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軍事單位團隊凝聚力是與作戰(zhàn)效能緊密相關的因素。文章首先回顧了其理論的發(fā)展脈絡，指出團隊凝聚力是一個多維度的加工分類系統，繼而介紹了常用的研究手段和測量方法，最后提出了應用性的建議和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關鍵詞軍事單位，凝聚力，團隊。
　　分類號 B849:E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西方的軍事觀察家普遍認為，技術因素將決定戰(zhàn)爭的進程。更激進的觀點是，隨著致命和強大的武器出現，未來的士兵將只具有打掃戰(zhàn)場的功能。然而，越來越多的戰(zhàn)爭實例和科學研究表明，人的因素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其中，軍事單位的團隊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 or cohesion）在近幾十年里重新受到了關注。西方（尤其是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心理學家普遍認為團隊凝聚力是高效戰(zhàn)斗的關鍵和基礎，軍事觀察家Rielly指出，團隊凝聚力，尤其是小單位的凝聚力是對戰(zhàn)斗力最有實質影響的因素[1]。
　　這種關注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技術的進步讓戰(zhàn)場條件實際上是更加危險和多變，應激性人員傷亡（Stress casualties）大大增加；現代化戰(zhàn)爭對小單位部隊作用日益重視，對機動性和多兵種協同作戰(zhàn)的要求不斷增加；此外，越南戰(zhàn)爭的教訓，使美軍上層反省原先基于個人的人員分配和調動體系。研究和實踐表明，高凝聚力的部隊能有效減少應激減員，提高作戰(zhàn)績效，基于此，美國陸軍在80年代采用了基于連隊的人員調動分配體系，單位人員配備系統（Unit Manning System）[2]，發(fā)現該方法能顯著的提高部隊凝聚力、士氣和滿意感[3,4]。
　　本文回顧了西方國家軍事心理學家對于團隊凝聚力的有關研究，對其理論和測量方法進行了簡要梳理，并總結了相應的培訓建議。
　　2 理論回顧
　　在展開本文之前，首先先對這里的團隊概念進行說明，Salas等（1995）回顧了對于團隊的認識，指出軍事團隊不僅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個體，具有共同目標，特定角色分配以及需要相互依賴”這種普遍適用的原則，還包括：（1）該團隊在更大范圍的任務情境中進行決策（如整個戰(zhàn)役）；（2）團隊成員擁有與任務和決策有關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各種軍事技能）；（3）團隊進行任務時通常要面對高工作負荷和時間壓力（戰(zhàn)斗）。[5]
　　對于軍隊團隊凝聚力的科學研究，首先來自于Shils和Janowitz（1948）對德國國防軍戰(zhàn)俘的詳細研究[6]。在這份研究報告中，他們將團隊凝聚力粗疏的定義為使團隊避免瓦解的能力，但是著重強調了首屬群體（Primary group，該群體以面對面的親密聯系與合作為特征，受到規(guī)模大小影響，就部隊來說，連一級是其上限）提供的團隊凝聚力在戰(zhàn)斗中的重要意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當士兵能從其直接的首屬群體滿足基本生理需要，從軍官和戰(zhàn)友處獲得充分的關愛和尊重，從團體中能獲得力量感，并協調好其管理者的關系，那么，由于自私自利的考慮而瓦解團隊效能的因素就會降到最低程度。
　�、� 政治取向、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背景等次級符號（Secondary symbol）可以影響首屬群體的凝聚力（避免瓦解的能力），當且僅當整個首屬群體認可這些象征時。
　�、� 當由于脫離團隊，喪失聯系，失去領導，大量減員以及食物和醫(yī)療的缺失而使得首屬群體被破壞時，士兵的生存愿望才會發(fā)展并體現出來，減少其戰(zhàn)斗到底的意愿。
