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10年至20年中，對領導干部挑戰(zhàn)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要學會妥善處置危機。 　　 　　黨的十六大以后，中國逐步構建起更為完備的干部教育體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中國延安干部學院以及大連高級經理學院這“一校五院”組成了中國干部教育的“國家隊”。除此之外，部分高等院校也將成為干部教育的重要基地。2009年，已有10多所重點大學成為首批干部教育的高校基地。
　　構建這樣一個干部教育體系目的是貫徹落實中央大規(guī)模培訓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質的戰(zhàn)略決策。十七大以后，中央先后頒布了干部教育培訓條例和規(guī)劃，召開了全國干部教育工作會議和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一個突出的亮點就是強調將各級干部都納入培訓體系和規(guī)劃中，特別是對重點干部、關鍵崗位的干部培訓更加注重。繼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后對全國2000多名縣委書記進行大規(guī)模培訓之后，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后，又組織全國組織部長的大規(guī)模培訓。60萬村支部書記的培訓大幕也正在打開。
　　日前，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俊就干部教育培訓改革創(chuàng)新等話題接受了本刊記者的獨家專訪。據(jù)他透露，在即將出臺的全國干部教育培訓改革綱要中，將特別重視縣以下的基層干部的教育。
　　
　　干部教育的“浦東模式”
　　
　　《南風窗》：我們注意到李源潮部長最近在闡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任務時，強調要不斷推進干部教育培訓的改革創(chuàng)新。今年3月20日，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以下簡稱“中浦院”)即將迎來成立5周年慶典。回顧這5年的辦學實踐，請問中浦院在干部教育培訓創(chuàng)新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馮俊：是的，干部教育培訓要改革創(chuàng)新是中央領導對我們的一貫要求。2005年3月18日，三所干部學院開學之時，胡錦濤總書記發(fā)來賀信，就要求我們創(chuàng)新培訓內容，改進培訓方式。2006年他視察延安干部學院時，又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提出了聯(lián)系實際創(chuàng)新路、加強培訓求實效的要求。李源潮部長作為三所干部學院院長要求我們不斷推進干部教育培訓的改革創(chuàng)新，既是對胡錦濤總書記指示精神的貫徹落實，也為學院建設和發(fā)展指明了方向。
　　5年來，干部教育的浦東模式初步成型，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時代性和國際性。
　　所謂時代性，就是要關注新理論、新知識、新實踐，用這些新思路、新做法教育啟發(fā)學員的思維、增強他們改革開放的意識，提高他們領導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在培訓方法上，我們把課堂講授、互動研討和現(xiàn)場教學三者結合起來，我們依托長三角豐富的改革開放實踐資源開發(fā)了130多個現(xiàn)場教學點，把改革開放的現(xiàn)場變課堂，把實踐者變教員，把實踐經驗變教材。我們在教師選聘上注重聘請那些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解釋者、政策的執(zhí)行者來授課。讓干過事情、干好事情的干部來培訓正在干事隋的干部。一些知名的一線基層干部，比如江陰華西村的老書記吳仁寶，信訪干部張云泉等也走上了中浦院的講臺，成為了我們的明星教師。我們有些學員既到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過，也到中浦院學習過，他們一個切身的感受就是中浦院的現(xiàn)場加案例加研討的教學方式更適合中國的國情，更緊扣我們時代的要求，更符合干部的實際需求，感到來中浦院學習解渴、務實、管用。
　　所謂國際性，就是要加強對學員國際通用知識以及國際交往能力的培訓，增強他們的國際視野和戰(zhàn)略思維，提高他們協(xié)調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能力。我們的教師有10％～15％是來自外國的政要、著名學者、企業(yè)家或者國際組織負責人，比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南非非國大主席南非總統(tǒng)祖馬、英國首相布朗、美國公共衛(wèi)生部長萊維特等。此外，我們還培訓國外的中高級官員和企業(yè)管理人員。目前已有65個國家近千名外國官員和企業(yè)高管來我院參加培訓。
　　我們這種干部教育的“浦東模式”還在不斷探索之中，還需要不斷完善。5年的實踐也告訴我們，我們的路子是對的。李源潮部長給我們提出的奮斗目標是要把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執(zhí)政黨骨干和國家公務員培訓學院。我們正在朝著這個目標努力進發(fā)。
　　《南風窗》：我們知道中浦院的師資隊伍是“專兼結合，以兼為主”，您剛才提到10％～15％的課程是由國外專家來講授的，那么來自政府政策制定者和解釋者的師資比例分別是多少?
