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間，辛亥已是百年，革命早已成為歷史，戰(zhàn)火亦化作云煙。百年后的中國人，在回首這場并未有太多流血犧牲的“光榮革命”時，百感交集。 　　有歷史學家在評價這場革命的時候，說這是一場妥協(xié)出來的革命，各方力量均衡，誰都沒有絕對的勝算，誰也都沒有錢來打一場持久戰(zhàn)，最后大家坐上了談判桌，談出了一個中華民國。
　　百年后看這段歷史，有太多的遺憾，最大的遺憾是它沒能使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道路，以至于在革命后的百年里，我們仍在這條路上跌跌撞撞、磕磕絆絆。
　　站在一百周年的歷史節(jié)點上，不應該只是歌舞升平的普天同慶，或緊張兮兮的死守嚴防。紀念絕不是“為了忘卻”，反思和觀照才是其真實意義和價值。歷史不會重復，但會出現(xiàn)相似。
　　杜牧曾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覽古憑吊，最終目的是為走出歷史循環(huán)往復的周期律。
　　歷史的爭議永遠會存在，而對待爭議最好的辦法，當然是給每個人一個麥克風，讓他們說出自己心里的辛亥，于是有了這一場“圓桌會議”。
　　改良VS革命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有《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歷史何以至此》
　　晚清的時局是改革與革命賽跑，改革沒有跑過革命，最后辛亥革命爆發(fā)。
　　本來經(jīng)過戊戌政變，改革處于低潮，但1905年日俄戰(zhàn)爭,日本打敗了俄國，君主立憲國打敗了君主專制國，此前盛行的“黃種人不如白種人”的人種論破產，制度變革重被提起。從1905年起，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是清政府沒有認識到這個大勢，總覺得還能夠掌控一切。
　　立憲派與革命派論戰(zhàn)的核心是變革的手段問題，即是暴力推翻，還是從上至下改良。梁啟超從開始論戰(zhàn)就認為，暴力革命的危害太大、代價太大，所以只應該從上至下改良，這種觀點廣獲支持。而孫中山始終堅持，清政府不可能像你們說的從上而下改，所以只能用暴力推翻。后來清政府的政策出來，人們發(fā)現(xiàn)每一項都是在造假，立憲派的意見越來越處于劣勢，能吸引的人越來越少。
　　一個標志性事件是，1908年8月，清政府重新下通緝令，強調一定要捉拿康梁。梁啟超一直在海外和革命黨人說清政府能夠改革，結果清政府還下令說他是通緝要犯，你說這樣梁啟超還能有多少說服力？梁啟超是立憲派的精神領袖，通緝他就等于是給革命黨人添油加火。后來連續(xù)三四次的國會請愿運動，號召人民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但是清政府對立憲派的活動采取一次比一次嚴厲的鎮(zhèn)壓,這樣恰恰就使立憲派越來越激烈化,讓很多立憲黨人覺得改良之路恐怕走不通，而“皇族內閣”出臺，好像恰恰證明了只有走革命這條路。
　　“皇族內閣”違反了內閣制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皇族成員不能當內閣閣員。盡管是這樣，立憲派最上層還是希望如果能妥協(xié)是最好，所以他們還是給諮議局聯(lián)合會提了一份妥協(xié)意見書。承認皇族成員可以當內閣閣員，但是希望朝廷也妥協(xié)一步，就是皇族成員不要當內閣總理大臣。但清政府完全拒絕，還說你們的言論越來越囂張了，你們有什么資格來指使皇族。這時候，很多立憲黨人已經(jīng)參加了同盟會。
　　所以說清廷的政策失誤，把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推向了對立面。為什么之前革命黨人那么多的起義不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立憲派的支持。而武昌首義后，立憲派紛紛起來表示支持，所有的地方都是革命黨和立憲派人共同完成的，甚至很多地方立憲派的作用更大，個別地方完全是立憲派完成的。非暴力本來是最好的一個路徑選擇，但這個最好的選擇恰恰沒有成為中國的選項。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著有《立憲時刻》、《憲法、民主與國家》
　　辛亥革命是一場古今之變，由一個王朝專制國家變成一個現(xiàn)代國家。