　　該研究的意義在于，它指出高戰(zhàn)斗力首先依賴于基層團隊的凝聚力，而意識形態(tài)、政治取向的作用屈居其次，從宣傳和心理戰(zhàn)的角度來看，使用諸如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tài)進行鼓動很難奏效（除非發(fā)生像越戰(zhàn)后期那樣整個軍隊都失去作戰(zhàn)意圖的情況），而使用破壞其首屬群體凝聚力的方法（如破壞其通訊設施繼而詳細指明其投降的方式并保證其安全）會很有效果。
　　上世紀中葉，對團隊凝聚力的定義一直偏于籠統，如Festinger將其定義為“所有能使團隊成員保留在團隊里的力量”。在這之后，對于凝聚力的關注和測量比較偏向與團隊中的人際吸引（interpersonal attraction）[7]。到80年代，Carron對運動團隊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8,9]，他將團隊凝聚力定義為“為了團隊目標的有效達成，并保證成員情緒需要滿足的一種動態(tài)過程，這種過程反映為團隊成員愿意留在團隊中并保持團結的趨勢�！� 他發(fā)現團隊凝聚力有兩個因素，個人從屬團隊凝聚力（individual-to-group cohesion）：包括歸屬感、成員價值觀和對團隊感到的樂趣；團隊整合凝聚力（group-as-a-unit cohesion），包括團隊合作和人際接近性。同時，每個因素又有任務和社會兩種取向（task &social oriented），前者表示團隊內共同努力達成共同目標的程度。后者表示團隊內人際相互吸引的程度。
　　Carron的貢獻在于，指出團隊凝聚力具有多個成分，也具有發(fā)展階段的區(qū)分，他為團隊凝聚力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以操作化的理論框架，特別是，他指出過去的研究對于人際吸引成分的重要性估計過高。這一點對軍事團隊尤其重要，在進行娛樂活動時選擇什么樣的伙伴和在執(zhí)行高風險任務時是不一樣的，在高凝聚力的部隊中，成員互相信任尊重，并對自己和團隊具有強烈信心，情感上的這種聯結能幫助團隊克服身體痛苦、危險和恐懼，但這種積極作用是建立在對整個團隊成員準確的了解的基礎上的，這是一種認知成分，成員們能夠了解其他成員的幫助和支持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從而也愿意付出同樣的支持。
　　在軍事團隊的研究中，Griffith也提供了類似的理論框架，指出凝聚力既具有不同的方向，包括橫向（horizontal cohesion，同級戰(zhàn)友之間）和縱向（vertical cohesion，領導和下屬之間），又具有不同的功能成分，包括工具性的（instrumental aspect，行動和技能）和情感性的（affective aspect，感受和情緒）兩個方面[10]。Manning發(fā)現了三個對形成軍事團隊凝聚力非常重要的條件：具有相似或共同社會背景的團隊成員；在部隊中形成的共同經驗；明確和有意義的團隊任務和目標[2]。此外，他還進一步將凝聚力在三個層級水平上進行考慮，士氣（個人級別），團隊凝聚力（首屬群體級別）和團隊精神（部隊級別），并指出聯結這種層級關系的制度設計和領導者因素。
　　Siebold等人的研究角度是將團隊當作一個整體來進行考察，他認為“團隊凝聚力應定義為作用于團隊的各種必要機制的程度，能夠保持在不同成員之間社會關系的一種結構化模式以達成團隊目標”。他們令被試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對團隊的各種屬性進行評估，而不是傳統上基于個人對參照群體的信任感的主觀報告。其結果同樣驗證了凝聚力具有不同成分，在Griffith的基礎上，他們增加了組織層面凝聚力（organizational cohesion），這相當于Manning提出的團隊精神。這樣，小單位團隊凝聚力就成為一個3×2的架構，具體為：橫向凝聚力（同級親密關系和團隊合作），垂直凝聚力（領導關心和能力）和組織凝聚力（榮譽和共享的價值觀，需要滿足和目標達成）[11]。
　　隨后對于軍事單位凝聚力的研究也體現了這種理論上的進步，研究者開始關注小規(guī)模的軍事單位中，各等級的凝聚力隨時間發(fā)展的變化。Bartone和Kirkland指出領導者對小型軍事單位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一個發(fā)展的四階段模型，以下給出了每個階段的基本發(fā)展任務和主導性社會影響過程。（1）新生單位：發(fā)展同級關系，建立橫向凝聚力/信任，與同級參考群體的一致化和遵從；（2）年輕單位：與領導者的關系，建立縱向凝聚力/信任，對小單位領導的認同；（3）成熟單位：團隊熟練程度，鞏固/整合，單位/組織價值觀的內化；（4）優(yōu)秀單位：單位形成，保持優(yōu)秀，繼續(xù)爭取成長/挑戰(zhàn)[12]。
