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布斯》和“中國大陸百富榜”相繼對中國富人進行排名，然而不少上榜者卻都極力否認自己的財富規(guī)模。富人忌諱上榜，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同樣，東南亞國家，富有階層也普遍存在有財不外露的心態(tài)，他們刻意隱瞞財富，甚至他們當中還有人很后悔自己變得富有。筆者以菲律賓為例來談談上述之奇怪現(xiàn)象。
　　綁你沒商量
　　菲律賓除了是著名的旅游勝地外，綁架勒索也聞名于世，首都馬尼拉甚至被稱為“綁架之都”。綁匪的目的非常明確，主要是為了獲取高額贖金，并且確立了如不合作就撕票的綁架“金規(guī)”。頻繁出現(xiàn)的綁架，使多年來生活在暴力、戰(zhàn)爭、軍事政變陰影下的富人猶如驚弓之鳥。
　　面對綁匪猖獗的社會，為救自保，富人們紛紛采取自防措施，如購買武器，雇傭保鏢，購買防彈車，還有的苦練防身術等。一個富有家庭的小孩旁邊站著一個、兩個甚至四個彪形大漢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許多富人甚至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要做足保護措施。如華人首富陳永栽被迫改坐直升機上班，在飛機上指揮他的商業(yè)王國的運轉。
　　對于居住安全，富人們也想盡了辦法。他們居住的別墅區(qū)都有10多米高、帶鐵絲網的院墻，一天24／小時電視監(jiān)控系統(tǒng)對別墅區(qū)進行監(jiān)視，并雇傭了一大批配槍的保安。這些保安的武器裝備及人員素質完全可以媲美甚至優(yōu)勝于正規(guī)軍隊，他們把住宅區(qū)圍得像一個城堡。但盡管如此，富人們還時時刻刻在擔心，多如牛毛的綁匪防不勝防，并且從技術、“管理”層面來看，綁匪們也達到了EMBA的水準。畸形的社會發(fā)展終將付出代價
　　仇富心態(tài)和綁票事件，在制度不合理、法制不健全的發(fā)展中國家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在菲律賓，富有階層只占全國人口的10％，但卻控制了80％以上的經濟命脈。加上國家經濟困難，財政收入有限，政府不可能每年撥出大量財政建立社會福利保障系統(tǒng)，許多失業(yè)的菲律賓人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況，面對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供養(yǎng)一家的生活壓力，在窮人中產生了整體性的怨恨心態(tài)。菲律賓媒體評論說，多數綁匪就是為了錢，沒有更多的政治目的，而這僅僅是因為食不果腹。當地媒體還指出，畸形的、兩極分化的社會形態(tài)不能持久下去，社會總有一天要為貧富懸殊付出沉重的代價。
　　自從東南亞經濟危機以來，菲律賓經濟至今毫無起色，失業(yè)人數高達300萬人。再加上菲政府平定南方穆斯林分離主義叛亂無望，社會動蕩不安，政府官員腐敗丑聞不斷，軍變常有發(fā)生，人民之間這股強烈不滿的情緒于是越演越烈。但在經濟困難期間，富有階層仍然只關注自己的財富積累，漠視工人的權益，非但沒有采取與工人同舟共濟的做法，反而不斷解聘工人，或是壓低工人的工薪，造成工人生活水平每況愈下。
　　與此同時，菲與中國在低端產品市場上展開競爭，結果不敵中國產品，使就業(yè)環(huán)境更加惡劣。除了越南，中國的工資比東南亞各國都低廉，據境外專家的研究，中國工人最低日薪才1．21美元，而在菲律賓雇主卻須支付法定日薪至少5．38美元。較大的勞動力成本差距，降低了菲商品的市場競爭力，世界各國企業(yè)因此紛紛把工廠遷向中國，大量外資從菲被抽走。這無形之中加重了菲律賓的經濟困難。
　　失業(yè)人數眾多，但富有階層卻缺乏參與社會公共福利建設的熱情，階層矛盾嚴重惡化。雇主過度剝削工人，漠視雇員的利益，是常有的事情。鑒于失業(yè)率居高不下，謀生困難，許多雇員也只好忍受雇主苛刻的工作條件。階層關系惡化，已經使菲律賓人心分離，國家因此缺乏凝聚力。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許多富人要么把財富轉移到國外，要么自己移居國外，菲律賓非但無法吸引外資進來，還要面對國內資金外流的危險，進而造成失業(yè)人群不斷增加，失業(yè)者更加仇視富有階層的惡性循環(huán)。富人及其財富外逃，使菲律賓經濟更加貧血。菲律賓公民反犯罪行動組織的主席特雷西塔因此警告說：“這個國家正在為富有的企業(yè)家(因綁架)受到的創(chuàng)傷和感到的不安而付出沉重的代價!”法律和秩序的衛(wèi)士們在想什么?
