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運用心理學理論和方法分析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現(xiàn)象是當今國際政治研究的熱點之一。本文根據(jù)研究途徑和側(cè)重點，將這一學科劃分為以精神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分析學派、側(cè)重政治領導人個性特征的個性學派以及重點分析研究對象認識和信息處理過程的認知學派。近年來，國際政治心理學領域廣泛借鑒心理學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理論創(chuàng)新、案例研究和數(shù)據(jù)分析等方面取得顯著的成就，但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個體或微觀層次，體系層次的應用尚不多見，相關理論的發(fā)展?jié)摿σ虼耸艿揭欢ǖ南拗啤?/p>

　　[關鍵詞]對外政策分析 政治心理學 外交決策

　　國家間的關系本質(zhì)上是人的關系，國家的對外政策是由代表國家的領導人制定的。運用心理學理論和方法解釋人的政治行為，分析國家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現(xiàn)象是當前國際政治研究的一個熱點。本文旨在梳理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中的主要流派，分析不同流派的特點，并揭示這一研究領域的發(fā)展趨勢。

　　一、國際關系與政治心理學

　　國際關系與對外政策研究既有所區(qū)別，又聯(lián)系密切。就區(qū)別而言，國際關系研究的是國家間互動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對外政策研究的是國家的政策取向及效力。前者主要在于揭示結構性特點，解釋國際體系和國家間相互行為的規(guī)律，并力圖通過現(xiàn)象把握實質(zhì)。如在這一領域處于主導地位的現(xiàn)實主義與新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是從宏觀高度把握和解釋國際關系現(xiàn)象的。后者重點關注國家處理對其他國家或其他國際行為體的政策，是單元層次的行為，包括國家意圖、國家目標、實施目標的手段、政策制定過程以及影響政策制定的因素等，是國際政治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

　　從相互聯(lián)系的角度看，國際關系是由不同國家間相互關系組成的，在內(nèi)涵上包括國家對外關系和對外政策的研究。離開了國別政治和對外政策的研究，國際關系的研究往往會陷入空洞。因此不少國際關系學者的研究往往與國別研究，特別是個別國家的對外政策研究相結合，并以國別對外政策的研究來支撐有關國際關系體系的研究。微觀層次因素對體系層次產(chǎn)生影響，首先是對國家的對外政策產(chǎn)生影響。雖然不少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與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相聯(lián)系，但準確地說個人行為的影響必須體現(xiàn)在對外政策上。換句話說，個人的影響只有通過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才能擴展到國際層面。因此，國際關系研究中運用政治心理學，首先是對對外政策的研究，間接和更廣的范圍上也是對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的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梳理的內(nèi)容從狹義上是對外政策研究中政治心理學研究，從廣義上則是國際政治研究中的政治心理學研究。

　　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研究向來比較重視個人層次的研究。修昔底德(Thucydides) 、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以及摩根索(HansMorganthau)等人都曾在其著作中闡述過個人對國際關系的影響。美國學者沃爾茲( Kenneth Waltz)在《人、國家和戰(zhàn)爭》一書中分析戰(zhàn)爭根源的第一個意象就是人。他指出，“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離不開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學的理論�！盵2]第一意象認為，“人的邪惡，他們不恰當?shù)男袨閷е铝藨?zhàn)爭，如果個人美德能夠普及，就會有和平�！盵3]英國學者賴特(QuencyW right)也以同樣的筆調(diào)指出，“國際關系不能僅僅局限于政府間的關系，結論不能建立在認為它們(心理學)不能提供足夠的預測和控制基礎的假設上�！盵4]

　　但是，冷戰(zhàn)期間，第一意象或個人層次理論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的新發(fā)展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多元爭鳴，心理學與國際政治的融合取得了歷史性進展。1978年，美國成立了“國際政治心理學學會”，隨后創(chuàng)立了會刊《政治心理學》( Political Psychology) ，極大地推動了政治心理學與國際政治研究的交叉融合。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國際關系研究層次的回歸[5]，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除了傳統(tǒng)的研究領域，如輿論與國內(nèi)選舉、對外政策決策和外交戰(zhàn)略，國際政治心理學還應用到民族主義、種族清洗和種族屠殺以及恐怖主義等研究領域。[6]

　　在運用政治心理學研究國際政治現(xiàn)象和對外政策時，不同學者往往選用不同的視角，借用的概念也有所區(qū)別。2003年出版的《牛津政治心理學手冊》指出：“很清楚，沒有一個‘政治心理學’，相反有多種不同的心理學理論和心理學研究方法被用來研究許多政治現(xiàn)象�！盵7]有學者把這些研究劃分為發(fā)展心理學、個性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認知心理學。[8] 事實上，社會心理學與認知心理學兩者難以分開， 20世紀70年代以后兩者的結合是心理學研究領域的顯著特征。本文根據(jù)運用政治心理學理論對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研究側(cè)重點的不同，將其劃分為側(cè)重對政治領導人心理學分析的心理分析學派，對對外政策決策者個性或性格進行研究的個性研究學派，以及研究決策者信仰系統(tǒng)、分析領導者認識過程，特別是領導人的信息處理過程的認知研究學派。[9]

　　二、心理分析流派

　　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可追溯到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也有譯為精神分析) ，又稱心理傳記研究。弗洛伊德認為，人的個性結構包括三個部分：
(1) 先天繼承的本我，包括直覺和滿足身體(如饑餓和性)需要的本能。本我遵循快樂原則。(2) 調(diào)節(jié)本我與現(xiàn)實社會相適應的自我。自我追尋現(xiàn)實原則。(3) 阻止本我需求，按照社會所需行事的超我。超我按照道德和社會原則行事。他提出，人的頭腦就像一座冰山，人們對自己的了解只看到了冰山浮在水面以上的少部分，很大一部分并沒有看到，那就是潛意識。人的個性是由進攻性和性欲所驅(qū)動的一個動力系統(tǒng)，滿足這些欲望是人類社會活動的重要動力，弗洛伊德稱之為快樂原則。弗洛伊德的研究有賴于兩個基礎，一是解析研究對象的夢境；
二是分析性欲。[10]

　　在當代心理學者看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至多也只是將非常簡單粗糙的心理分析方法運用到對政治人物的分析”。[11] 除了潛意識等概念外，弗洛伊德的“許多思想和觀念對現(xiàn)代實驗心理學家來說已經(jīng)不再具有吸引力”。[12]但弗洛伊德的貢獻和地位不可否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心理學理論像心理分析方法一樣受到人們?nèi)绱搜芯俊保?[13]許多學者后來運用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研究政治人物。其中的代表是美國學者拉斯韋爾(HaroldLasswell) 。他把政治人物對權力的高度重視和需求與自卑聯(lián)系起來，提出“政治人物”就是通過公共生活改變自己的個性或環(huán)境來彌補自卑的“權力追逐者”。他運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提出并發(fā)展了通過考察成長經(jīng)歷和社會化過程研究政治人物性格的方法，開創(chuàng)了借助心分析方法研究政治人物的途徑，在學科發(fā)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4]

　　運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政治人物的典型案例，是有關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WoodrowW ilson)個性的分析。威爾遜是美國歷史和國際關系史中都頗具影響的人物。作為第一個訪問歐洲的美國總統(tǒng)，他提出了構建未來世界的龐大計劃。在1918年的巴黎和會，威爾遜的計劃得到了大多數(shù)國家的支持，但回國卻遭到美國國會的拒絕，而導致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威爾遜固執(zhí)己見、剛愎自用、毫不妥協(xié)的個性。不少學者用傳記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得出了幾乎相同的結論：威爾遜幼年的生活經(jīng)歷造就了其后來的性格。威爾遜出生于一個加爾文教徒家庭，道德原則和好壞觀念在這樣的家庭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擔任牧師的父親經(jīng)常貶低他，對他任何不當?shù)男袨槎加枰試绤枒土P，結果造成了威爾遜固執(zhí)的性格，總是爭取通過在道義上的成就來彌補自卑感。在他的眼中，世界總是好壞分明的，在道德問題上妥協(xié)就是不道德的。這種從幼年產(chǎn)生的性格經(jīng)過青年時代一直影響著威爾遜，直到其擔任美國總統(tǒng)。他與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shù)黨領導人的沖突實際上就是幼年期間反抗其專制父親的再現(xiàn)。他的政治個性以及其在道德問題上的毫不妥協(xié)，最后導致其贏得了戰(zhàn)爭，卻失去了和平。[15]心理分析學派在對政治領導人進行研究時，盡力追溯研究對象的心理形成過程，采取傳記心理分析的方法。除了對威爾遜的研究外，對專制個性、克里斯馬個性以及馬基雅維利式個性的研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專制個性　對這種個性的研究歷史很長，但二戰(zhàn)后對德國納粹的研究給這一領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阿多諾( Frenkel2B runswic Adorno)等人的《專制個性》一書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阿多諾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希特勒個性特征。[16] 他們發(fā)現(xiàn)，專制個性是在幼年專制生活環(huán)境形成的。一般情況下，專制者的父母不了解孩子在學習控制本我沖動和性欲望、身體功能以及進攻性等方面所經(jīng)歷的挫折和困難。他們不是幫助孩子發(fā)展自己，相反總是用嚴格的紀律控制他們，希望他們成為非常守規(guī)矩的人。結果孩子不但沒有形成有效控制自己性沖動和進攻性沖動的方法，而且害怕這些沖動，面對這種沖動時缺乏自我防范能力。他們先是對自己的父母，以后是對生活中的權威既憎恨又依賴。阿多諾認為，專制個性的主要特質(zhì)包括：傳統(tǒng)主義、屈服于權威人物、進攻性、反對妥協(xié)、迷信和刻板、重視權力和強硬，具有破壞性和憤世嫉俗，對別人的性活動過分地關注等。

