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個性官員轉型為明星院長，就要一年了。一年中，這個轉型的人，自言趕上了一個轉型的時代，自己則成為時代的注腳。 　　 　　“抱歉，等我二十分鐘�！蓖跽褚珜υ绲降摹吨袊�周刊》記者笑了笑，走進身后的辦公室。
　　二十分鐘后，門打開：淡藍色襯衣，淺灰色西褲，棕色皮鞋，讓他看起來神采奕奕。他解釋說：現在，午飯后二十分鐘是雷打不動的休息時間，為了確保有充足的精力應對工作。
　　“身邊沒有副司長，沒有處長了，原來很多事情他們就處理了�！闭f完，他拉過一把木椅坐下，環(huán)顧了一下這間位于京師大廈的、稍顯局促的辦公室。
　　王振耀從新街口大帽胡同的四合院搬了過來――幾乎整整一年前，王振耀辭去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yè)促進司司長，赴任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研究院院長，在那座剛剛翻新的四合院里開始自己的新旅程。
　　一切看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理解。56歲的王振耀在民政部工作20年，做過三任司長，資格頗老，廳局級待遇。在絕大多數人看來，縱使仕途難以再上層樓，順利退休、功成身退也是明智之選。
　　為什么辭職?
　　辭職后一個月內，王振耀在四合院的條案旁回答了一撥又一撥記者的類似提問。當時，他避談相關細節(jié)，解釋說是李連杰和北師大的盛情邀請讓自己動心。偶爾，出現在媒體鏡頭中的他，在用手揉過面頰，舒緩疲憊帶來的不適后，會用疑問的語氣說出自己的反復考量：或許到民間能有更大的空間?
　　一年過去，答案會有所改變嗎?
　　
　　改變
　　
　　他的語氣從疑問變成了反問：“這一年，你覺得我出來之后社會作用大，還是在體制里面作用大呢?”
　　顯然，他自己的答案是前一個。
　　剛做院長時，王振耀說自己計劃要做三件事：研究公共政策，培養(yǎng)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項目咨詢，更多的是想從學術角度來推進中國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可是他慢慢地發(fā)現：在目前的公益慈善領域，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慈善中來更為重要。
　　就任院長儀式上，身著曾經伴隨自己出席眾多活動的灰色西裝，王振耀發(fā)出了自己的倡議：現在是中國的比爾?蓋茨、中國的巴菲特站出來的時候了。為了推動社會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我們倡議5.5萬個億萬富豪，應該把每年的捐款定為一百萬。
　　出任院長第一天，便發(fā)出如此頗具爭議的聲音，讓王振耀迅速成為輿論焦點，甚至有人指責他“異想天開”。不過，王振耀并不在意，反而覺得痛快：“當司長時，我可不敢說這話，那會有很多人批判，你是公共權力的代表，人家會說，你政府想干什么呢?可我作為院長說，就不會有這個顧慮了�！�
　　對于中國人對“公權和私權”的認識，王振耀甚至流露出一定的擔心。他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一個月前，王振耀隨團去參觀美國國務院，帶隊的是一個中國女孩，女孩提醒大家不要帶相機，不能拍照。王振耀問她，你是頭一次來美國吧。女孩說，是。王振耀說，我記得可以哦，美國和中國是兩個概念，美國只要是納稅人交錢、公共稅收建的東西，不管是白宮還是國務院，必須開放，當然是規(guī)范的開放。聽他說完，女孩不好意思了。
　　“這是大部分中國人的理解�！蓖跽褚�說。同時，他認為這種“理解”放到中國目前慈善領域中同樣適用，“人家是要彰顯慈善家的個性，拼命想留的是慈善家自己的名字，而我們中國傳統(tǒng)似乎是只準留皇家，只準皇恩浩蕩，個人做慈善高調了，大家就覺得不舒服。”
　　說完，他又強調了一句：要作為一個司長，我可不會這樣來談。對于自己的話語體系，他只用了簡單的兩個字自評：“變了。”
　　現在，王振耀已經習慣大家喊他“王院長”。研究院開籌備會時，他就拜托同事以后隨時提醒自己的身份，免得又有了司長的架子。其實，他說更喜歡人們喊他“王老師”。
　　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個人來找“王老師”答疑解惑。接受《中國周刊》采訪那天，上午是一家跨國集團在中國成立第一家公益基金會，找他咨詢相關政策，中午是一個清華留美博士，專門從美國回國，請教他關于中國慈善的現狀和問題，采訪的時候，某基金的負責人正在會議室里等他，找他商量建立公益大學的事情。
　　“出主意，想辦法，”是王振耀對自己目前工作的概括，“實際上是用自己過去的經驗，結合人家的實際情況，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不過，他坦言過去不可能這樣做，也不會有這么多人來找他，“原來你是官員嘛!”