　　Cota等人(1995)建議將凝聚力劃分為首要維度和次要維度，前者能夠描述大多數團隊的共有特性，后者用來描述特定種類的團隊，Cota等人同樣指出需要區(qū)分凝聚力的先決條件，直接結果和相關因素[13]。在其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們研究了大量可能影響團隊凝聚力的因素。對團隊組成的研究表明，異質的種族、文化背景會對團隊凝聚力的形成有負面影響[14]，在對人格的研究中發(fā)現，領導的頑強性（hardiness）對團隊凝聚力有重要影響，團隊成員在宜人性和責任感（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上的平均值都與績效相關[15]。Bartone等人在對挪威軍校生的研究中發(fā)現，團隊成員的熟悉感和對應激任務的體驗，以及支持性的領導風格也能夠影響團隊凝聚力的發(fā)展[16]。Oliver等人進行的元分析研究表明，團隊凝聚力與很多重要指標，如團隊/個人作業(yè)績效，工作/軍隊滿意度，保持力（retention）和福利（well-being）有正相關，與違紀行為（indiscipline）負相關[17]。
　　有挑戰(zhàn)性的任務及其成功能顯著影響凝聚力，但一些研究則發(fā)現了反面的結果，比如任務的失敗反而能夠促進凝聚力的產生，研究者指出，對團隊凝聚力的考察能受到來自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研究的幫助[18~20]。Griffith和Vaitkus整理了關于團隊凝聚力和社會支持的相關文獻，指出跟團隊凝聚力有關的幾個成分，包括內容，如凝聚力的社會和工具性取向；功能，如維持團隊完整；先決條件，如團隊組成和外在威脅等；以及結果，如提高團隊績效，都可以在社會支持的研究框架中找到相應成分。特別的，他們提出將團隊凝聚力，應激源（stress，對個人和團隊的外部內部威脅），壓力（strain，壓力對個體產生的負面影響），團隊瓦解（disintegration，壓力對團隊整體產生的破壞性影響）以及團隊績效放在一個模型里進行考察。他們的模型有一個重要的含義，就是對應激源的不同應對方式會產生決定性的后果。
　　以上簡要總結了有關軍事團隊凝聚力的有關理論，總而言之，關于團隊凝聚力的定義在軍事心理學領域有很多爭議，完善的理論框架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但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團隊凝聚力與部隊士氣，戰(zhàn)斗力和滿意感密切相關，團隊凝聚力是一個多維度的加工分類系統，蘊涵了不同考察對象和變量（如團隊種類和成員構成），具有不同發(fā)展階段，需要使用多種測量手段和效標予以驗證的概念[11,21]。下面將輸理對凝聚力研究和測量中的一些重要方法，指標和常用量表。
　　3 研究和測量方法
　　在團隊凝聚力的研究中，共有兩種研究取向，一種研究取向是采用診斷性的，另一種研究取向是訓練性的[11]。第一種取向關注士兵的應激性傷亡，情緒失調，感受和主觀態(tài)度以及心理健康，當發(fā)現問題后，觀察相應的團隊因素，并由此建立模型作出診斷并給出治療手段。Shils和Janowitz的經典研究就是一個典型的診斷性研究，他們指出戰(zhàn)斗中體現出的五種能表現凝聚力的個人/團隊行為：逃亡（開小差），主動投降，被動投降，慣性抵抗和抵抗到底。他們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前三種。這種方法多采用調查訪談以及編制問卷進行因素分析。第二種取向關注團隊訓練的方式方法和凝聚力的動態(tài)關系是如何影響作業(yè)績效的，通過控制各種資源，影響訓練過程以達到最優(yōu)化的績效。如對軍校學員訓練過程的研究，對兩種人員調配制度的研究等等。這種方法多采用準實驗或實驗方法，采用多種外部效標，以觀察不同變量間的影響。兩種取向的研究方法互相影響，形成一套測量和研究范式。
　　其中，一個值得提及的方法是社會人際學方法（sociometry），該方法通過以下方式建構，問團隊成員愿意和誰參加某類活動，然后整個團隊的選擇模式通過一個矩陣體現出來，這樣，被選擇頻率高的成員（受歡迎的）和被選擇頻率低的成員（被拒絕或孤立的）就可以被識別出來，團隊的總體結構可以由此得到辨認。將這種結構的某些特性，譬如說受到孤立的人數，人際吸引的密度作為變量，就可以與其他研究指標建立聯系。