　　克里斯馬( char isma tic，非凡魅力的偉人)個性　韋伯(MaxWeber)根據(jù)權威的來源提出，領導人的權威可能有三類基礎：一是基于法律或理性的權威。這種權威因為特定的職務或地位在社會中已經(jīng)制度化，因而具有權威，是一種合法的權威。二是建立在傳統(tǒng)基礎上的權威，其基礎是傳統(tǒng)形成的尊嚴。三是建立在領導人個人魅力基礎上的偉人權威。這種權威主要源于領導人的個性，或個人美魅力。[17] 個人權威轉(zhuǎn)變?yōu)閭ト藱嗤�是由于領導人被“賦予特別神圣、英雄主義或榜樣的個性，他所顯示的規(guī)范或所做的指令被神圣化�！钡�更多的學者在研究偉人個性時都把重點放在領導和追隨者的關系中，認為在這種相互關系中：
(1) 追隨者把領導人看作是超人；

(2) 追隨者盲目地相信領導人的話；

(3) 追隨者無條件地服從領導人的指令而采取行動；

(4) 追隨者給予領導人毫無根據(jù)的感情支持。其中的所有特點都涉及到追隨者的知覺、信仰和對領導人的反應等。[18]

　　馬基雅維利個性　在政治學中，馬基雅維利是不擇手段的代名詞。這種個性的主要特點都體現(xiàn)在馬基雅維利給佛羅倫薩君主的建言中。[19] 對于處世策略，馬基雅維利提出，“每一個君主都應當追求仁慈而不是殘忍的名聲，但同時他應當小心不亂用仁慈。”一個君主“不應當在意殘忍的惡名，只要他能夠使其臣民團結并忠誠于他”。在與臣屬的關系上，他認為理想的狀況時是既令人愛戴，又令人畏懼，但在兩者不能兼得且能夠選擇時，令人畏懼比令人愛戴要安全的多。對于人性，他還提出君主應該知道如何把人性掩蓋起來，“一個君主應該看起來仁慈、忠誠、人道、信仰宗教、正直，甚至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應該如此。但他應該學會一旦需要，知道該如何向相反的方向轉(zhuǎn)變。”在道德觀念上，馬基雅維利提出許多做人的原則。比如，“知道運用奸詐手段而智勝別人的君主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最終他們比那些一味忠誠和誠信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要大的多�！彼�認為，君主應擁有狐貍的狡猾和獅子的勇猛才能取得勝利。后來美國學者對馬基雅維利式人物個性特點進行研究，提出了三個尺度來衡量其個性特點，包括處世策略、對人本性的看法以及抽象的道德觀念等。他們認為，“高馬基(HighMachs)的人比低馬基的人更善于用欺騙手段操縱政治， ”高馬基的人“不是人，而是狡猾的代名詞。”[20]

　　由于早期從事政治心理分析的學者大多有心理醫(yī)生的背景，因此在研究政治人物時，他們注重從病理角度進行分析，習慣使用他們熟悉的臨床診斷方式和概念。比如，他們關注政治領導人的年齡、是否患有特定疾病以及長期服用特定藥物對其行為的影響。還有一些人把側(cè)重點集中于一些病態(tài)心理對政治人物的影響，如神經(jīng)過敏、自戀狂以及偏執(zhí)狂或多疑證等。[21] 這些研究表明，神經(jīng)過于敏感的精神紊亂性型領導人焦慮、自我意識脆弱，充滿敵意、自我壓抑并且容易沖動。自戀狂型精神紊亂者為了追求領導地位，毫無顧忌地追求權力，總是利用別人往上爬。此外，這種人好像還具有偉人氣質(zh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出現(xiàn)危機和追隨者希望出現(xiàn)領袖人物的時候會很快獲得權力。具有多疑癥和偏執(zhí)狂個性的領導人比較復雜，在侵略性和自戀性兩個維度上，這些領導人往往具有由被害者到侵略者，由自感超人到一切不如別人的極端量變過程。美國心理醫(yī)學家學會曾專門編制了精神紊亂診斷標準，作為對具有不同精神病癥狀者進行研究和診斷時進行參考。[22]

　　心理分析很早就開始運用于對現(xiàn)實政治人物的研究。1942年，美國情報部門的戰(zhàn)略服務辦公室就曾受命對希特勒進行研究， 完成了命名為《魯?shù)婪颉はＬ乩铡返难芯繄蟾妗＿@份2000年才解密的報告采用描述而非分析為主的方法，主題雖然集中，但邏輯混亂，沒有對決策者提供任何幫助。第二年該辦公室的主任朗格(Langer)受命再次對希特勒進行研究。他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對希特勒進行研究，并于1943年完成了《魯?shù)婪颉はＬ乩盏念^腦》的研究。這份1969年解密的研究，基本是按照傳記心理分析方法分析希特勒個性。通過對其家庭背景、教育狀況、體格特征、宗教、性生活、自我認知規(guī)律、演說技巧等的分析來解釋希特勒的心理和個性狀況，進而認識納粹德國的行為，受到美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23]

　　心理分析曾經(jīng)直接為美國冷戰(zhàn)期間的對外政策和對外戰(zhàn)略服務，與對外政策實踐有著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196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了“支持政府政策領導人個性評估小組”，專門分析美國領導人將要打交道的其他國家領導人。在每一次美國領導人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會晤之前，或一旦某個地區(qū)發(fā)生政變或新的領導人上臺，他們就對這些領導人進行分析，為美國政府制定對策提供參考。[24] 如1977年戴維營會晤之前，該中心提供的兩份研究報告分別對薩達特和貝京的個性進行了分析，向卡特總統(tǒng)提供了薩達特和貝京的個人傳略， [25]幫助卡特政府促成了戴維營會談，得到卡特的高度評價和稱贊。[26] 該中心的首任主任，后來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任政治心理學教授的波斯特( Post)一直運用這個的方法進行研究。特別是在“9·11事件”爆發(fā)前夕，他所領導的小組采訪了36個被關押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恐怖主義分子，其中最后的一份采訪記錄在“9·11事件”爆發(fā)前的一個禮拜才送到他的手里。[27] 他對恐怖主義的研究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在政界都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隨著美國對外政策目標的轉(zhuǎn)移，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敵人都成為他們研究的對象，如薩達姆·候賽因、卡斯特羅、米羅舍維奇等都成為這派學者的研究對象。[28]

　　傳記心理分析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而精神分析又是以心理臨床診斷為基礎的。早期從事傳記心理分析的學者多有臨床心理醫(yī)生的背景，主要依靠研究者對病人詢問的情況而得出結論，方法上非常主觀，甚至存在著偏見，人們沒有辦法看到其使用的資料，看不到他們是如何得出結論的。此外，這種研究是建立在非常抽象的概念基礎上的，像所有心理學分析一樣，沒有辦法實證。隨著政治心理學研究的繁榮，這派學者的研究方法遭受月越來越多的批評，甚至“遭受過攻擊、辱罵、嘲弄和詆毀”[29]，逐步喪失了在這個學科的主導地位。

　　三、個性研究流派

　　大多數(shù)政治理學家不可能像心理醫(yī)生治療和研究精神病人一樣去解釋或研究自己感興趣的政治人物。他們不能近距離接近或采訪研究對象，即使獲得采訪機會，領導人出于政治考慮也不可能將自己的真實想法直接表達出來。與心理分析學派直接服務于政策之間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數(shù)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往往是出于學者的好奇和對歷史問題的濃厚興趣，研究目的大多是為了增加政治心理學領域的知識積累。由于這種研究時效性要求不緊迫，這派學者的研究特別強調(diào)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結果的學術性，同時受行為主義方法的影響，形成了一系列遠距離研究領導人個性的方法和程序[30]。