　　他一度把部分社會活動當做“包袱”，只愿意參加一些與慈善有關的會議和部分NGO(非政府組織)的論壇�？墒撬�慢慢發(fā)現：自己的出現和發(fā)言能夠引起大家對于中國慈善事業(yè)的關注，便樂于參與其中了。
　　在2010年中國企業(yè)競爭力年會上，王振耀坦承，做院長比做司長要忙一倍――顯而易見，過去一年，他的頭發(fā)花白了很多。不過，王振耀也感覺到：一個院長發(fā)揮的社會影響力，要比當司長的時候大得多。
　　
　　“學生”
　　
　　改變的當然不止頭發(fā)的顏色，更重要的是內心的姿態(tài)：“本來我代表政府，現在更多是從社會價值角度、普世性的價值來談論問題，你不能命令誰來改變什么，現在更多的是說服而不是說教�！�
　　從說教到說服，王振耀清楚自己應該怎么做：“我得學習啊!”
　　這符合外界對他的一致評價：“學者型官員”。當然，他更愿意給自己定位成“學習型”：“從77年參加高考到現在，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天天讀書。”
　　現在，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晚上12點睡覺，保證至少一個半小時的讀書時間。當然，在他看來這并不算晚�！霸诠�佛，睡覺是一兩點，正常的�！�
　　1999年，在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工作的王振耀去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攻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為期一年。他的同學中有現在的墨西哥總統(tǒng)卡爾德隆。
　　去哈佛之前，王振耀在北大讀在職博士，大方向是中國政府管理。十一年過去，他用一句話來概括自己對哈佛和北大的認識：“最極端地說，就是北大認為重要的，哈佛認為不重要；哈佛認為重要的，北大認為不重要�！�
　　王振耀至今津津樂道于哈佛關于備忘錄的教學：“老師上來往那一靠，說，不管你到白宮工作，還是到政府和公司，備忘錄都很重要，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頭兒最大的容忍度是多少頁?”
　　具體到頁數――“乖乖，多少頁都得討論?”王振耀心想。結果，全班七十多號人討論了一個多小時，舉手表決，得出了結論：三頁。
　　在當時的王振耀看來，“這些都是細枝末節(jié)啊!這也叫學問?后來，我想，我們的材料有幾頁，領導考慮這些嗎?”
　　王振耀在哈佛要學十門課，他給自己準備了十本筆記本，結果所有課程學完，一本筆記本都沒有記完。因為凡是記敘性質的、資料性質的都不準在課堂上記，課堂上需要的是每個人的觀點，課后再去非常細膩地收集資料。
　　這跟王振耀在北大的學習截然不同。“比如，我答一個中國政府的職能，我們 導師說有幾點，我少答了一點，這就要扣分。你必須記住老師說的標準答案�！彼�說。
　　回國之后，王振耀開始展現對于細節(jié)和數字的極端重視。比如，訂書釘的訂法，表格的制作，他都會嚴格要求。這讓身邊的同事感到過于苛刻甚至是反感，不過，他們很快發(fā)現：王振耀將每一張名片都細細分類，然后掃描到電腦上，一清二楚。
　　王振耀甚至痛斥某部委官員對于數字的遲鈍。在甚為高端的一個“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期間，當著眾多官員的面，他指責某部官員把最基本的數字都搞錯了。“后面掉了一個零，卻拿著那個數字來說問題。鬧了一個天大的笑話!”
