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十分可疑。最終導致民主冷凍主義。 　　一般來說，民主制以外還有集權制，或者說威權制，只要不淪為專橫殘暴的極權，其實也非一無是處，采納和順應民意不是絕無可能。
　　中國古代鮮有民主，卻也有過不錯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成果，沒有民主地處死過蘇格拉底，沒有民主地把希特勒推上臺，甚至還有過對權利的合理制衡，比如唐代中書省(立法)、門下省(監(jiān)督)、尚書省(行政)三權分立，其中門下省握有“封駁”的重權――可審核和駁回君王圣旨。這一類集權框架內的分權，支撐過大漢與盛唐的輝煌，與古希臘民主各有千秋。按錢穆先生的說法：不可以“獨裁”誣之，不宜以“封建”忽之。集權也常常是一種財政成本較低的制度，因為不必依賴民眾決策，民意渠道、社團系統(tǒng)、新聞監(jiān)督、選舉開支、可能的動蕩及其平息機制……統(tǒng)統(tǒng)省了。上個世紀70年代中國的革委會，集黨、政、法為一體，號稱“一元化”，雖有苛政記錄，機構倒是精簡和輕便，耗資遠較今日為薄。
　　隨著人們進入復雜多變的現代社會，隨著政治全能主義的力不從心，革委會當然不靈了――缺乏監(jiān)督、壓抑人才、信息扭曲等積弊，帶來腐敗和低效，常常意味著更嚴重的經濟損失，這就是必須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原因。但問題在于，民主是有成本的，人們在這方面最好多一點實業(yè)家的算計而少一點美容者的想像。世．亡的選舉制度五花八門，智者不必盲目照搬，一定得擇善而從，更要勇于創(chuàng)新。
　　比方，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選民如果對同業(yè)之人比對同地之人更為知情，人大代表是否一定統(tǒng)統(tǒng)得按選區(qū)來產生，就是可以考慮的問題(香港就有部分立法局成員由功能團體產生)。官員如果被同僚部屬而不是被底層民眾更了解，主官副職是否需要經過人大差額選舉，也可以考慮(外國議會對這類副職一般沒有?差額選擇權，甚至不予干預)。民意代表了解下情須制度化地接近選民并月-接受監(jiān)督，了解上情則須制度化地接近官員并月．善于質詢、聽證、調查、研修，都需要一定的工作條件，故代表業(yè)余化是否合理也是個問題(西方國家的議員大多專職化并有經費與時間的保障)。還有行政透明度的提高，新聞真實性的確保，弱勢群體聲音的增強，代表素質的優(yōu)化以及官員“養(yǎng)老安置”功能的逐步取消，對黑金政治以及宗派主義的預防……凡此都需要周到妥帖的制度設計。
　　民主是條長河，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結出新的果實，從來就不是僵死的概念而是生動變化的過程，其無限豐富的內容正等待實踐者們一步步加以補充與延展――包括對人類既有民主實踐中某些弊政的糾正。因此，民主的成功，全靠步步取得社會效益，全靠人們從實際出發(fā)把事情做實與做細。虛有其表的趕潮，神經過敏的背棄，必以窮折騰來消耗和削弱改革的動力。抱著對西方國家只鱗片爪不求甚解的印象，以為選票就是民主的全部，權利表面上交給了民眾，實際上是交給了電路紊亂的政治機器，如果沒有產生造反派式的民主，就必定回到革委會式的集權；如果沒有產生斷頭臺上雅各賓式的民主狂熱，就必定回到隆隆大炮下拿破侖式的集權鐵腕――這無異于疊床架屋，合逸就勞，自添其擾，求進反退，更可怕的是喪失政治信用，在社會生活中徒增離心力，透支更大的社會精神成本。
　　筆者有幸參與過一次差額選舉，作為候選人之一，被廣大革命群眾一舉選了下來。雖然落選很沒有面子，雖然我不相信當選者都比我優(yōu)秀，但差額選舉的真實性仍令人寬慰，比自己備受領導保護然后奉命當選更值得高興。我期待這樣的選舉堅持下去并逐步發(fā)展與完善，至少不要逆轉。
　　事情很簡單：即便你是羅斯福第二或者愛因斯坦再世，是人見人愛的國寶，落選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純屬正常。對于整個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來說，選掉幾個國寶或我等平庸之徒，都不會比粗暴踐踏民主原則更有害。
　　不知民主之短，必不能用民主之長。獨慕民主之形，必不能享民主之實。在這個意義上，對民主的迷信，與對民主的恐懼，形二而實一，都是政治的不文明，是一個國家在民主政治建設初期常見的并發(fā)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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