　　“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xiàn)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現(xiàn)在怎樣做�！盵31]因此，有關個性的研究在政治心理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學者們對“個性”的界定并沒有達成共識，更沒有得到普遍接受的個性理論。不同學者所關注的側(cè)面往往各有不同，使用個性概念的時，不僅用詞不同，其內(nèi)涵也有所不同。如維茨博格(Yaacov Vertzberger)采取了廣義的個性(personality)概念。他認為，個性“包括一個人信仰體系的結構和內(nèi)容、價值觀、態(tài)度以及特別性格特質(zhì)”。[32] 另外一些學者使用性格( character) ，將之概括為“超越時間和環(huán)境、內(nèi)在的心理，包括信仰體系、信息處理以及其他指導人們行為的要素�！盵33]如奧波特(Allport)把性格界定為“一個人的特質(zhì)規(guī)律或生活方式”。他將character和personality區(qū)別開來，認為前者是“深層次的(可能是與生俱來的) ，固定和基本的結構”，后者只是“外表或有形的行為，是外在品質(zhì)”。[34] 還有一些學者前后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瑪格麗特·赫爾曼(Margaret. Hermann) [35]早期使用個性(personality) ，后來更多地使用特質(zhì)( traits) ，有時也使用風格( style) ；
也有一些學者，如艾森克(Eysenck)則一直運用特質(zhì)的概念。[36] 由于沒有統(tǒng)一的概念，政治心理學者并沒有把過多的精力放在概念界定上，而是從個性的某些方面，運用個性的某些變量來解釋領導人的政治行為。其中主要通過以下研究途徑考察和研究個性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即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人與工作的關系、人處世的目的以及人與人的關系等。

　　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　從人與環(huán)境關系的敏感程度研究政治領導人個性對政治行為的影響是較普遍的切入點。如有學者將政治領導人個性分為“討伐型”和“實際型”；
有的分成“空想型(或理論型) ”和“機會主義型”；
還有一些學者將政治領導分成“獨裁型”和“民主型”等。[37] 前者都屬于對環(huán)境不敏感型，通常根據(jù)自己的信仰制定政策，改變環(huán)境；
后者則屬于環(huán)境敏感型，會不斷適應環(huán)境，根據(jù)環(huán)境的變化制定政策。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曾擔任美國國際研究學會和國際政治心理學會主席的赫爾曼(Margaret Hermann) 。

　　人的信仰和世界觀對行為和政策的影響因人而異。具有同樣世界觀的人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可能明顯不同，造成這一現(xiàn)象有著多方面的因素。赫爾曼指出，“這些(領導)人的個性與對外行為之間的主要聯(lián)系……受到諸如政治領導人對對外事務的興趣，在對外事務領域所受到的訓練以及對外部環(huán)境的敏感度等因素的影響�！盵38]興趣決定其對對外事務的關注程度，所接受的訓練和對外事務經(jīng)驗影響決策者的決策方式，對外部環(huán)境的敏感程度決定了決策者處理信息的方式。首先，“興趣是一種動力，使其更關注對外政策決策過程�！盵39]其次，“很少或者沒有受過對外事務專業(yè)教育的國家元首沒有可供選擇的專業(yè)知識，結果其處理日常問題的傾向性就會發(fā)揮作用�！笔苓^訓練的領導人在對外事務決策知識上則有著更大的選擇余地，因此其對外行為更難預測。

　　不過，最重要的因素是領導人對環(huán)境的敏感程度，會影響到領導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信息處理方式和開放程度等。對環(huán)境敏感的領導人尊重環(huán)境的限制，而對環(huán)境不敏感的領導人則傾向于用自己的理想挑戰(zhàn)環(huán)境，改變世界。在決策過程中，前者常常會問，“環(huán)境要我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我怎樣才能把這個角色演好·”也就是說，這些領導人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受到國內(nèi)特殊環(huán)境的影響，因此在追求對外政策目標時往往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他們不愿冒險，不會走極端，與強調(diào)意識形態(tài)的競爭對手之間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對多邊外交比較感興趣。后者則常常會問，“我是誰，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我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這樣的領導往往根據(jù)自己的理想改變世界(圖21) ，在對外政策上容易執(zhí)行革命外交，對外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相對更大。

　　在信息處理的方式上，對環(huán)境敏感的領導人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而對環(huán)境不敏感的領導人則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做出決策前，前者往往先征詢下屬各方面的意見，然后做出決策；
而后者則往往根據(jù)自己的意見制定政策，讓下屬執(zhí)行和貫徹自己的意志。從開放程度上說，對環(huán)境敏感的領導人往往見風駛舵，分析問題時往往關注別人的觀點；
對環(huán)境不敏感的領導人則尋求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信息，不相信或曲解與自己觀點不一致的信息。在選擇對外政策顧問時，前者往往可以容忍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領導人參與其中，后者往往選擇與自己觀點和信仰一致的人，拒絕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參與其決策班子。[40]

　　人與工作的關系　從領導人與工作的關系考察領導人個性也是比較普遍的方法，代表性成果是巴伯(David Barber)根據(jù)總統(tǒng)對責任的態(tài)度分析總統(tǒng)個性的框架。巴伯提出，領導人的行為是有規(guī)律的，是性格( character) 、世界觀和風格綜合作用的結果。一些性格特質(zhì)，如進攻性、超脫性和服從性等是所有總統(tǒng)都具備的，只是不同總統(tǒng)身上表現(xiàn)的程度不同而已。每個總統(tǒng)的性格也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包括三個方面：總統(tǒng)對待世界和自身優(yōu)勢的態(tài)度，如自尊、對自身評價的標準等；
總統(tǒng)對與政治有關事務的世界觀，包括社會的因果關系、人性、以及對道德沖突的看法等；
總統(tǒng)處理主要政治角色的習慣性風格。三者共同構成了“心理學上完全可以理解的動態(tài)整體。”[41]為了把握總統(tǒng)的個性，巴伯在追蹤總統(tǒng)成長經(jīng)歷的基礎上提出，政治領導人的性格在初次獲得政治成功時就已經(jīng)基本形成，此后會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定型，并貫穿總統(tǒng)的整個成長過程。

　　根據(jù)巴伯的分析框架，總統(tǒng)的個性主要反映在兩個基本維度上：一是對總統(tǒng)責任的態(tài)度，是積極主動還是消極被動；
其次是總統(tǒng)對其職責的滿意程度，是正面或肯定的，還是負面或否定的(表21) 。巴伯認為，主動/肯定型的領導人最合適做總統(tǒng)。他們目標明確，工作態(tài)度積極。一旦形勢發(fā)生變化，也能及時做出調(diào)整，因為這些總統(tǒng)不會受到僵硬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為此，他建議美國人不要選舉主動/否定型的領導人，因為這些領導人通常為深層次的自卑感所驅(qū)使，思想固執(zhí)行動強硬，在與其他人關系上缺乏熱情和同情心，甚至愿意繞過傳統(tǒng)、規(guī)則或法律維持和增加權力。人們可能害怕這樣的領導人，但不一定喜歡他們。至于被動/肯定和被動/否定型的導人，巴伯傾向于支持后者，這些領導人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不是僅僅具有權力欲和控制欲。而被動/肯定型總統(tǒng)雖然不會像主動/否定型領導人那樣危險，但是總是存在著制造丑聞和陷入腐敗的危險。[42]

　　巴伯的分析框架框已經(jīng)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和接受。隨著新總統(tǒng)的當選，他的著作不斷更新再版，去世之前已經(jīng)再版了四次。目前，還不斷有更多的政治心理學家使用巴伯的框架和思路來研究政治領導人。如普里斯頓(Thomas Preston)對克林頓的研究顯示，克林頓屬于主動/肯定型領導人。這類總統(tǒng)看中成就，愿為成功花費大量的精力，自尊、樂觀、開放并容易接受新觀點，靈活且善于從教訓中吸取經(jīng)驗，發(fā)展空間大�？肆诸D的個性特點完全符合這一類型，因為很少有總統(tǒng)像克林頓那樣頻繁地介入每天的具體政策決策，也很少有總統(tǒng)對自己的工作顯示如此高的熱情，從總統(tǒng)工作中得到如此多的樂趣。[43]

　　人處世的目的　從動機入手研究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是政治心理學的另外一個切入點。有關動機的研究與其他個性流派的研究往往是交叉的，因此很難成為單獨的流派，但“動機能夠激發(fā)、指導和選擇行為”[44]，因而是研究和平戰(zhàn)略的核心。比如，如果行為者持有擴張動機，那么要維持和平就要遏制對方擴張的機會，或者是改變其擴張傾向。這實際上就是凱南遏制理論的邏輯基礎。相反，如果行為者的動機是防御，那么維持和平戰(zhàn)略的應是減少對方的威脅感。如果運用遏止或威懾戰(zhàn)略應對基于防御動機的行為，不僅無法維持和平，而且會加劇緊張局勢。這是實際就是安全困境的心理根源。同樣，如果應對持有擴張動機的國家，不采取遏止政策就意味綏靖侵略。因此，如果一國能夠了解他國的動機，可供選擇戰(zhàn)略將非常清楚。但遺憾的是，在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實踐中，動機看不見，摸不著，但確實又存在，因此有些學者如摩根索則將國家動機假定為追求權力。[45]

