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楊玉圣先生厚愛，我12年前在北大完成的碩士論文《1947－1950年美國對中共與蘇聯(lián)關系的看法》，被他編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碩士博士論文文庫》一書。翻開舊作，感慨良多。我想，如果把它按照現(xiàn)在的認識水平進行修改，就會面目全非，失去了本身的意義；
不如保存其本來面目，除將年代改成用阿拉伯數(shù)字表示等極個別訂正外，一字不差地呈現(xiàn)給讀者。同時，根據(jù)今天對國際政治和中美關系的認識，以及對學術規(guī)范的體會，為這篇論文寫一段后記，作為對十幾年學術生涯的一個回顧和反省。

　　此文的前身，是我1982年在牛津大學進修時的一篇英文作業(yè)。導師羅伯茨教授告訴我，美國政府不久前解密了一批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外交檔案，載入《美國外交文件集》。他說，他在研究冷戰(zhàn)史時，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40年代后期美國之所以卷入中國內戰(zhàn)，顯然是因為擔心中國共產(chǎn)黨上臺會同蘇聯(lián)結盟。但是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美國政府與中共并非敵對關系，中共與蘇聯(lián)關系并不密切。從什么時候開始，美國就認為中共一定會親蘇反美？美國做出這種判斷的根據(jù)又是什么？羅伯茨希望我就這個問題利用《美國外交文件集》等資料做一番研究。

　　我一頭鉆進去，競花了4個月的時間，才寫出了這篇作業(yè)。交給羅伯茨后，他安排我在牛津做了平生第一次學術報告。英國《中國季刊》的主編獲悉后，把論文要去，說要找人審閱，考慮是否發(fā)表。

　　我卻堅決不同意考慮發(fā)表這篇文章。原因倒不是謙虛，而是有政治上的顧忌。雖然我自認為該文在政治立場上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翻譯”過來的中文論文中，還是加上了幾句更鮮明地表明政治立場的話），但有些材料是不該由我來公開的。在《美國外交文件集》里，記載了兩件難以置信的事情。第一件是在1949年6月，美國駐北京總領事館報告華盛頓說，有一中國人自稱代表周恩來，透露中共黨內高級領導人在對蘇和對美政策上有分歧。第二個是在1950年1月，又有人自稱代表華東地區(qū)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陳毅，約見美國駐上海的一位官員，說中共領導層圍繞對蘇政策發(fā)生了爭論，而陳本人對蘇聯(lián)侵犯中國權益很不滿意。這兩項情報，都上報給了美國最高決策者，而且杜魯門、艾奇遜本人都做出了反應。一些跡象表明，美國領導人當時真的相信（或者說希望）中共領導人有“親美派”、“親蘇派”和“中間派”之分，而這種看法又影響了他們的對華政策。

　　無論這兩件事情的真實性如何，美國官員把它們作為重要絕密情報來處理，直接在對策中反映出來，這是確定無疑的。作為外交史學者，應該知道，情報的真實性和它們所造成的后果是兩碼事。我在英文論文里提到了這兩件事，以說明美國對中共與蘇聯(lián)關系的看法在不斷變化，并且一廂情愿地企圖利用所謂“中共黨內斗爭”來離間中蘇關系。但是，在西方學者尚未引用這些材料時，由我去在公開的學術刊物中首先披露，而且．不加以否認（我在當時沒有證據(jù)去否認，只能憑我對中共黨史的認識去判斷其不合理性），豈不有“信謠傳謠”之嫌？另一方面，如果我為了達到在西方刊物發(fā)表的目的，刪去這些重要資料，如何向看過或者將要看到這些資料的學者交待？于是，唯一的辦法是不在國外發(fā)表這篇論文。

　　一段時間以后，利用這幾卷《美國外交文件集》研究中美關系的中外學者越來越多，所謂周恩來和陳毅被認為是可能的“反蘇派”，在1949－1950年試圖與美國人建立秘密接觸的說法，已經(jīng)不是什么秘密。更重要的是，后人的調查研究表明，上述兩件事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說在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共領導層內部在對美對蘇政策上就有不同意見，是站不住腳的。此是后話。

　　我在中文碩士論文里，只字不提美國文件中有關周恩來和陳毅的絕密情報的事，是很自然的想法。本文摘要發(fā)表于1984年第8期《世界史研究動態(tài)》時，當然也沒有加進去。然而，我當時和現(xiàn)在都認為，刪去這些“故事”是令人遺憾的，不得已的。今天在后記中補上一筆，算是暫時了卻這樁心愿。

