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的是東西合璧的新文化，不是對立，而是融合。融合也不僅僅只是采納，而是要以我們自己的成分去修正它、補充它。為了實現(xiàn)這一個特定的愿景，我們必須集中精力，集中人力、物力，集中思想的腦力，做成這一事業(yè)。我們都知道，部隊打仗的時候，需要有先鋒營，需要有最精銳的部隊去突破難關。高研院就是這樣的先鋒營，就是這種最精銳的部隊。但我的意思不是去突破西方，而是要突破未知，我們通過已知的知識打入未知的領域，擴大已知的領域。打入未知的領域，沒有任何學科可以單獨承擔這樣艱巨的任務。未知的領域一定是“無人地帶”，今天的學科所涵蓋的范圍都不附屬這一地帶。我們只能預設種種可能性，所以，各種學科的可能性，在先鋒營里集中時都要顧及。

　　今天是華東師范大學的思勉高等研究院成立，我奉命到這兒來做報告，心里很高興。今天是個“群會”，各個大學、兩岸三地的精英齊聚一堂，見證華東師范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的成立，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剛才聽到介紹之后，我感覺到人文學院并不是被扔到旁邊、沒人理、沒人問了，很顯然，社會各界注意到高等研究院了，這是好事情，下面就要看我們怎么做了。

　　我今天所做的報告，一方面是敘述，一方面是討論，是從世界上著名高等研究院成立的過程，來討論我們能從中吸取什么經驗以完成我們今天的任務，在時空條件上，他們?yōu)槭裁匆�設置、實行高研院這樣的形態(tài)。我只選取全球六所大學的高研院來討論，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研究院，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美國北卡萊羅納州三角研究院區(qū)的國家研究中心，德國的柏林高等學術院，荷蘭的高研院以及瑞典的高研院。這六家組成了一個群體，它們合到一塊，簡稱“SIAS”（“幾個合到一起”的意思），堪稱全球最重要的高研院。我就以這六個成員為線，來說明高研院的發(fā)展過程。

　　一、高等研究院在美國

　　1933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立，最令人矚目的是，它一成立，就聚集了各類科學巨星，愛因斯坦、梵布侖、哥德爾，這些數學、物理、化學等方面的大師，都是普林斯頓高研院的成員。這在當時震驚了全世界。在德國反猶太運動極盛之際，許多猶太科學家們沒有地方去，如游方和尚一樣四處游走。其實，普大高研院并不是專門為了收容猶太學者而設立的。我們不妨追溯到1930年去看看。20世紀伊始，美國興旺的氣象和發(fā)展的迅速，與今天的中國很類似。美國通過20年左右的時間，壓倒了歐洲，與歐洲平分秋色，變成了世界工業(yè)重鎮(zhèn)，工商業(yè)非常發(fā)達，美國各個州都有州立的農業(yè)大學、工業(yè)大學。這種新氣象，只有21世紀初的中國才有。可是我們知道，這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時候。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美國經濟過熱、過度的發(fā)展，使之從繁榮落到一個人人失業(yè)、無路可走的境地。那種刺激非常強烈，使得當時很多人思考的問題，都集中到提升美國的文化與學術水平上來。美國每一個州都有大學，還有不少私立大學，但還是解決不了自己在發(fā)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美國在發(fā)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牽涉到科學、工業(yè)和經濟，美國的人文科學又如何面對這些危機？

　　20世紀初，美國人文科學的發(fā)展與歐洲有相當大的區(qū)別，兩相比較，美國要落后很多。當時，美國人留學的去處是歐洲的一些學院。紐約百貨公司的主人班伯格（Bamberger）家族，在度過大恐慌的危機之后，為了提高美國的學術水平，捐出一大片土地，作為在普林斯頓大學設立高研院的基金。今天，那些土地，可謂寸土寸金。以財富而論，普林斯頓高研院可以說是十分富有。這個高研院分為四個部分：數學，物理科學，社會科學和歷史學。歷史是獨立的部門，然而它也不是狹義的歷史，而是以變化為課題的研究。每一個部門不過三五個常任研究員，此外的人員都是輪流來去，演變到后來，還有一些自費“掛單”的，這些人有的是三年任期，有的是五年任期，也有一些相當長任期的，但都不是常任的人員，每個部門只有三五個人常任，就是這些人制定了各自部門的發(fā)展方向。