　　在運用心理學研究政治人物時，拉斯韋爾提出，“政治人物”就是通過公共生活實現(xiàn)個人動機的人。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文特(DavidW inter)在實驗基礎上提出了政治人物的三種主要動機：權力需求、關系需求和成就需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發(fā)現(xiàn)，以成就為目的的領導人冒險的可能小，經(jīng)常根據(jù)反饋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人是理性的談判對手，習慣于從技術專家那里尋求幫助和獲得信息。以關系為目標的領導人在感到安全時善于合作，態(tài)度友好，但在遭到危機時很快就會變得挑剔、戒備甚至敵視。他們尋求幫助的對象一般是朋友和與自己觀點類似的人。以權力為目的的人會采取多種手段增加名望和施加影響，責任心強，在尋求權力時以社會為中心，希望取得成功。但如果責任心不強，他們在尋求權力時會表現(xiàn)出極其容易沖動的行為規(guī)律———酗酒、濫用藥物、性虐待，在行為和身體上表現(xiàn)出進攻性，以及許多其他冒險行為。[46]

　　赫爾曼將自己對個性的研究與文特的研究結合起來，根據(jù)領導人在自我團體內(nèi)外的不同行為將動機分為：解決問題型與建立關系型；
群體內(nèi)偏見型和對他者不信任型。據(jù)此，她提出了八種領導風格，對不同風格領導人的政策傾向做出了規(guī)范性預測，并將自己的研究方法廣泛地運用于對國家領導人、恐怖組織領導人、國際機構領導人，甚至是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CEO的研究，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47]

　　人與人的關系　領導人的政治風格，包括領導人物的處世風格和決策風格，不僅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的對外戰(zhàn)略選擇，而且也會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執(zhí)行和實施方式。赫爾曼將政治風格界定為“領導人與周圍人相處的方式以及他們用于指導這種關系的規(guī)范、規(guī)則”等。[48] 如有人偏執(zhí)，走極端；
有人多疑，不相信任何同事。施奈德(Richard Snyder)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學等從五個方面考察和分析了領導人的風格，具體包括：自信心；
對新信息的開放程度；
喜歡冒險的程度；
延遲決策的能力；
調(diào)整不確定性的規(guī)則。[49] 但也有學者把個性的不同方面等同于風格，如馬基雅維利不僅是一種個性，也是一種處世風格。巴伯對總統(tǒng)的四種分類有時也被認為是四種政治風格。在對領導人物進行研究時，赫爾曼常常交替使用個性、特質(zhì)和風格。也有學者試圖用風格概括領導人個性的各個方面。如卡伯(J. Karrbo)對風格的界定與赫爾曼是一致的，但他提出領導風格可以從五個方面分析：
(對國際事務的)興趣和經(jīng)歷；
領導的目的；
處理沖突的戰(zhàn)略；
處理信息的戰(zhàn)略略；
處理黨內(nèi)派別和與其他政黨沖突的戰(zhàn)略等。[50]政治風格研究中的相互交叉和滲透，是政治心理學研究中不同學派關系的縮影。不過，政治風格已逐漸成為研究政治人物最為常用的分析視角和切入點。

　　四、認知心理學派[51]

　　對外政策是國家領導人根據(jù)特定環(huán)境制定，并在特定環(huán)境下執(zhí)行的。人認知客觀現(xiàn)實世界的過程，是“獲得、組織和運用知識的心理過程�！盵52]這一過程包括知覺、記憶、問題解決過程中的信息處理、語言、思想和想象等。認知系統(tǒng)幫助人們把環(huán)境組織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認識的單位，經(jīng)過信息過濾人們不必來評估所有信息。[53] 認知過程不僅取決于認知對象(客觀因素) ，也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如需要、興趣、知識經(jīng)驗以及知覺對象對生活和實踐的意義認識等。

　　人的心理現(xiàn)象是客觀世界在頭腦中的反映，但這種反映并非死板、機械的，往往同其長期形成的個人特點、知識經(jīng)驗和世界觀等密切相關。斯布羅特(Harold andMargaret Sp rout)夫婦提出，決策者一般習慣于“從內(nèi)向外”看問題的方法，來自外界的信息通常經(jīng)過由其態(tài)度、信仰和動機構成的“透鏡”，有選擇地過濾和吸收后才有意義。他們把這種可以觀察到的環(huán)境稱為“心理環(huán)境”，與現(xiàn)實的客觀地理環(huán)境或“操作環(huán)境”并不相同。他們指出，環(huán)境因素(自然和社會的)只有為決策者看到、引起反應、進行分析和選擇才能影響人的價值觀、喜好、情緒和態(tài)度、選擇和決定�！坝捎谑艿�?jīng)Q策者個人的影響，相同的國際(操作)環(huán)境在不同國家決策者心中所反映的心理環(huán)境可能并不一樣，因此才有不同的對外政策。從決策過程來看，重要的是個人或群體如何認識環(huán)境，而不是環(huán)境到底是什么�！盵54]不過，決策結果仍然需要在客觀環(huán)境或操作環(huán)境中落實，因此只有心理環(huán)境和操作環(huán)境盡可能的一致才能使決策結果符合現(xiàn)實，取得成功(見圖22) ，反之失敗的可能性就越大。

　　早期有關認知的研究深受心理學中態(tài)度或態(tài)度變化研究的影響。認知一致性的觀點提出，在認識和把握現(xiàn)實世界時人要依賴主要信仰，而且會盡量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統(tǒng)，回避、抵制與自己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別是與自己核心信仰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這方面代表性成果是霍爾斯蒂(O. Holsti)對美國原國務卿杜勒斯(Dulles)的案例研究�；魻査沟侔l(fā)現(xiàn)，蘇聯(lián)的意識形態(tài)與杜勒斯的核心價值觀念完全對立，因此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來自蘇聯(lián)與其原有蘇聯(lián)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不相信這些信息，而是尋求與其印象一致的信息，或?qū)σ恍┬畔⒆龀霾煌�的解釋。這種敵對印象和對待外界信息的僵化態(tài)度源于其對蘇聯(lián)的“敵人意象”。不管蘇聯(lián)的政策如何變化，杜勒斯堅信只要蘇聯(lián)是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的封閉社會， 那么蘇聯(lián)“根本上就是不可信任”。[55] 這一研究從決策者個人層次揭示了冷戰(zhàn)初期美國對蘇聯(lián)敵視政策的根源。

　　這一領域的代表性人物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 。喬治重新提煉了列特斯(N. Leites)提出的“操作碼”概念，認為“操作碼”是“政治領導人對政治和政治沖突的信念，對歷史發(fā)展的看法以及有關正確戰(zhàn)略和策略的觀念等。”他將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信仰系統(tǒng)分為哲學信仰和策略信仰兩個方面。[56] 這些信仰可通過回答10個問題獲得。反映哲學信念的5個問題是：
( 1) 政治生活的“本質(zhì)”是什么· 政治對手的基本特點是什么· 是普遍和諧的還是沖突的·(2) 實現(xiàn)基本政治價值觀念和追求的前景如何· 是樂觀還是悲觀的· 在哪些方面是悲觀的· 在哪些方面是樂觀的· ( 3) 政治前景可以預測嗎· 在什么意義上，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是可以預測的· (4) 人們從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歷史發(fā)展的進程· 個人在“推動”或“影響”歷史朝自己所期待方向發(fā)展的過程中能夠發(fā)揮怎樣的作用· (5) 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機遇”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等· 反映策略信仰的5個問題來是：
(1) 選擇政治行動目標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2) 實現(xiàn)政治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3) 如何計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為的風險· ( 4 ) 實現(xiàn)利益采取行動的最好時機是什么·(5) 實現(xiàn)目標所采取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

　　“行為碼”的研究思路經(jīng)過喬治提煉之后，成為構建政治領導人傳略，揭示研究對象信仰和認知系統(tǒng)過程的有效工具，并逐步得到了廣泛應用，既用于研究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國家的對外政策， [57]還廣泛應用于其他國家對外政策的研究。[58]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已經(jīng)不能滿足僅僅獲得特定領導人的行為碼，而是需要建立在科學基礎上更為具體的比較研究。亞里桑納州立大學的沃克( StephenWalker)教授所帶領的小組發(fā)展完善了量化方法評估研究對象行為代碼的思路，并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運用。[59]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政治心理學研究經(jīng)歷了一次認知革命。一些學者開始運用社會認知理論和圖式理論研究對外決策。這種理論認為，態(tài)度或信仰相當復雜，由多種不同內(nèi)容組成，因而認知過程也相當復雜。杰維斯(RobertJervis)的《國際政治中的知覺和錯誤知覺》是運用這一理論考察國際政治、對外政策的代表性成果。杰維斯指出，“拋開決策者的信仰和對別人的意象，去解釋關鍵決定和政策通常是不可能的�！盵60]在這本書中，他運用了大量的國際關系史實例，比較系統(tǒng)地研究了決策者在決策和信息處理過程中知覺和錯誤知覺產(chǎn)生的原因，將政治心理學的不同理論與國際政治現(xiàn)象充分地結合起來，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認知一致性是如何影響對外政策決策的，對外政策決策者如何從歷史中學習，態(tài)度是如何變化的，決策者在國際關系常常出現(xiàn)錯誤認識的規(guī)律和特點，以及這些特點對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的影響等。

