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歷史篇一：儒家思想演變和發(fā)展歷程

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傳統(tǒng)思想演變和發(fā)展的歷程（一）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時期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學派。他提出以“仁”為核心的學說，主張以仁愛之心處理人際關系。在政治上把“德”“禮”作為首要的統(tǒng)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愛惜民力，反對苛政和刑殺；主張“克己復禮”，維護周禮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孔子晚年整理和編訂的《詩經》《尚書》《禮》《易》《春秋》是中國封建社會儒學的“五經”。

戰(zhàn)國：孟子是戰(zhàn)國時期儒家學說的代表。他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立場出發(fā)，但也強調小農階級利益。主張實行“仁政”，提出“民貴君輕”、“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時又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種溫和的政治主張，不能適應當時結束割據、實現統(tǒng)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張“禮法并施”的觀點，自然觀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觀點，是當時生產力進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義思想。 特點： 此時期儒家思想較為具體，帶有濃厚的理想化色彩；沒有嚴密的理論基礎， 大多是關于思想修養(yǎng)方面的道德規(guī)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國原則；孟子的“仁政”、“民貴君輕”使儒家思想開始與政治相結合，但因脫離現實政治而遭新興地主階級冷遇。

（二）儒學慘遭摧殘——秦朝

秦朝雖已一統(tǒng)天下，但當時私學興盛，百家爭鳴，許多儒生、游士評議國政，造謠惑眾，極不利于當時的國家一統(tǒng)、中央集權，秦始皇為了壓制原來戰(zhàn)國分裂割據時遺留的政治勢力和思想影響，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實行野蠻的“焚書坑儒”政策，焚燒百家書籍，坑殺儒學之士，進一步確立法家學說的官學地位，實現學術思想的統(tǒng)一，以鞏固秦政權。

特點：因為儒學不能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tǒng)治服務，統(tǒng)治者用政治權力強制干預和控制思想，儒學遭受毀滅性摧殘。

（三）儒學獨尊地位——漢代

西漢：董仲舒成功地改造儒學，以儒學為基礎，廣采諸子百家之長，建立起新儒學，倡導“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宣揚“大一統(tǒng)”、“三綱五�！薄＿@時的儒家思想“內法外儒”，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漢武帝欣然接受董仲舒建議，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太學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傳播，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

特點： 以儒學為基礎，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結合，互相滲透。 儒家思想宗教化、經學化、政治制度化。

（四）儒學新的發(fā)展——宋明理學

兩宋：宋代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新儒學的正統(tǒng)。南宋朱熹是理學發(fā)展的集大成者。他完善和發(fā)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滅人欲”，實質上是為封建等級制度辯護。

明朝：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chuàng)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主張“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善”，通過“內心自省”、“以致良知”。說明理學由客觀唯心向主觀唯心演變，也說明它已經走向極端。特點：宋明理學開創(chuàng)了儒學的新時代，是儒學第二期發(fā)展的象征。它使

儒家思想理論化和哲學化，使儒學服務統(tǒng)治的政治作用和修養(yǎng)身心層面的社會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學的發(fā)展也使儒學日益走向極端。

（五）儒學發(fā)展變異——明清

明清之際，隨著封建朝代的激烈更替，隨著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隨著時代的變遷，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們既繼承了宋明理學的許多思想觀念，又對其中不少陳腐之處不滿，力求有所更新。在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贄，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學思想更趨實事求是，與國計民生靠得更近，從而又一次發(fā)展了儒學，對晚清民主思想的興起有一定的影響。

“異端”思想家李贄：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對以孔孟學說為權威和教條，提倡個性的自由發(fā)展，批判理學的“天理”學說。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政治上：提倡“趨時更新”，反對君主專制獨裁，認為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對“人治”；經濟上：反對“重農抑商”，提出“農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繼承宋明理學，否定理學的形而上學觀點，提倡“經世致用”的務實學風和行為。特點：明清儒學們既繼承了宋明理學的許多思想觀念，又對其中不少陳腐之處不滿，力求有所更新。使得儒學思想更趨實事求是，與國計民生靠得更進，從而又一次發(fā)展了儒學。

