我不需為這封信道歉了�！绷�勸他謹慎行事。同時，蔣夢麟的老朋友陳誠、張群，以及宋美齡都一致表示反對這樁婚姻。然而，蔣夢麟終不為眾多老友苦口婆心的勸說所動，毅然與徐結婚了。他認為：“結婚是我個人的私事，我有我個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笨墒牵�婚后不久，蔣夢麟因不慎跌斷腿骨，住院治療�！靶熨t樂對正在住院的蔣夢麟托言回家做年肴，將自己原在蔣家之戶口遷出，行李亦搬離蔣家，置于中央信托局原宿舍中。稍后，蔣夢麟遷出病房，徐賢樂不知去向�！贝藭r，蔣夢麟才幡然醒悟，“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為由提出離婚。他對記者說：“(從結婚)到現(xiàn)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
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后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蓖瑫r，蔣夢麟竟不怕難堪，把胡適1961年6 月18日寫給他的那封長信公開發(fā)表。

　　蔣夢麟晚年的婚變，一時成為臺灣重大的社會新聞，鬧得滿城風雨。

　　法院判決他們離婚后，香港《自由報》刊發(fā)打油詩調侃蔣夢麟，詩云：

　　聞道先生負舊盟，金錢為重美人輕；

　　徐娘解得夫妻味，從此蕭然抱獨身！

　　也有人譏諷徐賢樂，把他們的名字嵌入一副對聯(lián)：

　　蔣徑全荒，孟母難鄰之矣！

　　徐娘半老，賢者亦樂乎此？

　　面對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蔣夢麟十分坦然：“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發(fā)現(xiàn)錯誤便應該改正，所謂‘人作孽，不可赦 ’，我愿面對事實，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約后，蔣夢麟又精神煥發(fā)，專心投入到石門水庫的建設中去。

　　蔣夢麟敢做敢當，自暴家丑于眾，也算作“有種”。

　　有義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蔣夢麟與清華的梅貽琦等大學校長聯(lián)名發(fā)表《告同學書》、《第二次告同學書》，提出“ 赤手空拳的群眾活動只有荒廢學業(yè)，絕非有效的救國方法”，希望同學們“馬上復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痹诙啻魏粲鯚o效的情況下，蔣夢麟無奈地說：“我是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長，我不得不服國家的命令！”這一期間他確實打擊過支持學生運動的進步教授許德珩、馬敘倫，開除過韓天石等一批又一批學生；
但我們也應看到蔣夢麟后來親自向馬敘倫道歉并“再三”退回 (送去)聘書的悔改表現(xiàn)；
也得承認學生被捕了，蔣夢麟親自向北平市長秦德純交涉，保釋了因反日游行被捕的28名學生的事實。也不應忘記：“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蔣夢麟是追悼會的主祭，他悲憤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此，“潸然淚下”。接著他猛烈抨擊軍閥暴行：“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shù)乐畷r，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如與虎狼相斗，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另一耐人尋味的事情是，1933年蔣夢麟以“不交學費”為由，開除了9名“左”傾學生。奇怪的是這些被開除的學生后來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還附有一張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駒后來回憶說，“我至今不明白這錢是誰送的。” 這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學生們分析，共產黨想送，沒錢；
社會上好義之人想送，也不知被開除學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駒說：
“我判斷這是蔣夢麟校長耍的兩面派手法。蔣一面開除學生，一面又怕他們留在北京鋌而走險，對他發(fā)生不利行動，干脆花一筆錢叫他們早早離開。果然，九位同學得了錢后，有的東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國，各奔前程去了�！�

　　再說許德珩、侯外廬和馬哲民三位當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對待學生運動問題上與蔣夢麟尖銳對立，有怨在前。但 “七·七”事變后他們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蔣夢麟毅然與胡適聯(lián)手，多方奔走，終將他們營救了出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大小漢奸們惶惶不可終日，或出逃或隱匿。12月6日，周作人被捕，關押在北平。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移交南京首都高院，押在老虎橋監(jiān)獄。

　　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對周作人第一次公審。周作人在辯訴狀中稱：“學校南遷，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關系不能隨行者，有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長蔣夢麟特別承認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產�！�

　　蔣夢麟專門為此事出具了證明。

　　對周作人這個“巨奸”，當時“國人皆曰殺”。胡適為周作人作證，社會輿論就譴責他為漢奸洗刷罪名；
為周作人辯護的律師王龍也一度被控漢奸嫌疑。蔣夢麟在當時敢于挺身為周作人作證，是需要勇氣的。當然，首先蔣夢麟所說的是基于事實，或是他深受北大傳統(tǒng)的“兼容”精神影響，或是眷顧老朋友之情。

　　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趙琛致函蔣夢麟，函云：因蔣夢麟出具證明文書未填年次，“是否即為臺端手筆，無從懸揣。茲為慎重起見，相應函請查照，即希據(jù)實見復，以憑核辦�！�

　　次日，蔣夢麟復趙琛函。全文如下：

　　準貴法院本年八月十三日函刑字第五七四號公函，以審理周作人漢奸案，囑查復有無為該被告出具證明文件等語。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學校長任內，于華北淪陷時，確曾派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現(xiàn)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學校產。該被告所持此項證明文件確系本人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出具，準函前由，相應復請查照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趙院長琛

　　前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蔣夢麟

　　現(xiàn)任行政院秘書長

　　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顯然，蔣夢麟出具的證明函對法院的判決是有相當?shù)挠绊懥Φ摹?/p>

　　以上是筆者目前所見到的公之于世的蔣夢麟為周作人作證的材料。

　　總之，蔣夢麟是不乏人情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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