　　認知復雜性對決策性質(zhì)、領導人的決策風格，領導人對危險的評估，以及如何處理信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與理性選擇假設相反，認知研究的重點是領導人認知過程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影響。一般情況下，隨著領導人認知復雜性的增加，他們應對復雜局勢的決策能力也會增強。概括起來，認知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認知相符理論　生活過程中，人們形成了自己特定的信仰、價值觀和思維定式，這些成為個人“處理、分辨和理解復雜和不確定環(huán)境的最基本工具， ”指導人的信息處理，是解釋、預期或預測他人行為的基礎。[61] 現(xiàn)實世界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與自己原有信仰和觀念不一致、不協(xié)調(diào)的現(xiàn)象。在認知和處理信息的過程中，人們總是避免不一致情況的發(fā)生，通過調(diào)整容易改變的方面保持認知的一致性。為此，決策者可能通過有選擇的認知，影響信息的處理過程，保持認知的一致性，比如信息方向選擇(尋找尚不存在的與原有認知相符的信息) ；
信息關注選擇(只關注與信仰一致的信息，一旦發(fā)現(xiàn)馬上捕捉，若不一致則視而不見) ；
信息解釋選擇(把一些含糊的信息朝與信仰一致的方向解釋，將不一致的信息扭曲解釋)等等。[62]

　　歸因理論　這種理論認為，人們往往從別人的行為中尋找自己行為的原因，就像“樸素科學家”尋找疾病和特定自然現(xiàn)象的原因一樣，解釋自己行為時往往強調(diào)外部和環(huán)境的作用，解釋別人行為時往往強調(diào)內(nèi)在因素的作用；
把自己的錯誤歸因別人的錯誤，而把別人的錯誤歸因于他們本身不好；
以積極的態(tài)度看待朋友， 以消極眼光解釋和看待敵人。海拉德斯特威蒂(DanielHeradstveit)曾系統(tǒng)地運用這一理論研究巴以沖突并引起了廣泛關注。在采訪埃及、以色列、約旦、黎巴嫩、敘利亞等國的政治活躍分子時，他發(fā)現(xiàn)，阿拉伯抵抗組織者總認為自己是愛好和平的，他們之所以采取暴力行動是因為以色列占領能夠了他們領土，并對他們進行鎮(zhèn)壓。而以色列一方則認為，之所以采取鎮(zhèn)壓行動，是因為巴勒斯坦人不斷采取暴力行動。他說，“如果對對手抱有魔鬼意象，那么當對手采取毫無爭議的行動時，我還會保持自己對對手的認識，而將其友好行為解釋為源于環(huán)境的影響或限制。其采取非友好行為的傾向并沒有改變，只是環(huán)境的某些特點逼迫其暫時友好�！盵63]可以說，這是認知一致性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

　　認知類別和認知圖式理論　領導人在處理國際問題時通常面臨相互矛盾的現(xiàn)象。一方面總體信息量過大，有時還包括不夠全面的信息，另一方面有用信息嚴重不足。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制定政策時總是試圖盡可能多地解讀周圍所發(fā)生的事情，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形成固定的模式再用于分析形勢。認知圖式能將“復雜和互不相關的事件壓縮到連貫一致的模式中去”，但其結果往往會導致偏見，刻板印象就是典型表現(xiàn)之一。這種認知過程有很強的絕對性，即一旦認為某個群體具有某種特性，就會毫無例外地認為群體中的任何人都具備這一特點。這種認知方式往往還是深度敵視或友好態(tài)度的象征，決定和支撐著特定的行為特點。[64] 比較典型例子是，美國總統(tǒng)布什將伊拉克、伊朗和朝鮮歸類為“邪惡軸心”，是不可信任的敵人。

　　啟發(fā)思維，走捷徑　這種方式主要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采取簡單的同類類比，從歷史中學習；
二是運用簡單的異類比較或比喻。[65] 歷史是面鏡子，從歷史中學習可以說是政治人物的習慣。在這個過程中，領導人面對自己不清楚的決策環(huán)境時總喜歡與歷史上已經(jīng)非常明確的類似情況進行比較，并根據(jù)歷史經(jīng)驗做出決定。這種認知方式的模式是：“歷史事件———歷史經(jīng)驗教訓———未來行為”。[66] 例如，二戰(zhàn)期間中共把美英在遠東的政策比作遠東慕尼黑，認為美英企圖犧牲中國將日本的禍水引向蘇聯(lián)；
又如，美國把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形勢與希特勒占領捷克蘇臺德區(qū)后的形勢進行類比，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對這兩場戰(zhàn)爭的態(tài)度。[67] 正如杰維斯所說，從國際關系史重大事件中學到的東西是決定認知的重要因素，這種認識還會影響到對接受信息的解讀�！叭绻�認為歷史僅僅起到加強原有認識的作用，那么具有不同認識的人就不會從歷史中得出同樣的結論。”[68]

　　所謂比喻，就是把國際政治中看不見或不容易理解的現(xiàn)象和事物比喻成一般人都較為熟悉的東西。例如，冷戰(zhàn)期間美國的對蘇政策被稱作“遏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實際上其原意則是用容器把蘇聯(lián)“裝”起來。這里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主義被看作是向低處流的“禍水”。國際關系史中“冷戰(zhàn)”、“多米諾”理論、“軍備競賽”、毛澤東的“紙老虎”等說法也都是簡單的比喻。近來的例子包括美國將伊拉克占領科威特說成是前者對后者的強奸，稱一些國家為“流氓國家”等。不管歷史類比還是比喻，這種認知思維一旦形成，其暗含的政策就順勢確定了。但是，歷史往往是不會重復的，可以相比的兩件事之間也非完全一致的，因此這種認知過程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五、三個學派的異同

　　本文試圖將政治心理學的相關研究歸納分類，以便總體把握研究進展，但在政治心理學研究實踐中，各種概念往往交互使用，使用時要么沒有清晰的概念界定；
要么概念非常寬泛，試圖把其他概念包括在內(nèi)。正如有學者所言，隨著研究的發(fā)展，“以新名字出現(xiàn)的概念往往和以往的舊概念驚人地相似；
一個領域內(nèi)的新發(fā)現(xiàn)實際上是其他領域內(nèi)早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庇捎诓煌瑢W者的研究“缺乏相互溝通和借鑒，導致政治心理學家專注某個方面行為時忽略了其他領域的學者在做什么。”[69]比較而言，三個流派之間的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在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兩個方面。

　　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但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對國家決策和國家行為具有一定影響的人。決策者的作用不僅因人而異，而且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也有不同。決策者作用的大小往往取決于政府性質(zhì)(專制國家領導人對對外政策決策的影響大于民主國家的領導人) 、領導人性格(領導人是否對對外政策感興趣) 、決策環(huán)境(如危機或形勢不明或遇到新情況等)等。[70] 但在研究對象的范圍上不同流派的關注點并不相同。

　　正像醫(yī)生不去醫(yī)治無病之人一樣，心理分析也很少關注那些正常的領導人物。心理分析研究的多是不同尋常的政治人物，或在正常人看來非理性的行為。有些傳記心理分析集中構建研究主體的總體個性，而有些傳記心理分析學家則把目標限定于解釋理性利益原則、環(huán)境邏輯或社會角色和期待難以解釋的“事實”。這種傳記“與一般意義上描述人生的傳記不同，不需要說明整個人生，而只集中于那些與有意識的目標和適當?shù)姆绞�，以及弗洛伊德所說的‘不一般、不正常的或者病態(tài)’的行為�！盵71]這樣做的目的是借助心理學理論和概念分析解讀這些不同尋常的行為，從而使這些行為成為可以理解、有道理的正常行為。這些研究大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對象往往是主要領導人，特別是非理性的領導人。

　　對個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處于決策地位，或能對決策過程和結果產(chǎn)生影響的人。在有關領導人個性與對外政策關系的研究中，赫爾曼提出，只有參加決策過程且處于主導地位的領導人的個性才值得關注和研究，如美國總統(tǒng)、內(nèi)閣制國家的總理或首相。這方面的例子包括，魯本澤( S. Rubenzer)等人借助隊115位總統(tǒng)傳記作家問卷調(diào)查的結果分析41位美國總統(tǒng)個性特點；
溫特勞布(W. Weintraub) 依據(jù)新聞發(fā)布會上總統(tǒng)回答記者提問的內(nèi)容，分析艾森豪威爾等八位美國總統(tǒng)的個性特點。[72]

　　對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而言，主要政治領導人物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對象，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擴大其研究對象的范圍，簡尼斯教授提出的小集團思維決策模式影響最大。小集團思維是指在一個內(nèi)聚決策小組內(nèi)部形成了無形的心理壓力，使決策小組成員下意識地產(chǎn)生一些共同的幻覺，結果往往是過于自信，妖魔化對手，不能對客觀現(xiàn)實進行充分的估計，忽視應當考慮的政策選擇，從而導致決策過程的非理性和對外政策的大失敗。[73]