（六）儒學遭受打擊：鴉片戰(zhàn)爭至辛亥革命

鴉片戰(zhàn)爭后，隨著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前赴后繼地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在思想領域就是把儒家學說作為革命的主要對象。天平天國雖然在開始時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結合起來，作為反清斗爭的思想武器，但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后卻把儒學經典貶斥為“妖”，掃蕩封建傳統(tǒng)文化，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辛亥革命后，以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主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政府規(guī)定學校不讀四書五經，教科書必須符合共和民國宗旨。

（七）儒學重新泛濫：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

北洋軍閥出于復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廢除資產階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利用當時中國封建思想意識的濃厚殘余，在社會上掀起反動的尊孔復古逆流，孔子成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專制統(tǒng)治的護身符。

（八）儒學統(tǒng)治地位動搖——新文化運動前期

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激進民主主義者為了反對封建軍閥的統(tǒng)治，以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為武器，提出在中國實現“德先生”“賽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號，把斗爭矛頭指向孔教，對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儒家傳統(tǒng)道德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運動后期，一批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開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對封建主義，為五四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作了思想準備。

特點：前期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繼續(xù)，是中國近代史上資產階級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運動，它動搖了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但是前期運動對東西方文化存在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片面傾向。

（九）儒學統(tǒng)治地位徹底動搖：——新中國成立至文革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無可挑戰(zhàn)地成為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長期和馬克思主義意見不一的儒學繼續(xù)逐漸遭遇厄運，受到更為猛烈、更有組織的批判�！拔母铩睍r期，更是開展“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等鬧劇，對儒學文化進

行全民規(guī)模的、徹底性地破壞，也最終將反傳統(tǒng)文化的運動推向了歷史的頂點，儒學思想在我國影響進一步減弱。

（十）儒學煥發(fā)新春——文革結束至今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思想文化領域推行“思想解放”運動，儒家學說也得到了實事求是的評價。當前國家新一代領導人號召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學能真正做到“古為今用”，在吸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前提下煥發(fā)出新的光輝，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

儒學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宣揚天命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宣傳忠孝，嚴格等級次序；政治上主張“大一統(tǒng)”，維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這些都是一切剝削階級取得統(tǒng)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適應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的人世說，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的改變面目。特別是漢代的儒學，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與陰陽五行說相結合。另外，儒家為了豐富自己的哲學，在批評佛、道兩教的同時，也充分吸取它們當中對自己有用的思想資料，以充實和發(fā)展自己的哲學體系。宋明理學既是“三教合流”的產物，同時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質和立場。 儒學的現代價值：儒家的大一統(tǒng)意識，對維護社會的安定統(tǒng)一和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有極大的現實指導意義；以人為本、民為貴思想對于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維護和諧的社會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對于今天“三農”問題的解決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道德規(guī)范意識是現代社會公德意識培養(yǎng)、歷史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培養(yǎng)的一個重要渠道；和諧意識對于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謀求社會的共同發(fā)展，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都不無裨益。 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傳統(tǒng)思想演變和發(fā)展的歷程（二）

1．“百家爭鳴”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和早期儒學：春秋晚期，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學派�？鬃拥乃枷牒诵氖恰叭省�。他要求人與人之間要互相愛護，融洽相處，要待人寬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強調統(tǒng)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他希望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克已復禮”，使每個人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鬃邮讋�(chuàng)私人講學，主張“有教無類”，打破了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鬃颖缓笕俗鸱Q為“萬世師表”和“至圣”。

（2）戰(zhàn)國時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兩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張“仁政”，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在倫理觀上主張“性本善”，要實行仁政來回復和擴充人的善性。荀子張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論斷，強調人民群眾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惡”，強調用禮樂來規(guī)范人的行為，使人向善。經過孟子、荀子的改造和發(fā)展，儒學體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戰(zhàn)國后期，儒學發(fā)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1）從“無為”到“有為”：漢初，為了恢復生產和安定人心，統(tǒng)治者吸取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漢朝的經濟實力逐漸恢復和增強，但是，諸侯國的勢力日益膨脹、土地兼并劇烈、匈奴為患，都威脅著西漢的穩(wěn)定。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適應國家統(tǒng)一的發(fā)展形勢，積極有為的政治思想成為時代的需要。