　　馮�。航涍^幾年的積累，我們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500多人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師資庫，到這講過課的省部級領導是200多人次，實際來授課的省部領導人數(shù)大約是150人，其中有些領導授課的頻次比較高，他們是政策的制定者。像國務院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中央黨校等研究機構、培訓機構的領導、專家學者，他們來講課是側重于政策的解讀。再就是政策的執(zhí)行者，包括各個省市的黨政領導、縣委書記甚至村支部書記。省部級領導約占兼職師資總數(shù)的25％左右，專家學者約占1/3，本校的老師主要是進行班次和課程的設計開發(fā)、兼職教師的聘請、教學質量的監(jiān)控，同時還講一些公共課、選修課，他們授課量約占總課時的10％左右。
　　《南風窗》：您對新中國成立60周年干部教育培訓的歷程作過深入研究，以您的研究看，我們可從中獲取的歷史經驗是什么?未來干部教育培訓改革創(chuàng)新的方向和著力點將是什么?
　　馮�。何覀凕h重視干部教育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經驗。事實證明，正是因為我們有了一支善于學習、能夠掌握世界發(fā)展的最新動向、掌握最新管理經驗的干部隊伍，中國才能高速發(fā)展，這是我們發(fā)展的秘訣之一。
　　此外，保持干部教育的開放性也是我們的一個經驗。我們的干部教育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不僅在國內學，也去國外學，只要是對我國發(fā)展有利的經驗，我們都去學，這是以開放性的眼光、國際性的視野來學習，所以我們不是封閉的、保守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中央以全會決議的形式提出要建設學習型政黨，這在世界各國黨的歷史發(fā)展中也是少有的。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干部教育，干部教育對黨的發(fā)展、對中國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作為一個干部教育的實踐者和從業(yè)者來說，我覺得中央提出的干部教育培訓要改革、開放、競爭、擇優(yōu)，這8個字代表著干部教育發(fā)展的方向。
　　就像國民教育要參與世界教育的競爭一樣，我們的干部教育也要參與國際的競爭，我們要讓領導干部享受到最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但是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不是靠幾家教育機構壟斷出來的，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是在競爭中產生的。一方面有黨校系統(tǒng)，行政教育學院系統(tǒng)，還有干部教育學院系統(tǒng)，各個部委還有自己的培訓中心，這是專職干部教育的體系；另一方面，現(xiàn)在有10幾所重點大學成為第一批干部教育培訓的基地，將來還會有更多的高校參與競爭；另外國際上的教 育機構到國內作培訓或把干部送出國培訓，構成中國干部教育改革、開放、競爭、擇優(yōu)的大格局。
　　
　　未來10年群體性事件有可能會呈下降趨勢
　　
　　《南風窗》：有學者認為，未來10年群體性事件的爆發(fā)將成為執(zhí)政的最大挑戰(zhàn)，您怎么看?在應對突發(fā)事件、群體性事件的危機處理方面，我們的干部教育培訓都有哪些重要舉措?
　　馮�。何也煌耆�同意這個看法。時代發(fā)展了、社會進步了，世情、國情、黨情都發(fā)生變化了。社會已經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訴求必然發(fā)生沖突和矛盾，這也意味著我們進入了一個充滿危機和風險的時代，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現(xiàn)狀，也是全世界所共同面臨的現(xiàn)狀。之所以說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全球化時代把整個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小事情有可能演變成世界性的大事情，這是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二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fā)展帶來的風險；三是城市化和高度的組織化帶來的風險；四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持續(xù)增長，我們用30年的時間走過了一些西方國家?guī)装倌瓴抛哌^的歷程�？焖侔l(fā)展必然涉及許多利益的調整，在利益調整中出現(xiàn)風險是正常的。這四個原因交織在一起便容易產生各種風險或危機事件。
　　未來的10年至20年中，對領導干部挑戰(zhàn)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要學會妥善處置危機。危機有很多種：有自然災害、安全生產事故、公共衛(wèi)生事件、群體性的事件等。群體性事件當中也有民族宗教問題、民生利益調整問題。這些問題怎么盡早預防、提前預警，預判，事情發(fā)生之后怎么及時處置，領導干部是需要學習、鍛煉的，因為他們以往可能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事件，沒有這方面的處置經驗，這些事情處理失敗后的學費交不起。我們在教學中運用案例式的教學，把相關的危機處置的情況加以總結、提煉，在短時間之內讓領導干部能夠提升危機處理能力，這一能力的提升對整個領導干部執(zhí)政能力的提高，對整個國家風險的防范將起到很大的作用。