　　他認同“一定程度上，美中學府在教課方面的不同也體現了兩國政府官員一些思維方式不同”的說法，并直言不諱地補充：“很不同，結構就不一樣，行為方式全不一樣�！�
　　現在，十年過去，改變了身份的王振耀又重新做起了學生。去年6月，他自己跑去長江商學院報了名，一個月四天課。他既想學會如何用現代經濟學來管理研究院，更想從大的方面來實現中國慈善事業(yè)的提升。
　　他還跑到美國去考察取經。去年一年，他去了兩次，訪問了幾十家慈善機構和他們的智庫。他向對方請教：你這里有幾個教授，幾個研究員，平時都是怎么工作。對方聽了很吃驚，“老天，你怎么問的都是這些?”說他是中國第一個來問這些問題的，別人來了都只關心結論，不關心過程。
　　最終，他搞懂了“過程”：人家的專業(yè)研究院很少，比如著名的霍普金斯政策研究所，四十來個人，三十多個是工作人員，只有幾個教授，大量的都是分析員和協(xié)調員，而不像我們教授一大堆，卻沒有手，做不出大的東西來。
　　“你得重視程序和制度，改變我們的知識生產方式�！蓖跽褚�說。
　　
　　制度之魅
　　
　　成為院長以來，他感到最欣喜的是壹基金的成功轉型。
　　“這是李連杰最大的困惑，也是眾多民間慈善基金的困惑�！蓖跽褚�說去年大半年時間里，與自己的“領導”、理事長李連杰不斷溝通的主要內容就是壹基金的轉正問題。
　　最終，去年12月3日，壹基金終于有了自己的“公募基金身份證”，并正式轉型成為“深圳壹基金”，這也是中國首家成功“轉正”的民間公募基金。
　　作為曾任職民政部的司長，王振耀深知壹基金轉正的意義：“整個中國慈善的組織結構就變了。原來都是政府背景的大基金會，現在有了一個壹基金，競爭就開始了，這個是了不得的，門檻上不卡你，看誰有競爭力，看誰有活力，大家在同一層面上競爭�！�
　　縱觀王振耀的司長生涯，尋求制度上的進步是他一直所追求的。2008年9月1日，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yè)促進司成立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王振耀就明確要求“部下”做好案頭工作：“中央政府機關公務員案頭前進一小步，中華民族就進步一大步�！�
　　他這樣回顧自己的司長生涯：在基層政權司，推動村民自治選舉，讓“海選”成為9億農民的共識；在救災救濟司，具體組織并全面建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yè)司，推廣了“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等理念。
　　“我還是做了一點事的�！蓖跽褚�笑了。
　　“他經常不顧實際的困難，也要費力弄出政策或建議�！背晒τ握f王振耀的李連杰，曾這樣評價其對于制度之變的執(zhí)著。
　　有人認為王振耀帶有他所屬那一代人的特色：注重理論研究。在進入民政部之前，他曾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發(fā)展研究所工作，這是那個時代最為牽動國人視線的部門之一，農業(yè)政策上的一舉一動都影響著國家的興衰起伏。
　　他對于制度背后的公共權力有著自己的理解。王振耀推動建立國家自然災害救助四級響應體系，標準透明，規(guī)定啟動四級應急響應后72小時中央的錢就到地方。可他聽到了不同的聲音：救災標準都公開了，原來是內部掌握標準啊，這一公布，公眾都知道了，手里的權力就不比原來了。對此他不解：為什么一定要拿自己一點小小的權力，致使公共意見、公共力量無法放大呢?