（2）“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董仲舒是漢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學體系。董

仲舒適應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統(tǒng)”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認為大一統(tǒng)是天地的常理，國家的需要；要維護政治的統(tǒng)一，必須實行思想上的統(tǒng)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經范圍之內的各家學術都應罷黜。董仲舒宣揚“君權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還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后人稱為“三綱五�！�。它有利于鞏固君權，維護統(tǒng)治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張，對于扭轉內外松馳的局勢十分有利，漢武帝接受他的建議并付諸實行。

（3）儒學成為正統(tǒng)：漢武帝起用儒學家參與國家大政。儒家學說成為政府選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標準。從漢武帝時起，儒家經典成為國家規(guī)定的教科書。公元前136年，漢武帝正式規(guī)定《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并設立專事研究和傳播五經的教官，稱為“博士”。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建設，興辦太學，規(guī)定太學生員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經博士負責教授，學完經考試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學的興辦，打破了以往由貴族官僚世代為官的陳規(guī)，也大大提高了儒學的地位。漢武帝還下令在全國各郡縣設立學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tǒng)。

此后，儒家思想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推崇的正統(tǒng)思想，逐漸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學

（1）三教合一：漢武帝以后，儒學在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現繁盛之勢。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發(fā)展；佛教吸收儒學精神，漸趨勢中國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學影響，主張“(來自:m.newchangjing.com 蒲公 英文 摘:儒學的歷史)貴儒”又“尊道”。隋朝，儒學家提出“三教合歸儒”的主張，又稱“三教合一”，主張以儒學為主，調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論。唐初，統(tǒng)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禮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發(fā)展，開始挑戰(zhàn)儒不的正統(tǒng)地位，儒學大師韓愈率先提出復興儒學。

（2）程朱理學：北宋時，儒家學者展開了復興儒學、抨擊佛道的活動，同時又融合佛道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理學”。其中，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和南宋朱熹成為最為突出，“理學”也稱“程朱理學”�！岸�程”認為：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萬物只有一個天理，主張先有理而后有物，這是理學的核心思想�！岸�程”把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倫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強調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為道德規(guī)范的三綱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來與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岸�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認為只有深刻探究萬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們主張通過學習達到對普遍天理的認識。朱熹理認為，“物”指天理、人倫、圣言、世故�！案裎镏轮�”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學之真。程朱理學適應了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備受推崇，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朱熹編著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后世科舉考試依據的教科書。朱熹的學術思想還傳及日本、朝鮮乃至歐洲；在日本和朝鮮，甚至形成“朱子學”學派。

（3）陸王心學：南宋時期，理學家陸九淵把“心”作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張，認為天地萬物都在心中。他認為窮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內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學說被稱為“心學”。明朝中期以后，封建專制統(tǒng)治陷入危機。王陽明認為，社會動亂的原因是人心破壞所致，只有通過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統(tǒng)治。王陽明成為心學的集大成者。這一學派也稱為“陸王心學”。王陽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無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揚“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在認識論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學說。他認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蝕，要努力加強道德修養(yǎng)，去掉人欲，恢復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說知和行都產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為

實踐。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學地說明人的認識和實踐的關系。明朝中期以后，陸王心學得到廣泛傳播。

宋明理學歷經幾百年的發(fā)展，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明清之際活躍的儒家思想

（1）李贄的離經叛道：明朝后期，中國社會內在矛盾空前尖銳。道學家（儒家中以正統(tǒng)自居的理學家，他們把儒家經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經典理論，一些貌似圣賢而實際品質惡劣的人以此為幌子）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為“扶天綱、立地紀”的神圣。李贄目睹了官場的污濁和道學家的偽善，形成離經叛道的不羈性格。他自稱為異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經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他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標準，認為是非標準應依照時代變化而變化。他批判道學家的虛假說教，強調人正當的私欲，認為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人不能脫離基本的物質生活去空談仁義道德。李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要求。