　　革命派和立憲派在變革的動力、原因、手段上都有爭論，革命派主張采取暴力的、激進的、直接否定的方式推翻舊制度，立憲派也對舊制度不滿意、不贊同，但他們主張采取一種改良的、漸近的方式，甚至保存舊制度的外在君主形式都沒關系，最終達到建設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目的，這個國家依照人民的意愿建設出來，尊重規(guī)則和法律。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更贊同立憲派，因為他們的手段和目的有內在的相對合理性。而革命派往往把手段當成了目的，革命本來是一種手段，但他們往往因為革命的激情，使手段陷于哲學中“惡的無限”，這樣最后導致革命訴求變成非常遙遠的想象。
　　而立憲派他們的困境就在于清廷并不具備改革的意志和決心，所以他們的訴求難以實現(xiàn)，所以在這個時候暴力手段也有其正當性。革命和立憲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但它應該達到一種妥協(xié)和平衡，革命應該節(jié)制暴力手段的反復性，最后終結于憲法�；适覂乳w出臺后，很多立憲黨人紛紛轉向支持革命，武昌首義后，很多省的獨立都是立憲派在扮主角。但是立憲派在參與革命中是有度的，他知道革命應該有節(jié)制，所以他們后來都比較支持南北和談與新建立的中華民國。而革命派則認為立憲派過于保守，革命不徹底，他們的目的是要把舊制度徹底打垮，所以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相當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理念上并不認同這種妥協(xié)的產物，甚至認為它是一種舊制度的反彈和保守派的回潮。
　　革命黨人沒能在價值和情感上接受新生民國。所以，在換了總統(tǒng)后，他們制定《臨時約法》調整總統(tǒng)與內閣的權力劃分，這也是不在理的。既然已經(jīng)承認了，達成了妥協(xié)，就應該真誠地去執(zhí)行。到后來議會稍微出現(xiàn)了問題，他們就訴諸革命的高調，用軍事進行所謂的“法外護法”，而立憲派，諸如張謇他們則尋求在法律框架下，用議會來解決。
　　為什么民主憲政一直沒有建立起來？其中初建時期的革命黨人的激進觀念甚至行為，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新生政權出現(xiàn)問題，存在爭議，甚至激烈的沖突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個國家在初建時期都如此，革命本該是實現(xiàn)憲政目的的手段，但革命黨人把它當做了目的本身，所以循環(huán)往復。在革命完成后最根本的解決之途是訴諸憲法和制度，但卻未能做到。
　　民族VS民主
　　傅國涌
　　自由撰稿人、歷史學者，著有《百年辛亥》、《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臺前幕后》
　　在辛亥革命中民族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排滿不僅是革命的強大推動力，而且是革命的目標之一。本來中國同盟會的名稱有兩大方案，即中國革命同盟會或者中國對滿同盟會，這場革命從起初到后來，都是因排滿而起。
　　因此，辛亥革命是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漢人，對人口相對較少的滿人260多年統(tǒng)治的不滿的總爆發(fā)。在這兩百多年中發(fā)生過無數(shù)漢人反滿的武裝斗爭，包括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他們失敗后散落在民間，出現(xiàn)大大小小的舊式幫會，比如說洪門、哥老會，這些反滿力量在辛亥革命中都發(fā)揮了作用。另外，在革命黨內部許多的讀書人也都有排滿思想，包括重量級的國學大師章太炎，他雖然反對議會民主，但竭力主張排滿。如果沒有排滿的動力，光是一個陌生的現(xiàn)代共和理想，沒有辦法動員社會大眾，動員廣泛的年輕人。
　　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從來沒有因為理想而爆發(fā)過革命或者改朝換代，從來都是因為生存問題，滿漢之間的矛盾也是一種利害關系。胡漢民后來在回憶錄中說，“這場革命最大的遺憾，就是革命是因排滿而起，所以只完成了排滿的目標，排滿的目標完成后有的人認為大功告成了，可以高枕無憂了，所以沒能進一步建立一個現(xiàn)代共和國家�！�
　　雖然革命因排滿始，但卻以“五族共和”終，這是勝利者的一種包容和大度，說明當時參與革命的漢族精英們心態(tài)比較健康，盡量減少流血犧牲。包括章太炎后來也完全贊同把滿人包容進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來。當然，這種局面也是一種妥協(xié)的結果，立憲派、新兵都不是激進的排滿派，所以很快就達成共識，接納滿人，實現(xiàn)五族共和。這在黃興、宋教仁、張謇、湯壽潛、趙秉鈞等各派頭面人物坐到了一起討論國旗，決定用五色旗作為未來中華民國國旗的時候，就已經(jīng)達成了，五族共和是一個相對比較美好的設計。
