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環(huán)，清代的“荒政”治理達到了專制社會下的一個高度，而山西大旱給了后人一個觀察晚清政府效能的窗口。 　　 　　被疑忌的外來慈善家 　　
　　古有“荒政”，設立粥廠、平糶、放賑、組織慈善捐助、免餉減稅，這都是一個正常的政府面對災荒的既定動作。而學界公認，清代是“荒政”發(fā)展最為完備的時期。有清一代，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災（1876～1878年）最為嚴重，涉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五省，而其中尤以山西的災情最為慘痛，并且在賑災過程中涌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來慈善家以一種大大出乎傳統(tǒng)中國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濟事務。
　　面對山西大災，1877年5月，剛剛到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即向朝廷提出把當年上半年的應解京餉50萬兩，撥出20萬兩賑災，很快便得到允準。除了官方設粥廠、放賑救急外，山西民間救濟活動也踴躍開展了起來。例如，榆次縣巨富20余家，捐銀14萬兩，但曾國荃仍嫌少，要求屬下進一步加強民間募捐的力度。
　　盡管如此，賑災仍然存在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有的是細節(jié)不善，如粥廠往往設于城中，“近者得食，遠者不獲一餐……使民奔走不遑”。當時媒體報道，“赴城領賑所須付出體力透支的代價，令鄉(xiāng)人感到不值得作這嘗試”。有的是歷史遺留難題，如交通運輸條件太差，使賑災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嘆：“所有采買之糧，價值居其一，運費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財力，皆銷磨于腳運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參與山西賑災并取得了成效，就顯得難能可貴。李提摩太1870年來中國，在中國度過大半生，因其廣交政壇和知識界精英，對晚清政局有相當的影響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進入山西。他的回憶錄《親歷晚清4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當年的日記片斷，讀來觸目驚心。
　　外國傳教士深入內地賑災，在兩種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當李提摩太向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時，軍機大臣瞿鴻上了一道《請防外患以固根本疏》。為此清廷特頒發(fā)諭旨給曾國荃，要曾對洋教士“婉為開導，設法勸阻”。朝廷的這種態(tài)度當然會影響和制約曾國荃。據李提摩太回憶錄所記，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訪曾國荃即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李提摩太寫道：“他認為我的到來只是收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見面后，盡管我跟他解釋說，我?guī)�來�?000兩白銀，將要發(fā)散給受災最重的災民，并且辦了通行證，他仍然不怎么高興，依然阻撓我的行動，處心積慮地要使我在剛剛開始時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國荃畢竟不是腐儒，當其意識到李提摩太一行并無惡意時，很快改變了態(tài)度。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說：“他立即派地方官員及其助理前來與我商談。他們有那些村莊所有家庭的名冊，并打算依此給每個家庭發(fā)放救濟金。他們提議為我安排幾個村莊去救濟，并派官員和紳士幫助我，以便不受干擾地完成工作……在中國官員的完美配合下，救濟工作開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結束�！�1878年10月，當李提摩太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曾國荃給其寫了一封充滿贊美之詞的信，在信中，“他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代表我曾幫助他們擺脫饑餓的山西千千萬萬民眾，對我表示了感謝”。
　　曾國荃與洋教士的交往，對山西賑災意義重大。李提摩太自帶銀兩不多，但他的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據統(tǒng)計，外洋賑款20余萬兩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負責發(fā)放了12萬兩，領賑災民超過15萬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賑災取得效果，而這與曾國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大災中的官商群像
　　
　　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稱贊由做過將軍的曾國荃來當災區(qū)的巡撫是一種“幸運”，“當發(fā)現(xiàn)一位政府官員侵吞救濟金，中飽私囊時，他下令立即處決。這種果敢的行動震懾了其他官員，緣此他使政府官員免于腐敗，也使鄉(xiāng)村不至于失序”。
　　1878年3月，曾國荃向清廷上了《特參州縣疏》，所參的地方官吏，包括吉州知州段鼎耀、代理榮河縣知縣王性存、試用縣丞郭學海等等截留賑災款的官員。最有意味的是，稷山縣與和順縣的兩個知縣僅因在災中修理知縣衙門，也受到了曾國荃的嚴厲處分。除了“紀律處分”，有些貪黷官吏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山西陽曲縣的倉書李林儒――一個管理放賑的小吏在承辦粥廠放賑中，侵盜米糧50石，被曾國荃下令就地正法。
　　這些在大災之中“玩視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確彰顯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考慮到災區(qū)幅員遼闊，賑災中調動財物的數額之巨，這次賑災中腐敗官吏的比重和危害并不特別突出。
　　山西省外，政府倡導的官商捐助活動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官方捐助雖近于攤派，但據曾國荃1878年7月之奏疏，外省官員捐款捐物數量不菲，山西省城賑捐局就先后收過10多萬兩銀子、1500石糧食。而民間渠道的捐助活動多由有名望的紳商主持，“紅頂商人”胡雪巖一人給山西、陜西、河南等各災區(qū)捐銀合計即高達10萬兩；另據《申報》，蘇浙一批熱心紳士親歷災區(qū)，經其籌備的捐銀前后超過66萬兩。
　　天降奇災考驗著宛如夕陽西沉的帝國，清廷可以說竭盡了所能。究其實，緊接“同治中興”時代（1862～1874年），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風氣未壞，中央政府的威嚴尚存，法紀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視，這些都是山西賑災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
　　當然，清政府這些官員們的思維終究無法突破過渡時代的一些顯著特征。李提摩太離開山西時，向曾國荃提出了包括向糧價低的地方大規(guī)模移民、修筑鐵路等建議。根據曾的指示，一群官員討論后給予了回復：“修筑鐵路過于超前，并且必須引進大量外國人，這會導致無窮無盡的麻煩，因此，從對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鐵路�！�
　　
　　【點評】
　　晚清政府并不缺人才，像曾國荃等一批“同治中興”的能臣干吏，放在世界和歷史上都是響當當的角色。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并不必然是我們時代特有的口號和哲學�！袄洗笾醒氲蹏�”面對內外部世界競爭時，這些執(zhí)政掌權者必須要順應歷史和世界潮流，以開放包容的眼光和心胸看世界，不斷更陳褪舊，一郡一國莫不如此。否則只能給后代，給國家民族遺留無數屈辱創(chuàng)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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