（2）黃宗羲對君主專制的抨擊：黃宗羲是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家。他從明亡的歷史中看到了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尖銳地揭露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黃宗羲的政治主張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對以后反專制斗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3）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顧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他放棄科舉，開始探索挽救國家危亡的途徑。他重視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形成了經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張到實踐中求真知，力求解決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他經過實地考察寫成了巨著《天國郡國利病書》，記述了山川形勢、物產風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實用價值。顧炎武以他崇實致用的學風和鍥而不舍的學術實踐，開一代樸實學風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與黃宗羲、顧炎武同時代的王夫之，繼續(xù)和發(fā)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不斷變化的。在認識論方面，他認為一切事物通過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認識的。他還認為靜止是相對的，運動的是絕對的，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啟示了近代人們的思維方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tǒng)儒學的批判

?（2）明朝：李贄是明后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并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

①黃宗羲：在明亡后，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guī)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fā)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儒學的歷史篇二：儒家思想的發(fā)展歷程

儒家思想的發(fā)展歷程

1、“百家爭鳴”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和早期儒學：春秋晚期，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學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與人之間要互相愛護，融洽相處，要待人寬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強調統(tǒng)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他希望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克已復禮”，使每個人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孔子首創(chuàng)私人講學，主張“有教無類”，打破了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鬃颖缓笕俗鸱Q為“萬世師表”和“至圣”。

(2)戰(zhàn)國時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兩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張“仁政”，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在倫理觀上主張“性本善”，要實行仁政來回復和擴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張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論斷，強調人民群眾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惡”，強調用禮樂來規(guī)范人的行為，使人向善。經過孟子、荀子的改造和發(fā)展，儒學體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戰(zhàn)國后期，儒學發(fā)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1)從“無為”到“有為”：漢初，為了恢復生產和安定人心，統(tǒng)治者吸取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漢朝的經濟實力逐漸恢復和增強，但是，諸侯國的勢力日益膨脹、土地兼并劇烈、匈奴為患，都威脅著西漢的穩(wěn)定。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適應國家統(tǒng)一的發(fā)展形勢，積極有為的政治思想成為時代的需要。

(2)“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董仲舒是漢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學體系。董仲舒適應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統(tǒng)”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認為大一統(tǒng)是天地的常理，國家的需要;要維護政治的統(tǒng)一，必須實行思想上的統(tǒng)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經范圍之內的各家學術都應罷黜。董仲舒宣揚“君權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還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后人稱為“三綱五常”。它有利于鞏固君權，維護統(tǒng)治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張，對于扭轉內外松馳的局勢十分有利，漢武帝接受他的建議并付諸實行。

(3)儒學成為正統(tǒng)：漢武帝起用儒學家參與國家大政。儒家學說成為政府選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標準。從漢武帝時起，儒家經典成為國家規(guī)定的教科書。公元前136年，漢武帝正式規(guī)定《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并設立專事研究和傳播五經的教官，稱為“博士”。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建設，興辦太學，規(guī)定太學生員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經博士負責教授， 1

學完經考試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學的興辦，打破了以往由貴族官僚世代為官的陳規(guī)，也大大提高了儒學的地位。漢武帝還下令在全國各郡縣設立學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tǒng)。此后，儒家思想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推崇的正統(tǒng)思想，逐漸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學

(1)三教合一：漢武帝以后，儒學在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現繁盛之勢。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發(fā)展;佛教吸收儒學精神，漸趨勢中國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學影響，主張“貴儒”又“尊道”。隋朝，儒學家提出“三教合歸儒”的主張，又稱“三教合一”，主張以儒學為主，調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論。唐初，統(tǒng)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禮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發(fā)展，開始挑戰(zhàn)儒不的正統(tǒng)地位，儒學大師韓愈率先提出復興儒學。