　　除了將心理學運用于小組決策研究，有關特定群體認知的研究也成為新型的研究領域。由于學者或媒體公開發(fā)表的文章容易獲得，便于操作，近年來研究精英群體在特定問題上的認知，成為認知研究流派比較流行的趨勢。這種研究通常通過采訪一定數(shù)量的精英，或?qū)σ欢ǚ秶鷥?nèi)精英的著述進行內(nèi)容分析，在此基礎上分析精英在特定問題上的認知。[74] 但是，這類研究的前提之一是特定認知必定對特定政策產(chǎn)生影響，但這些研究很少關注認知是如何影響具體政策的，對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關注不多。

　　從研究方法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括實驗、調(diào)查研究、田野調(diào)查等，都在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中得到普遍的應用。[75] 但三個學派之間又有著各自的方法特色。心理分析學派早期依賴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夢的解析是其中的代表。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如臨床研究、實驗性研究方法。后來又出現(xiàn)了“主題統(tǒng)覺測驗( Thematic Appercep tion Test) ”方法。統(tǒng)覺是相對于知覺而言的。知覺是指感知新的刺激，統(tǒng)覺則是賦予刺激以意義，即通過研究對象對一系列意義模糊圖片的不同解讀，考察研究對象的幻想生活，從而找出人的基本動機。[76]

　　然而，研究人員通常無法解析領導人的夢境，因此心理學中的一些方法并不適用于政治領導人的分析。特別是對于那些已經(jīng)逝世的領導人，隨著他們的死亡所有的“心理密碼”都已經(jīng)被帶走了。運用定性心理分析的學者通常借助追蹤和分析研究對象的成長經(jīng)歷、家庭和社會環(huán)境，通過詳細、深入的案例分析展開研究。在艾里克森( Erikson)研究的基礎上，波斯特發(fā)展完善了一套以經(jīng)歷為背景的心理分析方法，近年來受到了越來越多地關注。這種方法具體包括四個步驟：
(1) 心理生物學分析，即采用平行時間表將研究對象的成長年譜與期間發(fā)生的國際和國內(nèi)大事年表進行對比，以考察成長環(huán)境對對外政策決策者個性可能的影響；

(2) 個性分析，包括健康狀況、習慣、是否酗酒、是否長期服用藥物，領導人的能力、知識、情感穩(wěn)定狀況、以及與同事、朋友和家庭成員的關系狀況等；

(3) 信仰和認知分析，即領導人對國家安全、權力本質(zhì)的認識以及其他信仰等；

(4) 風格分析，即領導人的語言表達能力、公眾溝通能力，在特殊情況下選擇戰(zhàn)略和策略的可能性以及談判技巧等。用這樣的方法，他不僅研究分析了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和伊拉克前總統(tǒng)薩達姆·候賽因， [77]而且對卡拉季奇和米洛舍維奇、本·拉登、卡斯特羅、金正日等領導人的個性進行了分析，試圖解釋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為美國對外政策決策者提供決策參考和依據(jù)。[78]

　　心理分析的研究基礎是定性的個案研究，案例雖經(jīng)過選擇但并不是系統(tǒng)的研究。這種方法必須克服的困難是增強所選案例的說服力。為此，政治心理學家通過系統(tǒng)的研究逐步提出了易于操作且具有科學效力的領導人個性分析方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赫爾曼提出的“遠距離評估領導人方法”。這種方法運用“內(nèi)容分析”考察政治領導人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聽眾具有實質(zhì)內(nèi)容的談話或隨機采訪中的回答，借此構建政治領導人的個性全貌。“內(nèi)容分析”方法假定，若某種符號在一定時期內(nèi)反復出現(xiàn)，這一定是人們內(nèi)心深處感情的象征。實踐表明，在說明人們的態(tài)度及感情變化方面，內(nèi)容分析法比一般的印象分析法更令人信服。[79] 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jīng)有不少學者運用這種方法對40多個國家的120多位政治人物進行了研究，建立了詳細的個性傳略。[80]

　　與心理分析和個性研究相比，認知流派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本方法也是以內(nèi)容分析為主。如霍爾斯蒂對杜勒斯的研究搜集了1953 到1959年杜勒斯涉及蘇聯(lián)的434份國會證詞、答記者問和講話，對其中3584次提到蘇聯(lián)時所使用的詞進行了歸類分析。在完善“行為碼”研究方法時，沃克等人發(fā)展了分析信仰系統(tǒng)和行為碼的“情景系統(tǒng)動詞”方法。其基本方法是從文本中提取出含動詞的句子，分析主語和賓語(及物動詞)或主語和表語(不及物動詞)之間的關系，以及動詞所指向的行動及其程度。通過將文本中的動詞分為合作性( + )和沖突性( - )的言辭和行動，并將每類動詞賦予不同的分值。如懲罰( - 3) 、威脅( - 2) 、反對( - 1) 、支持( + 1) 、承諾( + 2) 、報償( + 3) (中間四項是口頭行為，而前后兩項是具體行動) ，然后再經(jīng)過統(tǒng)計計算測量出領導人的哲學性信仰和工具性信仰。[81] 這些測量方法都經(jīng)過精心的設計，有著明確的操作程序和具體例證。對于沒有經(jīng)過專門訓練的研究人員而言，操作起來較為困難。

　　雖然所使用的概念和個性變量有所不同，但不同流派之間的研究也有不少共通之處。有學者指出，“表面上相互競爭的認知和個性理論事實上是互補的，試圖用一種理論解釋不同的認知行為雖然簡約，但太簡單。他們沒有抓住個性的多維特點，以及多種偶然變量和信息處理所發(fā)生的客觀環(huán)境(的復雜性) ，因此也缺乏對人類行為的整體把握。”[82]如個性流派關注的主要變量之一是領導人對環(huán)境的敏感程度，這與認知復雜程度理論是完全一致的。領導人對決策環(huán)境越敏感，對越愿意聽取不同觀點和不同信息；
反之亦然。在認知理論看來，前一種領導人屬于認知復雜性領導人，而后一種則屬于認知吝嗇者。又如文特以動機為坐標的個性分析框架中以權力為目的的領導人與巴伯個性分析框架中的“主動/肯定型”領導人是一致的；
以成就為目的的領導人則屬于主動/否定型領導人；
以關系為目的的領導人則屬于被動/否定型領導人，因此將兩者結合起來“可以更全面和更好地理解”領導人的個性。[83] 再如赫爾曼對1960至1970年53個非洲國家政府領導人的講話進行了內(nèi)容分析，結果發(fā)現(xiàn)權力動機強的領導人傾向于追求獨立和對抗性的政策，相對而言，以關系為目的的領導人更傾向于執(zhí)行合作和相互依存的政策。[84] 因此，不同流派主要概念和變量之間不僅是互通的而且也是互相支撐的。

　　六、發(fā)展趨勢

　　政治心理學的興起為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均以人性的抽象倫理假定為基礎，政治心理學則從微觀層次對這些基本假定提出了新的思考，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權力、利益、收益等提出了質(zhì)疑，指出這些概念并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與個體的主觀認知過程密不可分。這些在微觀層面上彌補了國際關系宏觀理論的不足，開辟了理解和研究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的新途徑。

　　半個世紀以來，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首先，從事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學者群體大大增加。其次，心理學的各個流派都已應用于國際政治和對外政策研究。第三，心理學概念，如態(tài)度、個性、認知、知覺、信仰、特質(zhì)、風格、圖式、情緒等都已引入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第四，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不僅涉及戰(zhàn)爭、聯(lián)盟、戰(zhàn)略互動、核政策、國際談判、恐怖主義等高位政治領域議題，而且擴大到民族主義、國際規(guī)范、認同、對外經(jīng)濟行為等低位政治領域議題。正如沃克所言，政治心理學不僅研究戰(zhàn)爭還研究和平，不僅研究危機升級還研究國際危機的緩和與解決�！盵85]近年來，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又呈現(xiàn)出四個方面的最新發(fā)展趨勢。

　　首先，最新的心理學成果不斷運用于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研究。其中，神經(jīng)科學對情緒或情感( emotion)的研究成果與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研究的成功結合尤為突出。情緒以往通常被視為理智的對立物，或是阻礙理性發(fā)揮作用的因素。但新世紀以來，情緒及其與理性關系重新成為前沿課題，并取得了新的研究發(fā)現(xiàn)。神經(jīng)科學家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發(fā)現(xiàn)，“情緒和感情的某些方面是理性所不可或缺的。樂觀而言，在決策中，感情為我們指引正確的方向，并使我們能夠正確使用邏輯工具�！盵86]盡管情感對對外政策的許多影響還處于未知狀態(tài)，但可以肯定的是情感會影響信息接受過程，由此產(chǎn)生選擇性的注意傾向。有學者將認同、情緒等因素引入對外政策研究，解釋為什么一些國家堅持發(fā)展核武器，而另一些國家則放棄核計劃，增加了研究的說服力和可信度，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87]

　　其次，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開始與對外政策決策的其他理論模式，特別是理性行為模式逐步結合。這種嘗試不僅拓寬了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領域，而且正在改變對認知心理學“非理性”的誤解。兩種模式結合的突出代表是冷戰(zhàn)結束后興起的多元啟發(fā)理論和前景理論。