　　Manning指出，對于部隊凝聚力的測量，需要建立系統的態(tài)度調查來進行評價，以改變傳統上利用諸如違紀行為的發(fā)生率、離隊企圖、就診率等依賴指揮官個人經驗和主觀判斷的指標。在美軍和以軍，開發(fā)了一系列的凝聚力量表[2,10,11]，主要有以下幾種:
　　戰(zhàn)斗準備狀態(tài)士氣問卷（Combat Readiness Morale Questionnaire，CRMQ）：最初有30個條目，由以色列國防軍編制。該問卷測量士兵知覺到的單位凝聚力和士氣高低。后來被Gal和Manning改編為一個具有31個條目的問卷。該問卷包括的因素有：（1）對高級指揮官的信心；（2）對自己，團隊和武器的信心；（3）團隊凝聚力和士氣；（4）對任務和地形的熟悉性；（5）對直接領導的信心；（6）對敵人的評估；（7）戰(zhàn)爭合法性；（8）一般焦慮。
　　美軍部隊兵員配置系統評估問卷：由Walter Reed陸軍研究所（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 WRAIR）負責編制，該量表包含CRMQ中的19個問題，野戰(zhàn)部隊問卷（Field Forces Questionnaire，FFQ）中的25個問題，該問卷曾用來評估諾曼底登陸前的士兵態(tài)度。有關項目包括對自己，所在戰(zhàn)斗單位和整個軍隊感到的自豪感和重要性程度，以及對所在戰(zhàn)斗單位的凝聚力，士氣和領導的評估。另外65個項目來自連隊及班/排知覺問卷（Company and Squad/ Platoon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CSPPQ)，包括知覺到的士兵關系，小單位人際關系的質量，軍官和士兵的能力和對戰(zhàn)斗的準備狀態(tài)。Griffith使用該問卷對93個連隊8869名士兵進行了調查，構建了包括四個基本維度的量表：新兵在工具性和情感性關系上的質量，新兵和其領導關系的質量，士兵對于軍隊價值觀的內化以及士兵對于武器和領導指揮的信心。
　　戰(zhàn)斗排凝聚力問卷（Combat Platoon Cohesion Questionnaire，CPCQ）該問卷由美國陸軍行為和社會科學研究所（The U.S. Arm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RI）編制。共包括79個項目，在三個成分（橫向，垂直和組織）上的各方面都有一個由五個左右問題構成的分量表，在垂直凝聚力上各分量表有重疊被統一為領導力因素，在組織凝聚力上自豪感分量表在其他各分量表上負載相同。除此之外，其他每個分量表構成一個獨立因素。之后，一個包括20個項目的縮減版本也被開發(fā)出來，被稱為排級凝聚力索引（Platoon Cohesion Index）擁有10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上由兩個問題構成。
　　4 啟示和展望
　　通過大量的研究，研究者們指出有以下因素能夠影響團隊凝聚力，從而影響部隊戰(zhàn)斗力。
　　人員組成：具有相似地域、種族和宗教信仰的團隊成員能夠很快形成凝聚力[22]，現代軍隊很少采用使團隊成員完全來自某個地區(qū)的人員分配方式，一方面是為了消除歧視，一方面是為了減少非正式群體的力量。人格因素會影響團隊凝聚力，實際應用中可能難以征募具有合宜人格的士兵，但可以對不同人格組成的團隊施以不同的訓練方式，或指派不同的領導。此外，有報告稱，男性團隊中女性的加入會破壞凝聚力[23]，其具體原因還未查明，是否能夠作為禁止女性進入戰(zhàn)斗團隊的理由，也缺乏對純女性軍事團隊的研究，這需要進行進一步研究。
　　良好的領導班子和領導風格：對領導班子凝聚力的研究表明，團隊作業(yè)績效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領導層之間的意見一致性和高度合作，相對于普通士兵，領導層應有意識的提高合作意向并體現出來[24]。根據小戰(zhàn)斗團隊的發(fā)展模型，其領導（如班/排長）在各個階段有不同的能力和人際關系要求，如在新生單位，領導要掌握訓練的基本能力和明確訓練任務，重點關心士兵的健康和福利，給予尊重，分享其訓練感受；在成熟單位時期，領導要顯示在戰(zhàn)術上的嫻熟，關心士兵的家人，分散權利，并妥善使用失誤和錯誤作為學習工具[12]。