(2)程朱理學：北宋時，儒家學者展開了復興儒學、抨擊佛道的活動，同時又融合佛道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理學”。其中，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和南宋朱熹成為最為突出，“理學”也稱“程朱理學”。“二程”認為：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萬物只有一個天理，主張先有理而后有物，這是理學的核心思想�！岸�程”把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倫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強調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為道德規(guī)范的三綱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來與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強調“存天理，滅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認為只有深刻探究萬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們主張通過學習達到對普遍天理的認識。朱熹理認為，“物”指天理、人倫、圣言、世故�！案裎镏轮�”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學之真。程朱理學適應了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備受推崇，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朱熹編著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后世科舉考試依據的教科書。朱熹的學術思想還傳及日本、朝鮮乃至歐洲;在日本和朝鮮，甚至形成“朱子學”學派。

(3)陸王心學：南宋時期，理學家陸九淵把“心”作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張，認為天地萬物都在心中。他認為窮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內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學說被稱為“心學”。明朝中期以后，封建專制統(tǒng)治陷入危機。王陽明認為，社會動亂的原因是人心破壞所致，只有通過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統(tǒng)治。王陽明成為心學的集大成者。這一學派也稱為“陸王心學”。王陽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無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揚“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在認識論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學說。他認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蝕，要努力加強道德修養(yǎng)，去掉人欲，恢復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說知和行都產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為實踐。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學地說明人的認識和實踐的關系。明朝中期以后， 2

陸王心學得到廣泛傳播。宋明理學歷經幾百年的發(fā)展，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明清之際活躍的儒家思想

(1)李贄的離經叛道：明朝后期，中國社會內在矛盾空前尖銳。道學家(儒家中以正統(tǒng)自居的理學家，他們把儒家經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經典理論，一些貌似圣賢而實際品質惡劣的人以此為幌子)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為“扶天綱、立地紀”的神圣。李贄目睹了官場的污濁和道學家的偽善，形成離經叛道的不羈性格。他自稱為異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經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他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標準，認為是非標準應依照時代變化而變化。他批判道學家的虛假說教，強調人正當的私欲，認為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人不能脫離基本的物質生活去空談仁義道德。李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要求。

(2)黃宗羲對君主專制的抨擊：黃宗羲是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家。他從明亡的歷史中看到了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尖銳地揭露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黃宗羲的政治主張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對以后反專制斗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3)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顧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他放棄科舉，開始探索挽救國家危亡的途徑。他重視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形成了經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張到實踐中求真知，力求解決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他經過實地考察寫成了巨著《天國郡國利病書》，記述了山川形勢、物產風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實用價值。顧炎武以他崇實致用的學風和鍥而不舍的學術實踐，開一代樸實學風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與黃宗羲、顧炎武同時代的王夫之，繼續(xù)和發(fā)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不斷變化的。在認識論方面，他認為一切事物通過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認識的。他還認為靜止是相對的，運動的是絕對的，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啟示了近代人們的思維方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三位進步思想家對傳統(tǒng)儒學的批判繼承，促使我國傳統(tǒng)文化重新煥發(fā)了生機，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與孔子有關的成語故事

■盡善盡美：形容好到極點，毫無缺陷。孔子在齊國，有機會欣賞到他認為最美妙的音樂《韶》，謂其"盡善矣，又盡美也!"而后大受感動，一連好多天老是想著它，吃肉也沒有味道了。三月不知肉味，原是形容孔子對于音樂入迷的情況。后人卻借它來形容貧窮，真是怪哉。

■侃侃而談：不慌不忙地談著在周代的等級制度中，孔子的地位相當于下大夫�？鬃邮莻�一舉一動都力求合乎周禮的人。他見人說人話， 3

見鬼說鬼話。在家鄉(xiāng)，他顯得溫和恭順，好像不會說話;在朝見場合，卻長于談論，有些謹慎罷了;在朝廷上，國君不在之時，他與同級官員說話，侃侃而談，理直氣壯;同上級說話，和顏悅色;君主來了，既恭敬而又不安，非常之小心。

■不舍晝夜：表示時間不停地流逝之意�？鬃拥臅r間觀念強，曾對著河流嘆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意思是：光陰一去不復返啊!就如河水這樣晝夜不停地奔流吧!時間如流水，一定要珍惜�？鬃又�所以青史留名，是因為他懂得：時間就是財富啊!

