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萬人口的“進城”打工者長期停留在城里人看不見的邊緣地帶。后來，他們自發(fā)形成了一個個新型組織。在試圖改變城鄉(xiāng)結合部文化生態(tài)的同時，他們也在尋求著社會對打工群體自身價值的認同。
　　
　　“歡迎來到皮村”
　　
　　五一勞動節(jié)前的周末，建在距離北京市中心40公里外的“打工博物館”，依然沒有迎來幾個觀眾。博物館的發(fā)起人孫恒跑來拿鑰匙打開房門，卻并不愿意做更多解說。
　　偶然到來的參觀者在留言簿上紛紛表達著對展品的驚奇之情，這些展品包括：暫住證、背面注明不許上廁所的“工作證”以及每月加班131小時的“工資條”。孫恒有些無奈，在他看來，這些展品原本都應是“開放三十年”歷史記錄的一部分。
　　“打工博物館”落腳在北京五環(huán)以外的皮村。和北京周邊眾多的城鄉(xiāng)結合部一樣，皮村周圍已經(jīng)沒有多少農田。周末清晨的350路公交車上，有剛下夜班的女工，也有由老鄉(xiāng)領著、扛著包袱新來的打工者。一條公路從村旁經(jīng)過，猛烈地顛簸和揚起的塵土提醒乘客從此進入了這個國際大都市邊緣的另外一個世界。
　　因為正處于首都機場航道正下方，皮村基本上不在地產(chǎn)開發(fā)的規(guī)劃之列。10多年前，村里興建了好幾座家具廠和琉璃廠，隨著打工者的陸續(xù)到來，本地的農民便不再以種地為生。他們在自家的宅基地上蓋起幾棟小樓，再隔成單間對打工者出租。最早10平方米的小屋出租只要50元，現(xiàn)在漲到了二三百元，但每年仍舊有一批批新來的打工者選擇在這里落腳�！靶侣勆险f金融危機打工者都返鄉(xiāng)了，可皮村房租一直在漲，這說明什么?”說起金融危機，孫恒對電視上的新聞宣傳有點不屑。
　　村子里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皮村還有一個“打工博物館”，對“藝術團”這樣的詞匯也感到陌生，但一問起村里在哪經(jīng)常演出、放電影，人們就紛紛指路。走過村口的修車鋪、河南燴面館，繞過纂地和工廠庫房，打工博物館藏在并不顯眼的一條小路上。
　　過去的4年時間里，孫恒發(fā)起的“工友之家”試圖把擁有5000打工人口的皮村改造成一個富有生機的打工者家園。他們已經(jīng)建立了一所同心打工子弟學校、一家小型影院、一座打工博物館和五家二手超市。今年五一，他和工友們組成的“打工青年文化團”即將改名為“新工人劇團”。
　　
　　“順利進城”的展品
　　
　　走進打工博物館近200平方米的展廳，墻上一行紅色的大字標語最為顯眼：“尊重勞動，尊重勞動的價值，這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道德”，下面的注解指明，這句話出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之口。從二手市場淘來的玻璃展柜里，已經(jīng)擺放了一些展品：票據(jù)、證件、罰款單、押金條、白條、保安工服和皺巴巴、不知道從哪里搞到的“紅頭文件”。
　　從2007年夏天開始，打工青年藝術團利用到處演出機會，開始對外征集反映農民工進城的歷史展品。雖然沒有政府部門的“紅頭文件”，口口相傳的“征集令”似乎更能打動工友們。北京昌平區(qū)建筑工地的工人們聽說了籌建打工博物館的事，30多個人集體請假趕來捐獻。一年時間里，全國各地的打工者也陸續(xù)寄來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打工物品。
　　于是，人們得以看到這些官辦博物館中不一樣的展品：
　　在深圳工廠做工的工友寄來一張工資條，上面標明：月收入1500元。仔細一看，其中1000元收入是在加班130多個小時，嚴重超時工作狀態(tài)下的所得；
　　一名女工寄來了自己的工作證，初看沒有什么稀奇：正面是本人照片和姓名，但翻到背面卻赫然印著工廠冷冰冰的規(guī)定：上班期間不準上廁所；
　　一份刊登在2000年北京一家報紙上的北京市勞動局規(guī)定，有超過100種行業(yè)限制或者禁止雇傭農民工。
　　暫住證可能是最能引起外來務工者共鳴的展品。1954年的第一部《憲法》中曾明文規(guī)定公民有“遷徙和居住的自由”。但到了1972年，這一條在《憲法》中消失了。此后《憲法》幾經(jīng)修訂，但“遷徙自由權”一直沒有恢復。于是，作為“外地人在城市臨時居住的合法身份證明”，“暫住證”應運而生。
　　“一張暫住證，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作為一個外來打工者和農民的雙重身份，時刻感覺面前立起了一面無形的大墻，它擋在路上，你想闖進去尋找發(fā)展，但是很難。”孫恒說。“工友之家”的發(fā)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個捐出了自己多個版本的暫住證，這也成了博物館的“一號展品”。從最早辦理一個暫住證需要180多元到現(xiàn)在降為5元，展柜中的北京暫住證有新有舊，規(guī)格也有很大的變化，C本是初來乍到，B本則是混北京已經(jīng)有一段日子。