　　多元啟發(fā)理論將認知理論與理性選擇理論結合起來，把決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加以研究。第一階段根據(jù)不可彌補和替換原則將一些國內(nèi)政治或其他關鍵問題上不可能接受的選項排除。這一階段認知的過程，往往采取啟發(fā)的方式(在認知上走捷徑) 。第二個階段則是理性選擇的過程。這種模式在認知理論與理性選擇理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力地推動了政治心理學和決策研究，因此近年來頗受關注。[88]

　　前景理論則在繼承和發(fā)展西蒙“有限理性”假設的基礎上，將行為經(jīng)濟學的成果引入對外決策研究。這一理論強調(diào)情勢因素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指出人們對損失和獲益的認識是不對稱的。在面臨收益時，人們趨于規(guī)避風險；
在面臨損失時，則趨于接受風險。這一理論有助于解釋認知偏見是如何影響決策者的信息處理，進而影響對外行為的。[89] 有學者非常樂觀地指出，隨著心理學研究的深入，神經(jīng)科學所取得的進展可能在理性和以心理學為導向的模式之間架起一座橋梁。[90]

　　第三，考察政治領導人個人及其政治和社會群體互動。早期的政治心理學很少考慮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對個人的影響，而只關注對特定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或個性認知分析。秦亞青教授曾指出，“杰維斯的研究避開了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對人的知覺的影響。……他的解釋是，如果相似文化背景中的個人相互之間都會發(fā)生錯誤知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必然會出現(xiàn)類似的錯誤，且其程度只能更加嚴重�！盵91]但是，包括對外政策決策在內(nèi)的許多政治行為都是在特定的集體和社會環(huán)境下做出的。對外決策不僅受到?jīng)Q策小環(huán)境(如決策機構)的影響，而且受到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正如文特所指出的，政治心理學的“研究一方面必須扎根于個性研究的大家庭和社會環(huán)境之中，另一方面必須置身于實際對外政策制定的大環(huán)境中�！盵92]

　　隨著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決策機構特點、社會文化因素對政治人物心理、個性和認知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甚至被認為是不可忽視的因素。[93]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領導人政治行為的比較心理學研究應運而生。[94]2004年，這一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喬治曾寫到：“個性分析應與歷史事件如何塑造領導人和領導小組， 領導人記憶和他們特殊政治社會文化的影響結合起來�！盵95]

　　第四，不同流派之間的融合趨勢更加明顯。邏輯上講，三個流派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經(jīng)歷形成個性，個性影響認知，認知影響對信息的處理和決策。人的個性是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以傳記為背景的心理分析有助于解釋領導人的個性特點，而領導人信仰能否對決策產(chǎn)生影響以及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則取決于其個性。近年來，國際政治心理學不同流派理論出現(xiàn)了更加明顯的融合趨勢。許多政治心理學的著作都會同時借助不同概念、理論和方法以加強對政治人物的研究，而且這些不同側(cè)面的研究總體互相支撐，有力地促進了政治心理學學科的發(fā)展。

　　盡管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和成績，但也面臨著不少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研究層次問題。政治心理學假定個體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主要集中于個體或微觀層次的研究，尤其是對外政策分析和對外政策決策的研究，而在國際體系層次的應用則非常罕見。[96] 個體層次與體系層次的變量如何相互影響和轉(zhuǎn)化，是層次分析方法中始終面臨的問題，也是限制政治心理學應用范圍及其與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話的主要障礙。因此，政治心理學與結構現(xiàn)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等主流體系理論并不在同一個平臺上，尚未展開必要的對話和溝通。

　　其次，政治心理學的解釋能力至今仍然受到許多批評。這些批評意見認為，個人層次的變量只是影響對外政策眾多變量中的一個，是一個“干預變量”和“外在變量”，其影響間接模糊，只有在嚴格的限定條件下才具有重要和獨立的影響。因此，除非研究異常狀況，否則可以忽略。[97] 針對這些批評，國際政治心理學學者認為，對外政策制定者的心理過程屬于對外政策決策研究“黑匣子”中的“黑匣子”，處于影響對外政策一切變量與對外政策結果的中間。正如斯布羅托夫婦所言，外部環(huán)境或因素必須通過領導人的信仰、認識、態(tài)度、個性等構成的凸鏡的“過濾”才會變得有意義，才會影響對外政策的制定。因此，國際政治心理學學者堅持認為，個人層次變量決非“外部變量”或“干預變量”，而“是一個關鍵變量”，忽視這個變量的代價是巨大的，對冷戰(zhàn)預測的失敗就是典型例子。[98]

　　注釋：

　　*在本文完成過程中,ValerieM. Hudson、Stephen G. Walker、Jerold Post、Edward Yi Yang(楊毅) 、尹繼武、劉智勇以及兩位匿名評閱人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意見和建議。作者在此深表感謝。

　　[1]現(xiàn)實主義對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的區(qū)別,可參見劉豐、張睿壯:《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流派辨 析》,《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4期,第116—121頁。

　　[2]Kenneth Waltz, M an the Sate and W 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 28.

　　[3]Ibid. , p. 39

　　[4] Quency Wright, The S 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pp leton, 1955) , p. 433.

　　[5]李巍、王勇:《國際關系研究層次的回落》,《國際政治科學》2006年第3期,第112—142頁。

　　[6]Martha Cottam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4) . 鑒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涉及政治心理學對國內(nèi)政治現(xiàn)象的研究。

　　[7]David O. Sears et al. eds. ,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4, 10.

　　[8]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 p. 49.

　　[9]三者之間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和重疊,近年來還出現(xiàn)了融合和互相借鑒的趨勢。因此,嚴格劃 分流派之間的界限并非易事,本文的劃分方法旨在分析方便和更為全面地把握學科的總體狀況。

　　[10]Harold D. Lawssell,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Viking, 1960) , pp. 65—67; 弗洛伊德: 《夢的解析》(羅林等譯)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11]David G. Winter,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Overview of Research, ”in 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 p. 96, note 1.

　　[12]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8.

　　[13]Calvin S. Hall and Gardner Lindzey,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Wiley, 1970) , p. 68.

　　[14]Harold D. Lasswell,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8) , pp. 39—53.

　　[15]Alexander and Juliet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New York: Dover, 1964 ) ; Alexander George, “Power as a Compensatory Value, ”Th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Vol. 24, No. 3, 1968, pp. 29— 49; Freud and Bulliet, Thom as Woodrow Wilson: A Psychological Study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67) ; E. A. Weinstein et al. “Woodrow Wilson’s Political Personality: A Reapp raisal,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3, No. 4, 1978—1979, pp. 585—598.

　　[16]Frenkel-Brunswick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ies (New York: Harper, 1950) .

　　[17]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7) , pp. 328—334.

　　[18]Ann Ruth Willner, The Spellbind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 7.

　　[19]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3 ) , pp. 34— 44, 71—78.

　　[20]William F. Stone and Paul E. Schaffner,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Sp ringer2Verlag, 1988) , pp. 142—143.

　　[21]Jerold Post and Robert Robins, eds. , W hen Illness Strikes the Leader: The Dilemm a of the Captive King (New Haven, NC: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2]American Ps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el of Mental Disorder (Washington DC, 2000) .

　　[23]Jerrold M. Post, “Leader Personality Assessments in Support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Jerold 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2003) , pp. 39—46.

　　[24]美國中央情報局組建領導人個性分析中心的主要目的是:為總統(tǒng)和內(nèi)閣成員參加首腦會晤和 高層次談判提供支持; 在危機時候提供支持; 協(xié)助情報評估。Jer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p. 61。

　　[25]Jerold M.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 W orl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 ehavior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004) , pp. 265—271.

　　[26]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 em oirs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1982) , pp. 319—320.

　　[27]Robert S. Robins and Jerold M. Post, eds. , Political Paranoia: The Psychopolitics of Hatr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8]Barry R. Schneider and Jerold Post eds. , Know Thy Enem y: Profiles of Adversary Leaders and Their Strategic Culture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 : U. S. Air Force Counterproliferation Center, 2002) ; Jerold M.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 World; 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29]Calvin S. Hall and Gardner Lindzey,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p. 68.

　　[30]個性分析也是心理分析學派經(jīng)常采用的手段,嚴格地說這兩個流派之間存在不少的交叉和重 疊,本文主要依據(jù)其研究個性的方法和研究群體的差異將兩者區(qū)別開來。

　　[31]《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頁。

　　[32]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 orld In Their M inds: Inform 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 aking ( S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 111.

　　[33]Stanley A. Rest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 of Character and Performance in Presidents and Candidate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ory and Method, ”in 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p. 109

　　[34]Gordon. Allport, Pattern and Grow 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 pp. 2—3.

　　[35]瑪格麗·特赫爾曼(Margaret Hermann)與查爾斯·赫爾曼(Charles Hermann)均為美國對外政 策研究的重要學者,都曾擔任美國國際研究學會( ISA)的主席。前者主要是從心理學,特別是個性層次 研究對外政策,還曾擔任過美國國際政治心理學會的主席。后者的研究專長是對外政策的決策機制、過 程和危機處理。本文所引用的成果均為前者。

　　[36]Martha Cottam et. al. eds.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20.

