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遺傳學劫難紀實》,笑蜀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28.00元。

　　李森科之謎

　　拿起笑蜀所著的《蘇聯(lián)遺傳學劫難紀實》，我本不在意，自以為對“米丘林生物學的旗手”、蘇聯(lián)科學界的政治打手李森科倚仗兩代強權蹂躪蘇聯(lián)遺傳學界三十年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打算翻一翻算了，可是一開卷就放不下。此書這么有吸引力，大概是因為作者采用了小說的結構手法。第一章“神秘的關注”，從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大清洗的紅色信號彈在蘇聯(lián)升空寫起，恐怖與悲哀的氣氛籠罩了全書。而“蘇聯(lián)遺傳學劫難”的代表人物，“背十字架”的主人公，蘇聯(lián)首席生物學家、首席農(nóng)學家和首席遺傳學家尼·瓦維洛夫院士與李森科正邪兩位主人公交織互動的命運，則構成了全書的主線，是一個大懸念，讓我不能不一口氣讀完。

　　掩卷回味，整理思緒，我首先想弄清楚：斯大林與赫魯曉夫兩代強人為什么要力捧、力保那樣不得人心的李森科，而不惜讓享譽世界的遺傳學大師尼·瓦維洛夫在死牢里餓病喪命，不惜悍然解散反對李森科幫派的蘇聯(lián)科學院？尼·瓦維洛夫的導師普里亞尼什尼科夫院士狠狠地說：“他們想剝奪農(nóng)村，迫使農(nóng)民貧困化來積累資金。瓦維洛夫妨礙了他們，所以就不存在了�！边@不過是老人在絕望之中說的氣話。斯大林固然想通過農(nóng)民的“奉獻”來加速工業(yè)化，但他也不會存心想讓農(nóng)民餓得造反；
再說，農(nóng)業(yè)欠收，城市的物資供應隨之匱乏，也會影響安定團結的大局。赫魯曉夫任烏克蘭共和國第一書記時，惡作劇般地反對李森科推廣“春化法”，堅持在烏克蘭種冬小麥，糧食豐收了，斯大林同志不是也容忍了嗎？

　　本書作者試圖從多個側面對此給出解釋。比如，李森科這樣的小人在業(yè)務上不可能出人頭地，必欲攀附強權才能戰(zhàn)勝學術對手，因此他們對權勢者忠心耿耿；
重用這樣的奴才可以“保證蘇聯(lián)學術界的領導權掌握在以李森科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黨叫干啥就干啥。

　　另外，二十年代末的農(nóng)業(yè)集體化運動嚴重破壞了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力，蘇聯(lián)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連年下降，李森科看準了這一點，拍胸脯許諾他的那一套可以成倍地提高農(nóng)作物產(chǎn)量。在不肯承認制度上的改造失敗，而渴望運用技術手段擺脫困窘的當局眼里，他自然是“國寶”了。這個解釋也許可以用之于斯大林時期，卻不能說明到五六十年代，李森科的牛皮早已吹破，為什么赫魯曉夫還要在他聲名狼藉之后重新起用他，把他推上蘇聯(lián)科學院長的寶座。

　　獨裁者的傲慢

　　第三種解釋是從政治哲學角度講，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為他的新的政治哲學體系、新的社會秩序，也就是為他定向改造社會的試驗（主要是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推行計劃經(jīng)濟兩樣）提供合法性說明。李森科在米丘林死后建立的所謂“米丘林生物科學”，正好從“自然科學”領域提供這種支持。

　　這種解釋，我覺得也很勉強。如果它對斯大林來說是中肯的，對赫魯曉夫來說就講不通了，因為1948年赫魯曉夫與李森科作對時，他就認定自己反對的只是一種具體的耕作技術，他也不敢反對斯大林的政治哲學。

　　第四種解釋是獨裁者的傲慢以及反智心理傾向———比沙皇更沙皇的斯大林、赫魯曉夫容不得別人非議他們樹立的科學“排頭兵”。本書引用了赫魯曉夫辱罵藝術家的名言：“當我還是一個礦工的時候，我不懂（藝術）。當我是一個黨的基層干部的時候，我不懂。但今天我是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是黨的領袖。因此，今天我非常了解藝術，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段話對權力意志的狂妄確實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同時，受教育程度不高，沒有得到充分的學術訓練的斯大林、赫魯曉夫，對知識分子尤其是經(jīng)院派大知識分子抱著深重的疑忌，對知識分子力量的增長懷著強烈的恐懼，所以他們寧肯重用農(nóng)業(yè)專科學校畢業(yè)的農(nóng)藝技師李森科，而對在沙皇時代就是教授的遺傳學生物學界泰斗尼·瓦維洛夫及其門生與同事百般猜忌，極力打壓。“教授作風”、“大學風度”作為貶義詞出現(xiàn)在一度傾向于支持遺傳學家們的小日丹諾夫（蘇共中央宣傳部科技處長）向斯大林的請罪書中。