　　近幾年，菲經濟陷入低谷，政府為重建經濟，大幅度消減了軍隊和警察的福利和開支，結果惹來一片抗議聲。一些軍隊采取兵變要求恢復或提高收入，有些士兵和警察則暗地里與綁匪勾結，獲取非法收入。軍隊和警察涉嫌參與綁架，使綁架事件高度復雜化。
　　軍隊和警察參與綁架，在過去僅僅是人們的猜測和懷疑，但在天主教神父納科爾達揭發(fā)一些軍官縱容阿布薩耶夫游擊隊逃脫政府軍的圍剿中，乃至參與綁架行動，并收取贖金之后，人們對這些法律和秩序的衛(wèi)士的信任感大打折扣，人們對軍隊、警察與綁匪勾結的懷疑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證實。
　　雖然涉嫌參與綁架的士兵與警察僅是一小部分人，但卻極大地損害了軍隊和警察的形象，加深了人們對軍隊和警察能否保護自己的疑慮，被綁架者更加不愿意與軍隊與警察合作，造成警民關系更加疏離。警民關系疏離，是綁架案破案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軍隊與警察對綁匪打擊不力，而且綁匪多次從軍隊與警察的圍剿中抽身而退，富人自然不相信軍隊與警察的能力，不寄希望軍隊與警察能保護自己。許多被綁架者因此只好息事寧人，愿意付出高額贖金來贖回自己或親屬，有些富翁因此多次被綁架，多次付出贖金，幾乎成了綁匪眼中的“金庫”。除了菲律賓人懷疑自己的軍隊和警察外，外國政府也對他們缺乏信心。德國政府面對菲政府軍遲遲無法解救人質的局面，為了盡快贖回被綁架的德國游客，不得不付給穆斯林分離主義武裝阿布薩耶夫游擊隊數百萬美元。結果，嘗到甜頭的分離主義游擊隊就專向外國人下手，多個國家政府因此勸誡和禁止國人到菲觀光和旅游。綁架者內心的和外在的 “合法性”基礎綁架事件層出不窮，除了經濟上的原因外，宗教文化也起著重要作用。菲律賓人原本性格溫和善良，但由于長期貧困，他們形成了新的關于綁架和仇富的社會心理文化。
　　天主教教義中要求教徒在做了錯事后，到教堂去向神甫懺悔，以此得到寬恕，消除犯罪后的精神和心理壓力。一些參與綁架的人竟利用這種懺悔方式，綁架之后到教堂懺悔，來抹平內心的犯罪感。他們認為，綁架乃至殺人越貨之后，去教堂做個懺悔就沒事了。這些迷茫的、鋌而走險的信徒深信宗教能為自己帶來解脫，結果便常常出現(xiàn)了綁匪在神甫面前懺悔之后，更能鼓起勇氣去綁架他人的喜劇電影般的情節(jié)。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不同宗教信仰對現(xiàn)實世界尤其是經濟領域中的人們的動機模式和行動具有不同的影響。就菲律賓的主流宗教文化而言，許多人認為一切世俗的、塵世的生活都不具有道德意義上善的性質，這種教義使綁匪認同世俗生活的邪惡性――生活本來就是如此!既然任何一種現(xiàn)世的活動都是邪惡的，那么綁架和辛勤勞動就是性質一樣的行為，那么綁架就不見得比辛勤勞動獲取生活資料更下賤。結果這種對宗教教義的片面理解，使綁架者因此找到自我安慰和屢屢犯險的最高層次的“合法性”基礎。
　　在菲律賓，在某些范圍內，綁架者還往往被譽為英雄。一些綁架者把贖金分給一些生活貧苦的人，結果，人們非但不以綁架為罪惡，而且還支持和擁護綁匪的行動。
　　此外，由于生產資料長期被一小部分的富有階層所控制，社會又無法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結果使許多人被排除在社會競爭并躋身于富有階層的大門之外。久而久之，人民就缺乏了“參與發(fā)展”這一發(fā)展經濟學所鼓勵的行為，因為在自己的國度自己無法“共享發(fā)展”。
　　結果，菲律賓的一些政治家也對政府打擊綁票事件的行動嗤之以鼻，甚至還發(fā)表了剝奪富人財產，分發(fā)給貧困者的政治觀點，并得到大量選民的支持，這無形中承認了綁架的合法性。
　　當然，富人和富有之所以存在的合法性，本質上是與合理的社會制度相關。在一些西方國家，人們很少看到仇富心理的存在，社會推崇勤勞致富、能者多勞并多得的社會秩序。這一方面與這些國家非常富有，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等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一直強調法制建設，培養(yǎng)人民發(fā)揮聰明才智，通過努力勞動獲得財富的觀念，而且政府也一直為人民的競爭提供合理的社會條件，比如出臺反壟斷法，對富有階層進行高額征稅，實現(xiàn)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等。從而，在這些國家即使貧富也非常懸殊，但是人們卻能夠很理性地面對社會收入差距。他們不忌恨富人，相反卻以成功的富人作為榜樣。
　　因此，就菲律賓而言，要改變富人是綁匪的“奶�！�、“搖錢樹”的狀況，必須采取系統(tǒng)的社會行動。只有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之下，才會有普遍的、合理的富有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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