　　[37]Margaret G. Hermann ed. , Leaders, Groups, and Coalition: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 and Process in Foreign Policy M aking,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2001, chap ter 3.

　　[38]Margaret G. Hermann,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Maurice East et. al. eds. , W hy N ations Act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6) , p. 68.

　　[39]Ibid. , p. 57.

　　[40]Margaret G. Hermann,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Maurice East et. al. eds. , W hy N ations Act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6) , p. 63.

　　[41]David James Barber,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 ance in the W hite House (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72) , p. 6.

　　[42]Valerie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lassics and Contem porary Theory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eild Publisher, 2007) , pp. 54—56.

　　[43]巴伯書中并沒有對小布什的研究,但根據(jù)其框架小布什屬于被動積極性的領導人。

　　[44]Thomas Preston, The President and His Inner Circle: Leadership S tyle and the Advisory Process in Foreign Policy M a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5]Robert Emmons, “Motives and Goals”in R. Hogan and S. Briggs eds. ,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1997) , p. 486.

　　[46]Richard K. Hermann, “Percep 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 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 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 pp. 25—26.

　　[47]David G. Winter, “Motivation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Linda O. Valenty and Ofer Feldman eds. , Political Leadership for the N ew Century: Personality and B ehavior am ong Am erican Leaders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 pp. 26—47.

　　[48]M. G. Hermann, “Assessing the Foreign Policy Role Orientations of Sub2Saharan African Leaders, ” in Stephen G. Walker ed. ,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p. 161—198. Margaret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Trait Analysis, ”in Jerrold 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pp. 153—177.

　　[49]Margaret G.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Trait Analysis, ”p. 181.

　　[50]Richard Snyder and James Robinson, N 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cision2M aking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Order, 1961) , p. 164.

　　[51]Juliet Karrbo, “Linking Leadership Style to Policy: How Prime Minister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Ofer Feldman and Linda O. Valenty eds. , Profiling Political Leaders: Cross2Cultural S tudies of Personality and B ehavior (Westport, CN: Praeger 2001) , pp. 81—84.

　　[52]詳細評介參見張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認識視角:理論與方法》,《國際論壇》2003 年第1期, 第39—45頁。

　　[53]Bullock and O. Stallybrass, The Harper D ictionary of M oder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 p. 109.

　　[54]Martha Cottam et. al. , eds.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9.

　　[55]Harold and Margaret Sp 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 an Affairs w 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p. 11, 224.

　　[56]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in James Rosenau ed.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67) , p. 548.

　　[57]Alexander George“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 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1969.

　　[58]有關中國對外政策的研究包括: Davis B. Bobr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 ” O rbis, 9 Winter 1966; H. Boorman and S. Boorman, “Strateg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 ”The Annals, 370 March 1967; Tang Tsou and Morton H. Halperin, “Mao Tse2tung’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Peking’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59, March 1965。

　　[59]Stephen G. Walker, “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 Henry Kissinger’s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21 1977.

　　[60]Stephen G. Walker et al. , “Systematic Procedures fo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Measuring and Modeling J immy Carter ’s Operational Code, ”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42: 175—190; Stephen G. Walker et al. , “Profiling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Jerrold 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pp. 214—245. 國內(nèi)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可參見馮惠云:《防御性的中國戰(zhàn)略文 化》,《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4期,第1—23頁。

　　[61]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 isperception in W 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 28.

　　[62]Vertzberge, TheW orld in TheirM ind, p. 113.

　　[63]Susan Fiske and Shelley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MacGraw2Hill, 1991) , p. 469.

　　[64]Daniel Heradstveit, The A rab2Israeli Conflict: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to Peace ( Oslo: Universititesforlaget, 1979) , p. 79.

　　[65]Vertzberger, TheW orld in TheirM inds, pp. 125—127.

　　[66]DwainMefford,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Back to Snyder for Concep ts and forwar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ethod, ” in Charles F. Hermann, et. al. eds. , N ew D irections in the S 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 pp. 221— 247; Keith L. Shimko, “Foreign PolicyMetaphor: Falling‘Dominoes’and Drug‘Wars’, ”in Laura Neack et; al. 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NJ: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5) , pp. 71—84.

　　[67]Jervis, Perception and M 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26.

　　[68]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W ar: Korean, M unich, D ien B ien Phu, and the V ietnam Decision of 1965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9]Jervis, Perception and M 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22.

　　[70]Martha Cottam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6.

　　[71]Valerie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 pp. 38—39; 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p. 2.

　　[72]David G. Winter, “Assessing Leaders ’ Personalities: A Historical Survey of Academic Research Studies, ”in Jerold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pp. 12—13.

　　[73]DavidWinter, “Assessing Leaders’Personalities, ”pp. 31—32.

　　[74]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 tud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82) ; 中文介紹見張清敏:《小集團思維: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國際論壇》 2004年第2期,第73—78頁。

　　[75]有關中國精英群體對美國或其他國際問題認知的研究就是典型例證。參見David Shambough, B eautiful Im perialism: China Perceives Am erica 1972—1990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Allen S, Whitting,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 Philip Saunders, “China’sAmericanWatchers: ChangingAttitudes towards theUnited States,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Michael Pillsbury, “China’s Percep tions of the USA: A View From Open Sources, ”http: / /www. uscc. gov/ researchpapers/2000_2003 /pdfs/ chinperc. pdf; Deborah A. Cai, “Percep tive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Selected Newspapers of the Peop le ’Republic of China, ”http: / /www. uscc. gov/ researchpapers/2000 _2003 / pdfs/ chinmed. pdf。

　　[76]Rose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1—44.

　　[77]珀文:《人格科學》(周榕等譯)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1頁。

　　[78]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Valerie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p. 55—56.

　　[79]Jerold Post ed. ,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W orld.

　　[80]于沛:《現(xiàn)代史學分支學科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頁。

　　[81]Martha Cottam, et. al. eds.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30.

　　[82]Stephen G. Walker et al. , “Profiling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The V ICSMethod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xtualMaterials, ”conference paper for 1997 ISA.

　　[83]Yaacov Vertzberger, TheW orld in TheirM ind, p. 111.

　　[84]DavidWinter, “Assessing Leaders’Personalities, ”pp. 43—44.

　　[85]Margaret Hermann,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 Study of 53 Heads of Government,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 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 rtificial Intelligence, pp. 53—80.

　　[86]StephenWalker, “Belief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ck P. Harvey eds. , Conflict, Security, Foreign Policy,(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Past Paths and Future D 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2002) , pp. 61—62.

　　[87]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 otion, Reason, and the Hum an B 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 p. viii.

　　[88]Jacques E. C. Hyman, The Psychology of N uclear Proliferation: Identity, Em otion,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2006) . 該書將情緒和認同引入對不同國家核政策的比較研究, 2007 年先后獲得美國國際政治心理學會亞歷山大·喬治獎(Alexander George Award)和國際安全領域的埃德 加·富尼斯最好首本圖書獎( Edgar S. FurnissBook Award for the Best FirstBoo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89]AlexMintz, “How Do Leaders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The Journal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1, 2004, pp. 3—13; David J. Brulé, “Exp 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 ’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Perspectives, Vol. 6, No. 1, pp. 99—113; Eric Stern, “Contextualizing and Critiquing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1, 2004, pp. 105—126. 國內(nèi)有關這個領域最新發(fā)展的介紹可參見韓召 穎、袁維杰:《對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啟發(fā)理論》,《外交評論》2007年第6期,第75—83頁。

　　[90]國內(nèi)有許多前景理論在行為經(jīng)濟學中運用的成果,關于這一理論在國際關系,特別是對外政策 研究中的運用可參見林民旺:《國際關系的前景理論》,《國際政治科學》2007年第4期,第104—126頁; 《前景理論與外交決策》,《外交評論》2006年第10期,第62—68頁。

　　[91]Rose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6.

　　[92]秦亞青:《譯者前言》,載羅伯特·杰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和錯誤知覺》(秦亞青譯)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

　　[93]DavidWinter,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96.

　　[94]Yaacov Vertzberger, TheW orld in TheirM inds, chap ter 4 and 5.

　　[95]Ofer F. eldman and Linda O. Valenty eds. , Profiling Political Leaders: Cross2Cultural S tudies of Personality and B ehavior (Westport, CN: Praeger, 2001) .

　　[96]Alexander George“Preface, ”in Jerold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W orld, p. x.

　　[97]尹繼武:《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應用:進步及其問題》,《外交評論》2006 年第4期, 第101—110頁。

　　[98]Michael Brecher and Franck P. Harvey eds. , Conflict,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p. 7.

　　[99]Stephen G. Walker, “Belief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ck P. Harvey eds. , Conflict,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p. 65; Jerel Rasati, “A Cognitive App 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Laura Neack et; al. 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 67.

　　[100]Rose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

　　來源：《國際政治科學》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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