　　孫恒并不認為這些展品的功能就是單純?yōu)榱恕翱卦V”和“聲討”。他說：“如果生活是苦澀的，我們?yōu)槭裁匆�回避它�?我們只是客觀地展示，目的是改變它�！钡�這些“客觀”的展品中，還是包含著辛酸的故事：
　　展廳里擺著一個烤羊肉串的鐵架子，那是一位姓曹的師傅自己用舊鐵皮做的。他1992年來北京，在頤和園北宮門附近賣羊肉串，艱辛的生活讓他對這個鐵架子有了感情。1994年，當它被聯(lián)防隊員沒收后，他用200元錢贖了回來。此后他賣過煎餅、賣過水果，現(xiàn)在是一家報社的送報員。他把跟了他10多年的這個鐵架子，捐給了博物館。
　　一封玩具廠女工的家書，通篇表達的都是“思念”和“叮囑父母保重身體”。4個月后，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麗玩具廠的大火。在這場當時震動全國的特大火災中，82名女工遇難。
　　一個打工子弟用畫筆寫下自己的愿望――“我們家是賣菜的，媽媽爸爸常常連飯都吃不上”，他最大的愿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頓飯”。這幅畫上有褐色的爸爸、黃色的媽媽和綠色的女兒，三個人圍著圓桌，桌上擺著三個飯碗，菜只有擺在中間的一條魚。
　　在開館當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卜衛(wèi)細細地看完了每一件展品，她覺得自己看到的是一種“主體性文化”，即拒絕被別人展示，自己要站出來展示自己的歷史。卜衛(wèi)認為，在這樣的文化中，打工者更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也正在進行一項編纂“新工人辭典”的策劃，計劃將媒體中有關打工群體的稱呼和特有詞匯一一收集整理，重新評估，最后由打工者自己來為自己“定義”。
　　
　　“天下打工是一家”
　　
　　“工友之家”的成員有十幾個，都是來自各地的打工者。
　　8年前，來自浙江的許多在西直門的地下通道賣唱，突然有人跑來找他借錢，原來是警察沒收了吉他，要交100元罰款。許多跟警察講價，拿自己賣唱掙的20元幫他贖回了琴。后來，許多認識了跟他一樣在動物園的地下通道賣唱的孫恒。孫恒來自河南開封，十年前從安陽師范學院畢業(yè)后來到北京，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客站做搬運工。他住在清華大學北門，平時去學校聽“三農”問題講座，也去食堂喝免費的湯�！拔胰ド虾４蜻^家具，在河南挖過金礦在深圳進過工廠，去廣州做過傳銷。進過山西黑煤窯，混過北京六里橋……”如今，“新工人劇團”創(chuàng)作的劇本里，留下了這樣一段自白，代表了大多 數(shù)打工者的生活歷程。
　　命運的轉折發(fā)生在2002年。那一年，孫恒和幾個同樣在北京打工的年輕人聚在一起，組建了一個“打工青年藝術團”，開始利用周末時間在各個工地、打工子弟學校和“城中村”為打工者義務演出。2003年，他們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工友之家。2005年，“打工青年藝術團”在京文唱片公司發(fā)行了第一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這張唱片賣了10萬張。拿著7.5萬元版稅，孫恒和工友們選中了北京五環(huán)和六環(huán)之間的皮村，建起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從此以皮村為“根據(jù)地”，“工友之家”開始壯大。
　　現(xiàn)在，除了“工友之家”，在北京來廣營、蘋果園等城鄉(xiāng)接合部的打工者聚居地，還活躍著十幾家為打工者提供法律、生活、文化等各方面服務的NGO機構：“農家女”、“浸霖”、“同心希望家園”、“人間新工人食堂”……其中有不少機構都是打工者自發(fā)成立的。
　　“城市打工者比農民更容易團結起來，因為城市提供了現(xiàn)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帶來了現(xiàn)代化的人際交往關系�！憋w機在頭頂滑翔，幾乎每5分鐘就重復出現(xiàn)，巨大的聲浪轟鳴，2米之外的人聲也被迅速淹沒。孫恒不得不提高嗓門說：“但是打工者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主流文化對他們視而不見，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化，也沒有自己的聲音�！�
　　博物館入口處的墻上，掛著一張被孫恒和同伴們稱作“我們的歷史”的巨大圖表。圖表上的時間從1978年起，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圖表描繪了被稱為“盲流”的民工潮的形成過程：中國的改革始于農村，1978年分田到戶、包產(chǎn)到戶，農民的溫飽問題逐漸解決了，因此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少，數(shù)量呈現(xiàn)出一條平緩的曲線：到1984年，外出打工的人群出現(xiàn)了高速增長，原因是當時出現(xiàn)了賣糧難的問題，農業(yè)生產(chǎn)的收益因此下降。此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開始成為剩余勞動力。中央出臺文件說，允許農民自備口糧進城經(jīng)商務工。
　　在博物館收藏的一份1989年的紅頭文件中，有“堅決制止農民盲目進城”的指示。廣東省政府也出臺過政策，要求堅決制止當時出現(xiàn)的所謂“盲流”。那時候引進外來工也是有計劃的，并不歡迎打工者自己來。所以每個省都有駐深圳辦事處，就是為了處理農民工輸入問題。但實際上，通過政府的途徑輸入的農民工不超過5％，主要是自發(fā)“進城”的。在圖表中，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一條增長線陡然上揚。決策層終于發(fā)現(xiàn)民工潮已經(jīng)“堵”不住，也“擋”不了，這才順應潮流，開始正面看待、積極引導這股人口流動的大潮。
　　2003年在圖表上被著重標示出來。這一年發(fā)生的兩件事：溫總理為農民工討薪和孫志剛事件，對打工者來說是一個轉折。這兩個事件的重大意義，可能只有那些切身體會的打工者才最能明白其中的意義。
　　參照官方公布的數(shù)據(jù)，這群先后被稱為“盲流”、“打工妹(仔)”、“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的人已經(jīng)超過2.26億�！斑@些歷史的確叫人驚嘆，卻都沒有提到‘人’。”孫恒反復強調，在人們看到中國驚人的經(jīng)濟發(fā)展成就時，城市角落的打工者們卻總是隱形的。他認為，打工者必須團結起來，而最能把大家團結在一起的，就是依靠“文化建設”。
　　
　　“他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
　　
　　在兒童展廳掛著一篇手稿，這首題為《我是誰》的詩歌實際上就是2006年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中打工子弟朗誦的那首《心里話》的原稿。上春晚時，導演又加上了一句，“別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別人比明天”。
　　提起這件事，孫恒有些生氣，因為他覺得原詩中，孩子只是要求最起碼的平等和尊嚴，但是經(jīng)過導演的打扮，就變成了一首勵志之作�！皼]辦法，想上他們的舞臺就要按他們的價值觀和審美來打扮，所以我們必須有自己的舞臺�！�
　　現(xiàn)在，他和工友們就在皮村搭造著屬于自己的舞臺。日本藝術家來交流時留下的木質帳篷，被工友們再次利用，修成了遮風避雨又很氣派的“新工人劇院”；朝陽區(qū)文化館援建的小型電影院借用了打工博物館其中的一間瓦房，每年為皮村居民播放100部電影。一到周末的晚上，“工友之家”的小院里就異常熱鬧。
　　“工友之家”也有一個名為“切?格瓦拉”的電影小組，因為孫恒喜歡收集所有關于切的資料，平時也在小影院給大家放和切?格瓦拉有關的電影。“我喜歡切是因為他讓我看到做一個新人的可能性�！睂O恒認為，中國的打工群體應該完成向“新工人階級”的跨越。
　　這幾天，孫恒和工友們都很忙。
　　他們正在準備勞動節(jié)大聲唱文藝演出，希望通過演出來進行募款。在這次勞動節(jié)的演出上。他們新排了一出叫做《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的話劇。另外，繼去年“打工，三十年，流動的歷史”展覽之后，他們還在籌劃今年博物館展覽的主題“金融危機與居住環(huán)境”。除了文藝演出，打工博物館還有一項日常工作，就是去打工者群體中做訪談。孫恒有一個宏大的想法，就是將來在打工博物館建立一所研究中心：“到那時學者們搞研究就要來問我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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