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問題決議
發(fā)布時間:2017-02-13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歷史問題決議篇一：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chuàng)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fā)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于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并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斗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tǒng)一，發(fā)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qū)，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事業(yè)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fā)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并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lián)合力量過于強大，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fā)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tǒng)治地位，拒絕執(zhí)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并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tǒng)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xù)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群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zhàn)斗。在這個戰(zhàn)斗中，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yè)，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于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⑴和羅章龍
⑵、張國燾⑶等的反革命行為，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斗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tǒng)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斗，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zhàn)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斗爭，他們的奮斗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zhàn)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zhàn)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干，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chuàng)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zhàn)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于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黨內曾經發(fā)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于人民的統(tǒng)治已趨穩(wěn)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占優(yōu)勢并將得到和平發(fā)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斗爭，并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并墮落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fā)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xù)革命的戰(zhàn)斗，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
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干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并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tài)。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后繼續(xù)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并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蚨麄內匀徊坏蝗ソM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后的群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fā)展了起來。但是由于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色區(qū)域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并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zhí)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發(fā)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⑷。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fā)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它進行了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會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于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于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并被后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fā)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這次大會以后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fā)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并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fā)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qū)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fā)展。在這個基礎上，遇著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fā)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年五月蔣馮閻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tǒng)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群眾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zhàn)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fā)展和白區(qū)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干”（武裝起義）的條件；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fā)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chuàng)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于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
中國革命的總爆發(fā)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fā)，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fā)中才能成功；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并因此規(guī)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zhí)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并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干部，因而又發(fā)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tài)，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tǒng)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干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zhàn)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fā)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qū)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qū)，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停止執(zhí)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xié)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xù)著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線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中全會或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于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和六屆三中全會后還是濃厚地存在著。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對于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xù)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斗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了。他們的斗爭，并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
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的問題上，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夸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斗爭、反富農斗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xù)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并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zhí)行”這一路線的“斗爭干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并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tài)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于他們實行妥協(xié)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tǒng)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lián)系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盡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于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guī)定，而只是籠統(tǒng)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后十多年內還繼續(xù)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志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面，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⑹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并在六屆四中全會后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斗爭的產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后來成為真正右派并墮落為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者，對于他們，無疑地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并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實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干部，他們?yōu)辄h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lián)系，并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后仍繼續(xù)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于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于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qū)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系統(tǒng)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干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斗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fā)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
歷史問題決議篇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chuàng)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fā)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于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并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斗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tǒng)一，發(fā)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qū)，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事業(yè)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fā)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并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
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lián)合力量過于強大，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fā)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tǒng)治地位，拒絕執(zhí)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并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tǒng)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xù)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群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zhàn)斗。在這個戰(zhàn)斗中，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yè)，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于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⑴和羅章龍⑵、張國燾⑶等的反革命行為，也同樣團
結一致地進行了斗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tǒng)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斗，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zhàn)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斗爭，他們的奮斗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zhàn)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zhàn)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干，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chuàng)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
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zhàn)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于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黨內曾經發(fā)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
歷史問題決議篇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讀后感
法政學院09歷本1班 黃轉喜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深遠影響的重要文件。在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文化大革命后,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黨進行了指導思想和各條戰(zhàn)線的撥亂反正的工作,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否定以及對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些歷史問題重新評價，但是當時對社會主義和黨的看法并不一致，產生了很多對毛澤東一生功績和過錯評價不當的說法。那么在當時如何看待建國以后黨的歷史，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成為了當時政治界待解決的問題。這份決議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產生的。 《決 議》共分八個部分，闡述的基本內容是：第一，對建國32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清了功過是非。第二，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科學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和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第三，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和黨的工作繼續(xù)前進的方向。
仔細研讀了這份決議后，給我最大感觸的是我們黨在帶領全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從一個不成熟的黨發(fā)展到今天如此偉大成熟的政黨。決議的開始首先是對建國32年來黨的歷史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從建黨之初，到國共合作，到獨立領導武裝斗爭起義，黨在指導思想上一直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不斷的革命實踐中聯(lián)系中國的實際，走出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這些都是屬于我們黨的功績。32年來，中國共產黨是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一次次地面對困難，無數的共產黨先進分子懷著愛國愛黨的高度熱情一次次的克服困難，始終帶領著全國人民繼續(xù)前進。自1921年建黨至今，我們的黨已經走過了80多年光榮的道路。這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fā)展壯大。從建黨之初的幾十名黨員，逐步發(fā) 展到今天這樣一個擁有六千多萬黨員的執(zhí)政黨。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中國社會主義進步和發(fā)展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歷史；第二件是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第三件是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件大事現在繼續(xù) 在做。黨的輝煌歷史，是中國共產黨為我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 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zhàn)勝一切困難，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無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堅強領導核心。 在決議中，黨能夠正視歷史，實事求是地總結了黨的歷史和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這一點更加證明了我們的黨是不斷提高的黨。
在決議中還對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和過錯做出了正確的認識與評價。“在黨的許多杰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已經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在這個問題上的右傾危險。革命失敗后，他是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fā)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澤東同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導執(zhí)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zhàn)略和各項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斗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边@是決議中對毛澤東的評價，確實，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確實作為一個偉大的領導者帶領全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并且建立了新中國，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點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的偉大的歷史功績，而且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時期也是被黨確立為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的理論指導思想。在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毛澤東確實在一些重大政治經濟政策中犯下了錯誤，但是即使是這樣，我們不應該只看到他犯下的錯誤，而忽視了曾經的功勞。決議正確而客觀地分析和總結了毛澤東的功過，這一點我們應該有所認識。特別對于我們學習歷史的學生來說，如何正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成了我們學習中的一個重點。以上就是我對于《決議》的一點讀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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