　　合宜的制度：相處的時間長短會影響團隊凝聚力，團隊原有人員的離開或新人的增加會產生負面影響，由此產生了人員調配的問題，一方面，要保證基層領導得到進一步的鍛煉和學習，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基層隊伍的完整性以培養(yǎng)凝聚力。
　　有挑戰(zhàn)性和循序漸進的訓練任務：重復和煩冗的常規(guī)訓練任務會帶來倦怠并影響團隊凝聚力，而以團隊為進行單位，具有挑戰(zhàn)性的任務（包括訓練，演習或者競技性體育活動）能夠為整個團隊帶來共同面對壓力的經驗[25]。高的凝聚力能促使成功地完成任務，這將伴隨著滿意感，促進更高凝聚力的形成。由此適當的安排訓練的流程，使團隊在每次面臨挑戰(zhàn)時“剛好勝過一點”造成的正面效果最大。
　　就目前為止，大部分關于凝聚力的研究文獻集中于美國和以色列，歐洲國家如法國和挪威也有少量類似研究。也有研究者指出，東方民族與西方民族在人格和文化上存在一定差異，這種差異也會體現在團隊凝聚力中；另外，目前關于軍隊凝聚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陸軍，關于海軍和空軍的研究較少，由于海軍和空軍的團隊具有和陸軍不完全相同的性質（如面對面接觸較少），所以一些測量方法和結論還需要審慎使用。
　　從研究取向上來說，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對軍隊團隊凝聚力的研究主要是一種團隊現象的研究[5]，是相對靜態(tài)的，而對團隊過程的側重則較少，從研究方法上來說，這與軍隊團隊的特殊性質有密切關系，重要的團隊過程指標，如交流，合作和援助難以通過事后回憶和態(tài)度調查體現出來，“內部觀察者”或其他的新方法需要得到重視。
　　另外，在工業(yè)組織領域，有研究發(fā)現團隊的凝聚力過高可能會有負面影響，如團體思維（group thinking）和妨礙整個組織的目標的達成。但對于軍隊中團隊凝聚力的負面作用，還沒有進行足夠的研究。有些因素對凝聚力的作用是非常復雜的，比如軍隊中濃重的老鄉(xiāng)觀念，有可能形成各種非正式群體而造成對組織凝聚力的破壞，也有可能作為積極的因素利用其提高凝聚力。對于這些特殊現象和因素的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進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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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of Group Cohesion Research in Military Units
　　Zhang Jingyu1 , 2, Wang Erping1
　　(1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Group cohesion of military unit is of great relevance to combat effectiveness.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 cohesion theory was first introduced and ended by regarding the concept as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classification system. Next, some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commonly used measurement were presented. Finally, some applicable implications were suggested, the deficiencies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and the promising field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military units, group cohesion,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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