■道不拾遺：形容社會風氣道德良好。孔子在魯國當了幾任官，他在任之時，魯國政治有了極大改良：賣東西不討價還價;掉了東西不必驚慌，老百姓都有自已的人格，不肯拾起收為已有。

■登堂入室：表示已達到一定的程度或是已得到老師專授指點�？鬃拥牡茏幼勇�，為人剛勇，一日在孔家彈瑟，瑟聲中帶有殺氣，犯了孔子的大忌--仁�？鬃幼匀徊幌矚g，又不便發(fā)作，就不滿道："子路彈瑟的本領已經登上廳堂，但尚未能進入內室。他為何要在我家彈瑟啊?無聊!"孔子的眾弟子一聽老夫子對子路不滿，馬上就改變對子路的看法和態(tài)度，越來越鄙視他。兩個啟示：在別人家里最好安份些;對于頭兒，要懂得投其所好才是啊!

■道聽途說：泛指沒有根據的傳聞。子曰：道聽而涂說，德之棄也(涂同途)意為：從道路上聽來一些沒有根據的話，就在道路上不負責任地傳播，這種道德作風是要不得的。有很多類似的玩藝，被人一本正經地轉來轉去，實際上這些謠言里漏洞百出，只要自己稍微認真想一想、查一查，就能夠看出其中的謊言成分，然而很多人卻信以為真，樂此不疲。是我們自己太脆弱太輕信還是網絡里情緒的煽動太容易?要警惕啊!

■發(fā)憤忘食：形容學習努力，工作勤奮。楚國某縣尹問孔子弟子，請他談談對孔子的看法，弟子木訥小心，一言不發(fā)，縣尹只得怏怏而回�？鬃拥弥�后，很不高興，怨道：你為什么不說：我的老師是個發(fā)憤忘食，樂而忘憂的好學者啊!弟子一聽馬上明白，愧道："老師，是我糊涂啊，現在我終于明白了。今后若有人再問我，我必遵師囑答之。"孔子一聽舒服，欣然笑道："好，好，好。"俗話說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孔夫子都懂得在適當的時候吹一把，真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啊!

■鳴鼓而攻：形容聲討犯罪的人�？鬃拥茏尤角笤诔�中干活，準備試行新法，向孔子請教，孔子剛好是站在保守一邊，于是氣憤無比，把冉求罵個狗血淋頭，冉求一再堅持自已的改革，于是孔子對眾徒發(fā)出追殺令：冉求不是我的門徒，你們一起向他攻擊吧!"[[論語。先進篇]]"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哇靠，人多力量大，自古都是人多勝人少，以強凌弱的風格早已定型。你的社會關系如何?你有硬梆梆的后臺嗎?你的朋友多嗎?如果沒有，可得小心行事，潔身自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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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的歷史篇三：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作者：劉夢溪 《光明日報》（ 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國，再沒有其他學說像儒家思想這樣，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反復跌宕和嚴峻拷問。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樣人，中國現代教育泰斗的稱謂，他比任何人都當之無愧。但他不贊成讀經，致使被請來與之共襄民國初立之教部的馬一浮離他而去。當然不傷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學，又禮聘馬先生擔任文科學長。馬先生的回復是：“禮有來學，未聞往教。”以古禮婉拒。于是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請來胡適之執(zhí)教文科講堂。

讀經和反對讀經，成為當時學界和輿論界爭吵不休的一樁公案。反對者顯然占上風，連魯迅也站出來發(fā)聲，批評提倡讀經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實人也不過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僅作為傳統(tǒng)社會大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成為眾矢之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所呈現的文化的小傳統(tǒng)也被冠以“四舊”之名，必欲清除掃盡而快之。

