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各種活動的范圍和地域都得到了擴展。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人都可以依托現(xiàn)代科技進行隨時隨地的溝通與交流。英語是世界通用語言，隨著經濟貿易全球化的發(fā)展單純的語言文學教學已經不能滿足交際的需求了，因此英語的系統(tǒng)化學習成為了熱潮。需要正視的是，當代的翻譯活動大多是跨地域、跨語言的，其過程也是文化和語言溝通的過程。因此，在跨文化語境下對英語翻譯進行研究成為了提升交際質量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全球背景；教與學；翻譯；跨文化語境研究
　　1、翻譯理論與實踐新解
　　翻譯作為人類活動的一個領域，可分出三個范疇：翻譯實踐、翻譯教學和翻譯研究。翻譯實踐的工作基礎是雙語和雙文化能力、百科知識和語際轉換技能，工作方式是源文誘發(fā)的譯文寫作，服務對象是譯文讀者，目的是促成和實現(xiàn)語際交流。翻譯教學的工作基礎是翻譯實踐能力加上教學能力，工作方式是包括講解、示范和批改學生練習在內的教學活動，服務對象是委托人、學生或學員，目的是培養(yǎng)能獨立完成跨文化、語言交際的翻譯人才。翻譯研究的工作基礎是有關語言、文學、文化和社會的理論知識以及對翻譯活動進行觀察和分析的能力，工作方式是對翻譯實踐的各個方面進行理論分析、描寫和闡釋，服務對象是翻譯領域或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理論愛好者和部分實踐者，目的是加深人類對語際交流的認識，揭示跨文化、語言交際的規(guī)律和實質。與這三個范疇相應的人員即譯者、教師和研究者三種角色。這三類角色應當也必須相互溝通。研究者研究的是實踐者的具體工作過程和成果，教師講授的內容也同樣基于他人或自己的實踐，沒有翻譯實踐，翻譯研究無從談起，教學也會淪為空談。
　　Hatim（2001）在談到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時說：“翻譯研究力推這樣的主張：研究不僅是針對或關于翻譯實踐者的，還是實踐者可以做的�！彼�呼吁打破實踐與理論的絕對邊界，提倡所謂自省考辨（self-reflective enquiry），即在實踐中發(fā)現(xiàn)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對當前我國翻譯研究的現(xiàn)狀是具有啟示意義的。
　　但也應該預見到，隨著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發(fā)展，隨著有關文章著述的大量涌現(xiàn)，隨著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拓展，分工勢必會越來越明確。有專攻理論者，也有專事實踐者。研究人員會無暇從事實踐，實踐人員也無意去讀那么多文章和著述。“實踐和理論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實踐家不是理所當然的理論家，理論家也未必就是理所當然的實踐家，實踐家可以成為理論家，但前提是他必須花費與他的實踐幾乎相同的時間和精力去鉆研理論。反之亦然”（王東風，2002）。理論研究人員不應將實踐人員貶為“翻譯匠”，工匠干活其實自有其原則和方略，塑得一篇篇獨具匠心的好譯文，是很了不起的。實踐人員也無須將理論斥為空談，他們其實是以你為研究對象的，他們發(fā)現(xiàn)的東西可能對你有用，你也可以用自己豐富的實踐為他們提供材料，對他們的看法進行批評。應該提倡理論研究者從事些翻譯實踐，也應提倡實踐者撥冗讀一點、寫一點研究文章，在翻譯研究發(fā)展的目前階段尤其應這樣做。但這兩類人畢竟是在兩個范疇內從事著不同性質的活動的。
　　研究者和實踐者是可以溝通的，但他們是兩種角色，研究層面和實踐層面也是兩個不同的范疇。Toury（1995）在談論翻譯研究和實踐的關系時這樣說：“翻譯實踐當然是翻譯研究各個分支的目標層次，但卻不是諸分支的‘實際應用’。這正如說話……并非語言學的實際應用樣：但語言教學或言語矯治倒是語言學的具體應用�！�
　　2、翻譯研究中的跨學科移植
　　被移植的理論在翻譯研究這個受體學科的新環(huán)境中能否存活并發(fā)展是翻譯學科建設的關鍵問題之一。被移植的理論至少要經歷下述兩種適應、演變和確立的過程。首先，要經受更多的翻譯語料的驗證，要經受不同翻譯研究人員從各種不同視角的審視；其次，要經歷與其他植入理論——尤其是從不同供體學科移植來的理論——的互動、合作和體系化的過程。翻譯研究的發(fā)展表明，與翻譯活動密切相關的學科很多，其中不乏有移植價值的理論和概念。這些理論植入翻譯研究領域后絕不能各自為政，互不相干，而必須經歷一個相互影響、融合，逐步形成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理論體系的過程，供體理論的身份漸漸淡化，翻譯學科的內在體系漸漸顯露成型。
　　然而，翻譯研究與供體學科的親緣關系是會長期存在下去的。如何處理好這種親緣關系對翻譯學科的發(fā)展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供體學科的任何新發(fā)展動向都可能對翻譯研究產生新的影響，提供新的營養(yǎng)。而翻譯學科選定某個理論進行移植，實際上也就是對供體學科的某一理論模式或概念的一次實際應用和驗證，也會對供體學科提出某些新問題對其發(fā)展有所促進，并產生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翻譯研究者移植了某個學科的理論，而這個學科的研究人員也對翻譯領域的某些問題產生了興趣，想用自己的理論探索一下。前者是跨學科移植行為，而后者則是對現(xiàn)有理論的應用。應允許這兩種研究模式同時存在，并鼓勵和提倡它們相互交流、交鋒。這將對供體學科和受體學科產生雙贏的促進作用。
　　翻譯研究中的跨學科移植活動，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為描寫和解釋同一類翻譯問題而引進來自不同供體理論體系的一個以上的模式或概念的植入重疊現(xiàn)象。比如，語用學中的預設（presupposition）、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功能語法中的文化語境（cultural context）均可用以描寫特定源語文化成分的翻譯問題。
　　3、翻譯研究的學科間性
　　自從Toury（1995）將Holmes（1988）對翻譯研究領域的整體設想化為一張圖解以來，它一直是現(xiàn)代翻譯研究這門新興學科的最重要的藍圖，盡管有的學者提出過這樣或那樣的批評和補充。比如Pym（1998）就認為這張圖沒給翻譯史研究留下一席之地。隨著這門學科的蓬勃發(fā)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諸多研究范式的出現(xiàn)，學術界對這張圖的描寫和涵蓋力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也出現(xiàn)了對翻譯研究領域分裂趨勢（fragmentation）的擔憂。一個新的認識是：應采取學科間性（interdisciplinary）的視角來審視翻譯研究作為一個自立學科的發(fā)展和其涵蓋范疇（Duarte，2006）。McCarty（1999）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人文資訊學（humanities computing）的學科地位以及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問題。雖然Mccarty所論針對的是人文資訊學的學科地位問題，但他對學科間性的認識無疑具有普遍意義。翻譯研究也是一門新興學科，目前也處于十分相似的境地，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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