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戊戌變法期間，上海有一份著名的《時務報》，它是維新派最重要的輿論陣地之一。 　　立志維新變革的康有為因?qū)掖紊蠒�皇帝不達，相繼組織北京強學會和上海強學會，并靠捐助的經(jīng)費出版《強學報》，但很快就遭彈劾。1896年春，黃遵憲等向康有為提議繼續(xù)辦報，用以“開民智”。在黃遵憲的主持下，汪康年、梁啟超等先后參與籌備。他們經(jīng)多次商議，決定用上海強學會被迫解散時所剩余款及同仁捐款共計兩千余元作為啟動資金，辦一份以“時務”命名的維新派機關報。同年8月9日，《時務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報館初設于四馬路石路(今福州路福建中路)口的南懷仁里，后來遷至大馬路泥城橋東堍(今南京東路西首)。
　　《時務報》雖稱作“報”，實則為旬刊，每期32頁，連史紙石印，外觀如線裝書形式。每期卷首發(fā)表“論說”即政論一至兩篇，三四千字；同時，還辟有“諭旨恭錄”、“奏折錄要”、“京外近事”、“西文報譯”、“西電照譯”等欄目，并常在最后附刊海內(nèi)外學規(guī)章程及新譯書文。該報由梁啟超擔任總主筆，汪康年擔任總經(jīng)理，曾參與編撰的有麥孟華、徐勤、歐榘甲、章炳麟、王國維，熱心于此的還有馬良、馬建忠、嚴復、譚嗣同、容閎等。梁啟超對該報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創(chuàng)辦〈時務報〉原委》中這樣回憶:“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經(jīng)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余亦字字經(jīng)目經(jīng)心。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zhì)，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zhí)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可見，梁啟超不僅是該報的負責人，還任勞任怨地集編稿、撰述、校對于一身。
　　創(chuàng)刊號上，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于國是》一文中，開宗明旨地闡述了辦報目的:“覘國之強弱，則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并指出，“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詳錄各省新政，則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jīng)劃與其宗旨所在”，“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他在自己的這篇新聞思想代表作中，充分認識到報館“有助耳目喉舌之用”，明確提出“去塞求通”的觀點，竭力主張多辦報館。
　　《時務報》發(fā)表的第一篇政論，為梁啟超的《變法通議》，它從創(chuàng)刊號起共連載43期，其中系統(tǒng)地闡述了變法主張，成為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的帶有綱領性的文件。與此同時，該報還刊載汪康年、麥孟華、徐勤、歐榘甲等的大量“論說”，鼓吹設立議院，伸張民權;要求清政府扶持民族工商業(yè)，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這些文章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草野為之歆動”。另外，該報具有副刊性質(zhì)的欄目中還曾登出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的《滑震筆記》(即《福爾摩斯探案》)等譯作，這也受到了讀者歡迎。
　　《時務報》以其驚世駭俗的議論，精辟獨到的見解，深入透徹的分析，獨具一格的文筆，使一些新學士子群相呼應。在維新之聲日益高漲中，甚至一些督撫大臣也飭令官銷《時務報》，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在飭令中說:“本部堂披閱之下，具見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fā)志氣……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門，文職至各州縣各學止，武職至實缺都司止，每衙門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币蚨�，該報的發(fā)行區(qū)域逐漸從沿海大都市延伸到邊遠小城鎮(zhèn)，發(fā)行量起初是4000份左右，數(shù)月后增加到萬余份，最高時達17000份，讀者遍布全國70個縣市。為滿足讀者補購舊報之需要，報館還曾將前30期重新縮印合訂，這大概是我國最早的報刊合印本了。
　　1897年冬，梁啟超赴湖南，但仍遙領《時務報》。由于張之洞橫加干預，沒隔多久報館內(nèi)部矛盾激烈，梁啟超憤而辭職。光緒皇帝下諭將《時務報》改為官報，由康有為督辦其事。然而，汪康年在上海拒不奉命，私將《時務報》改為《昌言報》。于是，深受世人矚目的《時務報》在1898年8月8日，即維新變法尚未失敗之時就�？�，共出版了69期。
　　雖然《時務報》在后期辦報方針有變化，但許多近代史學者仍將其與天津的《國聞報》、澳門的《知新報》合稱為當時“全國維新運動最具權威的三家大報”。該報曾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誠如梁啟超在《〈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中所言:“《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nèi)，數(shù)月之間，銷行至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
　　還值得一提，當時維新派為了開風氣、助變法，大力介紹新思想、新事物、新知識，在政論寫作中不斷進行革新，初步形成一種介乎文白之間的新的報章文體，它以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fā)表的政論最為典型，故被稱為“時務體”，又稱“新文體”、“報章體”。據(jù)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總結(jié)，這種文體的特征是:“縱筆所至，略不檢束”，即筆調(diào)自由，不拘一格，沖破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舊框框的束縛；“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即通俗淺顯，內(nèi)容生動，大量使用鮮活的俗語和外來詞匯；“筆鋒常帶感情”，即感情豐富，頗有鼓動性和感染力。因此，“時務體”曾風行一時，并為后世許多政論報紙所效仿。
　�。�2008年10月23日《人民政協(xi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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