　　如果清王朝是個漢人主政的王朝，那就可能實現(xiàn)君主立憲了。中國之所以走不成君主立憲道路，跟滿人統(tǒng)治有關系。君主立憲對中國來說也許是一個相對理想的制度選擇，廣土眾民幾千年帝王統(tǒng)治的國家，驟然之間建立一個陌生的嶄新的共和制度并不是最合適的。
　　李揚帆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著有《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
　　一場革命，必有民智之開化，觀法國大革命可知：一百多年的啟蒙運動最終才使革命水到渠成。
　　辛亥革命也并非一朝之夢想。鄒容、章太炎一派的極端反滿思想與孫中山的反滿革命思想盡管存在一些區(qū)別，但整個辛亥革命前后的精英們都具有機會主義的特征。他們迅速地意識到夷夏大防之傳統(tǒng)對構建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而言是一個障礙。于是，我們看到辛亥革命在早期的反滿與后期的五族共和之間存在一個巧妙的轉軌。
　　在這一點上，革命派與改良派在構建中國式民族主義思想上最終達成了一致。梁啟超、楊度等人的思想在民族問題上顯得更加符合中國實情。盡管孫中山自稱是“洪秀全第二”，他還是認識到反滿目標與構建多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性，他愿意做出一定的讓步。這是他權衡了利弊得失之后的選擇。不過，孫中山在讓出總統(tǒng)寶座的后幾天，忙于率眾人參拜朱元璋的陵墓，并告祭大漢先祖，為“光復”正名。除了安撫為此目的獻身的先烈之外，孫中山此舉仍然昭示了中國歷史的內在延續(xù)性。那是一個自明清易代以來即隱含的禁忌話題。中國在構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關鍵時刻，仍然是從大一統(tǒng)的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中尋求到經(jīng)驗和理論支持。這便是辛亥革命中民族主義訴求的本質。
　　至于民主革命的真實性，這仍然是辛亥革命留給后世的最具爭議性的話題。從領導者的言論來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領袖人物仍然只是處于想象的民主即高調民主的烏托邦階段，這是具有極大誘惑力的口號式民主。清廷的君主立憲之嘗試被證明是一場鬧劇的時候，提倡人民的絕對主權是極具煽動性的口號―盡管這口號只對部分精英產生影響。
　　孫中山從出于自身為臨時大總統(tǒng)的需要出發(fā)先反對內閣制，繼而從限制袁世凱的角度出發(fā)又主張內閣制。宋教仁可能是1911-1912年間中國真正懂得憲政的政治領袖，他一直主張內閣制�？上В�這種爭論發(fā)生在革命已經(jīng)取得部分成功的關鍵時刻，而不是發(fā)生在革命前的啟蒙教育階段，這導致中國的憲政一開始即是臨陣磨槍，倉促上陣。在全民教育尚未明晰憲法的神圣性（一個從未真正進行過的歷史遺憾）的前提下妄談憲政，即是辛亥革命憲政思想實踐最終流于空洞化的主要原因。
　　地方自治VS中央集權
　　馬勇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有《1911中國大變革》、《超越革命與改良》
　　從《馬關條約》簽訂到1901年新政，再到1906年的預備立憲，晚清政府一直有一條政治改革的脈絡，即地方權力的相對自主化。后來出現(xiàn)地方自治，都和中央政府有意識地推動有關。
　　1896年，黃遵憲和陳寶箴在湖南維新運動的實踐當中，開始嘗試著把地方的事情管起來。到1901年新政的時候就更明顯，袁世凱當直隸總督，直隸的教育體制、財政體制完全實現(xiàn)地方自主。而且各個地方互相競爭，比如某個地方教育辦得好，其他的地方就會仿照，地方自主權越來越大。
　　等到1905年立憲之后就更明顯，中央對地方有一個重大的授權，就是各個省成立諮議局，諮議局的議員都是由地方選舉產生，這其實是拿地方民選的議員來制衡中央派下來的督撫。因為中央政府希望用人民的權力來約束它的官吏。晚清政治史，我們不要用陰謀論去看它，如果用陰謀論來看，我們就很難理解。在“家天下”的背景下，清廷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家長，家長當然希望它的家發(fā)展得好，要發(fā)展好就得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也就有了中央和地方政治分權的改革。