　　回過頭來評價自己這篇文字，覺得其基本立論還是站得住腳的，但也有一些不小的缺陷。首先，我當時雖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占有資料，但是缺乏一個重要的學術意識：應尊重和善于利用前人學術成果，在承認和恰當評價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再去提出自己的假設和結論。對于這點，我是在受到一位至令不知其姓名的西方學者的批評后才真正意識到的。不知何故，《中國季刊》的主編明知我不同意發(fā)表該篇文章，還是將它寄給有關評委去審閱。西方學術刊物的審閱方法，一般都采取“雙向匿名制”，即評閱人不知作者是誰，作者也不知評閱人是誰，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偏見和人事矛盾。一位評閱人在審閱意見中尖銳地寫道：在此文中，看不出作者是否讀過某某和某某的有關專著。如果沒有讀過，又怎知自己寫的是創(chuàng)見？把自己的看法同別人已經(jīng)發(fā)表過的意見相對照，才能說明自己寫的文章是否有新意，是否值得發(fā)表。

　　我要永遠感謝這位學者的批評，雖然他曾經(jīng)使我暗中不平與羞赧。不平的是，我多年來所見的學術著述，有多少是真正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在一個不小的學術圈里，幾乎已變成了事實上的規(guī)范（norm）。真正有創(chuàng)意的著作，究竟占多大比重？我自己后來寫的東西沒有幾篇拿得出手，但其中的一些資料和觀點，也多次發(fā)現(xiàn)被人不加任何說明地“借鑒”去，變成了別人的東酉。平心而論，我在撰寫此文時，是仔細閱讀過孔華潤（Warren Cohen）、鄒讜（Tang Tsou）等許多人的中美關系著述的（中國學者的論述，當時似只有資中筠老師在一篇關于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臺灣政策的論文中，涉及我所寫的論題），更無抄襲之嫌。就1947—1950年美國對中蘇關系的看法做過很深研究的，無論中文還是外文，我在當年確實沒有發(fā)現(xiàn)。

　　暗中羞赧的是，我把第一手資料放在第一位，在讀前人之述時，主要目的是從他們的著述中找材料，以補充自己資料的不足，而沒有認真想過那位評閱人提出的學術規(guī)范問題，沒有把前人成果放在適當?shù)奈恢蒙�。同時應該承認，我寫這篇論文時的知識積累確實不多，在一定程度上用新鮮材料的充實，掩蓋了背景知識的貧乏。如果我能在文章的開頭即指出，關于我所研究的專題，是否已有專著發(fā)表，有哪些可供借鑒的觀點，又有哪些我將加以反駁的意見，就能加重我的論文的分量。然而要寫這樣簡單的幾句話，需要看多少書，動多少腦筋！學海之深之寬，不正在于此嗎？

　　從那以后我寫文章，決不敢再拿出“開天辟地第一人”的架勢。不論是寫哪個論題，先要查看一下別人是如何論述的。有些課題，即便在中國還沒有多少論著涉及，在國外恐怕早是“前人之述備矣”。明乎于此，寫東西就謹慎得多了。雖然因此而速度大大降低，但每寫一篇文字都收獲甚豐，很少再有學術良心上的內疚。

　　其次需要檢討的是，此文過分強調美國在華外交官對中共與蘇聯(lián)關系的看法，將主要觀點建立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之上，然后對美國對華政策加以評論。共實，美國的整個外交政策也好，對華政策也好，都是在華盛頓決定的。在華盛頓，國務院的外交權力也是有限的，上有總統(tǒng)，旁有國會，還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諸多牽制。當然，也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駐外使團能起決定性作用。近幾年，我因工作關系，與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接觸很多，發(fā)現(xiàn)他們對美國決策的影響，決不像我十幾年前想像的那么大。到華盛頓政府有關決策部門和國會去過幾次，對政策是如何形成的，開始有了一點感性認識�？纯催@篇論文，在美國對中蘇關系看法的宏觀環(huán)境方面，實在著墨太少。如果今天來重寫，整篇文章需要調整結構，突出宏觀分析。

　　第三點需要反思的是，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錯誤，當年美國的一些決策者和政治分析家對中蘇關系的判斷，是有其深邃和遠見之處的，而我在論文中，出于可以想見的原因，一概加以否定和批判。例如，喬治·凱南等人認為，中蘇之間意識形態(tài)的紐帶不足以維護一種緊密的同盟關系；
中俄之間有歷史沖突，中國共產(chǎn)黨人有強烈的民族感情，不會接受蘇聯(lián)的控制；
斯大林不會為援助中國而慷慨解囊，即使援助也要以犧牲中國的某些主權和利益為代價。對比起在1949－1950年許多人預言中國將成為蘇聯(lián)永久的“附庸”，又有人把中蘇關系說成“牢不可破的無產(chǎn)階級國際團結”，凱南等人的預見，不是更為準確嗎？又如，國務卿艾奇遜1949年預言中蘇在12年后才會分裂；
他還說過，蘇聯(lián)經(jīng)過22年的時間（1927－1949），才使自已的影響回到中回，美國要使對華關系恢復，也許需要同樣長的時間�；仡櫄v史，不能不承認，艾奇遜簡直稱得上料事如神——盡管我們也可以說他只是像算命先生一樣，偶然蒙對了。

