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5月24日到25日，第二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美國派出的代表團達200人之眾，陣容強大，規(guī)模空前。除了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財政部長蓋特納之外，更有商務部長駱家輝、貿易代表柯克、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威拉德等10多位高官。
　　中方的團隊也不遜色。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的麾下，是中國外交、財政、能源、商務、貿易、金融、科技、交通、衛(wèi)生等部門的重量級人物。對話最終取得了26項成果。
　　自去年9月美國對中國輪胎實施為期3年的懲罰性關稅后，中美之間摩擦不斷，集中表現在貿易和反傾銷、達賴、對臺軍售、氣候問題、互聯網管制等多個方面。此輪對話恰逢中美兩國正試圖改善關系之際，雙方都避免涉及存在分歧的話題，擺出和解的姿態(tài)�！熬秃孟駜蓚�國家曾走到了懸崖邊緣，在看到下面萬劫不復的深淵后，他們選擇了退后�！�
　　應當如何看待過去幾個月中美關系的反復和曲折?如何看待和回應金融危機下民眾要求中國外交“硬起來”的呼聲?中國如何在中美關系中化被動為主動?本刊就此專訪了中國當代一流國際關系學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
　　中國要取得長遠戰(zhàn)略上的主動性，首先要向美方提出具體的要求，現在是美國在對中國提要求，中國不斷地說“不”。以后中國要學會設置議題。提出明確的要求，我希望你干什么；其次，從中美關系的發(fā)展歷程看。中國在國內事務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中美關系就越好。因此，中國應該堅定不移地繼續(xù)推進國內的改革開放，改善民生，促進民主法治。
　　
　　中美關系的波動是正常的
　　
　　《南風窗》：此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陣容強大，但實效到底如何?在中美雙方都希望和解的背景下，是否有為了對話而對話的可能?
　　王緝思：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其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在前一段的摩擦和不愉快之后，此輪對話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活躍和改善氣氛。
　　此次雙方各派出200余人的豪華陣容，而會期只有兩天，除了一些禮儀性的內容之外，實質性的會談也就大半天，很多成果需要會后工作級別的接觸來落實。
　　《南風窗》：按慣例，白宮易主往往代表著中美關系進入低潮，美國總統(tǒng)一般在第二任時才會被中國認為是可貴的朋友。奧巴馬上臺后，中美關系的走勢一反常態(tài)，第一年似乎進入了蜜月期，其后又一度因為臺灣，達賴等問題陷入了低谷，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王緝思：奧巴馬2009年1月上臺，當時中美關系沒有大的問題，美國也沒有什么可抱怨的。而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奧巴馬的精力主要放在經濟、醫(yī)療改革、移民、新能源等國內事務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僅在對中國的政策上求穩(wěn)，對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對伊斯蘭世界表達了和解的愿望，對朝鮮、伊朗、俄羅斯等敞開了會談的大門。在這個大框架之下，中美關系在奧巴馬上任之初開局比較順利。
　　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后，美方人士私下透露，訪問的氣氛不令美國滿意，特別是奧巴馬在上海和青年對話的具體安排。再加上人民幣匯率問題沒有解決，美方在伊朗核問題上對中方的期待沒有實現，美國于是有了在2010年4月的核安全峰會之前把中國不高興但美國認為“該做的事”做完的時間盤算。后來又出了谷歌的事情。此事雖然不是美國政府策劃的，但被中國人廣泛地理解為對華不友好的舉動。雙方之間的氣氛急轉直下。
　　中方態(tài)度強硬，要求美國尊重中國對核心利益的關切，但也不希望中美關系風波影響國內大局，如3月份要召開的“兩會”。美方已經把“壞事”做了，自然也不希望關系惡化下去。因此，自2月下旬開始，雙方開始修補關系，兩國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活動：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訪華；商務部副部長鐘山訪美；外交部主管北美洲事務的副部長崔天凱對美國進行過境訪問；總統(tǒng)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會見中國新任駐美大使張業(yè)遂；4月2日，胡錦濤主席應約同奧巴馬總統(tǒng)通電話，楊潔篪外長也應約同希拉里?克林頓通話；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過境北京會見王岐山副總理等等。隨后，以胡錦濤主席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全球核安全峰會為標志，中美關系實現轉圜回暖。
　　在我看來，由于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中美關系的波動是正常的，時好時壞、不好不壞、好好壞壞是常態(tài)，實質性的改善很難。應該追求的是穩(wěn)定的、起伏不大的中美關系，而不應該苛求它改善到什么程度，或過分強調中美之間的“友好”。
　　《南風窗》：一般認為，中美因共同利益巨大，不大可能出現對抗和關系完全破裂的情況，但尼爾?佛格森在其新著《貨幣崛起》里指出中美這種既共生又對立的關系，百年前的英德亦是如此，但“共生與對立只有一線之隔”。您的看法如何?