　　省諮議局就相當于省議會，可以在地方立法立規(guī)，地方的許多事務可以自己決定，比如成立學校、辦警署、辦法院、辦新政的基礎性設施等，這些都不用中央統(tǒng)一規(guī)定，哪個諮議局有能耐就可以干得更多。而這種地方政治發(fā)展比較好的，它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比較好，比如江蘇、浙江、湖北三個省的諮議局非�；钴S。諮議局越活躍，議論的東西就越多，議論出來的決定，行政部門就必須要按這個決定去實施。而且他們對行政官員的指責、批評，一點都不弱于英美這種很成熟的民主體制。如果行政部門不做，或者有異見，那么它和行政部門之間的沖突，就提交到中央的資政院，由資政院進行調解。
　　資政院就相當于國會，其中的200個議員，有100個議員是各省諮議局選派來的，另100個議員，朝廷按照比例欽定，比如實業(yè)家、學者各占多少。這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地方民主政治的合理合法性。諮議局的架構是從日本留學回來、專門學法律的那撥人竭力主張的，他們的目標就是先到諮議局議政，之后再走上從政道路。最典型的一個是廣東的陳炯明，他是諮議局議員變成行政首長，另一個是楊度，他的目標也是從議政做到參政。逐步走向專業(yè)化的精英政治，由精英治國。
　　蕭功秦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清末政治中的激進與保守》
　　我想用三句話來總結辛亥革命――統(tǒng)治者漫不經(jīng)心地對待改革使改革失去機會，失去機會的改革導致不成熟的革命，不成熟的革命導致中國陷入一盤散沙的碎片化狀態(tài)。
　　從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整整70年時間里，其實中國是有很多機會通過改革來走向現(xiàn)代化的，但是清王朝沒有把握好這樣的機會，甚至說拒絕這樣的機會，最后在危機極端深重的情況下不得不進行改革，但這個時候它的合法性已經(jīng)沒有了。改革造成的極端問題無法應對，于是革命出現(xiàn)。但是這時的革命者還沒有完全成熟，沒有接盤的能力，他們不得不和袁世凱分享政權，又不得不制造出一套所謂的制度去制約他的政敵，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的革命注定會成為一種脫序或失范的開端。
　　辛亥革命的參與者中不乏具有民主意識的人物，但大部分只是一批熱血噴張的烏合之眾，他們沒有真正搞民主的想法，只是想把滿清給推翻掉。而之所以能順利推翻政權，恰恰是因為清政府是異族政權，使得革命者在完全沒有可能成功的時刻成功了。但他們根本沒有能力組建一個新的政權，只能夠造成一盤散沙的后果。實際上革命者當時腦子里只有一根筋，就是把滿清推翻掉，推翻以后是怎么辦那再說，絕大部分人是這么想的，只有少數(shù)像孫中山可能有過民主共和的想法，但是他在整個革命的起始階段是沒有作用的，他是后來才參與。
　　那么怎樣才把這個國家整合起來呢，又不得不采取所謂的內閣制或者總統(tǒng)制。辛亥革命是從民族革命開始，到最后用民主革命的方式來整合社會。但是當用這套民主架構來整合社會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中國的民主意識還不成熟，排滿的陣營內部互相之間矛盾重重，所以民主憲政沒能取得成功。后來，從黨爭開始造成南北對立，南方內部的對立，各個省內部派系之間的分裂，造成所謂的碎片化。
　　反思辛亥，今天的執(zhí)政者應當珍惜改革的機會，不要躺在功勞簿上自鳴得意，那是很危險的；而那些不滿社會的人應該警惕“革命心態(tài)”，千萬不要對革命采取浪漫的幻想，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而沒有想到事情的復雜性。我們要警惕革命，同時要珍惜改革。
　　經(jīng)濟VS政治
　　陳浩武
　　經(jīng)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研究員
　　有人認為，辛亥革命爆發(fā)是清政府腐敗無能，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籠統(tǒng)的說法當然也不錯，但是并不準確。
　　實際上，辛亥革命爆發(fā)時，西方主要的國家對清廷基本上是支持的。特別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后，慈禧太后從西安返回北京后，大大改變了對洋人的態(tài)度，甚至到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地步。此時的西方，也認識到，中國太大，任何一國都無法獨吞，所以開始從打擊清廷的立場，轉變?yōu)榉龀值牧�場�?