　　普林斯頓高研院第一任院長為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他曾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教過書。美國所謂的“全人教育”，就是他們發(fā)展出來的。他認為，研究人員自己在研究的長征途中，有時候需要停住腳歇一歇，回顧一下來時的路，展望一下前途，看看四周，就像人在旅途中，到路邊的涼亭里歇一口氣，看看我們走的方向怎么樣，與同伴說說話，看看前途風景如何，問問岔道的風景如何。弗萊克斯納認為，在高研院這一個社群里都是知識人，這個社群沒有約束，沒有限制，只有嚴謹的思考，只有思考的邏輯，一切由學科本身決定，不夾雜其他的考慮。這是高研院創(chuàng)立伊始，就確立了的做事方向。

　　在普林斯頓高研院內，沒有學科的間隔。它每年請來的人，一半屬于申請，一半屬于邀請，現(xiàn)在則基本上都是申請了，審查挑選的標準，只論學問，不論其他。

　　就普高研院歷史研究這一部分而言，他們長期的看家人，是一位研究歐洲歷史源頭古代希臘羅馬的史學家鮑索克（Glen Bowersock）教授，他跟我的年齡差不多，也退休了。目前在該院的歷史學家是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一位研究草原文化的學者，以及伊斯瑞爾（Johnathan Israel）,一位歐洲近代史的專家。在這個研究所里，不同時期都有人來做研究，它需要不同文化的成員，那些研究不同階段歷史發(fā)展的成員可以在一起討論。

　　高研院倡導跨學科，但跨學科并不只是跨社會科學的學科，你也可以“飛象過河”，結合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例如，博弈理論，即使對于歷史、國際關系等幾個學科來說，都是有用的研究方法。普林斯頓高研院里的每個部門也就三四十人，整個高研院總的來算也就二百人不到，的確是一個小社群，大家相互之間交往并不難。

　　1954年，另一家高研院在美國成立了。上世紀50年代是社會科學非常發(fā)達的時期，有些社會科學家甚至認為，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嚴謹，社會科學同樣可以做出預測，同樣可以采取試驗的手段。1954年，福特基金會撥款，在斯坦福大學成立了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這個中心的研究學科，主要是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以及從這些學科分出去的法學、管理學等。這幾個學科都從Human（人）、人的行為的研究上找出模式，用量化的方法來加以陳述。這一潮流在上世紀50年代非常強。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跟斯坦福時分時合，它也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位居山頂，氣象萬千，下面則是斯坦福大學。

　　斯坦福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雖然號稱是社會科學的學院，其實人文科學和數學也一樣包含在內，所以，它非常強調要進行跨學科研究，從成立開始到現(xiàn)在，它一直堅持不是靜止地看結構，而是動態(tài)地看變化。他們組織團隊，有計劃地研究一些具體的課題：課題要經世濟用，要對人類和社會的問題做有計劃的探測、考察和研究。

　　我可以舉2008年的一個課題為例：在今天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形勢下，青少年們都面臨著全世界流行文化的侵蝕，探討他們的心態(tài)、行為和價值觀念，就是一個迫切的課題。

　　知識經濟是另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今天的知識是商品，也是權力。在知識經濟之下，過去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立，以及市場的結構，到今天都不一樣了，今天經濟增長的力量不是馬達，不是引擎，而是開發(fā)大腦，把大腦轉變成有用的東西，這和我們過去假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階級意識都不一樣了。

　　我只列舉了全球化和知識經濟這兩個課題來討論，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就我個人而言，我自己對上述兩個高研院中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的做法有所偏好。我認為高研院花的錢，不管是納稅人的錢，還是基金會的錢，其實都是公眾的錢，我們要用在于公眾有益的課題。

　　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實際上是一個由不同的分科目組成的團隊。在一些研究到了一定階段之后，他們會在全國范圍內邀請對相關研究課題可能有興趣的中青年學者，舉辦工作坊，共享研究成果，分散傳播研究成果，以期引發(fā)更多的研究。他們有時以夏令營的方式來進行相關研究。加州山頂上空氣很好，大家也很樂意去，而且去的人也很興奮，因為他們可以聽到、看到新的東西。

　　我要介紹的美國第三家高研院，是1978年成立的美國國家人文中心，它是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設立的，得到美倫基金會等單位的支助。該中心設在美國北卡萊羅納州三角研究區(qū)（TRIANGLE PARK）的森林中，環(huán)境幽雅安靜。美國的國家人文基金由聯(lián)邦政府每年撥款作為母金，設立之后，則成了獨立的基金會，由學術界加以管理。我建議，我們也可以成立一個中國人文基金，由學者委員會管理，用來支持大型的研究項目。