　　在稍顯局促的辦公室里，王振耀的聲音越來越響亮：“我愿意把公共意見、公共力量放得很大，并形成制度，個人也收到很多成就感�！彼�甚至借用溫家寶總理引用網友的話來說明自己對于好制度的渴求：“遇到一個好總理不如遇到一個好制度�！�
　　當然，這絕非王振耀對于“制度”的全部理解。在慈善界存在一種觀點：只要相關慈善政策出來，公眾會對它進行一個評判，一個天然的評判標準就是，這個更有利于政府呢，還是更有利于民間呢?
　　王振耀顯然對此持有異議：“以我?guī)资�年的處事風格，我老問，現在的制度空間我們利用夠了嗎?未必�！�
　　
　　“推進器”
　　
　　王振耀趕上了中國慈善迅猛成長的年代：2003年，中國慈善捐贈總額不足30億元，到了他出任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yè)促進司司長的2008年，總額超過1000億元，中國的慈善組織也以每年10％的速度遞增，也有人稱他為中國慈善走向現代化的程序設計師。
　　可他也趕上了一個慈善領域爭議頻出的年代，他被頻繁地推向公眾視野，緊縮的雙眉甚至成了他的標志性形象。他提出的“公益機構可以盈利”、富翁的“責任底線”和“暴力慈善”等觀點，甚至辭官本身，都讓其陷入爭議。
　　今年2月25日，王振耀參加第三屆中國公益新聞年會。在這次離開民政部以后第一次有部長在座的會議上，王振耀表達了自己的擔憂：目前，對于中國公益事業(yè)，媒體確實發(fā)揮了一個引領作用，如何更有效地引領，值得深刻思考。他流露出了想做社會媒體高級研討班的念頭。
　　而一個多月過后，王振耀就碰上了爭議“首善”陳光標事件，眾多媒體找到王振耀，讓他發(fā)表看法。在央視《東方時空》欄目中，面對鏡頭的王振耀依舊緊鎖雙眉，他說社會應該對慈善事業(yè)保持寬容，“原諒有缺點的企業(yè)家”。這讓他再次陷入爭議。
　　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寫道：“當追求財富與道德自律同步發(fā)展時，才能達到現代企業(yè)家的最高境界�！辈贿^，王振耀曾經不止一次地表示：現在的中國，對做慈善的企業(yè)家不能施以簡單的道德標準，做慈善的人也會去喝酒、喝多了也會吐，也會說臟話，也許還會打架，可這并不妨礙其做善事。
　　王振耀說最高興看到中國慈善公益事業(yè)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轉折，處于艱難“過關”時期，這時候，出現爭議并不可怕，最可貴的是一定要“推動社會進步”。
　　其實，在他既往20年的仕途生涯中，“爭議”不少：他曾將來京的地方民政干部“關”起來，對著攝像機，每人五分鐘，做出一個月內將低保金落實的承諾，還“害”得全國民政系統(tǒng)沒有放假；發(fā)現一個省里的救災款沒有及時下發(fā)，他便當天與央視聯(lián)系，希望能點名批評；身為救災司司長，他還曾經為了一筆500元的個人捐款，去辦理個人所得稅免除，最終通過多個部門，辦了足足10道手續(xù)，歷時兩個月，拿回了50元免除的個稅。
　　提及往事，王振耀自我評價說：“我點子比較刁，領導同事后來也習慣了，哦，王振耀就是這么個人，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有時，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反而更奏效�！�
　　在第一屆京師公益論壇上，有學生問李連杰：你本人想從壹基金中得到什么?李連杰微笑著回答：“壹基金就做一個推土機，把沒有路的路推出一條路來，給后人找到經驗，而我本來沒有想得到任何東西，所以我不會被打倒�！�
　　而王振耀希望做這臺“推土機”的“推進器”。他說：“我會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一旦遇到矛盾的時候我會毫不回避，一定要說出來，驕傲的是，我發(fā)出的聲音對于中國慈善的轉型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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