　　我第一次閱讀美國外交文件時，心靈被深深地刺痛了；
美國人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帶著令人氣憤的對東方民族的偏見、無知，以及西方人典型的傲慢和以恩人自居的態(tài)度，即使是那些“中國通”和被我們確認為“友好人士’的人，也少有例外。這篇論文中表達的民族情緒（不是指某些意識形態(tài)術語），確實是有感而發(fā)。經(jīng)過這些年，我從理性和感性兩方面都對美國和中美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逐漸深入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么美國人（從官方到民間）總不能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尊重、理解中國人？中國的自我形象和中國在外國的形象之間，為何有這么大的差距？兩大民族的思想溝通為何如此困難？這不是在一兩篇論文里能說清的事情。重要而應當意識到的是，感情沖動不能代替理性思考，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嚴肅的學術探討。

　　此篇論文最后一部分的標題為“錯在哪里”，是試圖找出美國為何錯誤判斷了中蘇關系和制訂了錯誤的對華政策，從理論上“拔高”－步。而在我今天看來，這是整篇文章中最無價值最不可取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以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強烈的民族感情來代替縝密的學術推理。這是又一點值得反思的。本來，美國對中蘇關系的判斷就不是完全失當。至于指出美同對華政策的錯誤，這是所有學過一點歷史的中國人都會做出的判斷。從政治上可以說，除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等個別行為以外，200多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一直都是錯誤的，將來無論怎樣做，其大方向也會永遠錯下去，需要我們不斷地批判和斗爭。即使是對于尼克松訪華，我們也需要提醒自己注意：他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而來的，不是來提攜中國的；
因此他做的某些事情可能是對的（即符合中國愿望的），但究其動機還是錯的。既然美國政策總是錯誤的，我們對它進行批判就總是正確而必要的。這一領域的中國學者，決不能忽略這一點。

　　不過，做出價值判斷，大概是人類一切智能活動中最簡單的一種（在另一知識層面上說，又可能是最困難的一種）。在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研究中，翻出一堆材料，指出美國政府政策的錯誤，恐怕是相對來說最容易走通的一條路子。然而一個外交史學者或政治學者將自已區(qū)別于政治家、官員和其他人的地方，不在于自己能更好地確定政治立場的正確與錯誤，或者能提出更好的政策選擇，而在于應該能夠在“客觀事實是什么”以及“為何如此”的問題上有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可能進而由此預測“未來大概如何”。反觀我這篇論文，在披露事實“是什么”方面是較為成功的，但所做的“為何如此”的理論分析是基本失敗的。失敗原因，首先在于我想回答的問題是美國對華政策“錯在哪里”，而不是其政策“為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最后一個檢討，是本文注釋的不規(guī)范。其實回想起來，我倒不是完全缺乏注釋規(guī)范化的意識，而是不知道中文學術著作的參考書目和注解應當怎樣才算符合規(guī)范。直到今天，不要說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刊物對注釋、參考書目的寫法（比如在注釋里所引作者的名字、著作名稱、出版社或刊物名稱、發(fā)表年代等等的順序）要求不同，就是同一刊物，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也不少�？雌饋磉@些是小問題，其實是代表著一位學者、一個學術刊物或出版社的嚴謹程度。

　　在寫后記時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有勇氣批判自己，說明學問上已經(jīng)多了幾點體會，增加了一點自信�？陀^上的學術環(huán)境也大大地改善了，使人們得以比十幾年前更坦誠地表露自己的觀點。

　　但還有一個很大的遺憾：我們對中美、中蘇關系歷史細節(jié)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方面公開的資料。近年來，前蘇聯(lián)的歷史檔案也公布了不少。比起十幾年前，學者們對中方材料的運用還只能用“有所進展”來形容，基本狀況沒有改觀。近年來確有一些中外關系方面的新鮮材料拋出，但是能夠使用中方第一手材料的人，或者是掌握某種并不對其他人開放的關系、門路，或者本人是檔案文獻工作者。運用不公開的檔案做學術文章，想要符合學術規(guī)范是不可能的。由于沒有其他人可以核對所引材料的出處，這些有資格掌握材料的研究者同其他人之間就談不上學術平等，更不能使用同一公平的批評尺度。至于注釋等等項目的規(guī)范，當然談不上。

　　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一遺憾還會繼續(xù)。一方面，我們期待客觀條件的進步；
另一方面，決不放棄自身修養(yǎng)的提高。再過十幾年回顧今天，該會有另一番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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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1947—1950年美國對中國共產(chǎn)黨同蘇聯(lián)關系的看法和美國對華政策》一文的后記。發(fā)表于《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法學卷（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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