　　國家人文中心的研究員，都帶了研究課題，來中心會完成自己的一部著作。金隄就是在這里翻譯出《尤利西斯》（Ulysis）來的。中心本身沒有圖書館，每天由專人從北卡萊羅納的三家大學借書，在圖書館和中心之間來回運書。中心住的人不多，大概有三十多人，每人都有一個小房間。他們的前任主任康納（Robert Connor）說，中心是一個平臺，人文學者們在這里彼此相互激發(fā)，也相互復核，這里成了提供彼此挹注的精神資源。

　　美國的以上三家高研院，各有特色。美國的高研院不只它們三家。我只選了這三家，不僅是因為它們很有成就，而且因為它們本身就代表了幾種不同的形態(tài)。

　　二、歐洲高等研究院的發(fā)展狀況

　　歐洲的高等研究院，最早模仿美國的一家，是1960年設在德國北萊因-威斯伐利亞地區(qū)比勒菲爾德（Bielefeld）大學的科際研究中心。它特別注明了是以促進學科之間的合作作為宗旨，德文縮寫是ZIF。這個中心資源不足，影響不大。1970年，荷蘭皇家學院設立了一家高研院，也是仿照美國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的模式。荷蘭學術界一向有高度的國際性，正是從他們開始，邀請二戰(zhàn)期間逃離歐洲的猶太人重新回歐洲，使這里變成了國際性的研究中心。荷蘭可謂“小國寡民”，自己的人力資源不夠用，就靠它心胸開闊，什么人都被它找去幫助發(fā)展；
讓荷蘭走向國際，是荷蘭皇家學院高研院的特殊意義所在。

　　德國在1978年成立了一個重要的高研院：柏林高等學術院。德國的洪堡大學堪稱歐洲的學術重鎮(zhèn)。戰(zhàn)后東西德國分裂，德國的學術地位也大受影響。到1978年，德國的發(fā)展已經很不錯了，于是成立了一個類似現(xiàn)在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機構：柏林高等學術院，其特點是：各個組成單位不是集中擺在一起，而是把某個所掛在某個大學，研究所只是一個虛設的名稱，其總部相當于中科院的本部。這樣一個研究單位是由國家撥款設立基金、獨立運作，分給它的預算屬于它自己支配，即使政府換屆也是不變的。新設的這樣一家高研院，經費由洪堡基金會與馬克斯·普朗克基金會共同支持，同時也有民間基金會的投入，甚至還有瑞典皇家銀行基金會的捐款。因此，柏林高等學術院也是一所國際性的學術機構。

　　瑞典的皇家銀行基金會是由瑞典的國家銀行投資組建的，它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支助者。瑞士的銀團之所以支持德國的柏林高研院，表明柏林高研院不僅僅是屬于德國的，而且一開始就是一個國際性的機構，其內部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學科，也包括生命科學——因為人本身就是生命現(xiàn)象，生命科學包括生理學、醫(yī)學等，本身就是極為寬廣的學問。這樣，柏林高等學術院維持著人文與科技之間的合作，有獨立研究的團隊。換句話說，柏林高等學術院兼容并包了前述美國三個高等研究院的作風；
美國的三種組織方式和三種運作方式，都被柏林高等學術院采納了。隨后，柏林高等學術院開始在中歐各地，包括匈牙利、奧地利等地設立分院。它在瑞典也開設了一個分院，這也促使和推動瑞典組辦了自己的高研院。這些高研院的一個共同特性，就是它們的國際性。

　　上述六家高研院，包括德國柏林一家、瑞典一家、荷蘭一家和美國三家，也組成了一個高研院聯(lián)盟，希望別人能加入這個聯(lián)盟。加入這一聯(lián)盟需要具備四個條件：一、純學術性。這一點很容易做到，因為只要不搞學術斗爭、不抱其他目的、只從事學術研究，就可以做到；
二、審查和選擇的過程透明，沒有私心；
三、獨立自主，但必須與某一個大學掛鉤，可以說是個半獨立性的組織；
四、有資金足夠自主獨立。這一條就比較難，因為要找到一個大財主死心塌地地捐錢，很不容易。只要滿足以上這四個條件，就可以做它的會員，會員可以資源互通，人員互訪，這樣就成了全世界的高研院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前些年，日本也設立了一個高研院，不過不是很出色，大概也算剛起步。

　　三、東方的未來與高研院的作用

　　剛剛談到的六個高等研究院，它們的成立都有各自的時空背景，可以說都是因為對時代有所感觸，使得一部分人感到要辦成某種事業(yè)。今天，整個東亞，包括海峽兩岸、兩岸三邊，以及日本，確實也在時空上面臨著很多新情況。