　　這種現(xiàn)象對于經(jīng)歷過“文革”的我們來說很好理解。問題是，到了斯大林親自出面“拯救”米丘林學說的1948年，到赫魯曉夫力挺李森科而與全蘇科學界作對之時，在世界范圍內(nèi)，所謂“米丘林生物學”敗局已定呀。獨裁者可以在國內(nèi)指鹿為馬，“國際影響”他們也能毫不顧忌嗎？

　　以上這些解釋加在一起，仍然不能消除我的疑惑。我只能說：我非獨裁者，焉知獨裁者之心？可惜本書是紀實而不是小說，對李森科、斯大林這些人的行為動機，既缺乏一手的史料來展現(xiàn)（他們防范后人識破真相的心思縝密得很），又不能想當然地進行心理描摹，因此總覺得反派人物的刻畫是“扁平化”的，讀起來還不夠過癮。

　　倔強的科學

　　令人欣慰的是，倔強的科學是不可戰(zhàn)勝的，它永遠不會與強權“合作”。在一個專制國家里它可以被壓制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更久，但就像烏云遮不住太陽，利劍斬不斷長江，盡管李森科之流給孟德爾—摩爾根學派扣上了什么“帝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反動的”等一大堆污七八糟的帽子，到1955年蘇聯(lián)卻不得不用大量外匯從美國人那里購買雜交玉米的種子，而這種雜交玉米的研究正是尼·瓦維洛夫1938年白費氣力再三懇請當局高度關注的科研項目。被李森科及其后臺視為蘇維埃大敵的、“唯心主義的、資產(chǎn)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孟德爾—摩爾根生物學”、染色體理論，在國際上經(jīng)過幾十年發(fā)展，歷經(jīng)細胞遺傳學、微生物遺傳學兩個階段，進入了分子生物學時代；
如今生物工程更是成了最有發(fā)展前景的一個學科。維生素、病毒、基因這些被李森科之流刻意封殺的遺傳學新詞語，現(xiàn)在進入了全人類共同的日常用語。獨裁者及其奴才期望的千年帝國早已灰飛煙滅，成了后人的笑柄。

　　這個局面的出現(xiàn)有兩個條件：一，科學無國界，獨裁者能壓制權力范圍內(nèi)的科學家與科學實驗，卻不能壓制共時的他國科研者。二，事實勝于雄辯，強權改變不了自然規(guī)律，科學的真理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閱讀本書，最令我感動的是科學精神的“載體”、那些不屈不撓的蘇聯(lián)科學家堅持真理追求正義的高尚人格力量。蘇聯(lián)遺傳學界、生物學界、農(nóng)學界乃至全蘇科學界，在血雨腥風中總有不肯俯首稱臣的勇士。

　　到了六十年代赫魯曉夫時期，遺傳學研究在世界上取得突飛猛進發(fā)展，蘇聯(lián)遺傳學家反對李森科主義的底氣更足了。在另一方面，全蘇聯(lián)科學界也為祖國的科研事業(yè)著急，他們更加不顧政治強權的高壓，直接向赫魯曉夫庇護的李森科之流叫板。1962年，蘇聯(lián)科學院主席團召開會議，設立了“分子生物學科學委員會”，試圖在這個領域追趕國際同行。分子生物學科委員會成立后提出對李森科把持的蘇聯(lián)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的譴責案；
此舉惹惱了赫魯曉夫，下令解散該委員會。1963年，列寧獎金評選委員會居然淘汰了兩部李森科嘍羅的作品，最后不得不由蘇共中央執(zhí)委會派人主持“評選”，無視評委們抗議，確定那兩部作品當選。到了1964年，蘇聯(lián)科學院選舉院士，李森科的兩個馬前卒賴米斯洛與努日金在候選名單，結果院士們就是不買賬，當局兩次命令重選，賴米斯洛三次落選，在生物學部獲通過的努日金在蘇聯(lián)科學院全體會議上卻破天荒地不予通過。氣得赫魯曉夫下令解散蘇聯(lián)科學院———適逢他被政變趕下臺，此事才不了了之。

　　這樣驚心動魄的故事，在中國的“反右”與“文革”中，我們能指望有一兩場上演嗎？說到底，“科學”并非純自然規(guī)律的代稱，它也是一個人文的概念，它是要人去承載，去為它的實現(xiàn)和勝利而奮斗的。（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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