　　比如為了減輕清政府償還《辛丑條約》的巨額賠款，西方各國同意將中國海關關稅提高到百分之十二點五，僅此一項，使清政府每年的海關收入就從500萬兩白銀，提高到3600萬兩白銀。而且以美國為首，一些國家還將“庚子賠款”的大部分返還中國政府，專門用于辦教育和開設醫(yī)院。大家都知道，中國很多留學生，都是用“庚款”培養(yǎng)出來的。
　　那么，是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出了大的問題？
　　也不是。據(jù)相關的資料，從1895年起，清政府推行經(jīng)濟改革措施，大大促進了民間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特別是政府制定了關于《公司律》，《商人通例》，《破產律》等經(jīng)濟法規(guī)，推動民間商人投資鐵路，礦山，紡織，造船，電力，金融等等，開創(chuàng)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經(jīng)濟格局。應該說，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是相當好的。
　　有資料顯示，從1895年到1911年，中國新設立工礦企業(yè)490家，其中完全由民營投資的404家，資本總額達到一億多元。當時應該是國家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的階段。
　　當時社會政治改革層面的情況如何呢？客觀地講，清政府也不是完全不改革，所謂“清末新政”，還是有些內容的。比如在立憲派和革命黨的壓力下，朝廷在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憲政，五大臣考察后認為君主立憲制度是拯救中國，也是拯救清廷的根本措施。1906年8月，慈禧太后根據(jù)五大臣的意見，下詔預備立憲；1907年，清廷又宣布成立資政院，各省成立諮議局。資政院是一個立法機構，大體相當于國會。而各省的諮議局，也大體相當于地方議會。客觀的講，這些措施還是進步的。就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也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那么，為什么會爆發(fā)革命？而且為什么清廷短短數(shù)年就滅亡了呢？
　　我認為，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政府面對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缺乏解決矛盾的勇氣和誠意，采取一種機會主義的態(tài)度，能拖就拖。從骨子里講，他們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和權力，置于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為了維護皇權，不惜與天下為敵。
　　辛亥革命的引爆，有三根導火索，也就是當時中國存在尖銳的三大矛盾：
　　其一是滿漢矛盾。其二是知識分子矛盾。其三，尤為重要的是關于私有財產保護。本來清廷在1901年就宣布，向民間開放鐵路權，鼓勵民間資本修建鐵路。但是，到了1911年，政府又以莫須有的借口，要收回這種權利。這樣出爾反爾的行為，引起民間資本的極大不滿，直接引發(fā)鐵路風潮。“護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直接導火索。
　　可以看出，清政府在處理當時的三大社會矛盾上，完全沒有順應歷史的潮流。他們在處理滿漢關系上，得罪了廣大漢人，特別是漢人官僚階層；在處理朝廷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上，得罪了廣大的讀書人，使本來應該報效國家的知識分子，全部走到自己的反面；在處理私有財產關系上，得罪了民間資本家和廣大商人，使他們看到清政府反復無常，不講信用。所以最后民心盡失，只有被人推翻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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