　　首先，東方站起來了。不僅中國站起來了，而且整個東方都要站起來。南亞的印度也發(fā)展得很不錯，但畢竟是孤峰獨起。東亞的國家和地區(qū)卻是在一起成長，發(fā)展的勢頭非常強勁，可以說，東亞將來的前途要比南亞大。東方站起來，并不意味著“東風壓倒西風”，當然更不是“西風壓倒東風”。我們不要林黛玉和薛寶釵，我們要賈寶玉，東西都用。未來世界，不必、也不應該只是繼承西方的主流文化，我們要的是東西合璧的新文化，不是對立，而是融合。融合也不僅僅只是采納，而是要以我們自己的成分去修正它、補充它。為了實現(xiàn)這一個特定的愿景，我們必須集中精力，集中人力、物力，集中思想的腦力，做成這一事業(yè)。我們都知道，部隊打仗的時候，需要有先鋒營，需要有最精銳的部隊去突破難關。高研院就是這樣的先鋒營，就是這種最精銳的部隊。但我的意思不是去突破西方，而是要突破未知，我們通過已知的知識打入未知的領域，擴大已知的領域。打入未知的領域，沒有任何學科可以單獨承擔這樣艱巨的任務。未知的領域一定是“無人地帶”，今天的學科所涵蓋的范圍都不附屬這一地帶。我們還無法預知這些未知的領域，過了河，是流沙河，還是沙漠，或者是崇山峻嶺？我們不知道。我們只能預設種種可能性，所以，各種學科的可能性，在先鋒營里集中時都要顧及。未知正在出現(xiàn)，而且未知會越來越多。

　　其次，我們的知識領域不僅是未知的區(qū)域，而且可以補足我們以往知識的不足。從啟蒙運動到現(xiàn)在，西方主流文明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這些特色到今天卻面臨著重重困難，有待人們加以改進和完善，比如：已經有人把資本主義修改為福利國家主義；
將民族國家發(fā)展為多民族的國家，即區(qū)域集團；
現(xiàn)在的聯(lián)合國則代替了以前的獨立主權國家……許多變化已經出現(xiàn)。

　　最重要的變化是，從啟蒙運動時代到二十世紀，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發(fā)生了種種重大演變，從進化論開始，一直到今天，人們已經深入到生命現(xiàn)象的內部。我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也就是用科學的手段探測人的生命，而生命領域同時卻又是人文科學得以延展的領域。作為生命體，人是能動能跳、能叫能跑的肉體，同時也是一個能思能想、能哭能笑的靈魂與精神。如果把生命領域和人文科學分離開來，結果的確難以想象。我們不應該忽略，醫(yī)學的確解決了我們的細胞、血液和基因等方面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安身立命之所的人生價值，我們怎么活下去？在醫(yī)學的一方，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的進展已經使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在人生價值的一方，我們似乎依然兩手空空。高研院是文化的先鋒營，它不僅要突破未知的領域，而且要建構我們的價值，它絕不能僅僅把西方文明留下的痕跡當作我們人類文明的終點站。

　　二十年前，臺灣的學術界曾經把“現(xiàn)代化”提上討論的日程，當時我反對這種做法，因為我是學歷史出身，我認為“現(xiàn)代”是一個動的點，而不是一個定點，“現(xiàn)代”永遠存在，我又怎么能“現(xiàn)代化”？后來，“后現(xiàn)代”這一名詞出現(xiàn)了，所以“現(xiàn)代”看來遠不是終點站。我們努力趕上了“現(xiàn)代”列車，又為什么到了終點一看，竟是蔓煙荒草、頹垣殘壁？

　　我們必須界定自己的存在，確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尤其是今天，我們正在邁進一個全新的文明時代。這一文明代替了啟蒙運動時代的文明。它是全球性的、人文的，它不是仰仗神明的文明，而是依靠人自身的文明。在這個世界里，也許我們不再相互殺戮，也許我們懂得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也許我們可以和諧共處。但是我們首先要做的，必須是界定這些價值。

　　我心目中的理想的高等研究院，是一個知識界的文化先鋒營，這樣的文化先鋒營也許是蒙著眼睛在沖鋒，因為前面的天地我們還看不見；
也許等戰(zhàn)役打了一半，我們才能恍然大悟。但是不管怎樣，畢竟我們打出了一個世界，開啟了一個新天地，帶來了屬于未來的文明。

　　許倬云，江蘇無錫人，1930年7月生。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退講座教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南京大學余紀中講座教授。1962年畢業(yè)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獲人文科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等職。是國際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在中國社會史、中國上古史研究領域造詣精深，譽滿海內外。代表作有《心路歷程》、《求古編》、《關心集》、《西周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中國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從歷史看領導》、《漢代農業(yè)：早期中國農業(yè)經濟的形成》、《歷史分光鏡》、《從歷史看組織》、《從歷史看管理》等。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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