改革開放后中國撥亂反正，重新起航，把歷史還給歷史成為思想學術界的共同呼聲。孔子由被幼童也參與唾罵的斯文掃地變而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學重啟，則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經識者推動，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學術的風氣開始出現，公正評價儒家學說、重估孔子歷史地位的論著受到關注。但由于所經歷的“毀圣棄知”的時間實在太長，難免積非成是，改變世人乃至學界部分人士的成見尚需時日。馬一浮先生曾經擬過一副聯語：“魯國多譏儒及戲，秦人惟以吏為師。”誠然是借古典來嘲諷世情，

但如果將孔子的家鄉(xiāng)和儒家思想的故鄉(xiāng)等量齊觀，則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遭遇，就不僅僅是以之為戲了。

所以如此的緣由，也有對儒家學說本身存在諸多誤讀不無關系。我覺得有三個與儒學直接相關的問題，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歷史地位。

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所以孟子頗為焦慮地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保ā睹献印る�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矯正此種“仁義充塞”的時代風氣，欲以承繼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為己任。

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玄之風大熾，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學一家。隋唐佛教發(fā)展的勢頭，亦不在儒學之下。但如果認為隋唐時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輕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誤讀古人之嫌。直承鄭康成而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即是當時繼往開來的儒學健將。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wěn)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

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一起參與進來成為理學

的助發(fā)資源�！叭�教合一”在學理上得到論證，肇始于唐，而宋代實為集大成，此即陳寅恪先生所謂“新儒家之舊途徑”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學說。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陳寅恪先生對此十分肯定：“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并論�！保�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版，第219頁）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無類”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tǒng)的代表，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經是在增加、變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學出，是又一更化。王陽明的學理初衷，本在減少（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可以為后學所宗，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

學者有“制度化儒學”之稱，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顯，主要是明清兩朝，伴之以科舉命題以“四書”取義，儒學不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響尤為深鉅，因此其存在形態(tài)難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tǒng)到現代的“大變局”中出現危機，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所謂危機，恰好是“制度化儒學”的危機，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 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變”與不變的問題。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這讓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簡易、變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簡易”，有《論語》可證。孔子深知該說什么和不該說什么。所以出語至簡，有時至于說“予欲無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價值。

“六藝”后稱“六經”，有的或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為孔子所刪訂的典籍文本�？鬃铀枷肱c“六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論語》即可視作“六經”的簡易讀本，只不過表達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馬一浮不稱“六經”而稱“六藝”，是沿用典籍的初稱�？组T之教，分技能訓練和典籍傳習兩大類。技能則禮、樂、射、御、術、數，此處之“禮”，為“執(zhí)禮”，類似禮儀程序的排演，“樂”則詠歌誦唱，不學無以為能。典籍傳習則《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傳道之本。兩者都稱“六藝”而型態(tài)不同。

馬一浮所述論之“六藝”，自是后者，故他說：“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保ā短┖蜁�語》）馬一浮的發(fā)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qū)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而熊十力則標稱，“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這樣，“六藝”即“六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系統(tǒng)中，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諸子、四部無以取代，與現代學術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經”的形上意義在于它的系統(tǒng)的價值倫理，也就是馬一浮所說的“六藝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傳道”，所傳者即為“六藝之道”，也就是“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繹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論證，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永恒的價值理念，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念。不僅適用于傳統(tǒng)社會，也

適用于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于中國人，也可以適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

“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理性，永遠不會過時�！兑捉洝非�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現代人的人生選擇雖然更趨豐富，但其大道要旨，亦無非進德與居業(yè)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誠便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具備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說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論者有謂傳統(tǒng)文化需要現代的轉化，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六經”的價值倫理進入現代人的精神血脈，自是順理成章之事�？上О倌暌詠淼默F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忽略了“傳道”的內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繼續(xù)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

雖然，古與今宜有別也，禮俗政俗亦因地而異。但正如孟子所說：“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彼�以如是，蓋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保ā峨x婁下》）而近世大儒錢鍾書先生則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敝腥A文化的最典范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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