　　從過去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分析來看，我個人有個基本判斷，就是真正是因為對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有意見而引起的群體性事件是極少的，大部分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主要原因是涉及利益調整的問題，是一些地方領導對利益調整、民生問題重視不夠積累的矛盾的突然爆發(fā)，或者說部分領導對有些問題沒有及時發(fā)現(xiàn)、及時處置，積累了問題，有了引爆點后，就會引發(fā)更嚴重的問題或者群體性事件。另外，網絡等新媒體的發(fā)達促使信息傳播更快，使很多問題震蕩、放大，使局部的問題變成世界性的問題。
　　我感到，從總體上來說，隨著黨中央對民生的關注，隨著全國各地對科學發(fā)展觀的深入貫徹落實，前幾年比較突出的很多問題，現(xiàn)在中央已經意識到了并正在著手解決，很多社會矛盾會得到化解，再加上領導干部的自覺意識，群體性事件有可能趨于下降，但不能保證不發(fā)生。
　　無論怎樣，作為領導干部來說，對危機預警、防范的意識，危機出現(xiàn)后及時的處置，危機后的善后工作的安排，總體上要有一個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的意識，干什么事情都從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fā)，從源頭上避免危機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實也證明，在一個地區(qū)發(fā)展當中，領導干部執(zhí)政為民的意識強，基層群眾的疾苦和民生關注得多，那個地區(qū)的群體性事件就少。
　　關于危機處理我想要糾正兩個看法：一是認為當今社會危機四伏，隨時都有可能出現(xiàn)危機事件。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不同意未來10年危機事件會頻繁爆發(fā)這一看法，相反，未來10年，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民生問題的逐步解決，群體性事件可能是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二是我們不要把危機處理看成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去學習一些技能、手段，危機來了就可以化解。危機之所以發(fā)生，從根本上來說，還是一個執(zhí)政理念的問題、理想信念的問題。從領導干部的教育來說，既要教他們怎么處置危機，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們牢固樹立執(zhí)政為民的理念。
　　
　　學會與媒體溝通
　　
　　《南風窗》：無論是公開選拔干部、監(jiān)督用人不正之風，還是提高選人用人的公信度，都離不開新聞媒體。中國的官員卻很怕接受媒體記者采訪。如果沒有常態(tài)的通過媒體與公眾的溝通機制，一旦突發(fā)事件發(fā)生，政府若反應不及時，處置不得當，將失信于民。您如何看待這一現(xiàn)象?
　　馮�。耗阏f到領導干部與媒體的關系，原來我們說“應對”，現(xiàn)在我們叫“溝通”，以往部分干部面對媒體時，害怕、怯場、緊張，更有甚者，覺得媒體就是來找茬的，采取拒絕的態(tài)度。我覺得領導干部要關注民情、輿情。在這個時代，關注網絡、關注媒體是聯(lián)系實際、聯(lián)系群眾的一個重要的途徑，領導干部首先要意識到這一點。以往是不到基層去走一走你就脫離群眾了，現(xiàn)在是不到網上去瀏覽瀏覽，就脫離群眾了。領導干部應該學會與媒體溝通，引導媒體，充分發(fā)揮媒體的作用，把自己的政策、舉措，通過媒體讓百姓去了解，讓媒體成為百姓和政府溝通的重要渠道。
　　當有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如何應對媒體，我覺得有表現(xiàn)技巧性的問題，但更多的是對管轄的領域是否熟悉、是否以百姓的利益為重。如果回答很讓百姓信服，即便表現(xiàn)技巧稍欠缺，也能獲得百姓的理解。如果事事都在你心中，媒體沒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把媒體的應對看作是技術性或技巧的問題，在目前階段，培訓領導干部媒體溝通意識以及應對能力是必要的，我想，再過10年，我們著眼于應對媒體的技巧性培訓就會沒多大的市場了。
　　《南風窗》：世博將于5月1日在上海開幕，在讓世博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世博、世界的世博方面，中浦院確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聽說，有可能在國外場館中設立基層黨組織，您對這件事情怎么看?
　　馮�。涸谏虾＾k世博會對中浦院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我們將會從中獲益。在世博會開幕前，我們?yōu)閰⑴c世博工作的干部培訓危機處置應急處變能力。世博會開始之后，參加世博會的外國政要和學者要到中浦院進行學術交流，中浦院也將是世博會開展民間外交的一個重要平臺。此外，中浦院會充分利用世博展館和最佳城市生活示范區(qū)的資源開展相關班次的教學。例如在我們的城市科學發(fā)展班的學員都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市長，我們會開發(fā)一些世博園的現(xiàn)場教學點，融入我們的教學設計中去。此外，有包括哈佛大學校長在內的中外40名高校校長也將在5月初參加世博會開幕式和參加第四屆中外校長論壇，他們將住在學院。我們也會組織一些交流研討活動，豐富我們的教學內容和形式。
　　如果在世博會場館建立基層黨組織，這將是基層黨建的創(chuàng)新。如果基層黨組織的建立能夠幫助外國場館更好地管理場館，他們就會認可。當然這是一種創(chuàng)新，是一種探索，還有待實踐去檢驗。我希望世博會開完后能總結出基層黨建的新經驗出來。

相關熱詞搜索：直面 干部 風險 干部教育直面風險社會 非學歷教育的社會風險分析 非學歷教育是什么意思