　　王緝思：之前人類歷史上的大國關系大多是單向度的，或側重經濟或側重軍事和安全。全球化條件下的中美關系非常特殊，其復雜程度、深度和規(guī)模是歷史上任何一種雙邊關系難以企及的。所以，中美關系不會是英德關系或美蘇關系的翻版。要理解和把握中美關系，主要不應從歷史對比中找答案，反而是需要分析現實。
　　
　　中美關系仍需努力
　　
　　《南風窗》：近兩年來，影響中美關系的主要是貿易、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這是否意味著臺海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
　　王緝思：對臺軍售仍是中美關系的重要議題，雙方需要建立基于兩岸關系改善后的對話機制，很多問題不是不能討論解決的。當前主要問題是一些美國人認為中美一討論臺灣問題，一定是壓美國停止軍售，所以他們不愿意進行有實質意義的對話。
　　《南風窗》：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國際地位得以提升，很多國人期望，中國在對待外界的發(fā)難挑釁時能進行更有力有效的制約和反擊。而自去年12月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以來，在中美關系、對臺軍售、互聯網管制、貿易摩擦等方面，中國外交一改過去的低調和忍氣吞聲，開始表現出某種不妥協的姿態(tài)，在各個場合要求其他國家尊重中國對核心國家利益的關切。這是一段時間里的偶然現象，還是一種長遠變化的開始?
　　王緝思：去年11月奧巴馬訪華時，中美發(fā)表了聯合聲明，雙方承諾尊重彼此對核心國家利益的關切，但何謂核心國家利益?雙方的理解各不相同。中方認為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應該包括臺灣、西藏等問題，而美國的理解則有所不同，有的保守派甚至認為不應該這樣寫，讓中國占了便宜。而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是什么，雙方更加沒有共識。
　　現在，一些中國人認為自己強大了，不能再做太多的讓步。問題是美國不認可這種態(tài)勢，它認為自己沒有衰落，中國其實更需要美國。因為中國的國內問題很多，中國的崛起引起了很多國家的防范和不安，美國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因此中國在美國面前沒有多少資本可以強硬。
　　盡管目前雙方之間的氣氛比較好，但一旦有新的問題出現，這種氣氛就很可能會很快煙消云散。未來中美關系會有很多難點，不太樂觀。雙邊關系沒有根本改善的可能。要建立成熟的中美關系仍需要雙方的不懈努力。其中中美之間的軍事交流必不可少，要避免因為突發(fā)事件使得雙方關系降到冰點。
　　
　　化被動為主動
　　
　　《南風窗》：30多年來，美國似乎一直在中美關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中國則往往處于被動應付的地位，很多時候，中美關系的平穩(wěn)發(fā)展依賴的是中方長期以來的妥協和讓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國有無機會和可能改變這種被動局面? 　　王緝思：要化被動為主動，首先要明白彼此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中國的國際地位是什么?美國的國際地位有沒有下降?我認為我們的決策部門是心中有數的。多年前我們對國際格局做出的一超多強、北強南弱、西強東弱的判斷并沒有改變。即便是金融危機之后，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并沒有根本的變化，中國每年近10％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沒有轉化為政策目標和手段。事實上，這種轉化會是一步一步的，不可能在一兩年內就完成，甚至也不是十年八年。而且占據主動不等于戰(zhàn)而勝之，中美關系不可能是簡單對抗，也一定會有合作。當然，老百姓希望能得到立竿見影的具體成果，比如以前對臺軍售，現在不售了，而這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
　　中國要取得長遠戰(zhàn)略上的主動性，首先要向美方提出具體的要求，現在是美國在對中國提要求，中國不斷地說“不”。以后中國要學會設置議題，提出明確的要求，我希望你干什么；其次，從中美關系的發(fā)展歷程看，中國在國內事務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中美關系就越好。因此，中國應該堅定不移地繼續(xù)推進國內的改革開放，改善民生，促進民主法治。
　　事實上，中國的對美外交這些年是有成效的，在對臺軍售和會見達賴等問題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功，美國售臺武器的數量和質量沒有太大的提高，奧巴馬會見達賴，其情形比布什時期要收斂很多。這些年來，中國對美國的思想庫、媒體、國會、商界等主動做了很多工作，以致有美國媒體抱怨說，中國對美國國會的“滲透”很嚴重。但這些還不能馬上成為非常有成效的政策工具和籌碼，因為中美關系的基本架構沒有變化。在硬實力方面，中國遠未趕上美國，在軟實力方面，奧巴馬上臺以來美國的國際形象有所改善，而中國還需做更大努力。
　　《南風窗》：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來，中國人民與政府在對外關系中的互動，有重大外交決策轉向秘而不宣，人民蒙在鼓里跟不上趟；也有人民愛國情緒猛烈燃燒，沖破中國外交底線，貿然采取激烈行動，對中國外交造成困難的情況。在互聯網時代，中國的外交決策越來越難以罔顧民意，外交如何吸納民意，如何利用民意的多樣性為外交服務?
　　王緝思：互聯網上的聲音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民意，這需要具體的分析。中國人口眾多，各個階層的人的看法也不見得一致。據我了解，很多理性的、有見地的人是不在網上留言或者投票的。所以根據網民投票就斷定民意取向是不準確的。我的一個碩士生2006年在北大做的調查顯示，北大學生對中國對美、對日外交總體上是贊成的，和當時的媒體民意調查出入較大。
　　外交是國家最高利益的集中體現，老百姓很難對外交的方方面面有很深入的了解，多數時候是一種情緒的宣泄。當然，民意和網絡民意對外交是有影響的，有關方面在做決策時也會考慮民意的因素，但這種考慮是總體上的，而不是在具體事情上完全按民意辦事，民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外交決策的決定性因素，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而且，在現有情況下，外交上拿民意說事能否起到應有的作用也是存疑的。盡管很多人在網絡上表達的是自己的真實意思，但在西方看來，中國的民意是被官方塑造出來的，是受控制的。可以設想，即便中國有一天輿論完全放開，民意也不見得有大的變化，但西方人不了解情況，因此不認可當下中國民意表達的真實性。從這個意義上看，輿論更加開放，中國外交的籌碼會更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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