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廠礦還在時行部隊編制，好端端的車間不叫車間，要叫“連隊”。我所在的供水車間就有“指導員”姓崔；
還有“連長”姓范。老崔有人文氣，甚至文人氣，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屬“造反派”；
老范屬典型的技術(shù)干部，干巴巴，硬繃繃，強調(diào)企業(yè)管理、技術(shù)規(guī)范，屬“保守派”。“指導員”和“連長”有矛盾，我這個小青工是后來才感覺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黃河北岸封邱縣調(diào)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況，看看是否要給他困難補助。我插隊落戶出身，對農(nóng)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師傅家窮得連案板都沒有，是把鍋蓋反過來搟面，我那碗面條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凍二餓，內(nèi)心震撼不已�；貋砗蟀彦伾w搟面條寫進報告，老崔很欣賞，認為觀察細微調(diào)查得力，可以培養(yǎng)。

　　老范借我很多技術(shù)書籍，還講述50年代初在大別山一帶做地質(zhì)勘查的探險經(jīng)歷。他說那時還真有特務活動，有一次舉望遠鏡觀察對岸山林，就發(fā)現(xiàn)有一個農(nóng)婦頭頂食物，推開樹枝，鉆進了一個山洞，忽然不見了。但我認為未必是特務，那洞里也許只是一個相好，農(nóng)婦帶食物進去幽會？

　　批林批孔運動還在繼續(xù)，工人開會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壓”，老崔則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臨開會，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說頭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氣，看來只能回開封家里養(yǎng)病。說完讓我打電話，他在電話旁邊等。我在電話里找了一大圈，終于找到老崔，就問：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開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沒有轉(zhuǎn)圜余地，只能違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來，老崔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你這個人，政治上不成熟！”

　　廠里夜夜開會，造反派“幫助”老干部“轉(zhuǎn)彎子”，叫“思想交鋒學習班”。老崔一度推薦我參加，作為青年工人代表。我當時滿腦子反官僚反體制的反叛激情，卻體會不到一輪權(quán)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鋒”的兩邊悄然出現(xiàn)。新干部的領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過軍代表壓制，很得我們同情。有一天晚上，我?guī)е�一個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談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擬好的各種民主概念，不著邊際，王世忠聽著聽著就煩了，我自己也覺得無趣，鎩羽而歸。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搖頭嘆息：“你這個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們從蘭考過去的兩個集體戶，全是重點中學的老三屆，思想過剩，精力過剩，一聚會，滿屋子高談闊論。白天干活，晚上辯論，讀書讀多了，就把廠里發(fā)生的運動形勢套進來“發(fā)揮”，全是過度分析，放大“闡釋”，茶壺倒進了茶杯，茶杯撐破了，茶壺還不知。比如那個學習班，一位業(yè)余思想家想得太多，聽說我參加，就像列寧在十月那樣，拍著我肩膀說：“好，你是我們的議員！”當時有毛澤東“走后門未必全是壞人”這一奇怪指示，我們中間發(fā)生激辯：是堅持民主反特權(quán)，還是維護大局，不糾纏細節(jié)末枝？第二天貼出驚天動地大字報，一邊引德國哲學為依據(jù)，旁征博引；
另一邊則模仿魯迅式的譏誚冷峻，筆名曰“迅翁”。我們熱火朝天地爭，似乎不這樣爭，明天就會天塌地傾，全不顧工人們讀這些文字如讀天書，干部們冷冷觀察，已經(jīng)聞著有異味。我因為“政治不成熟”，“議席”荒廢，有另一位業(yè)余文學家起而代之，確實比我成熟，逐漸進入核心機密，成為王世忠、老崔離不開的筆桿子。我們的過剩思想就傾瀉在他宿舍里，稱他為權(quán)力斗爭放棄了“民主理想”。那位一開始拍肩膀稱我是“議員”的思想家，這時挖苦他不是“議員”，而是“領事館的三等秘書”。“三秘”有一次與我辯論，反唇相譏：“我是詩人，但我只有做詩時是詩人，而你們卻在不該做詩的時候都成了詩人！”

　　他有一句詩我今天還記得：“二十六年桐風起，南風北風何依依。”二十六，年齡；
桐風，泡桐樹，蘭考特產(chǎn)，泛指河南；
南風，上海激進派的文革理想；
北風，北京老干部的務實取向。何依依，內(nèi)心矛盾，難定歸屬。這句詩不僅反映他自己的內(nèi)心掙扎，也反映了我們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對南風上層懷疑厭棄，同情北風的務實趨向；
而青年人特有的反體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卻還在，又同情基層單位被迫害的失敗者。

　　這種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發(fā)生懷仁堂事變，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過頭來清查三種人。王世忠、老崔、詩人“三秘”一大群人反過來被請進了學習班，但不是“思想交鋒”，而是找了十幾孔山區(qū)窯洞，分別關(guān)押，隔離審查。這時我們在外面歡慶南風上層終于被打倒，同時則擔心自己的老同學，甚至鳴不平。而窯洞里的“詩人”則夜夜擔心，我們在外面揭批四人幫，是否不知輕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辯論也捎帶出來？他的非詩理性在此時還真管用：只交待與王世忠、老崔的工作關(guān)系，盡可能不牽扯同學之間的政治辯論。他出來后告訴我，專案組在外面鼓勵我們揭批他們，在里面則夜夜逼問他，這群上海來的中學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論？

　　文革是必須結(jié)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jié)束的，這就是我對1976年的總體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來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為一個集郵愛好者。我離開化工廠時，去他家道別，他送三句話：“還是做學問好，但不要坐夜，五十歲以后身體不要敗壞”，很實在。詩人“三秘”在窯洞里受寒生病，去鄉(xiāng)村衛(wèi)生院打吊針，感動了一個干部家庭出身的女護士，竟發(fā)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園故事。佳人來廠區(qū)找落難秀才，不知他被轉(zhuǎn)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著劣質(zhì)燒酒和自制香腸，陪她去北山口尋找窯洞里的老同學。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腳，低一腳，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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